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与科学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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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与科学家（一）

作者：方玄昌

提要：在科学问题上，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你可以不信任政府“相关部门”的结论，但更应该警惕自己在涉及专业问题时的越俎代庖行为。

看到这个标题，估计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联想到最近发生在复旦大学的“卢大儒VS崔永元”事件。诚然，这是我推出这组文章的引子，但却远不是写作的主要原因，更不是文章的主题。

——如果以复旦事件为主题，那么文章标题应该是“胡同串子与科学家”。崔永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至少不是合格的媒体人。在此问题上，我认同我的同行董峻的论断：即便真有一个“新闻共同体”，你崔永元也混不进来。如同卢大儒一样不擅长于辩驳、怯生生地说出一个自己并不很有把握的答案的科学家大有人在，而像崔永元一样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理直气壮地说出“七个基因”错误答案的媒体人，却绝对是“凤毛麟角”。

不少科学家对这次复旦事件中新闻院系学生给予崔永元山呼万岁般的掌声感到很不解：难道中国新闻专业学生就这个水平？很抱歉，就这个水平。这与崔永元能进入中国传媒大学任教一样不令人奇怪。行内人都知道，中国高校的新闻学教育早已失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乃至于一些市场化媒体在招收应届毕业生时，原则上不接受新闻专业学生；而临毕业学生进入新闻单位实习，许多人接到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先把大学里所学的新闻学内容忘掉，无论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一样。所以，复旦新闻学院的学生也代表不了媒体人。

事实上，早在构建《基因农业网》——它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搭设生命科学家与媒体人之间的桥梁——之前，我就想写一组探讨学者思维与媒体人思维差异的文章。更远地，这个想法产生于十五年前我刚刚离开实验室进入媒体圈之始。

2000年初，白洋淀发生大面积死鱼事件，诸多媒体将原因归于水污染。我在实地调查之后，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其主因是冬季上游来水减少，加上白洋淀的“筛子底”地质状况，淀区储水太少而导致水体缺氧。但为了让报道更具说服力（当时媒体与公众对于当地政府各部门已经不信任），我决定自己做实验验证——彼时，我刚离开环保监测站不久，对于分析水、大气中各项污染指标还轻车熟路。

然而此时却遭遇了一个难题：当地环保部门的实验室不允许我进入，这就意味着，我的实验必须拿到北京来进行。我计算了一下时间，从淀中不同区域及周边作为对比的水域取样至少需要2小时，从白洋淀所在的安新县到我预备做实验的北京师范大学，最快也要超过5小时。我最终放弃了实验。

我放弃实验的理由是：在这5-7个小时中，尽管水样中的总氮、总磷、六价铬、甲基汞等指标变化不会太大，但氨氮、溶解氧等指标却会变化很大，尤其是溶解氧，这是我最看重的一个指标，取样5个小时后才做第一次测定，其变化已经大到失去测量的意义。由于水质各指标在死鱼事件发生的前后会有变化，我的检测本来就只有参考价值，现实条件下，数据的参考价值也已不复存在。

然而对于我的放弃，我的新闻学启蒙老师、时任《中国科技画报》及《三联生活周刊》总编辑的魏志强先生，却表示了异议。他认为，数据的不准确问题，可以通过在报道中标明“仅供参考”来解决；我以记者和实验员双重身份出现在报道中，会让报道显得更专业；同时，记者亲自做专业分析实验，这本来就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的噱头。

但我当时的坚持是：正因我是专业人士出身，所以才清楚自己的实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能做而不做这个实验，才是专业的表现。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科学专业思维和新闻传播思维的第一次冲撞。

我敢说，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媒体人，假如能够把我的实验技能直接嫁接给他们，那么他们都会选择做这个实验；即便自己不能做实验，也会拿样品去相应实验室做分析，以其结果来证明自己调查的专业。

远的不说，就最近的案例，前有王志安的大米送检，后有柴静的大气样品送检。他们的行为确实获得了公众的不少掌声；但以我的眼光看，不考虑作假因素的话，很抱歉，这两个案例均只能证明两位记者的不专业。王志安给出的“武汉超市大米5包里面有3包检出转基因成分”结论，以及柴静给出的“北京雾霾天大气中致癌物浓度超过特定重污染区浓度”，都属于非同寻常的结论。在科学上，“特殊的主张需要特殊的证据”，这两位记者很显然都没有坚持这个原则：王志安是直接把这个吓唬人的结论搬到了央视节目中，柴静还好一点，让分析员检查了一次化验及计算过程。但如果换成是我，则必须请更专业的取样员、送样员及实验员重复全过程，并且还要多组人马同时操作（多点验证），否则不敢给出结论。

一份标准的化验单，应该有取样员、送样员及化验员签名；公众一般只关注化验员是否专业，却常常忽略取样、送样的专业问题——事实上，这三者都具有相当的专业性。拿前述白洋淀取样来说，如果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懂得在水域不同位置、不同深度设取样点，则后续的分析完全无效；送样员如果不懂密封技巧和样品温度的保持，以及严格控制送样时间（我正是在这个环节遭遇“不可抗力”），水样也将失去分析价值。另外，尽管我本人是同时具有取样、送样及分析资质的，但如果按照严格规定，取样员、送样员和化验员却不可以是同一个人。

而柴静显然不了解取样和送样的专业性，方舟子著文指出，她的24小时大气取样严重不规范，居然在做饭时将取样机器搁在厨房，至少是被室内油烟污染了。

我这样说，并非要求所有记者都要按照科学家的规范来对待一切科学报道，只是想提醒大家：在科学问题上，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你可以不信任政府“相关部门”的结论，但更应该警惕自己在涉及专业问题时的越俎代庖行为。（待续）

(XYS2015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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