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昭对魏京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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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昭起诉魏京生案，很快要在美国公开庭审了。

我曾经在欧洲议会见过一次魏京生，但对他的了解，也只限于平时研读社会运动和中国政治的文献。

我是2012年搬到香港以后才认识刘怀昭的，具体第一次什么时候见面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刘怀昭以前作为记者、编辑，以及我们认识以后，她逐渐转到翻译的工作，翻译出版的书籍屡屡获奖，在公共层面也是有目共睹的。她行事低调，甚至作品上都不出全名，从不参与公开活动。她为我之前制片的电影《凶年之畔》做翻译，为艾晓明的《夹边沟祭事》做翻译，把我的一篇英文学术稿翻译成中文，放在《中国女权——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一书里，平时诗歌和文学的一些探讨过程中，我对她的才气和工作，赞叹不已。

我和怀昭有一个“五妈咪二小宝”的群组，说白了就是两个单亲妈妈加三个干妈带着孩子闲聊。

我很心疼怀昭的女儿S，有时甚至对怀昭有意见，因为觉得经常在外面快餐店吃饭，她的女儿S又很爱吃甜食，瘦长，我担心营养不够。我经常想给S多做一点好吃的。S很礼貌很有才气，学习成绩好，又独立，人见人爱，和魏京生也长得很像，不难被人认出。有一次带她游泳，发现她还不会游泳，要走的时候，在水里想多待不肯起来，回到四五岁小孩贪玩的样子，又是心疼。我意识到，她的生活中，欠缺的东西，也许比我看到的，还要多。但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养孩子，要教书要研究要超负荷熬夜工作挣钱……没有社会结构性的和外部的支持，能对单亲妈妈们提什么要求呢？

有时候怀昭会突然消失，群里的干妈很奇怪。我私下里说，无论怀昭怎么做，我们都理解她，不要去问为什么，因为她在经历非常痛苦难以承受的一些事情，等有一天可以说的时候，她会告诉大家。

S的生父是谁？我从来不问。数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生活上经历一个难关，情绪很低落，怀昭来我家陪我。聊天的时候，她第一次聊起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如何怀上孩子，如何落荒而跑，到新的地方，隐名埋姓生活，无法建立新的社交圈，因为不能回应S的生父问题。

在黑暗中，她的声音是颤抖的。我流泪，是有另外一层刺痛。

当时作为一位社会性别研究的博士生，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怀昭告诉我的，其实是她在工作场所履行记者职责的时候，被自己尊敬的人、并不熟悉的公共人物，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强奸了。并且有了孩子。从此试图隐名埋姓生活，试图将这一段抹去。

怀昭作为接受了哲学和文学的专业训练、北大毕业、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道理上她不懂吗？我想她本来应该是懂的。但是，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她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作为知识人的尊严压抑着她，她身边那些知识人的眼光压制着她，使得她在一些怪圈里绕来绕去，她不停地用各种方式欺骗自己，试图解决这个事件对她的精神冲击，得到解脱。我曾经对她说，她没有市井的泼辣气，是太过儒雅的文人，不像我，见了太多的不堪，也可以直视泥尘里的事和人直言不讳，或者说可以破口大骂。她做不到。

作为朋友，我能怎样？只有默默地听她说，和她一起流泪。

这样的交流，陆陆续续又有几次，中间间隔的时间，有时长达一两年。有时怀昭突然“消失”，不和我们联系。我事后、有时当时就知道，她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在服药，工作上又失业了，或者在打官司或闹公案，要回自己的一点公正。有时又知道，她加入教会的活动，又从教会中出来，反复地。

我知道她经常看我写的与性别研究有关的文字。几年后，有一个周末，我们本来想去行山还是干什么。在香港天后附近的一家咖啡厅，她突然说起METOO，说她自己18年前，不就是“被魏京生强奸”了嘛！

她眼睛里含着泪，双手颤抖，第一次说出了自己被“强奸”这个词。她说了四个小时，在那个下午。我为她高兴起来，因为她终于说出“强奸”这个词，表示她可以开始真正直面这件事了。

她说，一直以来，她无法安宁，她必须要得到属于她的正义，否则，无论怎样排解，其实都绕不过去这件事，无论怎样逃离到新的地方，最后都无法在社会上扎根下去，也是因为一触及这个问题，又想从社会上逃开。孩子要18岁了，要成年了，生父是谁，总得有一个说法。难道孩子也去逃离社会生活吗？

那时，她已经通过中间人和魏京生在交换信息。本来是想着，只要为着孩子的未来安排，让孩子好起来，也就画个句号了。结果，情况越来越坏，我很担心她精神崩溃，有时可以看到她处于这样的边缘。我时常收到一些消息，有时必须马上给怀昭打电话，和她说话，让她从紧绷的状态中放松下来，不要被逼到绝路。

人是很难改变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省能力，怎么可能为过去道歉，怎么可能不进一步再去伤害？

在这个过程，有一天，S说：妈妈，如果让我过去美国，要和魏共处一室，你就不怕我也被他强奸了吗？

S在我眼里还是个孩子，当她说出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作为母亲的内心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最后，S决定去和美洲、亚洲都不连接的另外一个大陆读大学。

怀昭和我谈打官司的问题，找律师等等。我只是一个听的角色。孩子都已经18岁了，强奸官司很难打，但是，要求孩子的生父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的官司，还是可以打的。

实现部分的正义，也是正义。这样，怀昭也许可以相对平静地开始她自己的生活。

遗憾的，也不出所料的是，我身边太多（曾经）头顶光环的人，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活跃人士，认为怀昭不应该起诉魏京生，认为这样做伤害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有人认为，魏京生就是那样的人，你费什么劲呢？甚至有些人指责怀昭是中国政府派出的美女特务。

最近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政治明星，也是维权律师，公共生活里都是正义的代表，他自杀了。因为被秘书投诉性骚扰。秘书曾经向政府各部门、名人求助，要求阻止对她长年的性骚扰，四年来，整个体制对她的求助视而不见。最后，秘书公开指控他性骚扰，他以自杀来回避面对秘书的指控。

在韩国，在中国，都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当女权议题对社会运动民主运动议程有帮助时，他们会公开表示对女权的支持。但在个人生活和日常工作中，从来不会意识到、做到对女性的基本尊重和平等对待。对性骚扰、性侵幸存者保持沉默，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生存环境中暴力洪流的一部分。有些人说，政治暴力才是敌人，不要分散内部团结。

如果是以个人的痛苦为代价、以女性的痛苦为代价的团结，是伪团结。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和缺陷的社会运动，是伪社会运动，也不会抵达正义。过去几年在为性别暴力和政治暴力双重受害者提供倾听服务的过程中，我见了太多这样的案例。相信幸存者愿意并且有能力公开说的那一天，会到来。我在《中国女权》一书里，也反复强调，公共人物，必须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同时实践性别正义，才是完整的人格，真正践行正义的事业。

作为怀昭的朋友，作为性别研究的学者，作为性骚扰和性侵的幸存者，作为中国社会运动的见证者和研究者，我写下以上文字。披露的个人细节，经过当事人的同意，但此文为我独立表达，文责自负。

怀昭和我的其他当事人所经历的痛苦，再一次提醒从事公共教育、社会公正和社会行动的组织，尤其在华语世界，必须把性别平等、性别正义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的议程，投入资源，使得在华语世界未能接受性别教育的社会行动工作者，重新接受性别洗礼，学习在生活和工作中真正尊重女性，尊重女性的职业工作和贡献，使得女性在职场上履行工作职责时减少障碍和伤害。

女性在社会运动中受伤害经历的披露，这也只是刚刚开始。

曾金燕，2020年7月15日，于以色列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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