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蝙蝠｜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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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蝙蝠的互相伤害。

文｜陈民镇

蝙蝠是动物界的奇葩。

它小小的身躯简直是一个大型病毒库，包括狂犬病病毒在内的一百多种病毒集于一身，俨然活体生化武器。在高度密集的群居状态和长距离飞行过程中，蝙蝠们互通有无，实现了病毒的集散。而出于其特殊的免疫系统和 DNA 修复能力，蝙蝠自己却百毒不侵。

这么一个会飞的病毒库，也给病毒的变异提供了温床。蝙蝠在飞行过程中，代谢率极大提高，体温升至 38℃~41℃，有的病毒被杀死，有的病毒则经受住了考验。因此，能在蝙蝠身上存活的病毒可以说都是病毒中的佼佼者，当它们转移到人类身上时，发烧——这一人类对抗病原体入侵的保护性机制也便奈何不了它们了。

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马尔堡病毒、欧洲蝙蝠丽沙病毒、梅那哥病毒、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SARS 冠状病毒乃至最近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这些令人胆寒、造成人类严重损失的病毒都要追溯到蝙蝠。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感染这些病毒是通过果子狸、家猪、马、单峰骆驼等中间宿主，而非直接来自蝙蝠。此次新型肺炎，大抵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产生的，某种「野味」扮演了中间宿主的角色。

· 这些「野味」的某一种或多种可能扮演了病毒中间宿主的角色

不过近乎无解的埃博拉病毒，则与非洲某些地区的人直接接触、食用蝙蝠密切相关。在许多人看来，吃蝙蝠是相当重口的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蝙蝠长相狰狞。如果了解到蝙蝠五毒俱全，想必大家会更加难以下咽。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便是食用蝙蝠在中国是有着悠久传统的。

吃蝙蝠养生，吃蝙蝠治病

养生与药用，这是古书对食用蝙蝠效用的基本认识。

古人认为，食用传说中的白色蝙蝠可以延年益寿，甚至成仙。

根据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五百岁的蝙蝠是白色的，因为头重脚轻而喜欢倒挂，吃了可以升仙，故亦有「仙鼠」之名。

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 · 内篇》中说，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风干之后研磨成末，吃了可以延年益寿。

东晋郭璞的《玄中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认为百岁的蝙蝠是红色的，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

《太平御览》引《水经》，说交州丹水亭下有个极深的洞穴，里头的蝙蝠吃了可以超凡成仙。

诸如此类的记述史不绝书。在古人的观念中，白色的动物是祥瑞。白蝙蝠是高冷的仙物，「八仙」中的张果老，传说便是白蝙蝠变化而成。因此，食用白蝙蝠有其奇效。

蝙蝠自然不能真的活到五百岁甚至一千岁，但白色的蝙蝠的确存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白蝙蝠（白外叶蝠）便是白色的，堪称蝙蝠中的颜值担当。

· 洪都拉斯白蝙蝠

吃普通蝙蝠，则是因为在中药体系中，蝙蝠及其粪便可以治病。

如吃蝙蝠可以治疟疾。《太平御览》引范注《治疟方》：「蝙蝠七枚，合捣五百下。发日鸡鸣服一丸，乩晷一丸。遇发，乃与粥清一升耳。」

如吃蝙蝠可以治耳聋。现藏法国的敦煌写卷《五藏论》称：「天鼠煎膏巧疗耳聋。」「天鼠」即蝙蝠。

再如吃蝙蝠可以治眼疾。可能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和魏晋时期的《吴普本草》都说蝙蝠风干之后可以治眼盲，尤其是可以增强夜视能力。蝙蝠的粪便被称为「夜明砂」，它还有「天鼠屎」「石肝」「黑砂星」等雅号，据说吃了可以清肝明目，治疗夜盲症等眼疾以及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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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明砂

此外，蝙蝠和蝙蝠粪便据说还有其他奇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 禽部 · 伏翼》中记录了它们的各种药用价值和服用方法。

在个别地区，蝙蝠也被作为一种食材看待，以岭南较为典型。宋人苏轼被贬岭南时曾写下「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的诗句，说的便是岭南人「烧蝙蝠」的饮食习惯。根据一份调查报告，广州常住居民中大概有 5.4% 的人吃过蝙蝠（另一份报告的数据为 8.35%），并不普遍，但也说明吃蝙蝠的现象在岭南至今存在。

全靠名字取得好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蝙蝠虽然偶尔有差评，如曹植的《蝙蝠赋》对蝙蝠的描写就比较负面，但很多时候，蝙蝠是不折不扣的吉祥物。

鲁迅《谈蝙蝠》一文中说：「（蝙蝠在中国有好的名誉）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

由于「蝠」谐音「福」，而且倒悬而睡，有「福倒（到）」的寓意。再加上蝙蝠在小型哺乳动物中属于寿命极长者，最长可达三四十余年，而同等身型的老鼠寿命仅有两三年，它还是长寿的象征。

尤其是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频繁见于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等处，恭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的宅邸）更是用了 9999 只蝙蝠样式的装饰。蝙蝠的通常搭配有：五只蝙蝠指「五福」，红色的蝙蝠指「洪福」，与鹿一道出现指「福禄」，与桂花一道出现指「富贵」，与寿星、寿桃一道出现则寄寓「福寿」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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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福捧寿

由于蝙蝠吃蚊虫，故引申出扫荡奸邪的意义，如蒲松龄写过一首《驱蚊歌》：「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族安群民。」在捉鬼之神钟馗的画像中，常绘有蝙蝠引路。

· 钟馗与「红（洪）蝠（福）」

蝙蝠这种光辉正面的形象却没有给自己带来好运，吃蝙蝠也因此被认为可以去病延年。

与中国相反，蝙蝠在西方的形象一直相当负面。在摩西五经之一的《利未记》中，它就被点名列为「可憎，不可吃」，后来更被视为邪恶、魔鬼的象征。西方文化里的恶龙、撒旦和蝙蝠在形象上同构，女巫和更晚近的吸血鬼也都与蝙蝠有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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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德古拉元年》剧照

不过，也有人解释道：西方人之所以几乎不吃蝙蝠，另一层重要原因在于欧洲的蝙蝠实在太小了。在那些蝙蝠体型较大的地区，如非洲（如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坦桑尼亚等）、东南亚（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屿（如关岛、帕劳等），一些人也多有食用蝙蝠的现象，中国人其实并不孤单。

互相伤害的人类与蝙蝠

非洲许多地区的人都喜欢食用红烧或烤制的蝙蝠，令人胆寒的埃博拉病毒便与当地人直接接触蝙蝠有关。由于蝙蝠是能飞的哺乳动物，一些非洲人认为食用蝙蝠可以获得蝙蝠的力量。正如一些非洲人认为食用大猩猩可以获得大猩猩的力量——艾滋病很可能是在人类与大猩猩以及其他猿类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开始传播。

帕劳蝙蝠汤是世界闻名的黑暗料理（类似的烹饪方式也见于印度尼西亚、关岛等地）。帕劳人认为蝙蝠能吸取草木之精华，故食用它们也便对人有益，通常的做法是取整只蝙蝠与椰奶、香料一起烹煮。

最近网络上流行的一些「重口慎入」的蝙蝠汤照片，其实来自帕劳蝙蝠汤，与中国无关。发布者称其为「武汉名菜」，并杜撰出「福寿汤」的雅号，其实并无依据。

泰国某些地方的人则将蝙蝠放在木炭上慢慢烘烤，或是将它们切碎放入传统的泰式菜品中，认为可以增强男性的性能力（这也是一些国人热衷野味的一个重要理由）。之所以有这样的联想，恐怕与蝙蝠极强的繁殖能力有关。

但再强的繁殖能力，也赶不上人类的捕杀。

关岛狐蝠是生活于关岛的一种蝙蝠，已经灭绝。关岛的原住民查莫罗人向来有食用关岛狐蝠的习惯，但真正令它们灭绝的，还是美军的到来。随着关岛成为美军基地，热带雨林被破坏，狐蝠的栖居地被挤压；关岛狐蝠也不再限于原住民的盘中餐，而成为饭店的特色佳肴。1968 年，世界上最后一只关岛狐蝠在饭店中被食客享用。

关岛狐蝠被认为与一种痴呆症有关，由于关岛狐蝠食用苏铁种子，苏铁种子中的毒素通过狐蝠肉进入查莫罗人的身体，导致查莫罗人患神经退化疾病的概率是全球其他地区人群的 100 倍。在关岛狐蝠灭绝之后，患病的查莫罗人大为减少。关岛的本地蝙蝠近乎绝迹，但食蝠之风不绝，只得从其他地区进口冷藏蝙蝠。

· 逝去的关岛狐蝠

捕杀狐蝠在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同样极为普遍，当地的狐蝠因此濒临灭绝。1998 年马来西亚尼帕病毒的流行，正是由于森林被破坏，一些狐蝠迁移到一座养猪场附近的果园觅食，猪吃了狐蝠吃剩的芒果而感染病毒，继而引起了尼帕病毒在人类中的大爆发。为此，马来西亚扑杀了 110 万头猪。

· 2011 年的美国电影《传染病》，就是以这一现实事件为原型，描述家猪食用了蝙蝠吃剩的香蕉，导致全球传染病的大流行

人类是历次疾疫的受害者，蝙蝠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蝙蝠虽然外形不讨喜，且携带了许多可怕的病毒，但大多昼伏夜出，避居洞穴，极为低调，与人类原本没有多少交集。它们主要以昆虫和植物的果实为食，在森林中授粉播种，对农业生产和森林生态都至为关键，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

通常情况下，蝙蝠可以说人畜无害，我们并没有必要将它们妖魔化。无论是蝙蝠还是果子狸，抑或其他野生动物，「罪魁祸首」这样的污名对它们来说并不公平，它们不应为一些大型的传染病背锅。近年来一些可怕的人畜共患疾病，更主要的原因是人类过度打扰野生动物，甚至捕食野生动物。

参考文献：

[1] 严延生：《蝙蝠作为我国人兽共患病病原储存宿主的意义》，《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2019 年第 8 期，第 677—682 页。

[2] Hu Ben; Zeng Lei-Ping, Yang Xing-Lou, et al., “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 PLoS Pathog, vol.13, no.11 (2017), p.27.

[3] Zhou Peng, Yang Xing-Lou, Wang Xian-Guang, et al., “Discovery of a Novel Coronavirus Associated with the Recent Pneumonia Outbreak in Humans and Its Potential Bat Origin,” bioRxiv, doi: https://doi.org/10.1101/2020.01.22.914952.

[4] 张成菊、吴毅：《广州市民对蝙蝠和鸟类的认识及食用状况分析》，《四川动物》2007 年第 1 期，第 97—100 页。

[5] 周全、蔡月玲、吴毅：《广州蝙蝠与 “蝠” 文化调查》，《广东农业科学》2012 年第 4 期，第 123—124 页。

[6] 陈文龙：《外貌丑陋的夜行动物，竟也是传统吉祥图案的象征》，“中国国家历史” 公众号，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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