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同罪、催生三孩、“减碳”刹车…中国“两会”释放了哪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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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既是中国政府进行官方政策宣导的重要工具，也是回应和疏导舆论对一些社会议题强烈呼声的重要时刻。这在一份由中国官媒推出的2022全国“两会”热点调查的公众调研报告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大国外交”和“疫情防控”，这两个过去两年中国内外矛盾最激烈的领域。

参与调研的两万多名网民中，对“你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受如何？”这一含有浓厚官方话语色彩的问题，有54%选择非常强烈，33%比较强烈；对“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你对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整体如何评价？”，有55%选择非常满意，33%选择比较满意。

然而，在跟个人生活更紧密相关的议题上，比如收入、就业、住房、个人幸福感，个体的感受与官方宣传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在回答“与五年前相比，你对收入分配的变化如何评价？”时，有47%选择没有感受到变化。而关于就业，“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是排名第一的需求。在住房保障方面，“调控房价、打击炒房行为”排名最高。在“与五年前相比，你认为自己的获得感、幸福感增加了吗？”这个问题下，只有17%选择了明显增加，而44%选择了有所增加，19%选择没有变化，甚至有13%选择有所减少，7%选择大幅减少。

对于中国大陆的公民而言，安全感的缺乏渗透在方方面面。在“你对国家发展最大的期待是？”一题上，选择最多的是“生育、养老、医疗、就业、教育保障更加充分”。

端传媒为读者梳理6大议题。它们自2022年中国“两会”召开以来备受大陆舆论关注和讨论，同时对大陆公民和国家都将产生持续影响。

2015年5月6日，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障碍的女人在浙江方家村家中的笼子里抽烟。摄：William Hong/Reuters/达志影像

“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延烧至“两会”

3月8日上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两会”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报告显示，2000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14458人降低至1135人，而起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由155人增至328人。这意味着，在过去21年中，中国检察机关对于大量存在的收买方并未提起公诉。

今年年初“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曝光后，中国舆论强烈质疑官方的焦点之一正是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犯罪刑责过轻。“买一名妇女受到的惩罚还不及买保护动物”的说法广泛传播。因此在中国民间和学界中，买卖同罪的呼声甚高。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议案和提案中专门呼吁。

本届“两会”上，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收买被拐妇女和儿童的刑罚最高应该可以判处死刑，以真正形成威慑力。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除了提高对买卖妇女儿童的刑罚之外，还应在全国范围内对未曝光的被拐妇女儿童进行排查，帮助他们寻亲。而针对地方保护拐卖行为和阻挠解救被拐妇女的情况，该人大代表建议，将拐卖新发案件纳入基层政府的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基层政府主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提拔。

另外，学界还对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的罪名提出质疑，认为这一说法将妇女和儿童商品化。有政协委员就此提出建议认为，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应该改为拐卖人口罪和收买拐卖人口罪，以体现刑法对人格尊严权益的保障。另一名政协委员还指出，应扩大打击范围，在受害人被拐卖、收买的过程中，凡是帮助维持、恢复受害人受拘禁、受强制、受侵犯状态的行为，都应当视为拐卖或者收买的共同犯罪行为。而对于被拐卖妇女的婚姻关系认定问题，他表示，基于收买犯罪行为产生的婚姻和收养关系，因为违背法律规定，且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一开始就应视为无效，不产生任何与婚姻和收养相关的权利义务。

女性权益保护成为今年“两会”的热门议题并不令人意外。去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时隔近30年重启修订，就已引发全国性关注。据媒体报导，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意见仅一个月，在该网站上的网页显示就有85221人提出423719条意见，明显高于同时期征集意见的其他法律修订草案。

2021年5月29日，贵州遵义，小朋友在广场上游玩。摄：林振东/端传媒

催生三孩成为新的生育主题

从“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再到“放开三孩”，生育话题在近年“两会”中都是举国关注的焦点。2021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鼓励生育的一系列政策，其中最为关注的是放开第三胎生育和取消社会抚养费等限制措施。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40余年后彻底掉头。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为14.126亿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仅7.52‰，而全国新增人口仅为48万人。这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五年下降，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到今年“两会”，有关生三孩的奖励性议案议案提案也可谓五花八门。比如，有人大代表建议，第三个孩子除九年义务教育之外，再免除高中三年的教育费用，甚至还可以在考大学时实行10分-20分的加分奖励。有政协委员则提出第三个孩子可以免费上幼儿园。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估算，全国家庭0岁-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养育一个孩子到17岁的成本在100万元左右。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里，家庭生育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大多数由女性承担。生育会让需要回归职场的女性面临更大的隐形压力和就业歧视。

而大多数议案提案仍聚焦在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上。比如，更长的产假且男女通用、单独的生育补贴和普惠性的托育服务等等不一而足。

还有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保障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平等的生育权利和福利，以及非婚子女的权利。然而，女性生育权的保障从呼吁到落地在中国仍然前路漫长。作为辅助生殖技术中一个简单环节的卵子冷冻目前尚不被允许。2021年9月二次开庭的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庭审结果至今未出。

校外培训倾覆后校内“双减”难

对于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国父母来说，“双减”政策如同平地惊雷。而对数以万计或大或小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来说，更是颠覆性的冲击。新东方等中国大陆知名教培公司股价和市值应声腰斩，被逼转型。教育议题在中国大陆常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教育改变命运”不仅是官方意识的灌输，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朴素认知和仅有路径。

2021年7月，中国推出“双减”政策。所谓双减是指，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中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72万所，在校生1.58亿人，专任教师1057.19万人。

政策颁布后，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地落实运动。教育部将“双减”作为“一号工程”重点推进，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牵头建立由19个部门组成的“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督促各地成立专门机构。其间，密集出台配套文件高达30多个。各地通过挂牌督学、网上巡查等方式，查处隐形变相违规培训。

据媒体报道，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从原来的12.4万个减少到9728个，比重高达92.14％。然而“双减”政策的直接后果却是，教培行业大量教师失业，公立学校教师负担猛增，家长焦虑不减，为孩子继续寻找改头换面的校外补习班。

今年“两会”议案提案中自然也不会越过该话题。根据不同政协委员调研，高达91.54%的被调研教师认为学校落实“双减”却增加了教师负担。与此同时，“双减”后学校各项评比检查有增无减。大部分教师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个小时，还要应付各项任务和检查，加剧职业倦怠，无暇投入更大精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而这与“双减”政策所期望的减数量、增质量背道而驰。

也因此，对于校外转校内的课后培训，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认为，应该将这部分投入纳入教师绩效考核，给予经费补贴。除了加钱以外，增加教师编制、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也同样被提及。

过激的“双减”政策并未显现出掉头的趋势。教育部在2022年重点工作规划中，仍将“双减”视为重中之重。

2022年3月5日北京，人们站在一个大型视频屏幕，播放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NPC) 开幕礼。摄：Ng Han Guan/Reuters/达志影像

废除“寻衅滋事罪”呼声高涨

“两会”期间，废除“寻衅滋事罪”引发公众热议。被称为“口袋罪”的寻衅滋事罪对社会生活层面影响甚广，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如果被认为扰乱公共秩序，都有可能面临这项罪名的指控。而所谓“口袋罪”正是对概念含混、范围不清的一类罪名的蔑称。

寻衅滋事罪其实来源于流氓罪。1997年的中国刑法中有被学者称为“臭名昭著”的三大口袋罪：社会生活层面的流氓罪、经济生活层面的投机倒把罪、行政管理层面的玩忽职守罪。其中，流氓罪包括“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而任何被认为逾越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都可能被归为流氓罪，最高可判死刑。

流氓罪因入罪标准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乱用、滥用现象。1997年中国刑法大修中，流氓罪被正式废除，被拆解成多个相对明确的罪名。其中，最为学界诟病的就是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包含四种情形：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以及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中国现行《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名人大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中国《刑法》基本原则，要求《刑法》的规范具有可预测性和指引性，但该罪中“随意”“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词语词义模糊，导致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践中成为新时代的“口袋罪”。持相同看法的一名政协委员也表示，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其容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

一篇由中国刑法学界教授撰写的支持文章被广泛转发。其中写道，由于标准不明确，使其随意装人入罪的“口袋”功能超级强大，沦为公权力肆意妄为的伥助工具，支持废除“超级口袋罪”——寻衅滋事罪，让人民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2021年11月7日北京，一名外送司机骑著摩托车经过被积雪覆盖的汽车。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平台经济下被侵蚀的劳动权益

平台经济下的劳工权益保障也在今年“两会”中被广泛讨论。在2021年9月，两篇关于外卖骑手的文章在中国大陆刷屏，引发社会对平台经济劳工问题和新型零工模式的大讨论。一篇讲述外卖骑手如何被平台公司的算法死死控制和影响，另一篇则讲的是外卖骑手在跟平台公司层层外包的劳动关系下维权艰难。

伴随着外卖、快递、网约车、直播等平台经济在中国的迅猛发展，这一类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外界重要关注对象。他们被称为“新业态”劳动者，也被包括进灵活就业人员。据媒体报道，仅美团和饿了么两家主要外卖平台公司的外卖人员数量就高达1200万人，而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数量更是高达2亿多人。基于平台经济的新业态从业者仍在不断增加，但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却迟迟没能跟上。

长期以来，这类从业者通过零工模式为平台企业打工。平台企业以购买劳务的方式支付劳务费用，以规避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支出负担。通过劳务外包协议，平台企业把劳动关系和用人成本与自己切割，由此引发此类从业者维权难的问题。

今年“两会”上，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为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立法，明确与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建立职业伤害保险制度。

2020年9月18日，中国甘肃省华亭县一个煤矿，工人们将煤炭铲到卡车上。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中国式减碳“急刹车”

2021年下半年，中国多个省份出现“拉闸限电”现象，东北地区甚至出现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用电都受到影响的极端情况。粗暴地限电措施与中国“双碳”目标紧密相关。而碳足迹还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光伏和电池等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2020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碳达峰是指中国承诺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在之后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这意味着，中国将用各国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然而，压力自上而下传导之后，出现一刀切式的拉闸限电现象，企业停工停产，影响波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今年“两会”上，中国官方频频释放调整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煤炭大省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富煤贫油少气是中国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3月5日的首场“部长通道”上，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也称，“不搞‘碳冲锋’，也不搞运动式‘减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要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减量替代。

围绕“双碳”目标的提案议案也不在少数，且多为中国互联网和新能源领域中的巨头公司创始人。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百度CEO）、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腾讯CEO）、全国政协委员曾毓群（宁德时代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雷军（小米公司董事长）。去年中国政府严厉整治互联网企业之后，今年“两会”上，曾备受主流媒体追捧的互联网企业老板们已经风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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