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铁路边上的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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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一列火车驶过,巨大的轰隆声瞬间淹没了一切。吴大姨也陷入了沉默。列车终于开过去,吴大姨站起来朝三个方向指了指:“这边过完车,那边又来一辆,那边没有,这边就有,有时候一句话,得切成好几段。”

配图 |《路边野餐》剧照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2017年3月,陇海下行线连云港至盐坨间,沿线一处简易彩钢瓦棚被大风卷落,与火车相撞,造成行车中断事故。次年5月,沪宁城际铁路高压接触网上被苗圃防晒网缠绕,同样让火车运行中断……近年来,“异物侵线”造成的铁路安全事故明显增多,对此,2019年,江苏省五部委联合签发了针对“铁路外部环境安全整治”的相关文件。

文件下发后,当时我所在的铁路工务段下辖的J车间,也迅速行动起来。工务段的本职任务是铁路行车设备的检修与保养,J车间管辖的铁路线林林总总加起来有100多公里,牵涉江苏、安徽两省,共有5个街道3个乡镇,日常工作已经相当繁重,于是便将这次对外部环境的检查整治工作交给了主管政治工作的万书记负责。万书记已经年过半百,一个人有些招架不住,我在2020年也被派来协助她的工作,“调查、制止铁路沿线的非法施工,消灭植被隐患,以及督促沿线居民对自建房彩钢瓦棚进行拆除或加固”等——后者是重中之重。

到岗后,我先查看了铁路外部“隐患问题库”,大大小小的问题竟然罗列了六七十条,不禁感觉头皮发麻。万书记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苦恼:“企业的管理经验在处理地方群众问题上,没多大用处。”

后来,这个工作让我接触了许多“住在铁路边的人”,才知道万书记所言非虚。他们各有自己的辛酸故事,住在铁路边也多属无奈之举,因而面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常常或认真或开玩笑地说:“你们就知道欺负穷人。”

2020年5月初,清晨依然微凉,我跟万书记一起搭车到了铁路沿线的丁香街道办事处。

丁香街道原是老城的边缘地带,现大部分区域已被高楼大厦占领,但在靠近铁路的地段,还保有大量破旧的民房。这些建筑大多“失管”“失修”,还存在相当严重的“私搭”“乱建”的问题,对铁路安全影响尤为严重。

来之前,我们工务段安全科已经与市、区相关领导开过了对接会,但是具体任务还没布置下来,街道这一块只是听到些风声,该怎么办、怎么配合,还不是很明确,所以积极性不高。当我们把这些情况介绍一番后,丁香街道办事处的贾主任边摇头边嘬牙:“哎哟,人家住多少年了,说拆就拆呀?你们铁路有拨款吗?”万书记也跟着苦笑:“贾主任啊,咱不能一上来就倒苦水啊。先把工作向前推一推,遇到什么具体困难,我再向上级汇报。”

牢骚归牢骚,贾主任也没为难我们,叹了口气以示妥协:“大家都是听喝(听别人使唤)的,都不容易,我喊几个网格员先到铜山路那边去看看。”

铜山路有一段挨着铁路,路侧有一堵长约百米的围墙,不是为了挡铁路的,而是为了遮挡墙后破破烂烂的民房的。而这些房子就是我们此行勘察的重点——它们与铁路轨道的距离仅3米左右,与铁路之间仅只隔着一条铁路栅栏网,栅栏网与房子之间仅有一条1米左右的通道。刚下过雨,通道上还有许多积水,无处下脚。我们钻进来,一个网格员就开始发牢骚:“妈呀,这天天怎么出来进去的?都是水,住在这里麻烦死。”

我和一众网格员搬来几块大石头,垫着脚,总算走了过去。沿着通道走了大约六七百米,2米开外的铁路上一列火车驶过,又有人嘀咕:“火车来来回回的,吵死人。”

走到一处坍塌比较严重的房子边上,我停住拍了几张照片。贾主任指着破砖烂瓦后边4、5米远的一堵看起来还算完整的墙,说:“本来房子没离火车道这么近,原来的房子在那儿。那些(房子)才是正经的起脊瓦屋,后边(挨着铁路建的房子)都是加盖的。”

万书记说:“加盖的就属于违建了呀,这应该好拆。”

“万书记呀,你们是没有接触过群众工作。”贾主任似笑非笑地摇摇头,往前走到一处房子的黑色双扇门前,从门缝里看了看,喊道,“邵三在家吗?把门开开!”

说完,他推了推门——门被一条铁链子拴着,铁链完全撑开时,两扇门间足足有30公分宽。

“谁啊?”屋里传出来一个干巴巴的中年男声。

“是我。”贾主任应了一声。

屋里边又传出来一阵噼里啪啦踢瓶子的声音,不一会儿,一张形容消瘦、皮肤黝黑的脸出现在门缝上。

“干什么的?”

“我们是街道办事处的。”

“什么事?”

一个网格员马上把皮球踢到了我们这边:“他们是铁路来的,找你们有事。”

万书记马上接上了话:“你好,同志,我问一下,这是你自己的房子吗?”

“不是我的房子,是我租的。”这个中年男人说话时,眼珠子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来回滚。

“租的啊。租谁的呢,能不能联系到房东本人?”

“联系不上了,人家都搬走了。我都一年多没见到他了。”邵三说话时板着脸,好像随时会发火一样。

“等于是……”

“等于是白住。”他干净利索地接茬道。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万书记摇着手说,“要不您出来吧,咱到外边说话。”

邵三稍稍侧一下身,从门缝里钻了出来。万书记与他说话时,贾主任一边带着网格员们开始解系在铁路栅栏网上的麻绳,一边大声说:“邵三啊,这网上不能挂衣服,也不能晒被子。”

听贾主任说,邵三是河南人,平日靠收废品为生,附近居民经常能看到他骑着破三轮车带着一个头发结成板板的女人。离开邵三家,再往前走十来米,还有两家开着门的房子,也都是“租户”,情况大同小异,都挺困难。巡查结束时,万书记已经口干舌燥,贾主任说:“万书记啊,今天找了3家,应该还有4户人家,你们慢慢弄吧。”

那天回到单位,万书记抱怨道:“你瞧见没有,他们街道办事处的人根本就不想帮咱们,最后干脆一推六二五了。”

我笑着说道:“书记,你跟人家闲扯半天,不也没提让人家拆房子的事吗?这事不好办,人家街道办事处的人早就洞察一切了。”

万书记自嘲道:“真是没那个本事,实在说不出来,不是吃这行饭的。”

7月初,段里又发了一个关于铁路“外部环境治理百日攻坚”的文件,要求“将在册的问题集中消灭”。我跟万书记又去了邵三家。那天下着小雨,邵三请我们进屋里坐坐,他用力扒着门框,不过用再大的力气,门缝也不能再大了。见我和万书记面面相觑,邵三咧开嘴笑了:“我的门没有锁,这个铁链子就是锁。”

最后万书记没有进去,我自己进去了。屋里没有窗户,特别黑,地上堆满各种饮料瓶子,墙角码着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估计装的也是瓶子,但让我意外的是,屋里竟然没有过分难闻的气味。

一个女人坐在床上看电视,邵三也坐了过去,他们并排坐着,弓着腰,电视机里的光在他们的脸上不停地闪。隔着几米远,我能看到他们在笑,他们似乎忘了我的存在。

我问邵三:“你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十几年了。”

“你老婆也是河南人吗?”

“她不是我老婆,又没得房子结婚,讨什么老婆。”邵三不屑一顾地说。

万书记发信息给我:“跟他说一说房子的事,不要扯别的。”

我不得不开口说道:“那个,邵师傅,这个房子可能得拆,它……”

邵三满不在乎:“拆了算逑。”

我干笑两声,再找不到话说——真后悔进来了。我从门缝钻出来时,万书记正躲在旁边的一个小棚子里,看到我,叹了一口气:“下雨了,有个地方避一避也行啊。(房子)要是真拆了,这些人真没有地方去了。”

一平村属于万东街道,村子不大,估摸着有20户人家。这里处在3条铁路相互交叉形成的三角区域内,村里的房子紧挨铁路栅栏网而建,就像被3根麻绳紧紧地捆住了一样。一平村的地势是一侧高一侧低,村口处的人家,正对着铁路涵洞口,房顶几乎和铁路轨道持平。往里走,有的房子地基则要比铁路轨道高出半米左右。

最里边有一户人家,在平房上边接盖了一个6平左右的“小二楼”,房顶装的是蓝色彩钢瓦,从老远就能看得到,这种房顶一旦加工不牢靠,大风一吹,极易刮到2、3米开外的铁路上。这处问题是工务处的领导“添乘检查”(乘坐火车巡查线路)时发现的,下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尽快整治。

7月中旬,我和万书记联系上社区工作人员和城管,一起到现场查看。

开门的是一个胖胖的大姨,万书记说:“大姐,我们过来看看你们住的这个房子。”

大姨问道:“你们是工务段的吧?”

我介绍道:“是的,这是我们万书记。”

大姨霎时笑了起来:“我看你们的衣服就知道是工务段的,我家老头子就是从工务段退休的,我家儿子在车辆段……”

大姨说自己姓吴,她抓着万书记的手,不停地夸赞铁路这好那好,闲扯了10来分钟,万书记有些吃不消,只能不停地点头干笑。我知道她下午还有个会,时间上耽误不起,便开口替她解围:“大姨,您这房子有年头了吧?”

吴大姨把脸转向我:“那可不嘛!”

她说,她老公姓单,老单他爹以前在铁路的采石厂里上班,因为一次事故殉职了,老单作为家里的长子就接了班,后来采石厂撤销,老单被分配到了铁路工务段。结婚之后,她与婆婆不和,一家子就搬到了一平村来住。

吴大姨在说话的间隙,万书记跟城管的人已经进到了她家的平房,爬上了二层的平台。我也跟了进去,看房子有20多平,布置得很简单,进门右手边是个冰箱,左手边摆了个布艺沙发。靠南的一边开了扇窗户,占了大半面墙,窗户边上有一扇小门,推开就到了铁路边上。往里走,南侧还有一间小屋,北侧则是狭窄的楼梯间,里头放了一个煤气灶,算是厨房。估计是因为没有通风扇、油烟机的缘故,做饭的烟气只能往上走,所以楼梯间里到处都挂着黑乎乎的小灰穗子,台阶上似乎也全是油泥,倒是不滑,反有些黏脚。

循着楼梯上到房顶,视线一下子开阔起来。新搭建的那个小房子,高约3米,建筑质量非常差,石头、砖头和空心砖总是不能完全契合,有大量的光线直射进来。

吴大姨也跟了上来,对着小房子说:“这小屋子是想养鸽子的,老单退休了,自己搭的。”

万书记问:“大姐,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就我和老单。”

万书记也找不出别的话了,只能强硬着头皮说:“大姐,你这个小房子建得不合规,得拆了它。”

吴大姨的脸色马上变了:“拆了,你给我找地方住去吗?”

“这也不是用来住的啊,鸽子就不要养了。现在咱们铁路外部环境安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上边领导检查到的,这个工作必须得落实了,不然不好交代……”

“拆不了!”吴大姨转身向楼下走。

万书记看向我,撇了撇嘴:“刚才还客客气气的,转脸就变了。”

“刚才你也没说要拆她的房子。”我揶揄道。

万书记后悔不迭:“以后干脆开门见山,反正都要碰一鼻子灰。”

等我们追到楼下,吴大姨坐在沙发上背过身去,用手向外指了指:“等老单回来你们跟他说去。都走吧。”

从吴大姨家里出来,我们往前走到一个三角地带,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这是旱厕的气味。旱厕建在铁路栅栏网边上,排污口对着栅栏网,栅栏网底下掏了一个小沟,沟两侧用青瓦立着做挡墙,里边全是干掉的排泄物。

这时,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屋里走出来一个老汉。他光着膀子,腰间系着条白布。他大概看到城管过来,以为是来检查卫生的,赶紧从一堵矮墙后边拿出了一个锄头一样的木制工具:“我正说要把茅厕清一清呢,领导就过来了。”他谁也不看,佝偻着腰向旱厕走过去,随后熟练地用工具把坑道排泄物推到后面的池子里。

臭味更重了,伴随着苍蝇的嗡嗡声,我的脑子几乎要炸开了。我们几个人向外退,万书记说:“怎么能把排泄物排到铁路里边去呢?咱们的作业人员就没有发现吗?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吧?”说完,她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一个城管告诉我:“(铁路栅栏)网子里还埋了一个泥瓦缸,装粪的。这个老头负责这一片的卫生。他还行,干活挺负责的,无儿无女,算上各种补助,他一个月能拿千把块钱。”

“就是住的地方太差了,一个小平房。要是能把住的地方给解决了,那就更好了。”我说。

“我现在还没住的地方呢。”一个年轻的城管叫道,“都没有人给我解决解决。”

众人都笑。

万书记黑着脸打完了电话,走过来时,又堆上了假笑,对城管们说:“这边的情况反正都了解了,咱们就回去吧,以后有什么需要再联系你们。谢谢你们了,这么热的天,谢谢谢谢。”

“这个XX(该管辖区内的工区工长)!知道这里有个旱厕也不汇报,在栅栏网里挖个化粪池也不汇报吗?没有一点安全意识!”等城管们走了,万书记又抱怨起来。

我和万书记跟群众打交道的经验实在有限,看到这些问题干着急上火。万书记跟我说:“我跟段里汇报了,叫段里直接跟区里对接,但是段里领导也让我们不能有‘等’和‘靠’的思想,所以咱们还是得去,勤去,让他们有紧迫意识,说不定这事就解决了。”

她这话说得倒挺打气,但是后来几次去一平村,她都没去老单那边,只让我去。我去的时候也没有抱太大希望,拍几张巡查照片就完事。吴大姨见到我也是直呲鼻子:“我还以为你们工务段来看咱这铁路工人住得这么差要给点补助的呢。切,哪有这好事!”

我也只能傻笑。

“你那个书记真行,上来让我拆房子。大十五的啊,叫别人拆房子?”

我妈以前也念叨过,“初一十五,诸事不宜”,做什么事,最好避开这两天,尤其是兴建土木,动砖动瓦的工程更是不能干。我这才意识到,那次我跟万书记都没有注意这忌讳,现在想想,当时吴大姨没有指着鼻子骂,算是客气的了。

我干笑两声:“大姨,实在是对不起,我们都被上头的领导给催糊涂了,唉。”

吴大姨看我也不是诚心的,便尽释前嫌,又跟我絮叨起他们家关于房子的心酸事。

她丈夫老单上班之后,其实在铁路“二七宿舍”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60多平。儿子、闺女出生之后,紧紧巴巴地凑合了快20年。等他们儿子当兵、闺女念大学时,铁路又建了福利房,小高层,有电梯。论年资,老单花不到30万就能拿下100多平的房子,但吴大姨当时不想花那个钱,老单又听吴大姨的,便就此作罢。等着儿子退伍回来,接了老单的班,娶了媳妇,老单夫妻只能退出“二七宿舍”,搬回结婚时在一平村这处老房子。

说到这里,一列火车驶过,巨大的轰隆声瞬间淹没了一切,吴大姨也陷入了沉默。列车终于开过去,吴大姨站起来朝三个方向指了指:“这边过完车,那边又来一辆,那边没有,这边就有。有时候说一句话,得切成好几段。”

她坐回椅子上,又接着说起老单单位福利房的事:“如果当时老单说一个‘行’字,我也就真的下定决心了。你想想,二三十万哪,我一个女的,把那么些钱花出去,心能不慌吗?听说现在那套房子涨到一万五六一平,多吓人!”

吴大姨说完,抬头望了望天,好像是真的后悔了:“我儿子他们按揭了一套商品房,估计今年能交房,到时候他们搬到新房子,我们也不用在这儿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松了一口气。

8月初,我头一回见到了老单。他不善言辞,听到我的来意之后,立刻同意拆除房顶那个鸽子楼。他埋怨吴大姨:“你呀你,人家都来了这么多回了,你都没跟我言语一声。”

吴大姨生气道:“你干一辈子铁路,不记你的好,现在要来拆你的房子,这算什么事?好歹得给点补偿。”

老单瞪着眼骂道:“你这是违反法律的事,你要什么补偿!”

没想到老单发起火来还挺吓人,吴大姨马上就怯了下去。她回过头来跟我说:“你看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在家里横。”说完又迅速变了个脸:“哎哟,我也不是难为你,我想要点补偿也是你单位出,又不要你出。”

我只能笑笑,不说话。

老单在约定的时间将鸽子楼给拆了。事后,他问我:“小张,咱们在平房上盖楼违反哪条规定了?”

我解释道:“按照咱们铁路的规定来说,只要加固得结实牢靠就行,防止大风天气把它刮到线路上去,至于拆这个楼,那是城管的要求。”

“城管的要求?”老单吸了一口气,“你早说是城管的要求,我就不拆了呀!”

我赶紧往回圆:“拆了也好,你这个小楼,我看质量也不是很好,要达到要求的加固标准,也不省事。万一弄不好,真倒了、塌了,对你们自己的安全也是有影响的。还有,这个楼距铁路这么近,要是倒到线路上去,也是个麻烦。”

老单总算接受了这个说法:“那我朝里边盖一点,盖矮一点,总行吧?”

我真不好回答他:“如果不影响铁路运输,我们也不会来找您麻烦。至于城管那边,我不知道有什么说法没有。”

老单倒是爽快:“行,只要不违反咱铁路的规定就行。别的,我自己来对付。”

我把这事跟万书记汇报了,她竖起大拇指:“咱们铁路人的觉悟就是高。”

老单的鸽子楼算是解决了,但丁香街道邵三那边依旧推进不动。

万书记跑了几趟,也烦了,一个劲地抱怨道:“根本就拆不了,先不说邵三这一家,就单这一排房子连在一起,没有1公里也有800米,全都拆了?咱们又没有执法权,这一趟一趟地跑,不是浪费时间嘛!”

可我们工务段安全科只看隐患数据库的“销号数据”,他们的领导在全段的视频会议上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这是上头压下来的任务,必须得想办法完成。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喜欢抱怨,你们跟我抱怨也没有用啊,我又做不了主……”

万书记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视频会议结束之后,她找到工务段分管铁路外部环境治理的副段长,把困难一一抖搂出来,又告了安全科一状,说他们“官僚主义”。分管领导两头各打五十大板,给了万书记一个通报批评,又勒令安全科尽快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

最后,安全科答复:“经分管领导批准,对于处在铁路安全保护区内的建筑物,认定违建存在异议的、拆除有困难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业主签订一个‘安全告知书’和‘安全协议’就行了。”

安全告知书和安全协议的模板发了下来,我仔细读了一遍:“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条:‘禁止损坏或非法占用铁路设施设备、铁路标志和铁路用地’之规定……如未遵守相关规定,并逾期未做出整改,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你方自行承担,我方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得到这个结果,我跟万书记的心也轻松了不少。兄弟单位的负责人打来电话:“万书记啊,你真是厉害,太厉害了……”

看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在这件事上已经焦头烂额了。

转眼间到了年底,一场大雪刚化干净,技术员就急匆匆跑到办公室里来说:“一平村有个房子炸了,门窗都飞到铁路上去了。”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开车过去看看。一进村,看到人群涌去的方向,就预感是老单家发生了爆炸。

老单家的平房顶面是整体浇筑的,屋里有一堵倒L型的承重墙,所以在房子的三面墙都被炸飞了后,这堵承重墙支撑住了整个房顶,看着非常惊险。现场围满了人,有城管、警察、社区网格员和消防队员,更多的还是附近的村民——我真不敢想,这小小的20户里边,能藏着这么些人。

我在人群里找了半天,没看见老单和吴大姨,心下慌张。好在铁路线路上的障碍物已经被清理干净,没有影响列车运行。我检查确认安全后,回到村口,看见网格员胡大姐正在跟别人说着什么,笑得前仰后合。

“我跟你说,老单真是绝了!他早上把锅坐在灶台上,打火,然后出门跑步。跑了一圈步回来,发现煤气灶上头没有火,就重新打了一下,轰!”她伸开双手抡了一个大圈,演示爆炸的效果,随即咧开嘴笑了起来,“不过老单一点事都没有,就是脸被炸黑了,刚才送到医院里去了,检查检查,放心。”

听到这里,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从一平村回单位的路上,我又去邵三家看了一下——听说铜山路路边的围墙都被拆了,公路与铁路间修了一块草坪。保卫武装科计划在铁路栅栏网边上设置一个“公铁并行桩”,防止汽车撞击铁路线路。

我刚把车停好,邵三正好骑着三轮车出来,后边坐着那个女人。

我跟他打招呼:“巧啊,邵师傅。”

邵三把脚踏向前轮,踩住了轮胎,车子刺啦啦地刹住了:“过来找我的吗?”

我摇摇头,指了指已经被推倒的围墙:“不是,来看看这个墙。”

“哦,还要签字的话,快点来找我签,我马上就要走了。”

“你都要走了还签什么字啊?”我知道,之前的《安全告知书》和《安全协议》,邵三都签了,不过他不会写字,在上边画了一个像“の”的符号,就说是他的名字。

“就是要走了才给你们签,反正你们也找不到我。”邵三觉得自己说了句特别幽默的话,得意地笑了。

“你怎么想起来走了呢?”

“屋里又黑,蚊子又多,夏天热死,冬天冻死。半夜过一列火车,咣当咣当,嘎子嘎子……真不是人住的地方。我到别地儿去找幸福去了。”他咧开嘴露出了一口的黄牙。

邵三把离开自己住了十几年的房子的原因归结到它的种种不好上,却只字不提拆迁让他失去了廉价甚至是免费住房的机会。后来我又去查看拆迁进度,拆迁工作还没开始,邵三却已经离开了。问了旁边的住户,都摇头说不知道去了哪里。

过了几天,工务段与鼓楼区召开对接会,每个街道、社区的负责人轮流就前期巡查整治的情况做一个简短的汇报。我听到丁香街道的贾主任介绍说:“铜山路那里的房子马上就要拆了,路要往前修,把凸形的路取直。所以这一段的隐患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同步解决了。”

过了一阵,我再去一平村时,正好在村口遇到了老单。他一把扯住我的胳膊:“哎哟小张。要不是你,这房子真就塌下来了。”

原来,老单把新加盖的鸽子楼往后挪,基础正好落在倒L型承重墙的短边上,这才撑住了小房子,不然一体浇筑的房顶真的要失去平衡了。

春节放假前,我又去了一趟一平村,老单家的房子已经被推成了一堆石土——兜兜转转,估计他和吴大姨又回到了“二七宿舍”了吧。

我看到几个穿黄色衣服的人在旱厕附近站着,走近了,看清是铁路房建段的人。原来那个清理旱厕的老头住的是房建段的房子,墙角上有房建段的铭牌编号。

房建段的人说:“好多房子都没人住了,时间长了,都成危房了,有几处还倒了。”

我问道:“这间房子是危房吗?”

他们说:“看着还行。不过不能让老头儿再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麻烦。”

我也不知道老头儿有没有别的住处,过年之后再来例行检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到了2021年,铁路外部环境的安全问题依然严峻。随着一次次事故的发生,排查范围也在一次次地扩大,从一开始距离铁路20米到50米,再到后来的200米、500米,排查的任务量成倍数增长。

大寨镇高庄村有一家养殖户,用彩钢瓦盖了一片巨大的养殖棚,与铁路隔着100多米的距离。养殖户姓邓,个子不高,光头,说话时总是一副不耐烦的神情。我跟万书记找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家房子盖你家地里了?”

我解释道:“没盖我们家地里,但是你这个彩钢瓦有可能被吹到铁路上去……”

他又说:“那也不是我叫它往上边吹的,天灾人祸,我管不着。”

万书记拿出相关的法律文件,他压根不看:“你甭给我看这些东西,你要是觉得我犯法了,你去告我去。”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万书记几乎要被气哭了,她扬着文件苦着脸说道:“如果真出了事故,你真得负法律责任。”

邓老板伸出两只手在地上码来码去:“我的房子在这里,我盖在自己的地盘上,对吧?你的铁路在那里,隔着十万八千里呢,我又没盖到你的铁路上去,对吧?我在这里养了十几年的猪了,现在你突然跑来说我的房子不行,要进行加固……你们早干嘛去了?我盖的时候你们别叫我盖呀!怎么之前行,现在却不行了?”

万书记仍然耐着性子解释道:“社会在发展,铁路设备也在发展,以前也没有接触网啊,以前的火车跑得慢啊。所有的东西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包括各种安全规定。”

“要加固你们来加固,我没钱!”说完,他便关上了大铁门。

我站在门口跟大寨镇农路办的陈主任打电话,将这里的情况简单给他说了一下。他沉吟片刻,说:“哦,那一家是姓邓的,是吧?明天我喊上他们村村长,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也只好这样了。

邓老板的养殖棚对面不远处,隔着一条水泥路,还有一个大院,里面也有数间彩钢瓦棚。我跟万书记进到院子里,看到一间房门前坐着个年纪大约60多岁的老头。

“老师傅,这里都是您的棚子吗?”

“是我的棚子。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头看到有人进来,整个人就朝着我们滑了过来——我才注意到,他坐在一个带滑轮的圆盘上,是没有腿的。

万书记说:“老师傅,您家的这几个棚子离铁路太近啦,得用钢丝绳加固一下。”

老头好像卡掉的电脑,他翻转了两下眼珠子,说了一句:“什么?”

我赶紧把他们村村领导的名号搬出来:“徐书记认识吧?本来今天他也要跟我们一起过来的,临时有事没来。我们今天先过来告诉你一声,这个棚子得加固一下。”

老头仰着头看了看,问道:“怎么加固?”

我跟他比划起来:“去镇里头买那种外边带一层胶套的钢丝绳,像我小手指这样粗的就行。你这样纵向过来,拉上三道,在地上打进‘地锚桩’,把钢丝绳拉住,就行了。”

老头又说:“我没钱。我腿不好,我弄不了。”

老头姓蔡,他家里条件确实不好,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故,后来问起村干部,他们都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

第二天联合巡查的时候,农路办陈主任对蔡庄徐书记说道:“老徐,老蔡家的事,你们村里边就给弄了吧,别让他犯难了。”

徐书记笑道:“陈主任,这些棚都弄好要不少钱呢,你们镇上给拨点款下来。”

陈主任眼睛一瞪:“这能要几个钱?街里头那个五金店里卖8块钱一米,他这一个棚子拉两道,20多米,3个棚子也就几百块钱,你村里头出不起这个钱?”

徐书记接着叫苦:“现在村里头没有这一块的资金,我得从别处找补。现在咱们村里边弄那个什么……”

似乎是说到了什么敏感的话题,徐书记把陈主任拉到了一边去了。等两人说笑着走回来,徐书记对着我们拍胸脯保证:“我明天就叫人过来弄好——陈主任,我村里还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一趟。”

看他要走,我赶紧叫住他:“徐书记,对面还有一家呢,要不先过去看看?”

徐书记装模作样地使个眼色:“那边的事儿,你找高庄的书记去。这条水泥路为界,那边不归我管,我只管蔡庄。”

听到徐书记这话,我不禁挠起了头——铁路沿线的行政区域划分统计是我们一步一步跑、一嘴一嘴问出来的,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错误,看来还需要继续修正。

徐书记一走,陈主任就犯起了嘀咕:“小张啊,姓邓的那一家可是相当难缠。”

到了邓家门口,我去拍大铁门,里头的狼狗叫唤了半天,没听到人的动静。我再拍,里边的人就不耐烦了:“谁呀,干嘛的?”

万书记头疼不已,气愤道:“嚯,还不知道是谁就这么凶。”

大门被拉开,邓老板探出半截身子,二话不说直接摆手赶人。

陈主任正色道:“邓XX,你别这个态度!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要是不处理好,肯定是不会完的。”

邓老板满不在乎:“去去去,不怕搭工夫你尽管来。”

说完,大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碰了一鼻子灰,我们只好坐车回去。在车上,万书记说:“陈主任,像这样难缠的人,我觉得镇里头是不是弄一个专项资金雇人来给他弄?他肯定愿意。不然,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陈主任直摇头:“这两年疫情闹的,经济都不景气,我们工资里头好多款项都取消了,哪里还有弄这个的闲钱?我倒觉得你们铁路财大气粗,再说了,这也是给你们铁路办的事,你们得出钱才对。”

话不投机,两人都闭上了嘴。

2021年6月份的一天,万书记通知我,铁路局安全监察室的人要来,重点检验前期外部环境的整治成果。交代完需要准备的材料,末了她又问了一句:“安监室的人要去现场看一看,咱们管内有哪一处整治得比较好的么?挑不出什么毛病的那种。”

说实话,真没有。

现阶段铁路外部环境整治的难处太多了,缺人、缺钱,还没有执法权。我们能做的只是检查、告知、督促整改和下发没有强制效力的“整改通知书”。老百姓不愿意配合,我们也疲于应对,很多的工作都打了折扣,是经不起考验的。

我只能告诉万书记:“哪一处都能看,但是哪一处都能挑得出毛病。”

到了中午,大寨镇农路办的陈主任又给我打电话:“小张,明天我们区里下来人检查,我想了想,蔡庄的老蔡头家我觉得还行,要不咱们把人带那去?”

原来,两拨领导是一起来的。

我没敢说行不行,赶紧打开免提跟万书记请示。万书记吸了吸气,似乎有些担心:“那个邓老板家不是没整治吗?两家离得那么近,万一被看到了,那不露馅儿了?”

但是镇上领导却有自己的打算——蔡庄老蔡头的房子用小拇指粗的钢丝绳拉得整整齐齐,陈主任想借此为例,向区里申请一些专项资金。这想法当然好,可是万书记还是不放心。我只能安抚她:“书记,你看,从这西边的铁路涵洞一上来,直接拐进老蔡头的院子里,邓老板家那边的情况,应该不太能看得到。”

万书记摇摇头:“万一安监室的人到外边来了呢?”

我哭笑不得:“那就用条绳把他们拴上。”

陈主任在电话那边也笑:“我跟你说万书记,你就得让上边的领导看见咱们的难处,把问题暴露出来不要紧,要是真挨了批评,你让他们去找邓XX去,看他们吃不吃瘪。”

万书记苦笑道:“局里安监室的领导可不会给我们批钱,只会扣我们的钱。”

次日,安全监察的领导们来了,司机将汽车一脚油门开进老蔡头家大院的深处,将邓老板家的养殖棚完全隐没在屋脊和杨树枝叶之外,下车后,我们往哪儿带,他们就往哪儿走,我们朝哪儿指,他们就朝哪儿看。谢天谢地,总算是没出什么差错,领导很满意,回到办公室里,内业资料随便翻了一翻就不再细查了。

万书记也很高兴,她跟安监室的领导们表扬我说:“这是张工,年纪轻轻,外部环境整治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听得我真想钻到桌子底下去。

后来,听说还是大寨镇上出钱将邓老板的养猪棚给加固上了。

为了缓解运输压力,J车间管辖区内新修建了一条铁路支线线路。今年3月份竣工验收通车后,却遗留下来一大堆的问题——新支线行经大寨镇高庄村的一隅,只占用了四五户居民的住宅用地。这些住宅原本应该被推倒建设成绿化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里边还住着许多老年人。

在铁路的另一侧有一家小型的手工作坊,这些老年人一直在那里打工,如今被铁路横断了上下班的路,要想去到作坊,需要绕上3公里的路程,因此怨气很大。他们将铁路两侧的水泥栅栏立柱砸断,偷偷穿越铁路,抄起了近道。

我和万书记过去调查时,立马被这群老年人给围住了,他们摆出一副“人多谁也不怕”的架势。我问他们“铁路栅栏网谁砸坏的”,非但没人承认,还都大声叫嚷着:“你们说修路就修路,把我们的路都给堵死了!”

“不是修了涵洞了吗?”

“那多远!”

“修在哪里是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方便,也不可能修在你们家门口吧?”

人群里又有人说起别的事情:“你们把我们住的地方给占了,我们都没有地方住啦!”

我反问道:“难道没有给你们钱吗,地也不是白占的吧。”

“给谁钱了?谁见到钱了?”

铁路的建设单位是中铁某局,具体的征地政策我跟万书记都不清楚。我问他们:“地是从你们手里征的,还是从村里征的?怎么可能没给钱呢?”

村民直摇头:“不知道,反正没给钱!”

我们只好再去找大寨镇高庄村的村长问情况,可他架子奇大,我们之前去村委会找了好几次都没见到人,就连上次农路办陈主任通知他到场处理邓老板的养殖棚事宜,他都没有露面。

高庄村有一片产业园,算是比较有钱的一个村子,村委会小楼盖得也挺阔气。我跟万书记在一楼的接待室里被办事员盘问了好一阵子后才被允许上到二楼。村长姓高,正坐在巨大的原木拼接的椅子里抽烟,看架势像一个山大王。我简单说明来意,又把刚才的事情叙述了一遍,高村长慢吞吞地抽着烟,不停地缓慢点头。等我们把话说完,他仍然不说话,我跟万书记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末了,他终于觉醒了一样,问道:“还有什么事吗?”

我说:“咱们得找个时间一起过去看看,那边的村民也不听我们的。”

高村长又缓缓地点了下头,又不说话了。

万书记气得扭头就走。到了院子外头,她愤恨地说道:“这样的人跟他没法沟通,以后有事直接找镇上。”生了一会儿气,她又自嘲地笑了:“唉,好像求他们一样,真难啊。”

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将铁路栅栏网修补好,又在边上立了一个警示牌。施工过程中,高村长一次也没有来过,只有那些老年人从我们边上经过,嘴里瓮声瓮气地骂着什么“没良心”“不干好事”“净会作恶”之类的话。

我们给这些老人的儿女们打电话,让他们劝劝自己的父母,别再破坏铁路设施。他们的态度很好,表示一定支持工作。最后我问他们:“征地款真的没有拿到吗?”他们嘿嘿一笑,只说道:“他们年纪大了,别听他们的。”

我们拿来《安全协议》让老人们签字。老头老太太听了儿女们的劝,都不再闹腾了,规规矩矩地签了字。有一个老太太签完字还不忘奚落我们一番:“字一签,你们可踏实了,唉。”

大寨镇还有个洗煤厂,离铁路大概50米,煤炭资源枯竭之后厂房便空置下来,现在租给一家企业做机械加工生意。厂房年代较久,外立面和棚顶的彩钢瓦已经漆皮脱落,露出一片片的铁锈色。厂房是大寨镇的资产,听说我们来检查安全隐患,负责人周宇也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带着我们到处查看。

不过,当听说我们担心锈蚀的彩钢瓦会从锚钉处脱落,难以抵抗大风大雨,要求他们更换新的彩钢瓦片时,他用右手背砸着左手心,说一句砸一下:“拆下来要钱,装上去也要钱。我拆装的时候工厂还得停工,又是钱。现在经济不景气,哪有那么多钱啊,老板们!”

显然,他不愿再配合。

我们只好先离开,准备找陈主任一起来看看。哪知道,周宇动作迅速,下午就用钢丝绳将厂房捆了起来,算是加固了。次日我们一行人到了现场一看,都傻了眼,我想说这样估计不行,但陈主任用商量的语气说着没得商量的话:“哎呀,就这样吧,我看这样就行了。”

我和万书记都不放心,但也只好作罢。

就此,辖区里铁路外部安全“隐患问题库”里的问题,我们也算解决了个七七八八。

今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吃饭,突然间几滴大雨点子就砸到了玻璃上,紧接着狂风扫进屋内,把飘窗上的书本都卷到了沙发边上。刚关好门窗,电话就响了——单位通知:防洪,全员值班。

我胡乱扒了几口饭,到车库时,发现水已经没过脚脖子,汽车开到马路上,几乎完全失去视线,只能凭着经验慢慢地向前开。好不容易捱到单位,从停车场到办公楼的100多米距离,我就被淋了个透,帽子也不知道被大风卷到哪里去了。

到了后半夜,雨小了,我看到朋友圈里大家晒出的一片狼藉——街道两旁的树倒成一片,地下车库的水已经漫到了地面,马路上胡乱散落的各种垃圾……我的心突然不安起来,脑子里快速闪现着那几个不太牢靠的彩钢瓦棚,心想——“你们千万要给老子顶住”。

一整晚几乎没睡,天刚亮,万书记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她应该也提心吊胆了一夜:“小张,出去看看去。”

雨已经停了,但是风还是很大。万书记个头小,被风吹着走,几乎控制不了方向。我们准备先去大寨镇的洗煤厂看一看——周宇那个瓦棚,光加固,很难对抗这样风雨。

等汽车停在了洗煤厂门前,打眼一看,果然,厂房上有一整块的彩钢瓦片锚钉全部脱落,从中间钢丝绳拉住的地方折了个弯,就像两扇巨型的翅膀一样呼扇呼扇个不停。我们先通知周宇,又打电话喊来陈主任。陈主任也被吓了一跳,表示一周内一定将旧厂房的彩钢瓦全部换成新的。

接下来两天,我们组织人员把管内所有隐患处所进行逐一排查,没有发现问题。万书记终于开心起来:“经过这次暴风雨的检验,证明我们的工作还是可靠的!”

高兴归高兴,但我和万书记也都清楚,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铁路外部环境“隐患问题库”的“隐患”已经攀升至100多件,而且还在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除了日常巡检,我跟万书记又想到还得加强宣传。我们联合几个宣传员,在沿线的街道、中小学、企事业单位进行铁路安全宣传,发传单、拉横幅、走上讲台,甚至还花了大价钱租来广告宣传车,大屏电视配合高音喇叭,甚是壮观。

在城市街道发传单时,很多人会误以为我们在推销产品,我们不得不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铁路安全宣传,铁路安全宣传。”如果谁站定看上两眼,我们都非常感激。

在农村,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老人们倒是很乐意听我们宣讲:“爷爷奶奶在家里带孩子,一定要叮嘱小朋友,不要到铁路边上去玩,不要对着火车扔石头,不要在铁路边放火,不要攀爬栅栏网,不要……”他们总是殷勤地点头。我知道,他们是想要印有安全标语的手提袋,回去之后,就申请了一大摞这种袋子,里边装上宣传彩页一并发出去。

有次,在一个村子里做完宣传,我们坐在铁路涵洞的桥下休息,这时一辆厢货汽车从身边开过去,我们几个人瞪着车厢上拉着的条幅:XX活动板房、彩钢瓦房,厂家直销,包工包料,一天建成。电话……一个宣传员故作愤慨地说道:“真想给他掀沟里去喽。”

我们几个人哈哈大笑。

万书记终于还是说了一句符合政治教员身份的话:“有矛盾,但是不能有对抗。彩钢瓦房的存在合理,铁路的安全也合理,我们要把都是合理的东西平衡起来……”

安全宣传员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眼睛躲在手底下偷偷地翻了个白眼。

欣慰的是,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影响了很多人,大家“爱路护路”的意识都有所提高。有一次我们在铁路沿线发现了一处新建的彩钢瓦房,业主已经自觉地用钢丝绳进行了加固,让我们惊讶不已——也许,真的会像万书记说的那样,在发展与安全之间能够找到平衡。

当然,我们都知道,谁也不是真的喜欢住在离铁路这么近的地方,大家各有各的不得已,这么想着,觉得我们这份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人物、街道名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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