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上篇:误入歧途的潜在势能)|端传媒 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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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是许章润教授为纪念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所撰三篇系列论文的最后一篇,第一篇为《低头致意 天地无边》,第二篇为《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在中共最高领导人近日重提“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之际,“红色帝国”之性质辨析更凸显其前瞻性与紧迫性。因本文关乎重大公共利益,我们特别设置全文免费阅读,欢迎转发、参与并讨论。

曾几何时,大国崛起,文明复兴,一手好牌,势不可挡。时惟戊戌,情势逆转,仿佛国运不再,开始走下坡路了,遂致人心惶惶。表诸现实,便是“一手好牌打成烂牌”,而内外交困。“要准备过苦日子”与“军事斗争”之舆议纷纷,堪为晴雨表。原因何在?为何走到这一步?抛开大国博弈、权势转移所引发的世界体系震荡等外在因素,追根究源,就在于近年来的立国之道指向“红色帝国”,或者,予人“红色帝国”的公众印象,四面树敌,八方开怼,以至于声势日甚,而声誉日窳。

一方面,既有体制的腾挪空间已尽,无法挥洒进一步让步协商的红利,毋宁,因恐惧散伙而日益收紧;另一方面,维续既有统治万世一系的初心不改,奠立于超级元首集权的党国体制日益僭政化。由此矛盾日烈,已到临界,不欲突破,遂掉头回转,不惟导致内政日益严重之党国极权,同时更加强化、坐实了红色帝国的大众形象。对此,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心知肚明,此乃不归路也。

中国的现代进程走到这一步,虽非始料所及,却也未出大历史框架。笔者判断,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但因其超大规模,确有走到这一步的潜在势能。因而,基于建设“现代中国”这一大历史进程,破解红色帝国之道,拨转华夏邦国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既为邦国公义所在,而为全体国民的集体自救,也就是在为世界永久和平出力,须臾不能再拖了。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但因其超大规模,确有走到这一步的潜在势能。

一、红色帝国?还是超大规模极权国家?

二十世纪的美苏争霸,是两种绝对主义的对垒,也是两种源自现代性的普世理念的决战,根本演绎的还是王道自由善政与霸道极权恶政的殊死搏斗。其间,苏俄一脉,承继沙俄的扩张冲动,以霸蛮势能和不义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一方面,就内政来看,其以党国统御,领袖君临,尊奉惟一意识形态为圣经,而以残酷斗争与坐寇逻辑开道,将国家征服收编。超级元首驾驭克格勃统辖政党,再以政党机器制御官僚体制,然后复用由此纽结一体的党国体制吞噬社会,最终形成一个层层下辖、骑在国民头顶的庞大镇压机器。在此进程中,秉持历史铁律和国家至上的扭曲定位,将谎言治国与祛除信仰推到极致。由此,国家消隐民族变成党国,再变为专政党的殖民地,最终形成的是基于君民统治观而非整体国家观的超大规模、变本加厉的极权政制。

另一方面,在国家间政治与世界体系中,苏俄不折不扣奉行传统帝国逻辑,恃征服和颠覆为手段,建立起东西纵贯的庞大红色集团,而以华约为中枢,形成中心—边缘的全球制辖体系。1949年后的中国一度不幸裹挟于这一体系的边缘地带,终因文明传统、领导人性格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原因,而分道扬镳,其实开启了1972年中美走近的历史机缘,未始非福也。凡此两项叠加,则此超级帝国蔚为庞然红色帝国,最为邪恶恐怖,涂炭生灵,危害人类,首先是自己的国民遭殃,而终究生于不义,死于耻辱。至今想起,依旧令人不寒而栗也。

苏俄不折不扣奉行传统帝国逻辑,恃征服和颠覆为手段,建立起东西纵贯的庞大红色集团,而以华约为中枢,形成中心—边缘的全球制辖体系。

苏俄既终,则当世惟剩美帝一霸独强,以隐蔽帝国的霸权秩序维系世界体系,历经“二战”后又一个十来年辉煌小周期,直至双子塔轰然倒塌。不论其为红色帝国还是自由帝国,与此两霸比勘,吾人可得断言者,则现代中国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

**首先,现代中国不曾是一个红色帝国。**辛亥以还,中华帝国蜕转为民族国家。不仅华夏帝国赖以伸展的传统东亚中华世界早已烟消云散,而且,既有疆域亦多流失。四十年里,左右拉锯,一路逶迤,满目疮痍。至红朝当政,重归一统,对内奉行阶级斗争,厉行专政,建构起酷烈极权体制。对外与苏修闹翻,往东南亚输出革命,在亚非拉洒金出力。但是,虽竭尽民力,却受势能囿限,终究只是在两霸缝隙间讨生存。连第一岛链都出不去,西北边疆亦且封锁得严丝合缝,虽有霸王之志,也想伸展手脚,耽溺于“世界一片红”的南柯绮梦,奈何无霸王之力,只能以“三个世界”划分过过干瘾。最后不得已,“拨乱反正”,还得以四个“低头致意”,收拾残局,死里逃生,哪里谈得上什么帝国。毋宁,乃陷万民于苦难之极权政制的铁桶也。逮至今日,“一带一路”水陆并进,“亚投行”早已隆重开张,实为固守旧制不思更张,以至于因其异数而为主流所拒后的另起炉灶,则看似热闹,其实依旧不过是第二大经济体求生存的不得不然,距离挑肩全球治理的红色帝国之境,还差得远呢。再说了,其所凸显的是帝力挥发而保卫政权之战,内政考量远高于全球铺展诉求,既非纯然国族利益的伸展,政党理由远高于国家理性,更与公民理性无关,则纵便有心插柳,也难能绿树成荫,同样谈不上什么帝国经纬也。

**其次,现代中国不必是一个红色帝国。**古今帝国成长多半仰仗地利天时,蛊惑于宏大叙事,为利益驱动所主导。罗马奥斯曼如此,英帝国如此,美帝国同样如此。唯有苏俄帝国,倒仿佛更多地基于意识形态的冲动,大肆搜刮的同时还赔钱做买卖,终于在癫狂中把自己作死。就此而言,今日中国牟利无需恃帝国之身,毋宁,更多地以汇入自由经济的世界体系,在自由而公平的贸易中取长补短。前此几十年,就是这么“低头致意”做的,赚了不少血汗钱呢。否则,反倒授人以柄,招致八方敌意,何苦来哉。而且,帝国意味着责任,故有“帝国负担”一说。以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之身,尤其是优良政体尚付阙如,而背承重负,有如毛时代之外援与近年之大撒币,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不仅背离国家理性,也违迕公民理性,不智不祥,同样何苦来哉。大撒币招致全民反感与举国异议,随着经济下滑必将有所收敛,也是预料中事。

帝国意味着责任,故有“帝国负担”一说。以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之身,尤其是优良政体尚付阙如,而背承重负,有如毛时代之外援与近年之大撒币,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不仅背离国家理性,也违迕公民理性。

**再次,现代中国不该是一个红色帝国。**毕竟,整体而言,中华文明主流崇仰王道而非霸道,帝国理想并不合心意。汉武隋炀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历来备受诟病,其因在此。就晚近来看,红色帝国指向恰与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两相刺谬。其中的“富强”旨在自立,而非称霸;“民主”与“文明”追求内政的优良境界与国族文化的普世融和,亦与帝国指向无关,更不用说红色帝国了。就当下世界体系中的权势转移而言,成长中的大国为了自我发展,绝对以安抚守成大国为获取生存空间的妥协应对之策,所谓“韬光养晦”,奥义在此,决定了中国何需将自家弄成个帝国模式,更不用说是个家家防范人人喊打的红色帝国了。再者,当下国朝最为担心的还是自家政权的维续,一切以此为轴打转。帝国雄心依恃国力,而必耗费民力,虽能收获部分盲众的欢呼,但总体得罪绝大多数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温饱日子的国民,从而必然危及政权,非智者所为。所谓“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古人言犹在耳,未谓不预也。至于国家间政治中的敌友之别,例属国家理性与国族政治成熟范畴,同样服务于内政,最终落定于内政,对此,除非疯子,谁也不会造次。

**最后,现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新中国起自“1911”,历经“1949”,再经“1978”,以迄于今。一百年间,总体而言,不过求生存而已。国民填饱肚子,手上有点儿余钱,花花肠子尝到了甜头,也就是晚近十来年的事儿。所谓“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只是相较曾经的积弱积贫而言。置诸世界,比对之下,依旧人民穷困,文化凋零,过去未曾站直,从来不曾富有,繁盛有待来日。既无全球投放军力的实力,亦无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替代性治理结构。而通常为帝国所必需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外围地带”,不仅尚付阙如,而且,纵便经由外援和“带路”组合所拼接的地缘结构,亦无有效控制。就在家门口,从东海到南海,依旧龃龉不断,大国博弈汹涌,中国难能消停,更不用说如美帝一般纵情于深蓝远海了。故而,以此现有国力而欲成就全球霸业,纵为之,亦不能。

此就现状扫描,据实描述,概莫如此。再就近代中国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来看,其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为鹄的,虽曾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却绝对刺谬于和平理智与人文化成的华夏文教本义,故尔早被抛弃。而且,后者的天下意识意味着一种互为边疆的多中心结构而言,本身就坚拒任何红色帝国梦呓。一旦偏离此一主流,即会遭遇反弹。几年来的国朝情势,已然对此证之再再。再者,如前所述,好不容易安享两天吃喝玩乐市民生活的亿万国民,早已不是前现代的盲众,最反感基于所谓国家荣誉的援外大撒币,最痛恨枉为领导人的虚幻世界图景而耗费民力。还有,自从共产意识形态破灭,国朝即无信仰,随政治任期换届而迭出心思,在捉襟见肘中疲于应对。所谓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时代之第次出笼,恰恰表明了无定性,意识形态虚空,国家哲学悬置,不过架漏牵补,敷衍了事。纵便儒义高陈,民族主义和末世消费心理大行其道,亦不济事。盖因钳口遮眼,压抑心智自由成长,只许十九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式教条一花独放,则国族心智孱弱,终究无法挺立也。

所谓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时代之第次出笼,恰恰表明了无定性,意识形态虚空,国家哲学悬置,不过架漏牵补,敷衍了事。

因而,嚷嚷初心,实无理想,只剩“保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赤裸裸实用主义与粗鄙机会主义,骨子里既无道义自信,亦无下文所说的基于文明的崇仰意识方可深植于心的文明优越感,哪里还会为什么帝国不帝国的去拼命。而帝国大业,包括红色帝国在内,嘿嘿,有时候还真要有那么点儿叫做什么理想呀、情愫呀的东东来支撑才行呢。总之,凡此决定了现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此非当轴所能理喻或佯装不知,亦非大洋对岸白宫廷帷内的老白男们所可想像者也。至于学人报人以“现代帝国”措辞状述当下中国,而力争自圆其说,也是一说,就是有点儿小儿科罢了。

综上所述,与其说当下中国是一个红色帝国,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极权国家,因其不思政改,拒绝以优良政体为现代中国升级换代,而为现代中国的最终完型加冕,则按照晚近势能伸展,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红色帝国,这才令四邻八乡猜忌,惹守成大国忌惮。就此而言,白宫那批存在认知障碍的老白男们鲁莽行事,退守基于十九世纪式的主权国家格局,深濡凡尔赛式强权政治色彩,一下子把人逼到墙角,有可能导致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期”,同样危乎殆哉。这边厢,“相向而行”,为了转移内政吃紧,而不惜内战甚或外战,亦且不无可能。现在看来,“军事斗争”或成“伟大斗争”日程之首,而定时引爆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因为,虽如前文所言,“除非疯子,谁也不会造次”,可不幸时逢太平洋两岸均为“老红卫兵执政”,这世上就有些弱智的疯子呢?!

现在看来,“军事斗争”或成“伟大斗争”日程之首,而定时引爆的可能性正在增长。

二、自我坐实的红色帝国

细加辨析,此刻中国予人红色帝国的猜忌,一种经由传媒而凸显的国际印象,或者,为何他人会有此种预设与预期,原因错综,难能一言以蔽之。在此可得陈说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立国之道歧出,尚未完成内政的现代化却反而倒退,辄汲汲于搅合国际体系,四面出击,自我定位有误,世界诟议遂至。

综理诸因,约略梳理,概为下列四端。

**首先,大国伸展之际的世界阵痛、与对于超大规模国族复兴的恐惧。**以中国之体量与文明之渊厚,无论兴衰,均会引发世界性震荡。此为国族宿命,好坏难分,天注命定,只能适应。但大有大的难处,在切己立论,可谓言之不虚。放眼世界体系大历史,两千多年里,相对而言,中国的衰败是异态,而繁盛则为常态。眼下这波兴衰,随西力东渐而来,深嵌于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改变东西平衡,前后不过两个来世纪,可谓短暂而急促。其以一己即身可见,则感官之震撼与冲击之剧烈,盖可想像。东西交汇一体之际,如此超大规模国族一阳来复,却又方向不甚明朗,却反而日益回转红色极权政治,未来兴盛后何去何从,会否重蹈国强则霸的旧套路,则四邻有惑,八方质疑,自是顺理成章,而有红色帝国之嘈嘈切切。有关于此,东西学人早已唧唧喳喳,无需赘言。

东西交汇一体之际,如此超大规模国族一阳来复,却又方向不甚明朗,却反而日益回转红色极权政治,未来兴盛后何去何从,会否重蹈国强则霸的旧套路,则四邻有惑,八方质疑,自是顺理成章。

进而言之,纵便可见未来中国转型落定,汇入世界民主国家主流,却依然会因自己的超大规模及其浩瀚势能,而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政治层面,难免龃龉,多有冲突,也是可以预期者也。此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性所决定,一天未曾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就一天如此。回瞰曾经的英美角力,静观当下的德美猜忌,以及从未停止过的日美较劲,便一目了然。但因同处体系,分享立国价值,并有极权政制作为他者反观,则矛盾的可控性与解决方案的可协商性,以及循沿程序的可欲性,绝非同日而语,也是可以预言者也。

**其次,帝国情结发作。曾经的大型帝国,作为逝去的辉煌,总会在民族历史文化心理中烙下深重印记。**它们可能如落霞残照,搅不动死水微澜,也可能翻转为近代民族主义,而鼓荡起滔天大波。从博鲁布鲁斯海峡至广袤深邃的俄罗斯大地,再到幽曲叠嶂的中亚西亚和印度半岛,而迄太平洋两岸,均有帝国情结发作的鬼哭狼嚎。逮至今日,早已陨落而仿佛惯看沧桑、对于一切均云淡风轻的不列颠,尚图再跨瀚海,“所有作为”,正说明此间文化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冲动的深重势能,不可小觑。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指向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至此时刻,仿佛正好坐实呼应了这一波发作,也真的就有这种迹象。逢迎学人与无良官媒不明所以的鼓噪,大言炎炎,推波助澜,于党国或有功,于国族为罪人。而心智低劣,心性窳劣,就此暴露无遗。有意思的是,东亚诸邦近代均遭西洋东洋势力欺凌,因而都有屈辱历史记忆,除开扶桑一枝独秀,其所引发的民族情绪,均未因国家独立繁盛而消隐,却反而益且偾张。每有风吹草动,便暗流汹涌,明浪滔天。其间,高丽民族表现奇葩,尤为凸显。值此情形下,现代中国的成长至此时段,仿佛濡有帝国情结色彩,而且偏偏就是华丽酷烈的大红大紫,怎不叫人生疑。更何况就有幸灾乐祸望船翻的,遂致情势雪上加霜矣。

东亚诸邦近代均遭西洋东洋势力欺凌,因而都有屈辱历史记忆,除开扶桑一枝独秀,其所引发的民族情绪,均未因国家独立繁盛而消隐,却反而益且偾张。每有风吹草动,便暗流汹涌,明浪滔天。

**再次,基于时代错误的毛式公子哥天下图景。**如前所述,“人文化成”是文教理想,强调的是基于普遍人性的普世价值分享性,而帝国霸业或者所谓“要让世界一片红”,则为霸力嚣张。德力两端,彼此风马牛。近年立国之道对此仿佛不甚了了,完全罔顾内政升级换代的急迫性与经济社会继续转型的必要性,盖在恰如笔者前文所述,虽号曰“将改革进行到底”,实则以为大转型已然完结,则模式既成,手上有俩钱,遂眼光向外,铺展鸿图。殊不知,“胸怀七亿三十亿”的时代已然不再,从“祖国山河一片红”进展至“要让世界一片红”,更是痴人说梦。世界体系维续于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的交缠纠结,意味着参与其中,纵横捭阖,凭恃的是国家理性与文明劲道,表现为邦国的政治感召力与道义吸引力的博弈,哪里是多买卖点儿货品就能摆平的事,更非迎来送往的隆重接待所可奏效也。于此可见毛氏天下图景为底色的世界想像,经由公子哥式发酵,顿时成为一个犯有时代错误的低能幻觉,不成体统,而荒腔走板矣。

毛氏天下图景为底色的世界想像,经由公子哥式发酵,顿时成为一个犯有时代错误的低能幻觉,不成体统,而荒腔走板矣。

**最后,更为主要的在于,超大规模极权国家崛起的后患与隐忧,引发全球震荡,而首先是四邻忧惧。**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三波改革开放”,浴血打拼,层累之下,造就了刻下中国的综合禀赋巍峨,却因极权政体而与现代世界高阶政治文明离心离德,形同孤家寡人。时以“一战”前英德关系比譬刻下中美角力,又或以苏俄联想华夏,非因吾族吾民秉有德俄蛮力。——其实,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结束,其势能,其冲动,于隋唐挥洒殆尽,此后渐成内敛式文教共同体,惟靠边疆入主中原保持张力,而终究于近代沦为一味挨打的主儿。文明论上虽有复兴求存之意,间有兼善天下的普世愿景,政治意志上却早无帝国壮志矣。毋宁,实因极权政体性质固在,而又拥此禀赋,这才令大家多所忧惧。毕竟,其势能浩瀚,其初心怪诞,若果拥此势能以恪此初心,将大家的坛坛罐罐打个稀巴烂,老天爷,那还怎么过日子。如此这般,担忧后患,而戒惧生焉。放眼全球,揆诸四邻,很显然大家未必愿意看到中国乃一贫弱动乱之邦,那不符合全球利益;但更不愿遭逢一个强悍红色帝国,那首先是有违自家的安危。凡此利害,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虽世相迷惘,修辞纹饰,说白了,不过如此。

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思政改,无意建设立宪民主政体,不禁令人恐惧。一旦坐大,难防不测,而有红色帝国崛起的预设和预期。

而一言以蔽之,就在于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思政改,无意建设立宪民主政体,不禁令人恐惧。一旦坐大,难防不测,而有红色帝国崛起的预设和预期。其所挑战的是“二战”后奠立、“苏东波”后最终成型的普世良政典范。因而,既非什么南海的军事化与“带路”扩张,亦非“2025”或者“新殖民主义”就引发忧惧,事实上,凡此虽多纰漏,却为一个成长大国基于国家理性的应有布局。毋宁,恰在于内政之红色极权政治赤裸裸的加速度,这才真正令世界不安,引发出内外一并产生的根本忧惧。

既然如此,为国族利益计,为生民福祉计,为何不能正面迎应呢?以立宪民主政治融汇于世界主流体系而和平共处,于己于人,均为福也,何乐而不为呢?看官,坐吃江山,好不舒坦,岂肯放手。于是,罹患下列三项“代际盲点”之蔽,进而犯下“四大低估”之错也。

后文参见《许章润: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下篇:代际盲点与斗争哲学)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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