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治性抑郁”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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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绿林好汉罗宾 今天食欲还好嘛
今天食欲还好嘛
微信号 jintianshiyuhaihaoma
功能介绍 大家好,我是王食欲。一个小说作者,一个没有职称的编剧,一个在豆瓣上逗大家开心的段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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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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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
政治性抑郁吗?
“Election depression” has turned into
the more chronic “political depression.”
本文授权节选自豆瓣网友@绿林好汉罗宾的日志。原文阅读地址:
https://www.douban.com/note/776215669/
△ 本文作者:绿林好汉罗宾
始自今年春天的抑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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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开始后,我第一次向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
因为失眠的问题,我和我的咨询师会每周视频通话一次。在第一次通话时,我们决定将咨询目标定为帮助我停止焦虑、尽早入睡。我向咨询师描述了我焦虑的原因,告诉她:我每晚睡觉前都对未来充满忧虑,认为我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更无法改变社会。
其实有时候我会责怪自己为什么情绪低落。我的家人身体健康,并且都陪伴在我身边;我的家庭条件不太需要我操心购房购车等人生大事;我目前的职业发展顺利,甚至在2020这个经济下行的年份,我居然“逆风翻盘”了。按理说,我没什么好焦虑的。我不配焦虑。但每到晚上12点躺下,我就要在黑暗中闭着眼等待五六个小时才能顺利入眠。这五六个小时里,我思绪飞驰,从美国大选焦虑到非洲难民,从WHO焦虑到影视审核。对世界的惊恐以及对未来的失望,让我胆战心惊。
又可笑又难过。
我的咨询师问过我,你是否尝试去改变过世界?我认为我尝试过。我在境内外都做过长期的志愿者,也每个月定期通过慈善、捐款等各种方式尽绵薄之力。我在我的职业领域里也进行过价值观层面的呼吁。希望引起大家对贫困、资源衰竭、动物保护、女性主义、儿童难民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视。
可是,我的付出并不能每一次都得到正向反馈。
我在境外做临终关怀志愿者时,好不容易改善了一位年长女性的贫困生活,可等我离开后不到一个月,她就因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感染而离开人世。
我为某珍稀动物保护机构做免费的公共关系咨询,但却在对方的年报中发现了大量资金浪费和疑似贪污的现象,与此同时,他们所“救助”的大型野生动物居然生活在狭小的笼子里!
我在东南亚女性权益中心做数学老师,我48岁的女学生——一位受人尊敬的单亲妈妈、一位即使下暴雨也上课从不迟到的大龄学生,居然只因无法借钱给她的哥哥,而被哥哥打断了腿。你们能想象到我半夜赶到她家,看着她肿着一条腿,她的两个孩子躲在她怀里痛哭时的情景吗?
我大学时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做侍酒师,一个菲律宾女同事因害怕回家被自己的丈夫殴打(她算是被自己丈夫从菲律宾“买”来的),问我能不能借她沙发住两天。我怕我窄小的居室会让她感到不适,就自费为她开了酒店房间,但却在酒店前台被她跟踪来的丈夫打了一拳。我们报了警,她丈夫虽然被拘留了三天,但三天过后,我的同事还是不得不为了签证回到她的丈夫家……
我从小就喜欢罗宾汉,常向朋友们自诩我的梦想是做绿林好汉。可你们见过像我这样失败的“好汉”吗?——我对世俗世界的期待越来越低。
咨询师听完我的叙述后,也沉默了片刻。我知道这么多“负能量”肯定对她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说不定在我们咨询后,她得花更多的费用去向她的咨询师倾诉。我感到愧疚。不过,我的咨询师还是非常专业地告诉我,我可能有“政治性抑郁”,然后,她向我介绍了“政治性抑郁”的概念。
什么是“政治性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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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抑郁的定义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DEPRESSION
“政治性抑郁”是一个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Dr. Robert Lusson 提出定义的抑郁症临床表现。目前“政治性抑郁”的临床症状已经被美国心理学会(APA)所承认。罹患政治性抑郁的病人会经常伴随悲伤、空虚和希望渺茫的负面情绪及思想。而这些情绪及思想的起源往往来自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
当我第一次听到“政治性抑郁”这个词后,我的很多来历不明的糟糕情绪都似乎找到了源头。我作为一个个体,一直在试图去改变一些社会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灾难。但这些灾难确实很难被个人解决。我不是埃隆马斯克,也不是马丁路德金或者圣雄甘地,我对社会的干预权限没有他们那么大,但我却梦想要做一些就连他们也无力改变的事情。我改变不了资本主义,我改变不了政治审核,我改变不了不公正的法律。每一次不得不打开VPN,每一次看到黑人被白人警察强杀,每一次在职场上看到女性和同性恋同事被无故打压,每一次当我为了满足“网络社区管理条例”而不能好好讲中文,非要用拼音来代替我要说的话……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我离放弃我的人生就近了一步。
有人会说,你不就是个愤青么?我不配称自己为愤青,因为愤青起码还会愤怒。我连愤怒这种情绪都没有了,我只剩下绝望和抑郁。
时间长了,我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如何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了。毕竟我曾经所做出的尝试全都以失败和沮丧告终。在几次从自杀边缘将自己勉力挽回后,我只想尽快治疗我的抑郁症。哪怕抑郁无法治好,我至少也要学会如何与这种负面情绪共处。经过我和咨询师的多次讨论,以及我自己对心理学进行的一系列research,我暂时选择了“叙事疗法”。
叙事疗法属于后现代心理治疗的一种常见方式。它关心的是人类行为的故事性。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她有什么故事背景?他们一家为什么要移民?为什么选择炒股?我为什么感到悲伤?叙事心理学旨在通过寻找一种叙事框架,来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一种意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岁的董存瑞为完成过世战友炸暗堡的任务,而在隆化县城的前线死亡。”——这是一句新闻式的事实描述,董存瑞死亡的意义被低叙事性的文字消解了。这种叙事方式所提供的是“客观”和“直接”,但并不为董存瑞的自杀式行为提供过多的“意义”。可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将这句话变成:“隆化县城硝烟四起,董存瑞看到他的战友倒下了。战友身上背着炸暗堡的炸药包。董存瑞知道,只有那座暗堡倒下,隆化县才能得到解放。思及此,他冒着枪林弹雨冲了过去。团长在他身后呼喊,似乎不愿这个连姑娘的手都没拉过的19岁少年,惨死在战场。敌人的子弹打进他腿里,可肾上腺素让他感受不到一丝疼痛。他高高举起手中的炸药包,拉下了引绳。这一刻,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为了新中国,前进!”——在这段话中,董存瑞作为一个人物角色,就立体鲜活了起来。他对暗堡的自杀式袭击也赋予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心理意义。在这段话中,叙事心理学既解构了“死亡”在传统观念中的消极意义,又重新结构了董存瑞之死的生命价值。
如果我是董存瑞,我肯定更愿意接受后者的叙事方式。我虽然做的都是“炸碉堡”这同一件事,但后者显然让我的生命更加有意义,让我的行动更加有价值。
那么,把叙事疗法运用到我个人的“政治性抑郁”上,我该如何剖析我自己?如何觉察和内观呢?
我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社会学研究对象来观察。追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试图从中寻找出政治性抑郁的可能来源事件,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叙事这个事件,看看自己是否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针对我自己的叙事疗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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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参加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是在我上初中时。我们学校正在进行学生会会长的评选活动,而我打算参加竞选。我当时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和前任学生会长关系不错。为了竞选成功,我决定请前会长吃顿饭,让他帮我做一些背书和拉票宣传。前会长和我不过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而一所中学的学生会也无法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并不把这顿在必胜客的放学后晚餐当成什么“商务饭局”。但实质上,这就是一次我们模仿成年人进行的有招待甚至贿赂目的的饭局。在前会长的鼎力相助下,我成功赢得了竞选。
但胜利没有带给我任何快乐,反而造成了幻灭感。当初同我一起竞选的对手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女生。在各方面她都比我优秀。但她在校园内过于安静和谦逊,不像我一样喜欢在篮球场上闲逛炫耀、吆五喝六、到处请同学们吃饭。她的落选让我模糊地意识到群众在选票方面的盲从,以及独立思考在背书式权威宣传面前的脆弱。
获胜之后,我对这种政治投机行为开始甘之如饴。我把这个习惯带到了高中。上高中时,我们班里有一位不招人喜欢的团支部书记。她或许有她性格方面的缺陷,但在工作上,她从来没有出现过纰漏和问题。在高二重新选举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出于恶意的目的,非要和她竞争做团支书。我在讲台上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开了各种不恰当但大家却是被逗笑的玩笑。我和认真准备了演讲稿的她完全相反。但同学们全票投给了我。
这个结果在我预料之中,我既恶心自己,又瞧不起那些投票给我的同学。仿佛他们的选票很容易被操纵似的。这个思维跳出来之后,我又立刻厌恶自己的高高在上和傲慢。
团支书当得我十分不愉快。每到半个学期我就辞职不做了。而且从那以后,我也不再参加任何集体选举活动。
第三次与政治相关的事件来自一次约会。是的,我相信生活中处处都是政治,就连约会也是。我的约会对象小A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旁敲侧击了我的经济情况。家中房子有几套、我开的车是贷款买的还是全款买的、我的工作收入、我父母的学历……我其实很清楚A问这些问题的目的,但我难以接受如此赤裸裸的交易。性别和资本的缠绕,让我很难相信有灵魂上的爱情。
在两性不平等的条件下,女性受到剥削也不会让男性好过的。当男性抱怨女性过于“物质”时,我们需要反思自己,其实正是你——男性,为她们的身体贴上了价签。更有甚者——我指的是一些投机倒把的男性——居然偷偷学会了转换思路,将自己包装成“女性主义者”,声称要做“全职主夫”,然后进一步剥削女性的家庭及社会价值。
我一直没能拥有过一段严肃的亲密关系。我不认为在两性没能平等之前,我可以拥有一段健康、愉快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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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贫困&女性权益
我还记得我去东南亚那个女性权益中心做教师时,临出发前,志愿机构给我发了邮件,请求我为当地妇女带一些卫生巾。
我网购了一千多块钱的卫生巾,结果送来后数量才不过四十几包,连一个大号行李箱都装不满。等我带着这些卫生巾来到东南亚小国时,当我把它们递给当地的女孩时,我产生了一种痛苦的情绪:
连卫生巾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女性,男性又要如何不带有剥削性质地与她们恋爱?
乐观主义的陷阱
THE TRAP OF OPTIMISM
诸如以上三个事件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不再一一枚举。我需要喘口气,然后寻找一种其他的叙事系统,让我重塑自己眼中的世界。
在这个一切意义都被消解的时代,我很难重新结构我的价值体系。既然没有什么“传统文化”或者“摩门教式的规范化信仰”可以打动我(或者换言之“欺骗我”),那我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地解构自己和解构意义。
我将承认民主是荒谬的、自由是不可期待的、资本主义在我有生之年是无法被取代的、我们所处的时代配不上这个时代的智者。我也不会再去尽我所能唤醒毒气室里沉睡的或是装睡的人。因为清醒后,人类会面临更大的恐惧与挫败。
一言以蔽之:我将停止在这个体系内与体系本身进行对抗。
——这毫无意义。因为我没办法逃出时代的毒气室,我甚至不相信眼下的状况在几个世纪后就能有质的改变。毕竟,在机械化大复制与大生产的年代,我们拥有了相比奴隶制度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又与几万年前原始人类的丛林法则有何区别呢?
这时总有一些被乐观主义毒害的人,会跳出来指责我:你太悲观了!你还不够努力!你应该更努力地改变社会!——我想向这些人回答,在当下的叙事系统内,你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打破这个系统。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创造出来,所有理念仍旧是按照体制的游戏规则进行的反抗。而这些反抗就会使你落入无限递归的乐观主义陷阱。正如叔本华所说,乐观主义是一种生活意欲的自我赞扬。它是有害的。就连一些述说真相的宗教理念,也被别有用心的政客、主教包裹上了乐观主义和二元论价值观的糖衣。但本质上,如果正确理解很多宗教,例如基督教和佛教,你会发现他们是在深刻地揭露乐观主义的谬误。说到这里,又会有人站出来说:你太极端了!世界没有那么糟糕,你应该中庸一些!——非常可惜的是,中庸并不是一种智慧,而是一种讨好的狡猾。它会磨灭独立思考者的信心,反而会让我们缺乏包容心、变得狭隘。
那么,如果我不去反抗现有的体制,我就能获得平静吗?——不是的。我不去反抗体制并不意味着我屈服于这个体制。而是说,我要跳出这个体制,用“更独特的方法”来理解世界。这样才能消除恐惧感和挫败感。——正如我先前所说的,我要更换一个“叙事框架”来重新向内观察自己,并向外诠释世界。在我看来,这个“更独特的方法”或者说我要更换的“叙事框架”,恐怕不能再是研究世俗世界的学说(例如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而应该是追求更加形而上的哲学甚至宗教系统。
阅读叔本华→东方佛教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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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SCHOPENH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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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外留学时,在哲学史课程上学习过一个有趣的模块,叫做“东方佛教与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这短短一个学期的课程模块显然让我称不上是什么“叔本华专家”或者“佛教研究者”,但在阅读叔本华和佛教经典的过程中,我得到不少启发。
叔本华提出:“在这个世界中,惟有痛苦才是唯一真实的东西,而幸福不过是痛苦暂时的缺乏,不过是欲望与无聊较为迅速的交替。”我认可他的理念。因为我的个人体悟正是如此。佛教中有一句话叫做“诸漏皆苦”,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所谓“漏”即是“情感的泄漏”。一切有漏的情感其实都是痛苦。因此快乐也是痛苦的一种。想要真正摆脱痛苦,叔本华结合佛教及婆罗门教的教义,提出了三个解决之道:艺术、禁欲与自杀。
我们先来谈谈自杀。比起生命,我更看重死亡。因为死亡将带来无尽的可能,而生命只有不断走向死亡——这唯一的结局。因此,只要这个人不是因为心理疾病或尚处于蒙昧状态而自杀的,我都不会阻止他/她对死亡的尝试。毕竟,人的一生就是被希望短暂欺骗之后,一头扎进了死亡的怀抱里。如果意识到希望在欺骗你,而你又无法建立新的价值观、叙事系统或者寻找到能麻醉自己的办法,那么死亡不一定不是一种更有希望的尝试。
如果我们克服不了死亡的恐惧,那么麻醉自己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叔本华就此提出了“艺术”这个解决方式。我们去看一场演唱会、去听一场歌剧、去享受一部电影……当我们陶醉于艺术当中时,我们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的痛苦。这在我看来就与烟、酒和毒品一样,是一种有效但却十分短暂的麻醉。我本人从事的就是艺术行业。这给我带来了许多逃离当下世界的喘息机会。可是,一旦我从艺术作品中抬起头来时,我发现我仍旧生活在毒气室中。我当然可以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艺术的沙堆中,静静等待死亡的突然而至。
可是,自我蒙骗和装睡又有什么区别呢?
禁欲。这是我曾经追随的一种解脱方式。我几乎像古印度的僧侣一样严格要求自己,我维持绝对素食多年,并每日只吃两餐,甚至日中一食。我不购买奢侈品、不购买多余的衣物长达两年。甚至,我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戒断了自慰(更不要提和别人上床了),反而用冥想来代替。我的家人认为我疯了。我的朋友则把我当成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些“苦行”在去年停止了。
我悲惨地意识到,单凭我的智识能力,我根本无法从苦行中得到顿悟。痛苦的根源与肉体无关,它来自内心,世界知识我的表象。禁除肉欲并不能消解内心的痛苦,自然也无法让智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升华。只有消解内心的意志,才能随着意志的取消,而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没有意志,没有现象,才没有这个世界和世界表象所带来的一切存在的痛苦。正如《金刚经》中所说:一切有为法,皆为梦幻泡影。
我清醒得还不够。
只有当我把“我”这个字彻底破除后,才算真正的清醒。
“破我执”将成为抵抗“政治性抑郁”的全新叙事框架和最终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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