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抗疫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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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边控、筛查、隔离三方面的措施相对温和，收效究竟如何？

Shinzo Abe speaks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ial residence in Tokyo on April 7.

Photo: Tomohiro Ohsumi/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30 多岁的日本妈妈 Emi 养育着四个男孩，她在 2 月下旬遇到一次危机。9 岁的大儿子连续发烧四天后，担心儿子感染上新冠病毒，她按政府指示致电咨询中心，不料却被告知：「检测对象只限于有中国访问史以及与阳性患者有接触的人，请带孩子去小儿科。」

Emi 带孩子去医院后被确诊为肺炎，医生和保健所却拒绝给孩子做新冠病毒的检测。而幼儿园却因不能证明大儿子没有感染新冠病毒，请 Emi 不要带在同一所幼儿园入学的三子和四子去幼儿园。所幸，最终 Emi 的大儿子在 10 天后被确诊为支原体肺炎。

在日本，为了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社会经济面的冲击，集中医疗资源治疗重症患者，针对新冠病毒的检测门槛很高，政府鼓励「轻症者自行居家隔离」。不过，这种依赖「自肃」的抗疫模式至今在日本取得不菲成效。作为最早出现疫情的国家之一，日本本土的日新增确诊病例不曾上三位数。截至发稿，除去「钻石公主」集体感染事件，日本本土累计 1399 例确诊病例，47 例死亡，死亡率 3.3%。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进入第三个月，各国截然不同的抗疫措施相继经历考验。中国壮士断腕式的「封城」打法从结果上看来已基本奏效；新加坡严防输入、严堵传播的精准打法受到国际普遍好评；韩国集中防控集群感染，扩大检测规模的打法亦为曾一度失控的疫情踩下急刹。美国、欧洲等国初期以「缓解」为主、限制检测规模和收治范围的方案，目前已导致这些国家疫情呈愈演愈烈之势。

与欧美等国同样采取「缓解」定调，严格限制检测标准和收治范围的日本，在 2 月经历了「钻石公主」号上大规模集中感染后，至今没有像外界预测的那样在本土范围内大规模暴发，格外引人注目。

日本是中国境外最先发现首例确诊病例的国家之一，在 1 月 15 日便出现了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也是继泰国外中国境外的第二例确诊。两周后，日本境内便出现了人传人的社区传播现象。

2 月初，一艘暴发新冠疫情集群感染的国际邮轮将日本政府的疫情应对方式推向风口浪尖。这艘载客共 3711 名的邮轮在海上封闭式隔离 14 天后总共确诊感染 712 人，感染率高达 19%。专家质疑日本政府组织的隔离检疫措施防疫效果不足，可能导致隔离期间在邮轮内部发生进一步交叉感染。

同期日本本土的疫情发展缓慢，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基本维持在个位数。直到 2 月底开始日本每日新增病例数维持在双位数增长后，本土的抗疫战似乎才正式打响。「最小化疫情给国民生活和经济生产带来的影响」，是安倍政府此次抗疫政策的核心，几经调整后，日本的抗疫策略最终确定为尽早发现聚集性感染、轻症者居家隔离而集中治理重症者、让居民尽量减少出门。

自 2 月中旬以后，以东京、爱知和大阪等大城市为主，日本各地开始出现小规模集群感染，疫情表现最为严重的则是冬季旅游胜地北海道。在疫情迅速升级期间，北海道当局果断先人一步出台停课政策，再宣布「紧急事态宣言」要求民众居家隔离，疫情及时得到遏制。

继北海道之后，日本人口最密集的首都东京成为感染源头不明的病例比例最高的地区。3 月 24 日，东京奥运会明确延期一年之际，原本疫情在慢慢扩大的东京突然出现了变化。23 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首次提到必要时东京「封城」的可能性；25 日，召开紧急记者会警告东京出现「感染暴发的重大局面」。因东京感染者暴增，安倍政府 3 月 26 日根据特别措施法成立「政府应对总部」。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表示疫情「蔓延的可能性很高」。

日本这种平衡防疫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打法是如何在疫情暴发至今的两个多月内看似奏效的？日本离疫情大暴发还有多远？

「钻石公主」号初考验

日本在 1 月 15 日就发现了境内的首例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是全球第二例确诊的中国境外病例。该病例为一名常住日本的中国公民，曾于 1 月初从武汉返回。发现首例确诊病例后，日本政府当晚就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立了情报联络室，开始从不同政府机构收集相关信息。

紧接两周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人传人的社区感染。首相安倍当日在内阁会议上将新冠病毒定为《感染症法》中的「指定感染症」，旨在依法强制患者住院隔离和限制其就业，感染者的医疗费用则由日本政府承担。日本政府上一次公布指定传染症是在 2014 年暴发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冠状病毒期间。

随后，日本政府从武汉撤侨的检疫工作遭受质疑。日本政府前后分五批总共撤回 828 名日侨，其中 14 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首批撤回的日侨并没有强制检疫，导致其中两人仅居家观察，而集中酒店隔离的日侨中又因两人同一间房而发生了两例交叉感染。

舆论的焦点很快就被一艘暴发新冠病毒集群感染的国际邮轮所吸引。

一名在 2 月 1 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中国香港男子在确诊前的 1 月 20 日至 1 月 25 日乘坐了由美国公司运营的英籍邮轮「钻石公主」号，并在上面用餐和使用桑拿等设施。这艘全长 290 米，载有 3711 名来世界各地的乘客船员的邮轮，从 2 月 5 日开始在日本横滨港外海接受 14 天的隔离检疫，最终有 712 人确诊感染，10 人死亡，全船感染率高达 19% (厚生劳动省 3 月 23 日数据)。

日本政府处理这起集群感染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整体防疫措施可能存在的漏洞，尤其检测方面的不足。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一开始表示，政府难以对船上的所有人士都实施检测，之后加藤胜信重新评估又决定实施全员检测，但碍于横滨周边地区筛查能力有限只能分批筛查检测，导致检测采样在解除隔离的前一天 2 月 18 日才采集完毕。

「钻石公主」号上采样的延迟导致 328 名美国乘客在上飞机后，美方才收到日本防疫部门确诊其中 14 人携带新冠病毒的情况。除了检测结果不及时，还出现「阴」转「阳」的情况。一名日本乘客在船上检测呈阴性后被允许在 2 月 19 日下船，却在返回日本正常生活三天后被确诊。加藤胜信之后承认，实际上有 23 名乘客在下船前未接受检测。

除了乘客，在「钻石公主」号接受隔离时上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亦未接受充分检测。日本电视台 TBS 称厚生劳动省怕影响正常业务运营，让 90 多名在「钻石公主」号从事检疫业务的职员未经检测便回到工作岗位，其中一名职员在下船后确诊感染。发生检疫员感染事件后，厚生劳动省宣布检测 41 名隶属该单位的职员，医生和护士则因「很熟悉预防感染的技术，且采取了十足的对策」不在筛查检测范围内。

「钻石公主」号隔离检疫期间的隔离政策也备受质疑。以厚生劳动省急难医疗派遣组 (DMAT) 临时成员身份上船的传染病专家岩田健太郎在网上爆料称「钻石公主」号上的检疫环境恶劣，船上并未严格区分病毒可能存在的「红区」(污染区)，和预设为安全的「绿区」，发热的乘客可以随意从自己房间走到医生所在的房间，船上工作人员在穿脱防护服、手套时的地点并没有严格限定，具有很高的感染风险。

岩田后来在《读卖新闻》上撰文分析日本政府所施的隔离政策称，如果在船上发生二次感染，那么人们待在船内将更加危险，还不如让全部人员迅速下船，并有必要在其他的地方进行隔离。他还指出，若船上乘客「是 2 月 5 日 (开始海上隔离) 以后才发生的二次感染，那么将检疫结束的日期设为 2 月 19 日就失去了意义」。

「和风沐雨」背后

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上，措施见效的几个国家各有特色，新加坡提前预警严防境外输入并严密追踪境内病例，韩国扩大筛查范围严控集群感染，中国强力「封城」阻断病毒扩散。相比之下，日本在边控、筛查、隔离三方面的措施则相对温和。

在「钻石公主」号成为全球焦点的同时，日本本土疫情在不温不火地发展。安倍在 2 月 14 日出席感染症对策本部会议时称日本人应采取「与普通季节性流感相同的预防措施」。厚生劳动省宣称「国内尚无足够可判断新冠疫情正在流行的信息」，仅将国内针对病毒的筛查重点放在曾有湖北或武汉旅行史的人身上。此阶段安倍政府应对疫情的策略重点在「边境口岸围堵」方面。

在境内发现首例确诊的一周之后，也是武汉封城当天的 1 月 23 日开始，外务省在五天内两次上调武汉「传染病危险信息」级别至三级 (最高四级)，劝告本国公民停止前往湖北省。日本各国际机场则从 1 月 17 日开始，要求来自武汉的入境者申报健康状况，但未限制包括武汉居民在内的中国游客赴日，这一政策立场被日本舆论质疑为过于宽松。 作为「安倍经济学」一环，日本近年来高度重视观光业，安倍在 1 月 23 日的春节祝词中表示期待更多中国人访日。

随着疫情在日本的不断发展，日本政府的防疫措施进一步升级。安倍在 2 月 1 日宣布暂时拒绝近期曾有过湖北旅行史的所有非日本籍人士和湖北省签发的中国护照持有者入境。

中国国内疫情在经过 2 月上旬的高峰期后很快进入拐点，到了 3 月除湖北外，其他省份基本清零，湖北的日新增病例也逐渐维持在 100 例出头。然而，此时疫情却在全球蔓延开来，韩国、伊朗、意大利三国每日录得数百的新增病例。

在这种情况下，安倍在 3 月 5 日宣布从 3 月 9 日开始对来自中国 (含港澳) 及韩国的所有入境者大幅提高检疫力度，包括日本公民在内的相关入境者入境后需自行隔离两周，期间不得使用公共交通设施。同时，暂停向中、韩两国国民发放的日本签证效力，暂停对香港、澳门居民和韩国公民的免签。

边控政策一出，日媒纷纷批评措施为时过晚，更有「做给首相的支持者看」的意味。也有声音质疑该边控措施的对象严重滞后，包括当时除湖北省各省日新增病例已清零、国内整体日新增感染数逐日下降至 100 多人的中国，却不包括当时疫情正在迅速升级的意大利和伊朗。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升级，疫情的中心很快转移到欧洲和美国。直到 3 月 21 日，日本政府才将入境管控对象扩大到包括英国、德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以及埃及、伊朗等共 38 个国家，而逐渐成为下一个全球疫情「震中」的美国却仍然不在名单内。

2 月中下旬，日本出现了首例确诊病例死亡，开始发生医护人员感染，北海道疫情升级。此时，当局达成共识承认新冠疫情正处于「国内发生的早期阶段」，并将防疫重点从前期的「边境口岸围堵」转移到「防止国内感染者重症化」。

2 月 15 日，第 55 次「KATSUO 精选」演出刚好赶在店主 Katsuo 的生日，精心筛选的乐队和良好的口碑使这家位于大阪中心地带的 LiveHouse (音乐现场) 总不缺人气，日常容纳约 50 人的现场当天迎来了 100 多人捧场。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看起来一切顺利的现场后来却给他带来数不清的麻烦。3 月 4 日，大阪宣布发生小型聚集性感染，有 3 名确诊病例 2 月 15 日、16 日观看了 Arc 的演出；3 月 5 日，确诊病例进一步增加，3 名感染者的 15 名家人和朋友也被确诊。Katsuo 的店宣布停业到 4 月底。

3 月 7 日，陆续有另外 3 家 LiveHouse 被发现确诊病例，流行病学分析显示 2 月 15 日的感染者中有部分也观看了其他三家的演出。感染者足迹不断扩大，此后神户、京都、东京甚至远在九州的熊本都出现了确诊病例。直到 3 月 19 日大阪宣布一周内未再出现新增确诊，这起目前为止日本本土规模最大的聚集性感染事件，最终有来自 16 个都道府县的 83 名感染者确诊。

2 月底开始，日本的确诊数字较 1 月有所攀升。2 月 25 日，日本政府当局判断尽管部分地区出现了小规模聚集性感染，但尚未构成大规模感染，因此重点防控聚集性感染。防控策略是抑制新增确诊病例数、控制流行规模、减少重症患者并将疫情的社会经济面冲击降到最低。当时传染病对策专家会议预计到 3 月 10 日的两周内是疫情迅速扩大或平息的「关键期」，并要求民众在此期间「自肃」。

此次防疫策略的一个重大调整，是将原有的无症状患者统一收治的做法，转变为「敦促轻症患者在家休养治疗」的方案，以缓解疫情高发区专用床位紧张的问题，专注治疗重症患者以减少死亡人数，并把有限的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 检测资源优先用于有重症化风险的患者。

以日本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一个小高峰 3 月 5 日为例，日本单日检测人数为 258 人，累计检测 6777 人，而韩国单日检测 9834 次，累计检测 14.6 万次。值得注意的是，与韩国 KCDC 统计检测次数不同，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的检测人数，有的人甚至接受了三四次的测试，也被统计为一人。

日本当局在针对新冠病毒筛查检测政策的保守趋向，逐渐引发国内外的质疑和担忧。

在 1 月 24 日自行开发出 PCR 法进行新冠病毒筛查后，这一检测方式由厚生劳动省下设的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和地方卫生研究所主导。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指引，为避免医院发生集中交叉感染，日本民众在怀疑自己感染后，必须先致电全国 536 个「归国者及接触者咨询中心」，满足在体温、呼吸道症状和感染者密切接触等方面的硬性规定，在获得保健所的许可后到卫生研究所进行筛查，或者日本民众也可以在医生认为有必要接受检查时，获得保健所的许可后到卫生研究所进行筛查。

要不要扩大 PCR 检测数量一直是日本国内争论的焦点。反对者认为，扩大检测规模会使大量确诊病例涌向医疗机构，导致医疗挤兑造成死亡率攀升；支持者认为，官方设置严苛的诊断标准使能够获得检测资格的人数大大减少，无法获悉真实的感染者规模。

围绕检测数量的争议在 3 月上旬被推至高潮。日本首富、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 3 月 11 日在推特上发声，表示计划捐献 100 万 PCR 快速检测机，但消息发布没多久评论区就被反对的声音「攻陷」。其中留言点赞最多的用户发布视频表示，检测会产生大量伪阳性的病例挤占医疗资源，导致医疗体系崩坏。甚至还有人指责孙正义是「国贼」。最终孙正义在大量反对的声音面前选择放弃捐献，改为海外采购口罩。

在圣路加国际医院担当感染管理的坂本史衣便分析，若对无症者状和轻症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实施 PCR 检测，从传染病防治对策上来说没有意义，还有可能占用重症患者的医疗资源。因为感染者中也会有 30%–70% 的人并不呈带原阳性，即使无症状和轻症者呈 PCR 阳性，轻症感染者也不会成为优先治疗对象。

日本医疗管理研究所理事长、拥有医师身份的上昌广认为，增加 PCR 检测数量和造成医疗挤兑是两回事，因为「即使检测结果是阳性也可以不将病例收治入院」。反而，日本政府只筛查和治疗重症患者的做法会使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被忽视，这样只会导致感染进一步扩大，而每天只做少量检测根本无法掌握感染者规模。他预测日本最终的感染人数可达数十万人至 100 多万人。

他向财新记者分析道，日本有 100 家民间企业拥有 900 个研究所，意味着单日最大检测能力实际上可超过 9 万。因此，目前政府所定的检测能力背后，还存在着日本政府希望少检测，从而让感染者的账面数字显得较少的思路。

上述说法其后得到日本官方的印证，3 月 19 日的日本政府专家会议上提出，在札幌等城市感染新冠病毒但表现为轻症甚至是无症状的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疫情蔓延。

与检测意愿相叠加的也有检测能力的限制。日本医生协会 3 月 18 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约 290 例病例曾被医生认为有必要进行检测，但最终遭到保健所驳回，其中大阪、神奈川和东京三地均有 40 例左右。该协会常任理事釜萢敏认为，这些被驳回的检测案例最可能的原因是各地的检测能力已经不足以接受全部检测申请。

PCR 是通过咽拭子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的方法，由于检测结果不稳定，需要由专业人士进行操作，而操作人员数量也限制了日本的检测能力。据《朝日新闻》报道，在日本实施 PCR 检测的主要是临床检查技师，这一群体规模约为 9 万人，其中只有一成能够进行 PCR 检测。

厚生劳动省在 2 月 18 日就表示日本政府将即日起借助民间力量提升筛查能力，计划将单日检测数量提升到 3800 人，其中 900 人由民间机构负责。但直到 3 月 6 日，日本宣布将 PCR 检测纳入公费保险，并将试剂盒分发到 140 个民间检查机构之后，借力民间力量扩大检测能力才真正落地。

东京池袋大谷诊所院长大谷义夫告诉财新记者，在 2 月中旬，他尝试让一名需要氧疗的重度肺炎患者接受 PCR 检查，最终却遭到保健所的拒绝。根据他的说法，从 3 月 6 日起开始适用医疗保险开展新冠病毒检测以后，至少在东京池袋一带，只要是病毒性肺炎就可以接受检测了。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在 3 月之后逐渐增加了日检测人数，截至发稿全国累计检测了 2.3521 万人。

日本政府在不扩大检测规模，呼吁民众「自肃」进行疑似病例隔离的同时，开始有意识施行一定程度的社会隔离干预措施。包括东京马拉松、名古屋女子马拉松、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党大会和日本天皇生日朝贺等大型集会活动陆续缩小规模甚至取消，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响应安倍号召从 3 月 2 日停课至 4 月初春假后。

然而，不少舆论认为即使学校停课，但政府尚未对成年人群采取有效的社会隔离措施，不少员工还不得不前往办公室上班，整体抗疫战略失去平衡。此时 13 个府、省、厅，多半已采取部分员工错峰上班或远程办公，但多数上班族仍然戴着口罩去公司上班。

根据财新记者 3 月 4 日的观察，在位于东京核心区的 JR 品川站里，戴着口罩的上班族仍源源不断地从站内涌出。一名车站职员说「高峰时段的乘客比平时减了一半」。

在边境管控措施滞后、检测范围受限、社会隔离措施宽松的情况下，日本社会开始浮现出越来越多针对「通过减少检测以降低确诊人数」的指责。

政府专家会议成员、川崎市健康安全研究所所长冈部信彦辩称，如果感染扩散存在被隐藏的病例，各地的医院就会有大量感染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但现在没有这样的情况。也并未出现重症和死亡病例迅速增加的情况，就说明虽然没有掌握全部的患者数量，但也已掌握大多数。

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胁田隆字在 3 月 1 日发文表示，他们正积极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以在感染发生之际追踪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感染者的状态、以掌握疾病特征和传播路径。并非对每位患者进行检测和治疗的医疗行为，而是基于探索感染防止举措等保护社会整体免受疾病侵害的公众卫生的视点而实施的行为。

北海道模式

就在日本政府疫情应对整体备受质疑的同时，北海道打响了一场「闪电式」的防疫战，从一个微观层面反映出日本抗疫模式的一条有效路径。

占地 8.3 万平方公里、拥有 528 万人口的北海道是日本最具国际旅游吸引力的观光重镇。其中，在 1 月中旬到 2 月中旬举办、约 200 万国际游客参加的「札幌冰雪节」成为了一个新冠病毒疫情暴发的中心。

1 月 26 日，北海道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感染者，患者是一名来自武汉的 40 岁中国游客；1 月 31 日，一名 50 多岁、居住在札幌、无近期旅游史的日本男性发病，随后发展为重症。2 月 8 日，札幌市的一名 「札幌冰雪节」工作人员也发病。

到了 2 月中下旬，北海道面临着新冠病毒快速传播，在 22 日、27 日及 28 日都录得十多例日新增确诊病例，感染者人数在日本全国一度位居首位。

在北海道疫情步入高峰的前夕，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在 2 月 25 日宣布全道所有小学中学关闭。铃木称停课为「政治判断的结果，责任由我来负」，这一行动比安倍政府要求全国所有学校临时放假早两天。

2 月 27 日，北海道创下 15 人的单日新增病例纪录，也是北海道疫情高峰。

翌日，铃木再次在聚光灯之下，在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宣布「紧急事态宣言」，要求民众在本周末实施「自肃」。他举起写着警告的纸板说：「担忧轻症感染者扩大传播，先想要求在周末尽量不出门，以抑制感染扩大速度。」

对比中央政府的政策，日本国会 3 月 13 日才通过相关修正案，使首相有权可在需要时宣布紧急事态，通过限制私权的手段预防感染进一步蔓延。在日本政府迟迟不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北海道预先阻止感染扩散的态度在国内受到一定程度的公认。

作为日本全国最年轻的知事，39 岁的铃木对待新冠病毒疫情的态度与安倍和其他官员截然不同。他从 2 月下旬开始在记者会和道议会等公共场合上戴口罩，并不畏惧给公众传达「疫情严重」的印象。他对此说明：「我在工作时与很多人见面，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说话。从不感染、不传播的观点出发，我需要戴口罩。」他甚至还称口罩是自己买的，而且「只剩一两个」。

在领导人发出积极抗疫信号后，在公共卫生方面相对「自律」的日本人很快配合政府同步抵抗疫情，效果明显。当地三家百货店主动临时歇业，二条海鲜市场的不少店铺提前关门，札幌大马路的人影变得稀少。根据地方统计数据，在铃木宣布「紧急事态」后，北海道的航空、铁路和公路的利用率进一步锐减。

在宣布「紧急事态」后的第二周，铃木灵活地适当放松了要求。此时，他请民众有感冒症状时避免外出；尽量避免多人聚集或换气不好的空间；户外运动和避免人群的购物，感染风险较低。

在一方面实施社会隔离措施的同时，铃木同时试图强化北海道的检测能力和医疗资源。2 月底，他在会晤安倍时向中央政府申请强化当地不足的检测体制，并向北海道派遣保健师。

北海道针对新冠病毒患者的专业负压病床原本只有 94 个。其中，作为感染症指定医疗机构的札幌市立医院容量一度几乎达到极限，其负压床位经常处于满员状态，而其他医院仍然要求其接受未确诊病例，导致该医院不能完全集中治疗重症病例。在病床需求增大的压力下，北海道在 3 月初将负压病床扩大至约 200 个。

2 月 27 日创下 15 人的日新增确诊病例高峰后，北海道的确诊病例到 28 日累计 66 人。在铃木采取一系列积极防疫措施后，北海道疫情很快出现拐点。3 月 17 日，北海道时隔近一个月后，首次报告「零新增病例」。截至发稿，该地区累计病例为 167 人，七名死亡者均为高龄者。

日本政府在 3 月 19 日举行的专家会议上认为，北海道当局针对疫情升级迅速采取对策，以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为契机让民众改变日常生活行动，对预防疫情传播起到一定作用。

日本舆论分析称，北海道的防疫战背后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动向，以法政大学校友身份与安倍副手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一直关系良好的铃木果断采取措施处理危机，实际上是为日本政府试探社会反应。《北海道新闻》称，在发出「紧急事态宣言」之前，北海道方面察觉到，由于当地疫情扩大，日本政府已考虑进一步限制北海道居民行动，其包括在道内和道内外之间的走动。

北海道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后部分经济活动停止，其中最广为所知的是著名特产「白色恋人「暂停生产。根据地方统计的数据，当地家电销量缩水程度远远大于全国平均值。北海道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包括制造业、饮食业等大部分产业都出现销售额大幅减少的情况。

有分析认为，铃木在 3 月 19 日叫停「紧急事态宣言」的背后有商界反弹的考虑，在近日札幌的感染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维持经济民生的同时阻止疫情再度扩大，是接下来铃木「北海道模式」需要探索和实践的地方。

暴发前夕？

3 月 20 日至 22 日是日本的春分节连休，东京首都圈气候回暖，万物复苏、樱花盛开，不少东京人结伴到户外游览。在过去快一个月后出现所谓「自肃疲劳」。距东京一小时车程的埼玉县甚至不顾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的警告，照常举办了日本格斗赛 K-1 WORLD GP，吸引了 6500 名观众聚集。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几乎是此时惟一气氛放松的国家。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升级，不少国家和地区为了遏制病毒进一步扩散实施了「锁国」「封城」的措施。

3 月中旬，度过了传染病对策专家会议所预测的两周「关键期」的日本疫情既没有迅速升级，也没有就此平息，而是仍旧在逐步扩大。在每日以双位数缓步增长的确诊病例数底下，各地陆续报道出现感染路径不明的病例，开始悄然指向之前防疫系统的种种漏洞。

首例确诊近 2 个月后的 3 月 9 日，日本的感染数字突破 500 例，但之后仅仅 10 天这个数字就几乎翻了 1 倍，日本在 3 月 21 日宣布确诊病例首次超过 1000 人。3 月 17 日，厚生劳动省一次性公布 8 个区域的 13 起聚集性感染。

3 月 19 日的政府专家会上，日本政府针对疫情的口风出现了明显转向，首次提到了日本存在暴发大规模感染的可能性。该会议报告指出，进入 3 月 12 日开始的一周后，东京取代北海道成为感染源头不明的病例比例最高的地区。随着感染来源不明的患者持续增加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在人口密集、流动频密的大城市圈存在暴发大规模感染、并发展成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

追踪感染路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锁定二次感染、阻碍后续传播的重要途径。在 3 月 25 日，大阪市长吉村洋文宣布目前大阪 142 例确诊病例中，有 62 人无法追踪到感染路径。他认为，大阪不明来源病例增多，意味着可能存在潜在发生的聚集性感染事件，大阪市内的感染存在扩大的趋势。

原定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在 3 月 24 日正式宣布延期一年举办。短短几日之内，日本疫情出现了重大变化。厚生劳动省亦于 3 月 26 日报告「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的可能性很大」，若没有采取更多措施，至 4 月 8 日将再有约 530 例新增确诊病例。

此时，东京已于 3 月 25 日、26 日两日录得了 41 例和 47 例的日新增确诊人数高峰。

小池百合子在 23 日首次提到必要时东京「封城」的可能性。她在 3 月 25 日召开紧急记者会，手拿一块写着「感染暴发的重大局面」的提示板，呼吁市民周末不要出门。同日，东京周边千叶、神奈川、埼玉三县也发布通知，要求居民周末不要外出。当晚，东京各超市发生疫情出现至今最大规模的抢购，肉类、蔬菜以及粮油被抢购一空。

日本多地疫情面临的严峻程度陡增的同时，日本的地方医疗体系即将迎来大考，大分、爱媛、神奈川等多地因为聚集性病例导致预置床位出现紧张。多地养老机构、医院出现感染病例。其中大分发生日本最大规模的医院内聚集性感染，截至 3 月 25 日已有 25 例确诊病例。

据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9 年 4 月，日本可以接收新冠患者的第二类传染病指定医院 351 家，共有床位 1758 张，其中只有 20 家医院的传染病病床超过 10 张，其余均为个位数。2 月 29 日，安倍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紧急时刻可以调动目前的传染病指定医疗机构，床位最大扩充至 5000 张，3 月 14 日时进一步表示目前已筹备 1.2 万张以上的空置病床。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聚集性感染的多是非指定医院。按照现有防疫政策，确诊病例只能被官方指定的医疗机构接收，其他医院只可以为病患提供检测前的诊断。这一规定将很多没有做好防疫准备的医院暴露在病毒风险之下。目前，东京、京都、兵库等地已有多所医院因为疫情而暂时关闭。而口罩和防护服等物资的短缺进一步加大这一风险。

在距离出现疫情两个多月后，厚生劳动省于 3 月 25 日开始商讨应对医疗体系冲击的办法，着手搭建疫情中的医疗合作体系，重点进一步向重症病例倾斜。同日，内阁官方 IT 综合战略室提出建立基于空病床、出院管理和 ECMO (体外膜肺氧合) 的感染暴发应对策略。

呼吸机和 ECMO 被认为是治疗重症患者的必备器械，暂未出现供应不足。日本是 ECMO 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储备量约 1400 台。此外，安倍在 3 月 14 日表示，目前日本全国已准备 3000 台呼吸机，正筹划进一步扩大采购。

但对于轻症和中症患者的观察和隔离，日本至今未拿出一套方案。厚生劳动省曾于 3 月 18 日提出分级治疗的方案，把轻症和无症状的确诊病例送入指定医院以外的医疗机构隔离治疗，但至今没有结论。

掣肘何在

相对新加坡、韩国等国，安倍领导的日本政府处理疫情欠缺积极透明的态度，日本防疫体制系统化的缺失，为这个国家此后的抗疫之路埋下了种种隐患。

曾在 2009 年以厚生劳动大臣身份指挥日本政府应对 H1N1 甲流、其后出任东京都知事的舛添要一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一次日本政府的对应速度太慢，总是落后。他回顾，当首名来自中国的游客在 1 月 15 日于日本确诊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日本政府丝毫没有作出有效应对。

新冠疫情在日本扩大以来，安倍长期保持低调，经常出席抗疫对策本部的会议时仅停留几分钟。在 2 月 29 日，距 1 月 15 日发现首例确诊病例一个半月后才首次召开针对疫情的记者会，安倍仅回答了预先提交的问题，记者会不到 40 分钟就结束。

相对比北海道 2 月 25 日宣布「紧急事态宣言」，日本国会在 3 月 13 日，距发现首例确诊病例后近两个月才通过《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赋权首相在需要时宣布紧急事态，通过限制私权的手段预防感染进一步蔓延。

安倍直到 3 月 26 日才宣布设置疫情应对总部，称「在这个可以称作国难的失态面前，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医疗从业者、商业人士以及国民都需要抱成一团，进一步推进应对新冠肺炎的对策」。他同时强调，现在还不到宣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时候。

舛添总结：「这是『司令官』的问题，而不是『士兵』的问题。」他分析，日本政府缺乏危机感，因归于「长期执政的惯性」。在他看来，当下日本各反对党的势力很孱弱，安倍政府或许认为即使放松了应对态度也不会受到批评。

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原本定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举行、将有 1.1 万名选手参加的东京奥运会，也是安倍政府此次处理疫情放不开手脚的一个因素。

从 2013 年申奥成功至今，日本政府为筹办此会已投入了 126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883 亿元)，总门票数量预期达到 780 万张，门票收入预计可达 10 亿美元，已签约的日本企业赞助额则达到破纪录的 33 亿美元，奥运会所能拉动的观光和经济效应因此被视为刺激消费的重中之重。日本政府曾在 2018 年估计，东京奥运会门票有两到三成面向海外销售，可望吸引 60 万国外旅客观赛。这也意味着，一旦奥运会取消，日本将失去约 22.8 亿美元的外国观光客消费。

除了经济，此次奥运会的举办也被认为和安倍政治生涯息息相关。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权，是安倍第二次上台后的 2013 年 9 月夺下的。此后，整场东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也都在安倍政权的规划下进行。

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将是安倍作为日本首相政途和国际声誉上的高光时刻。也因此，安倍政府直到 3 月新冠疫情在欧洲和北美迅速恶化前，都以按原计划举行奥运为目标，坚持不松口和公众讨论延期或取消的可能性。

安倍政府最终决定奥运会延期一年左右，也被认为和安倍的政治利益息息相关。若依照安倍不再继续连任自民党总裁、争取第四个任期的承诺，安倍作为日本执政党党魁的任期将到 2021 年 9 月底就结束。如果推迟后的奥运会能赶在 2021 年夏天举行，意味着安倍本人届时仍能以首相身份主持东京奥运会召开。

随着 3 月 24 日晚间安倍在记者会上确认，将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推迟到 2021 年夏天，一场关于是否取消东京奥运会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野村证券首席日本经济学家美和卓此前曾预计，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2020 年日本 GDP 将萎缩 0.7%；若东京奥运会取消，将大幅影响消费者信心，日本 2020 年 GDP 的负增长率将达 1.5%。而日本经济上一次出现年度负增长，还要追溯到经历了大地震、海啸和核电站泄漏的 2011 年。

除了政府应对方面，相比经历了 SARS、H1N1 和 MERS 考验的新加坡、韩国，日本防疫体系此前未经实战，本身存在漏洞。

在日本政府处理「钻石公主」号时爆料船上检疫环境恶劣的岩田看来，日本防疫体系的主要漏洞在于尚未建立起多数国家都有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他认为，只有建立这样一个由传染病专业人士组成的独立系统，并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才能在疫情面前作出科学判断，避免错误、情绪化或政治性的决策。这样的科学决策，也将有助于防止偏见，避免在疫情中发生不必要的歧视。

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日本医疗管理研究所理事长上昌广医师，他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称，此次主导应对包括「钻石公主」号在内防疫工作的厚生劳动省，其主要官员根本没有医生经历。而主导新冠病毒筛查检测的是隶属于厚生劳动省的科研机构「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要求以科研为主的研究所同步筛查大量检体「从头来看就是不可能的」。

东北大学教授押谷仁亦曾分析称，在疾控中心缺位的日本，长期以来由厚生劳动省担任有关传染病的危机管理，近年内阁官房国际感染症对策调整室也在逐渐承担该任务。然而，这两个现有机构几乎没有传染病专家，日本也并没有特意培养传染病专家。因此，一旦疫情扩大，政府不太会迅速作出判断并采取适当措施，并及时向民众提供足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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