正向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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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之后，中国社会已日趋多元化。最能体现这种多元化的一点是，连那些非常认同官方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人，也时常在论辩中使用多元主义的论调来为自己的辩护——你会看到小粉红以反对派的姿态向对手呛声：“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

这是中国社会当下光怪陆离景象之一斑：一种据称是主流的价值观，其拥护者却在实际行动中承认它已被相对化为多元中的一元，因而本能地采取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但与此同时，它又并不甘于仅仅只是与他者相等的一元，而坚称自己理所应当得到一种特别的尊重与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很像中国对自己国际地位的认知：它被迫放弃了“天下之中”的地位，但内心并不觉得自己仅是万国中的一个普通成员，而自视为一个“大国”。

但最有意思的是，现在还有一种不时见到的主张，认为主流文化理所当然应是“正能量”的，多元也应当是“正向的多元化”——这是排除了主流价值观无法容忍的那些元素之后的“洁版”。换言之，这里的“多元化”是以过滤掉哪些不受欢迎的杂质为前提的。

这是真正的“多元化”吗？当然不是。多元应当是以承认个体的权利为前提的，而不是要求他们必须符合主流价值观，才能容许其存在。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接受“正向本身就是多元中的一元”，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多元，因为“正向”本身不愿意被相对化**。“正向的多元化”其实本质上仍是一元化，最多只是一种“可控的多元化”**。

从这个问题也能看出中国社会一贯以来的特质：就像“中国”这个国名本身所指向的，长久以来中国人所着意的并非是基于不同个体的权利自发形成秩序，而说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来构建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多元”中并不包含“中心”，而被视为“中心”所应维系、掌控的纷繁复杂现实，其存在本身有赖于权威的默许，有时甚至被视为某种特权——这恐怕也是北京的文化生活之所以比上海更多元的原因之一。

本来，中国传统文化是极其多元复杂的，但就像宇文所安抱怨的，如今这种多元却被视为同一种东西：“传统文化”而已。换言之，一致性是建立在对很多重要因素予以排除的基础之上的，而多元化的基本条件应是异质性，但棘手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始终警惕这种异质性的多元化带来的离心倾向，而无法找到新的框架来构建一个自发的多元秩序，最终往往以重申中心告终。

西方社会的多元化，本身是在多元权威的法治框架下展开的，起初原本是精英斗争的产物，因而有人不无讽刺地说“多元主义者的天堂唱诗班的歌声中带有上层阶级的口音”（《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才能将权利冲突宪|法化，顺应后现代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但正如冯象在《政法笔记》中指出的，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伴随着多元化而来的“政治立场和道德价值共识之消解”，因为既然以多元价值为基底，那么“我们便拿不出任何正当合法而又令自己信服的理由，去要求他人改变道德立场”。

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才是真正难以接受的：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去中心化的，因而在一些人看来的自主权利、多元共存，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混乱、失序和社会失范。余英时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中就表达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忧虑：“多元化一旦和极端的怀疑论和虚无论合流之后，便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相对主义，终止失去任何共同的标准，使人不再能判断善恶、真伪或美丑。”

那么该怎么办？于是才有人希望在不打破框架的情况下容纳“正向的多元化”。这其实是德里达所说的那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换言之，**在这个二元框架下，对立双方不是一种对等的平衡关系，而是从属关系，“正向”的“中心”处于统治地位和优先地位，而将“多元”驯化为自己的倒影。**其结果，这种话语中的“多元化”，实际上就相当于说“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可选的事物是已经为你选好的，因为选择的自由以正确的选择为前提。

问题并不会就此解决。在这方面，法国和俄国这两个同样曾经历现代革命的大陆型国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前车之鉴。“在法国历史上，一元的法国一直独霸以至控制着多元的法国，掩盖了法国多元的个别特殊性格，不当地独占了传统历史的焦点”（汪荣祖《史学九章》）；然而在经历了19世纪的社会动荡和维希时期的最后一波反动保守浪潮之后，战后法国已坚定地强调自身的多元开放。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不断强调法国历史的多元异质、甚至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能在法国盛行，恐怕都与这种社会思潮有关。

相比起来，俄国的现代化道路更为曲折。美国记者Hedric Smith在1970年代被派驻莫斯科数年，他敏锐地意识到，已经历了一代人和平的苏联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仍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其结果是他们既向往多元，但却又无法将这种多元合法化，最终转入地下：“在俄国，最生机勃勃、最富有刺激性的文化生活是非法的，因而也是秘密的。这种文化艺术最少受到官方教规的掺杂，最有独到的见解，最不委曲求全，而对于官方文化界则具有最大的威胁性。”苏联诗人纳杰日达·曼杰尔什塔姆的话更为尖锐：“在这个国家里，真正的诗歌都是国法难容的。”

从这些历史上，也能看到我们当下的影子；但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逐渐现代化之后，如何迎接多元化的现实与挑战，历史只能给我们有限的借鉴，却不能指导我们的实践。但有一点大抵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能建立一个真正容纳多元化的框架，那么这种张力将持续存在。

这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仅仅是个抽象的话题，因为未来会如何，最终将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当下吊诡的景象之一，是年轻一代既强烈主张“真实自我”，但却又表现得难容异己——然而事实上，“真实自我”只能在真正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存在。

这是因为，如果每个人自主选择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那么最终势必千人千面，没有统一标准，而不能将偏离视为错误或低劣。当然，也有人说，做自我，但“真实的自我”实在不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现代的“自我”是不断塑造、动态调适的。多元化也许最终无法解决自我的人性黑暗面，但它谋求的可能并非“解决”，而是承认，解决它依靠的是法治框架下，把“人性”转变为“个性”，容许每个人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保有自****我。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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