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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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哈佛一调查报告显示 2003 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提高，我认为基本真实可信，但未来几年才是真正考验

在中国进行民意调查研究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但也有挑战性的事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近日发布的由该中心三位中国研究专家撰写的调查研究报告就引起了很大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这个调查的真实性或可信度，若可信度存疑，那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不靠谱。

哈佛调查报告的题目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以下简称哈佛报告)，通过从 2003 年到 2016 年长达 14 年的时间对超 3 万名中国不同地方的城乡居民的 8 次面对面访问，来了解普通民众对中国四级政府的满意度，主要的调查议题有三个，即民众如何评价政府在公共服务、反腐倡廉及环境保护领域的表现。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自 2003 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高，从宏观的国家政策影响到地方官员的管理方式，民众认为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和效率。其中，中央政府获得的满意度尤高，从 2003 年的 86.1%，到 2016 年的 93.1%。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民众满意度则提升得更快，2003 年只有 44%，但到 2016 年接近 70%。

可以说，哈佛的这个研究报告打破了人们向来持有的「专制」或「极权」国家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较低的印象，使得研究者不得不承认西方政治学以往对中共极权统治的一些假设，无法解释中国当下的情况。但也因此，它在中国自由派中引发了很大争议。

哈佛报告发表后，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进行了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该报告的调查及其结论真实可信，而在反对意见中，有人认为该报告没有就调查的方法论依据进行解释，以及能否保证课题的独立性等，因为这是此类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常识；也有人根本否认调查报告，认为在资讯受到管制，言论不自由的国家，进行任何此类调查都是徒劳，都是伪问题，理由是，无人会说真话。

不过，与其一棍子将哈佛报告打死，我认为它基本真实可信。原因有三点：第一，尽管中国言论不自由，资讯受政府控制，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言论空间，考虑到这个调查时间跨度 10 多年，且截止 2016 年，至少这段时间的前期，中国的舆论是存在一定空间的；另外，调查是面对面访问，基本上近似于私人空间，在私人空间，民众并非完全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即使不敢妄言中央，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还是不会有太多顾忌。第二，此次调查访问着重于公众对政府在公共服务、反腐及环保三个方面的评价，这三者政治敏感度都不强，而且客观地说，在这三个方面，中国政府总体上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即使是舆论非议比较大的反腐，尽管上层有它特定的目的，并非仅仅基于公众利益，然而在官员普遍的腐败情况下，民众并不关注上层反腐的动机，更关注反腐本身以及反腐是否带来治理环境的改善。恰恰在上述三个方面，本届政府取得的成效比起以前显著，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2016 年中国四级政府的民众满意度达到最高。从这个角度说，不是中国政府做得多么好，而是中国的国力发展使得政府能够将相对多的资源投入到改善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环境中去，反腐也多少改善了一点民众和官员的关系。第三，假使哈佛报告数据失真，但由于它在长达 10 多年里作了 8 次调查研究，从而可以部分校正失真，并从中看出一些趋势性的东西。比如舆论都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严重注水，但不能由此说它在统计上没有一点价值，很多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国的经济时，也引用它的数据，因为即使数据失真，但从它的前后数据中，是能够发现一些真实的问题。同样，哈佛的这个调查报告，如果某次调查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大幅提高或下降，那么，同样的调查方法，是什么导致这种变动，就值得注意。

在我看来，尤其不能因为哈佛报告得到中国官媒和中国政府的称赞就认为它有为中国政府背书之嫌，否认其研究价值。外交部发言人用哈佛报告的数据来反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共的指控，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报告都难以避免的尴尬，与报告本身无关。事实上，哈佛报告得出这个结论并不让人大惊小怪，其他民调也佐证了这点。比如最近几年国外一些知名调查公司搞的各国民意调查，中国一向排在前面。以美国皮尤中心 2019 年的民调为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超 86%，为全球最高，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47%。不能轻飘飘用一句「假的，没有价值」把它否定掉。另外，这几年群体事件大幅减少，原因当然多样，但是不是亦反映民众的不满在降低？

所以，我们不能见到不合自己口味的研究就怀疑其可靠性甚至干脆否定。哈佛报告真正值得重视的不是它的中国政府民意高的结论，而是它指出的以下事实：中国政府如此高的满意度是建立在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和改善民众福利等点上，一旦这些因素有变，中国政府的满意度便有可能受影响。换言之，中国政府的高支持度来源于其治理能力，因而我们可以反推，一旦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也就跟着下降。而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不是因为其治理水平的提高，而是和经济发展及由此带来的民众福利改善和提高有密切关系。这也证实了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即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故只能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绩效基础上，希望通过高增长和民众福利的提高来换取民众的支持。过去，中国政府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但在中美争斗的背景下，这些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当下，普通民众对民主的有无或多寡可能不是十分关注，他们在乎的其实是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过上好日子。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外界环境密切相关。但过去几年，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也急剧变差，这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到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所以人们看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这两年虽有提高，但幅度慢下来了，经济困境对民众尤其是中产阶层生活水准的增进开始显现。哈佛报告截止于 2016 年，相对来说，该年中国的发展还是顺风顺水的，本轮中美关系的变坏始于 2017 年，之后几年更是从局部的特定领域向全局扩散，贸易战全面开打，如果后续几年继续跟进调查，民众对中国政府的评价可能会有所不同，有可能不像 2016 年那么高。

今年的疫情特别是早期疫情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产生了很大冲击，但由于西方尤其美国疫情失控，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和支持度重又增加。然而，由抗疫拾得的民意终究会随疫情的减弱和过去而递减，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如何在疫情中和疫情后解决经济增长和民生难题。从美国在疫情期间出台的对中国的各种打压手段看，未来若干年中美龙虎斗会更惨烈，美国必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全部资源与中国一决高下，这会给中国政府制造大量的外部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内部化，让中国政府难以消化。从而，随着问题的增多和扩散，未来几年在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资源消耗上，中国政府很可能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极大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改善，导致他们对政府的评价下跌。

不仅如此，随着中美高强度冲突的持续，中国目前这种执政体制也容易出错。体制出错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问题，如果体制频繁出错，或者出现的是大错误，那就更说明治理能力有问题，这就势必影响经济绩效和民众福利，导致民众的不满增长。民主政体虽然也有治理能力的问题，有时也会因治理能力出错而出现民众抗议，然而，民主政体基本不会因此而担心合法性受损，其回旋的余地比中国的体制要大很多。

所以，未来几年才是对中国政府的真正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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