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新冠后，我们的姓名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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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上海发现1例本土新冠肺炎阳性患者。3月27日，上海市政府发布通告，以黄浦江为界，采取“半城”轮流封控模式，进行核酸筛查。截至昨日，上海本轮疫情累计感染者已超30万例，上海的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静止”状态。

而在这轮疫情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却非常严肃的问题——这超过30万例的感染者，他们的姓名统统消失了，“小阳人”、“上海小阳人”甚至羊的emoji成了他们的统一代号。

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所有人关注、重视的问题，不管有病没病，把人当人，让姓名回归，而不是一个污名化的代号，这或许才是我们能回归到正常生活的基础。

文｜令颐

01

“小阳人”

上海宝山的一名居民阿如告诉坏姐姐，在她的观察里，刚封城那几天，人们对阳性患者们的普遍称呼还是“中队长”——因为在新冠抗体检测中如果呈现阳性，会有“两道杠”，而如果是阴性，则被称为“小队长”。

阿如第一次看到群里有人这样称呼的时候，觉得这些表达低龄化，但“没有非常明显的歧视性”。

很快，在4月5日上海正式封禁开始后，“小阳人”开始在各个交流群里开始流传。

邻居群聊，互通社区动向，到手的信息简单：“楼上又多了两个小阳人”。有时候，干脆直接发一个羊的emoji。

伴随着“小阳人”的代称越来越为人所知，阿如能感觉到，邻居们对阳性患者的歧视和排斥也越来越严重——有一段时间，社区连着5天要求居民们做核酸，下楼排队的时候，阿如偶尔会听到同小区居民讨论着居委会准备“牵羊”，意思是要将阳性患者送去方舱。

在上海一小区，居民把阴性邻居打成老鹰图标，并用一只羊替代阳性患者。图 / 每日人物

“小阳人”成了居民们避之不及的人，他们居住的楼被称为“阳楼”拍照，他们成了被贴上标签的异类，被所有人监督、甚至监视，因为怕“被连累”，会有人把下过楼的邻居照片发到群里，说“有🐑（羊的emoji）非法下楼活动”。

疫情日渐焦灼，日复一日。大部分人的生活变得扁平，两点一线：居家，下楼做核酸。凝滞的时空交集里，“小阳人”还衍生出了多条“黑话”——

在居委会牵头组建的核酸群里，阿如看到了居委会书记在和居民们闲聊。除了不断出现“小阳人”、“阳楼”这样的字眼之外，还有一些新的词汇。“新羊”是指新筛查出的感染者，“老羊”是指过往检测中发现的感染病患，“羊家”则是确诊患者及其同住的一家人。

让阿如觉得刺眼的是，称呼这些患者、家庭时，紧密连在一起的那个量词“只”——“一只羊家的小孩昨天也阳了”，好像没人会记得，这些不幸意外感染了病毒、身体不适的邻居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和阳性患者联系在一起的量词“只”。图 / 豆瓣

在封闭的小区之外，“小阳人”还有了更多语义上的外延，在网友们的讨论里，他们成了故意传播病毒的感染者，也因此成了社会的对立面，经受着谩骂和诅咒——打开微博，输入“小阳人”、“上海小阳人”，就可以看到大量对于阳性患者的侮辱和诋毁。

4月12日，湖南省邵阳县通报了一例由上海入邵的轻型新冠确诊病例，三天后，这位女性的丈夫也被确诊。消息发布后，网友们开始称这对夫妻为“小阳人投毒”。自此，一些跨省确诊新冠阳性的患者都难免会受到网络语言的抨击，诸如“恨死投毒的上海小阳人了”这样的表达散布在网络世界里。

4月1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明确，除白云区外，广州市中学阶段（高中、初中、中职、中技）各学校于本周三（4月20日）返校，但没想到，复课的决定受到了很多学生的抵触和抨击，并给广州市起了新的名号“阳城”。

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苏珊·桑格塔女士曾身患癌症，她在病中写作了多篇有关疾病及其社会隐喻的论文，并被集结成了论文集《疾病的隐喻》。在书中，她表达过，患癌病人们不但要承受癌痛，也必须要忍受疾病以外的象征意义所带来的压力，而后者则更为致命，因为“它以道德批评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

而在新冠病毒面前，同胞们彼此割席，将一种流行性疾病的扩散理解为主观恶意的谋害行为，而这本身就充满了人们无所适从的恐惧，对于很多患者，这种恐惧甚至要大于对于疾病本身的恐惧。

02

“毒王”

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这一里程碑式的社会学研究中，作者厄尔文·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为人际关系中“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他解释称，“污名”最初是希腊人创造的一些身体符号。这些记号刺入或烙进人的身体内，向人通告携带者是奴隶、罪犯或者叛徒，以此昭告的是：“此人有污点，应避免与之接触。”

在大规模传染性流行病蔓延阶段，民众会对患者采取一系列污名化行为，这在人类社会中并不罕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肝炎大流行的时期，“大肝炎”、“大乙肝”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对于肝炎患者的污名化，加重了疾病的耻感。

回溯20年前，非典肆虐广州、北京、香港等城市，“毒王”就成了称呼非典患者，特别是具有传染性患者的一个代号。

2002年年底，在深圳一家餐馆做厨师的36岁河源人黄杏初因发烧身体不适到河源人民医院治疗。两天后，由于他病情恶化，被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杏初被送到广州治疗后，河源医院曾为黄治疗过的9位医护人员先后有了非典肺炎症状，因此怀疑黄杏初具有传染性。2003年，1月10日黄杏初病愈出院，随后被认定为中国首例非典型肺炎报告病例。出院后，有媒体开始称他为“源头”。

黄杏初在东方村居住过的房屋。图 / 《羊城晚报》

黄杏初确诊后不久，1月28日，广州芳村海鲜批发商周作芬因肺炎入住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后转入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2月8日晚，由于病情急剧加重，周作芬被送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抢救，经过40天的治疗，痊愈出院。

在入院前后，周作芬有21名亲属因他染病，中山二院共30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救护车司机、担架工人、推轮椅的护工无一幸免，病毒传染力极强，人们私下开始称周作芬为“毒王”。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还将“毒王”直接引入标题，发表了一篇名为《“毒王”入津》的社会报道。这篇报道记录了一位54岁的河北籍男子孟茂盛(化名)在2003年4月15日，从北京民航总医院门诊转院前往天津武警医学院，试图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但随后在被确诊罹患SARS型肺炎一天后，不幸去世。

离世的孟茂盛无法知晓，自己在辗转天津三家医院的过程中，不幸成为了那个“超级病毒传播毒王”——他去世后的几天，陪伴孟茂盛的亲属，以及参加过救治、运送孟茂盛的三所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都出现了发烧等症状，无人幸免。

2003年4月，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正在车厢内消毒。图 / 网络

在生命的最后，孟茂盛还是被贴上了一个极具指责、侮辱的称谓。5月9日，天津市市长、天津防治SARS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戴相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将孟茂盛称为“输入型最大“毒王”。

对非典患者来说，病毒的强弱并非他们的主动选择，但“毒王”却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污名化身体标记。病愈后，抛开这些污点的影响，重建生活则是一段漫长的路。

黄杏初没法再回到酒店做厨师，他手机号码变了五六个，买了一顶帽子，上街的时候就把它戴上，不想让人认出他来。他的主治医生黄文杰替他的处境鸣不平：“他今年才34岁，以前一个月的工资有1万元，现在连工作都找不到，人们都把他当瘟疫到处避让。社会这样对他，他为什么不能躲避？再这样下去，他今后几十年的日子怎么过？”

而另一名被称作“毒王”的患者周作芬在病愈后，将自己的海鲜摊档转让给了亲戚，不再抛头露面。面对自己得到的称谓和流言，他选择避开媒体。周作芬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上电视的话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场买趟货，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

在《疾病的隐喻》中，桑格塔女士曾这样呼吁过，传染病绝非道德之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

图 / 《降临》

但事实往往令人失望，周作芬的疑虑都一一上演过：当初，他病愈回家后，隔壁邻居紧锁屋门，防疫站的人说那家人已经搬走了。周作芬有一次宴请自己的主治医生陈燕清，到了他相熟的酒楼，店里的人家认识他，知道他来了，就请他到其他地方去吃，拒绝让他在那里就餐。

当年，时事评论员刘齐曾经引用过果戈理戏剧《钦差大臣》中的著名桥段来说明一个众人心知肚明道理——公民是平等的，你歧视他就是歧视你自己。我们今天歧视别人，明天别人就会歧视我们。

现实中——前两天，阿如家的隔壁楼有一位90岁的老人在血清检测中，查出了抗体阳性，按照规定要被转运走到指定的方舱。老人家被运走的那天下午，阿如所在的几个社区群里没人再用“小阳人”或者“阳人”来称谈论那位老人，大家觉得她很可怜。阿如觉得邻居们终于有了基本的共情：“说不好下一个人就是自己了。”

03

姓名，每个人都有姓名

遗憾的是，非典过后，对患者的污名化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十几年后的新疫情时代，人们依旧正在失去姓名。

更令人不安的是，大众依旧对这种污名化缺乏警觉性，当“小阳人”在网络平台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网友@少女大狮仔 写下了自己的担忧：“每次看到‘小阳人’这个称呼都会一惊，这称呼不但不尊重病患，且有矮化，去人性化的倾向，仿佛这些人已非人类。容易造成歧视，排挤，霸凌一类的次生伤害。语言是基础意识的反映。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意识，意识又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图 / 《降临》

简单的符号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个活生生饱受疾病与污名化困扰的人。“小阳人”以及其衍生出来的种种名称和代号，看似是轻巧的玩笑，实则是一种去人性化的霸凌。

患者们在经受了疾病的折磨之后，还必须要忍受着社会性侮辱。戈夫曼表示“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这无疑是莫大的痛苦。

事实上，在疾病的污名化面前，没有一个人能从中抽身——戈夫曼认为蒙受污名者和常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其说是两极对立关系，不如说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已。”

当人和物都在语言表达中被简单化、符号化，他们便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也产生了更多误解和不切实际的期待。若姓名不自由，则符号无意义。

图 / 《告别语言》截图

和“小阳人”一样，“大白”同时也是在这场瘟疫中去人化的新兴符号，一切都在幼态化。他们既是穿着闷热防护服精疲力竭的防疫工作者，也是随意进入居民家中执法、将狗打死的“护卫者”。白色的外袍使得他们可以不具名、也可以不暴露相貌，同时又被赋予了远超于本份之外的权力——这一切都是极其危险的，对此，作家@廖信忠 曾发声称“并不是穿了这身白衣，将他萌化，一切都正确。不规范化，同样的事只会一再发生。”

对社会的运行来说，疾病确实是一种灾难，但它却不是分离群众，离间群众的武器，也不应该是。而那些污名化的称呼和粗暴的指代只会加重疾病对社会的不良影响，给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带来巨大的身心创伤——在近日的多个采访中，多位来自上海的感染者都表示，相比较病毒，他们更担心自己痊愈回去后的生活，因为他们曾被称为“阳人”，这个刺眼又刺耳的代称和标签，令他们寝食难安。

疫情当下，普通人能做的少之又少，但无论如何，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作“不后悔之事”——不说谎、不作恶、尊重每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把人当人，让姓名回归，而不是一个污名化的代号，这或许才是我们能回归到正常生活的基础。

期待那一天，无论还要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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