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氧化二砷治白血病的1979年论文张学院士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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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氧化二砷治白血病的1979年论文张学院士错在哪里

作者：棒棒医生

在最近的第七届抗白血病.淋巴瘤国际高峰论坛上，张学院士又讲了一遍他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医学史研究成果，和他以前讲的几次相比，没有新的东西，他坚持他之前的所有观点。

其中，讲到1979年署名第一作者张亭栋的论文（也是饶毅认为的“里程碑”）时，他不点名地暗示我在这里是“钻牛角尖”，他谦虚地自承不懂血液病，却坚持认为文中12例完全缓解者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M3型。

张院士看过我的系列研究文章，但他为什么拒不改错呢？难道说他真的更具有“历史眼光”？还是确实是我在“钻牛角尖”？

我就再论道论道1979年论文，以史料来证明张学院士究竟错在哪里。

1.1979年论文窃取集体成果的证据。

【证据一】1979年论文90%以上的内容与哈医一院中医科、检验科内部总结材料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增加了两个表格。证明这是集体成果，被张亭栋署名窃取发表。（详见《四与饶毅教授商榷：关于三氧化二砷治白血病，这个算不算实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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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二】同样的论文在1978年黑龙江省中医学术会议上也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署名是中医科和检验科，而不是张亭栋和荣福祥。窃取集体成果，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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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这篇论文确实是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历史上的里程碑，也应该是中医科和检验科的集体功劳，不是张亭栋的功劳，且时间不是1979年，而是更早的1978年。

2.1979年前中国开展细胞形态学诊断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证据

张学院士一再强调1979年中国血液界还没有运用FAB标准，不能对急性白血病精确分型诊断出M3，这是他的想当然耳；他还误以为诊断M3需要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不知道仅仅血液细胞形态学就可以了。

【证据一】1976年和1979年的季刊《哈医大学报（1-4）》合订本中有哈医二院内科血液组的一篇文章《中西医结合治疗41例急性白血病的临床观察》。这篇文章不仅证明早在1973年，哈医二院就能够准确诊断急早粒（APL）；同时证明，哈医二院用ZAP方案化疗治疗急非淋总完全缓解率25%，治疗M3的完全缓解率50%，远优于一院用中医辨证+癌灵+小剂量化疗治疗急粒白的12/55=21.8%，治疗M3的未知（因为没有单独诊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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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二】1979年哈医二院血研室洪宝源的《12例急性早幼粒细胞型白血病的临床观察》单独报道M3的临床观察12例。证明1979年之前早至1973年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县级医院都能够诊断M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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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三】1975年苏州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一篇论文，清清楚楚地分出了M3（早幼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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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三个证据，张学院士还坚持1979年之前无法诊断M3吗？

3. 12例完全缓解的急粒并非大部分是M3的证据

这个证据其实就包含在该文一个表格中，12例的诊断均明确是“急粒”，没有分出M3，因此它的“对M3更敏感”是一句没有依据的空话。张学院士虽然承认自己不懂，但坚持认为这12例大部分甚至可能全部都是M3，只是因为当时的诊断学水平还不足以诊断出来而已。

前面的证据已经证明当时（1979年）哈医一院绝对能够诊断出M3。M3的形态学诊断标准很简单，骨髓中异常的早幼粒细胞≥30%就可以了。而表中数据表明，只有病例3董某芝的早幼粒细胞72%达到了标准，其他的都是原始粒和早幼粒混合计算的，无法判断早幼粒细胞是否大于30%，因此，无法判断是否是M3。其中病例1、2、4的早幼粒均不足10%，则肯定不是M3。这个表格并不难懂啊，认个错就这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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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某芝病例数据造假和可能误诊的证据

从原始病历资料可以确定，上表中董某芝的骨髓细胞学数据涉造假，比如，原粒6%，在原始的骨髓报告单上并不存在，是张亭栋随意添上去的。而这个原始报告单则是一份完全不合格的报告，因为它对骨髓片中的细胞分类计数只有早幼粒一项，其他细胞的分类数据竟然是空白。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出具这份报告单的人不具有血液细胞学的基本资格，并怀疑其分辨血液细胞的能力。

原始病历资料还证明，董某芝仅仅用713小剂量肌注1个月+6-巯基嘌呤单药化疗3天，就达到了“完全缓解”，此后再也没有复发过。根据现有的认知，这是不大可能的。APL用三氧化二砷需要大剂量静滴一个月才可能达到完全缓解，并且需要反复的巩固维持，才能长期无病生存。董某芝的疗效太好了，无法解释。合理的推测是，她压根就不是白血病，而可能只是类白血病反应。

病例资料还证明，张亭栋没有参与董某芝的治疗，因为病历中从头到尾没有他的名字。（详见《张亭栋学术造假的又一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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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上证据结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至为明确的结论：张亭栋1979年的论文是窃取集体成果，论文本身得不出对M3更敏感的结论，同时还涉嫌数据造假。

我坚信，这是铁板钉钉的结论，“欢迎批评”的张学院士认不认呢？

(XYS202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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