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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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国都在下半旗悼念新冠疫情中的死难者，这固然是沉痛反思的时刻，但相信对于武汉人来说，眼下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

灾后重建，需要很多钱，而疫情之下，国库财政收入也受重创，但至少有一个办法，是国家可以不用花钱，却能通过政策杠杆拉动经济、加快重建、同时抚慰人心的，那就是直接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

其实关于“武汉直辖”的传闻、议论，这些年来一直不断，甚至在1月30日武汉封城刚满一周的时候，网上还有人说：“武汉本来有望直辖，现在算是彻底没戏了。”但我觉得相反：现在倒是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的最好时机。

一

武汉在1954年后，逐渐从一个区域中心，衰落成了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但回顾历史就可知：它的影响力天然是超越省界、而至少能统合整个区域的。因此《苦笑录》中才说，1920年代公论，“早认定中国可以建都之地只有四个”，即北京、南京、武汉和广州。

武汉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地当长江、汉江交汇之处，像这样两河交汇处的城市，无论中外，都是天然的向心集聚之处，因为从这个瓶颈就可以控制整个流域的物资。

正因此，虽然湖北早期历史上政治中心在荆州、襄阳之间游移，但到唐宋之后江汉漕运发展起来，“荆吴江汉之冲要”的鄂州（武汉的前身）很快便一度**“总东南贡赋”**。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记载：“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足见明代兴起的汉口镇，在当时就已是整个长江中上游的枢纽。

到了晚清近代，武汉三镇的重要性甚至更为突出。所谓“天下大局，武昌为重”，太平天国无论向中原还是向长江下游发展，均须先夺取武汉；而为湘军出谋划策的胡林翼也强调“宜于武汉设立重镇，东征之师以为根本”，故“通筹吴楚全势，必以武汉得手”。当时破坏有多大，可以从这一简单的事实看出：1850年，湖北全省人口就已多达3300万，但此后整整一百年，湖北全省人口都再未恢复到这一数字，1953年人口普查是2779万，到1964年才增至3371万。

但战争也凸显了武汉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控驭长江中上游乃至整个中南、中西部地区的高度重要性。1861年，太平天国的战事尚未结束，汉口已经开埠，朝廷也加大了对武汉的投入，历任湖广总督必是重臣，许多近代产业、新军、新学校均率先在三镇创设，它甚至是全国内地最早用电的城市（1889年）。

晚清时，武汉三镇已形成这一分工格局：汉口是商业之城，汉阳是制造业之城，武昌是官吏之城。1884年仅上海、汉口、广州三地就集中了全国工人总数的78%（《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到1890年代，汉口已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口岸，湖北则是仅次于江苏的第二税源大省。1903年，武汉三镇共有150万人，而此时重庆才仅有30万人，长沙也不到50万人。到1925年，武汉的金融机构有258家，业务仅次于上海，成为全国第二大金融市场。

颇能体现武汉当时重要性的是，晚清时列强仅在四个中国城市几无例外地都设有领事：广州、上海、汉口、天津。1911年除东北三省之外，商号等外国机构最多的中国城市依次是：上海（643个）、天津（260个）、厦门（240个）、汉口（125个）和广州（102个）；而外国居民最多的中国城市则是：上海（30292人）、天津（6334人）、汉口（2862人）、厦门（1931人）和广州（1324人）。无论哪一项，汉口都是榜单上唯一一个非沿海城市，被当时的西方人广泛称为“中国的芝加哥”，认为它像芝加哥一样，汇聚起整个中西部的资源。

1908年来华的日本学者小林爱雄在《中国印象记》中谈到对汉口的印象：“在衣食住方面，中国比日本还要先进，更接近于欧洲，这让我羡慕不已。”1906-09年间游历中国中西部的日本人中野孤山的说法颇能代表当时人们的普遍感受：“我坚信大清国领土中，汉口是最有希望的港口城市，没有能出其右者。汉口的确算得上是大清国的心脏，掌控着整个疆域的生死存亡。”（《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在当时，这话并不夸张。武汉三镇无论在地理、经济甚至政治意义上，都是全国的枢纽地带，武昌起义在此爆发，绝非偶然；而起义的结果也证明，它确实“掌控着整个疆域的生死存亡”。

二

武汉地位的崛起，意味着当时中西部在全国格局中的位置，以及经济、制造业对整体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强大。正因此，它从一个明清时代跨区域的内地商品集散地，到近代开埠后发展为**内连腹地、外达海洋的中部枢纽，**进而对全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民国初期，人们也都注意到武汉地当全国枢纽的位置，认为“从中国本土来说，一个更合乎需要的系统也许是以汉口为中心的辐射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使汉口成为“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考虑到武汉“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一度定都武汉，这是武汉政治地位的巅峰。9月迁都南京后，武汉仍是“特别市”，但次年1月就改归湖北省辖。1928年也是汉口最辉煌的年景，贸易总值达到3.78亿海关两，相当于1882-1891年间十年贸易收入的总和。1929年6月，武昌、汉口分治，武昌归省辖，汉口为直隶行政院特别市，地位比武昌更高，但到1931年7月，汉口特别市也改归省辖。

对武汉的城市命运产生更深远影响的是世界的变故：1929年10月2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暴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就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感染”了全世界。再加上1931年大水灾，武汉三镇的商业贸易在整个1930年代都陷入萧条。

雪上加霜的是，1935年陇海铁路延伸至连云港、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贯通、再加上沪渝长江直航，这样，原集中郑州由平汉铁路南运之陕豫货物可改道东运至连云港出口；湘粤桂之货物则沿粤汉/平汉铁路径直南下北上，湖南自此更多与广州而非汉口联系；川滇货物也可以不再需要通过汉口转运，而是沿长江直达上海，在武汉“多经不驻”，这都弱化了武汉作为长江中上游和中南地区水陆交通总汇的商业枢纽地位。与此同时，武汉与上海之间的依存却深化了：作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和机制品分销基地，汉口为上海的原料市场和产品销售提供了广阔的腹地，而汉口也始终无法摆脱上海的影响控制。

随之而来的更大打击是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惨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余万，仍未能阻止这一华中枢纽沦陷敌手。战争造成了三重破坏：一是战争带来的人员、物资的损失；二是对外贸易的长江主渠道被切断，武汉成为被隔绝的孤城，进出口几乎完全依靠粤汉铁路转运香港一途，但更致命的是第三点：产业转移。

据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估算，当时武汉原有企业57%内迁，12%受轰炸损失，这还不算因来不及拆迁而被主动破坏的，全市民族工业在数月之内便损失七成以上，其结果是其经济中心地位的丧失：“武汉的工厂内迁，是抗战时期大城市企业拆迁中规模最大、效果最佳的一次战略行动，实际上也是中国当时的经济重心的一次大转移，从而大大充实了大后方的抗战经济实力。”

尽管如此，战争结束之后，武汉仍不失为整个中南地区的龙头。1949年设立军政一体的“中南地区”，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南军区均设于武汉，统辖河南、两湖、两广五省。由于武汉被视为整个区域的中心，直接导致1950年代初大批高校从河南、湖南、广西迁移至武汉，对这些省份的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但也奠定了武汉作为整个华中“大学城”的地位（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

但历史证明，武汉的繁荣，有赖于一个开放的外部环境。1949年后，由于外贸萎缩，1956年武汉海关奉命撤销，这标志着武汉自近代以来“内连腹地、外达海洋”的经济枢纽地位的丧失。虽然1961年的中南经济协作区仍是全国六大区之一，而武汉仍为其中心，但1978年后这一经济协作区也被撤销。

大体而言，1912年以来这一百年间，武汉的命运可以这样概括：它从“中国的武汉”（甚至一度也许是“世界的武汉”），逐步降格为“区域的武汉”，到1950年代后又变为“湖北的武汉”，成了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

但这其实不应该是武汉应有的地位。

三

多少年来，关于“武汉直辖”的呼吁其实几乎没有间断过。1978年以来，率先得到发展的是沿海城市，一度甚至出现“东部开放，西部崛起，中部塌陷”的说法，但为了各区域均衡发展，2004年就已在国家层面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毫无疑问，如果中部要崛起，那武汉是当仁不让的中心城市。

1998年，武汉撤销新洲、黄陂两县，算是国内较早脱离“市领导县”体制的城市，迈出了城市化的重要一步。虽然本地人常常自嘲武汉是“世界最大县城”，但武汉地理位置之优越、发展潜力之大，恐怕无人能够否认。

2002年，联合国发布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系数，并据此预测其发展前景。这一指数综合了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人均GDP、城市规模及基础建设、人口及外来人口、科技创新实力、外商投资额、贸易出口、物流运输、可持续发展环境、国际影响力等10项因素，排出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25个城市，武汉排列第六，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这五大城市，甚至还比另一个直辖市重庆（第八）高出一筹。

就各项指标来说，武汉都可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然不是普通省会城市可比。“世界城市人口”（Demographia World Urban Areas）2018年报告统计，武汉的城市人口在中国大陆排名第9（括弧内为世界排名）：上海2421万（6），北京2125万（9），广州-佛山1996万（12），天津1365万（24），深圳1290万（26），成都1143万（29），重庆887万（42），沈阳-抚顺809万（46），武汉798万（47）。武汉相对较弱的正是近数十年来遭削弱的经济地位：2013年根据人口净流入计算的城市吸引力，它仅列全国第11；2018年全国各城市GDP排名，武汉排名第9。

2013年全国城市吸引力排名

2018年全国城市GDP排名

不过，反过来说，1997年重庆的经济指标衡量也远未达到全国第4的位置，这却并未妨碍它升格为第4个直辖市。至于天津，虽然已经历了长期的相对衰退，我身边的不少人甚至误以为三大直辖市是北京、上海、广州，但它的名号也依旧存在。这都表明，国家确定一个直辖市，是有着多重维度考虑的。

中国原本没有“直辖市”的名目，清末才开始酝酿建立新型的市级政区，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才将少数重点城市从所属政区中单列出来，分为两等：省级的“特别市”（后改称“直辖市”）、县级的普通市（即“省辖市”）。1928年底，全国共设南京（当时的首都）、北京、天津、上海、武汉五个特别市，广州、南昌、成都、西安四个普通市。1947年12月又拟定《直辖市自治通则》和《市自治通则》两个草案，明确将市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和县辖市3种。到1948年全国设立的直辖市多达12个：南京、上海、北平、青岛、天津、重庆、大连、哈尔滨、汉口、广州、西安、沈阳，这其中3个在东北、华北2个、华东3个、华南/西南/西北/华中各1个。

近些年来，很多人都曾提议行政区划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增设直辖市。现在中国很多省区太大、直辖市数量太少（如越南现设58省5直辖市）、分布也不均衡（北京和天津紧挨着，很多大区域却没有直辖市）。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初衷，就是减轻四川的治理压力，同时为了让重庆带动西南发展、三峡库区脱贫，将这个直辖市划得跟一个省一样大。

如果为了三峡工程和西南布局，可以设立重庆直辖市，那么武汉为什么不能升格为直辖市？当然，武汉的一个不利之处是与重庆靠得较近，不过如果是这样，那么天津也不该直辖，甚至成都、南京也不该考虑直辖，武汉毕竟仍是华中的中心。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各省近四十多年的发展，武汉原有的腹地也被瓜分殆尽，如湖南2005年起提升的“长株潭一体化”战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做大做强，与武汉分庭抗礼。

如果武汉直辖，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现有的武汉辖区划出，这是“小武汉”方案（8483平方公里，1060万人），类似上海（6400平方公里，2450万人），以集中发展区域经济增长极为重心。也可以将邻近的鄂州、黄石、黄冈三市划入，这是重庆模式，即划得较大，带动附近较贫困地区（黄冈的人均GDP居全省倒数第二），这可称为“大武汉”方案（3.2万平方公里，2040万人）。后者还有一个好处，即加速隔江相望的鄂黄三城一体化，复制“武汉三镇”的模式，这也是当地长久以来受限于行政分割而迟迟未能实现的。

2018年湖北各地的GDP和常住人口，数据来源：各市年度统计公报

参照重庆直辖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还是能预见，在中国的环境下，一旦直辖，还是能很有效地提升城市治理权限，加速发展，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引擎。这无论对于疫情之后武汉的城市形象重振、市民信心，还是整个区域的“中部崛起”，都是极具意义的。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武汉直辖，那么湖北怎么办？2018年武汉是整个湖北唯一超万亿元的城市，是第二名襄阳的三倍多，占全省GDP的三分之一强，人均GDP则是全省平均的两倍。武汉直辖，湖北势必元气大伤。一如浦善新在《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中所说的：“有条件升格为直辖市的城市多数为省会，如将省会改为直辖市必然会造成省与直辖市之间的矛盾。”

这一点，也早有人料想到了。两年前，网上就有一篇《如果武汉直辖，这3个市将成新省会候选城市，邻省2市将划入新湖北》的文章，假想武汉一旦直辖，荆州、宜昌、襄阳可以成为新首府的备选。从经济发达程度来说，宜昌最佳，襄阳的位置偏北，荆州本应是地理中心，但从人均GDP来看，却属全省经济洼地。不过，这些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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