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自杀更让人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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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一个老故事。

雍正初年，河北淮镇一带遭遇饥荒。农妇郭六(连名字都没有)的丈夫眼看活不下去，准备出外逃荒。出门前，他对妻子郭六下跪叩头说，父母年老多病，我把他们托付给你，辛苦你了。

郭六颇有姿色，丈夫走后，村里的男人见有机可乘，纷纷拿钱去撩她，但她不为所动，只是埋头做女红，尽力养活公婆。

几个月过去，丈夫杳无音信，郭六眼看撑不下去，将左邻右里请到一起，一个个叩头说：“我丈夫把公婆托付给我，现在我尽力了，再不想别的法子，全家都得饿死。大家如果能帮我，就请施舍我；不能帮，我就卖身了，请大家别耻笑。”

这话一出，全场冻住，接着，一个个悄悄离开。

郭六大哭一场，向公婆告白，然后便挂牌接客。

时间一长，郭六除了将赚来的钱养公婆，还省下一些，买了个女孩。她对这个买来的女孩看守甚严，不让外人看一眼。大家都猜测，她肯定是想将这女孩调教好，吊高来卖。郭六也不辩解。

过了三年多，丈夫回来了。当着公婆的面，郭六对丈夫说：“公婆健在，我任务完成了。”又将那个女孩带来，说：“我的身体被玷污了，若无其事面对你，实在做不到。我已为你另娶了一个妻子，现在也一并交还给你。”

她丈夫当时就惊呆了。郭六说你等等，我做饭去。转身走到厨房，用切菜的刀抹了脖子。

她自杀前有没有留下诸如“你好世界，再见”的话，不得而知。估计是没有的，人到了彻底的绝望，什么都不想留下。

县令亲来验尸，见郭六双眼圆睁，怎么都合不上，知道她心愿未了，就判她葬在夫家祖坟，但将来不能跟丈夫同穴。

不同穴，因为她“失贞”，丈夫应该和她断绝关系；葬在祖坟，表明她仍是公婆的好儿媳。

郭六双眼还是合不上。公婆哭着说：“她本是节妇，受我们拖累，万般无奈才这样。当儿子的，不能奉养父母，把责任推卸给弱女子，到底是谁的罪过？这是我们的家事，不需要你们这些当官的瞎掺和。”

公婆话音刚落，郭六双眼就闭上了。

事发后，乡人对此事议论不一，说什么的都有。

站在现代女权的角度，郭六如此逆来顺受、委屈求全，也是应该被批判的。

以为自己可以站着说话，也就有了不腰疼的幻觉。

先不说她丈夫做出那样的决定有多么自私、无耻，在当时背景下，当一个男人决定独自去逃荒时，当妻子的是不能说不的，因为“夫为妻纲”。

但丈夫走后，她其实也可以有选择：

第一，自己也逃荒去，把公婆撂下不管。

但这么干，等于也是社会性自杀。

第二，就是喝药、跳崖等，以死来脱离苦海。但她对丈夫有承诺，一死了之，一样也会背上不孝之名，死后同样不能葬进夫家祖坟。

几重大山重压之下，郭六选择了最难的，挑起奉养公婆的重担。

刚开始，乡里那些男人用钱来挑她，她不理。其实她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如果靠女红就能养活公婆，丈夫也不至于得出去逃荒。等到尽力了，问心无愧，这时候再选择死来解脱自己，舆论应该不会指责她。

但前面说了，她已选择尽孝，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拿身体换生存。

在这里，郭六陷入了一个道德悖论之中：尽节则不孝，尽孝则失节。

跨出这一步之前，郭六决定穷尽所有可能，向邻里求助。她何尝不知，饥荒之年，各人都自顾不暇，谁还能管得了别人生死。只是，她必须以此来堵住悠悠众口。

果然，面对她的求助，邻里袖手。也怪不得人情冷漠，自家都救不了呢。再说，有救人能力的，说不定都在等着郭六跨出那一步。

郭六，就这么被逼良为娼了。

到这里，郭六其实还是一普通女子，她接下来所干的，才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在出卖肉体勉强维持公婆的饱暖时，她开始为死活不明的丈夫操心了。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洁”，必须为他准备一个“干净”的女孩。等到丈夫归来，完璧归赵，再把自己这“不洁”的身体给了结。

这就让人无法再感动了。

这一步，已超出了“尽孝”的范畴。客观上，她是在帮着那个吃人的男权社会，完成对女性的道德围剿。这种围剿，只能以自杀为结局。

但对于郭六来说，自杀还不是最终结局。

人命案一出，“父母官”出场，连一声假惺惺的“我来晚了”都没有，只是代表官方，给郭六来个盖棺定论。

要知道，死后葬在哪，对于那时候的妇女来说，几乎就是活着的意义所在。“失节”的妇女，不但不能跟丈夫合葬，更不能葬在祖坟里，否则便玷污了整个家族。而被逐出祖坟，则会变成孤魂野鬼，继续挨饿。所以，郭六死不瞑目，就是在等这个结果。

县令给出一个折衷方案：留在祖坟，因为她尽孝了，是公婆的好儿媳；不能跟丈夫合葬，因为她已失节。

如此判决，郭六还是不瞑目。这时，公婆出来说公道话了，就算儿媳有过错，责任全在我们儿子身上，他凭什么敢跟她断绝关系？最后一句掷地有声：“此我家事，官不必与闻也。”

此言一出，郭六才瞑目。

你看，就是如此坚强的女性，命可以不要，名分也不能不要。

故事讲到这儿，别急着感动，我们还是要问：到底是谁在逼良为娼？

淮镇属献县，史料载，雍正三年，献县确曾发生过饥荒。饥荒的规模、持续时间不详，但从《阅微草堂笔记》中这记载，我们可以窥其大概：

首先，郭六丈夫走后，她靠做些针线活就能在短时间养活三口人，说明饥荒程度有限；第二，乡里还有男人用钱来撩她，说明饥荒并不是全面波及；第三，郭六卖身所赚的钱，除了养活三人，还能买一个女孩，同样说明，饱暖思淫欲的人不少，而且货币还能买到粮食，饥荒真的不是很严重。

不严重的饥荒，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人伦惨剧？

《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雍正初年，国库收入还是增加的。而淮镇离北京才两百多公里，在“收入颇增”的情况下，京城附近遭遇饥荒，只要官府开仓赈灾，民众但凡有一碗粥喝，何至于此。

那么，如果朝廷有赈灾，赈灾粮款哪儿去了？如果朝廷不赈灾，往年收的税赋哪儿去了？

这问题一出，郭六公婆那句“此我家事，官不必与闻也”，客观上也为官府卸责了。风调雨顺的年景，百姓用税赋养朝廷；灾荒年，朝廷就该开仓赈灾。发生这样的惨剧，责任首先在官府。所以，官府不是“不必与闻”，而是必须向被他们逼良为娼的郭六下跪谢罪。

巧的是，纪晓岚祖上正是献县望族。这个故事，应该是纪晓岚的祖父纪天申告诉他的，因为故事最后，纪晓岚以祖父的评论作结：“节孝并重也，节孝不能两全也。此一事非圣贤不能断，吾不敢置一词也。”

雍正初年，也就是郭六悲剧发生的时间，纪天申就在献县当县丞(副县长)。县令到郭六家验尸时，纪天申是否在场，不得而知。但史料又载，就在这场饥荒之中，纪天申曾“捐粮六千石，煮粥赈灾”。有可能，那出外逃荒的丈夫，出了淮镇，往东北方向走到纪天申施粥的崔尔庄，就是靠着纪家的粥活下来的。

纪天申大发善心施粥，但对郭六一事“不敢置一词也”，这当然是体制内聪明人的做法。但说此事“非圣贤不能断”，也是一种精明的自我撇清。

要知道，逼死郭六的是腐败的清政府，而帮凶，正是“圣贤之言”。

不过话说回来，郭六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她被逼良为娼，只被定性为“失贞”，这要搁别的年代，你怎么养父母公婆，那是你的事，没人管你，敢卖身求生，分分钟以卖淫罪判你个十年八年，那就生不如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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