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地，一个农民工的命值80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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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姨倾向于拿钱走人，省得夜长梦多。经历了这些天的难， 她想回家了。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57个故事—

一

我曾在一家省会城市的都市报当过几年社会新闻记者，常常奔波于一些维权事件中。其中有件事一直忘不掉。

2016年底的一个深夜，电话突然响起，是同乡老鲁，声音焦急。

当天傍晚，城郊的一个在建工地发生塌方，一名农民工被掩埋在基坑内，人当时就不行了。收到通知后，家属连夜赶来。

死者姓常，跟老鲁老家村子离得不远。家属希望他找人帮帮忙。找记者曝光，是其中一个办法。

老鲁打包票，他有朋友就在报社，熟得很。

老鲁跟我在一次执法活动中认识。他开了家加工厂，被人举报，我和执法人员过去查看，虽然最后还是开了罚单，不过他跟我搭上了线。在城市打拼多年的他，练就了一套生存本领，认识的人个个是兄弟，都能公关成自己人。

因老乡这层关系，他经常约我出来吃饭，次数多了也就不生分了，每次喝多时他总提出想让我入股，一起大干一场，我都一笑了之。

他这次提出来帮忙，作为老乡，我不好拒绝。

他告诉我，给家属说过了，把赔偿额提高，多出来的钱归帮忙的人。

以往给企业做宣传时，对方往往送红包，这些好“笑纳”，但涉及跟企业的纠纷，钱就烫手了，稍不慎就很被动，再者涉及工地事故死人，心里多少有点过不去坎儿。

我说先试试看吧，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人家。

老鲁以为我在推辞，一个劲儿让我放心：都是自己人，他在后面操办，我该帮忙帮忙，其他不用管。

二

在老鲁张罗下，次日晚上，我跟死者的亲属第一次见面。

现场五六个人，不大的宾馆房间里开着空调，显得有点拥挤和闷热。

其中有死者的爱人刘姨和两个孩子，一位头发有点花白的长者，是死者的大哥，还有位年轻人坐在他旁边。见我进来后他们忙起身，打量着我。

现场还有位50来岁的男子，上前用力地跟我握握手，“是记者老师吧？终于等到你了。”口气热情得很。

他自我介绍姓庄，跟死者一家是亲戚，叫他庄哥就行。

看装束，庄哥像基层干部，眼神也透着精明和干练。后来我知道，庄哥以前在老家某事业单位上班，还管过事儿，这几年内退，在县城兼职做生意，在村里也有声望。作为本次事故的中间协调人，他很有话语权。这次就是他联系老鲁找记者的。

刘姨眼睛红红的，不住地说给我们添麻烦了。

庄哥告诉我，他们目前提出的赔偿额是160万元。

我揣测，这个金额不容易实现。果然，他们的底线是80万元。而肇事企业之前只愿意赔偿60万元，后面这20万元是一定要争取的。至于怎么争取，他们拿不准主意。

我的意见很明确，这种事儿需要一边谈，一边通过其他来施压。庄哥投来赞许的目光，这点跟他不谋而合。

当晚我们约定，不堵路不围攻企业，避免事态难以控制；不抬棺材闹事，考虑到对死者的尊敬，能安安静静走；不打官司，避免长期诉讼，对方最后成“老赖”。

我们估计，整个事情一到两周办成。

老鲁打算盘，从企业拿到手的，减去给亲戚们的，每个人能分几万块。

他还悄悄告诉我，庄哥这几年也做生意，平时需要人情往来，多出来的钱，也要给庄哥分。

三

次日我联系上本市建设局周处，周处所在的处室负责建筑工地安全文明生产，他是副处长，这几年我跟他交往相对较多。

我本以为这事十大九稳，他安排一下就能搞定，不想却遇到波折。

周处已经接到这起事故的汇报，不过出事的工地属于电力施工，按行业划分，不属于城建系统监管，他们处室日常也不怎么插手。

又问了问这家企业的名字，新成立不久，周处摊了摊手，跟他们的确不认识，还没接触过。

周处看我有点气馁，转而给我支招，他在建设管理部门20多年了，最清楚这些企业的心理，如果记者来了，说要去市里告他们，曝光他们，把事情闹大，企业最后不会不服软。

他还给我打气，跟企业谈就要狮子大开口，只管谈！

临出门时我说，家属希望多感谢他，他推脱说不用，这种事儿谈不上感谢。人家家里都死人了，也不是啥好事，咱们能尽点力就行。让我有事情的话跟他联系，他帮忙出出主意。

第二站是区政府办。区政府针对这起事故专门成立了处置小组，我自报家门后，一位赵姓副主任出来接待。

赵主任说话谨慎，“我知道这事，已经在办理中了啊，没出结果前，我们可不便对外公布！”

之后的沟通中，他一点点讲到进展情况。区里已经介入了，事故的处理程序是，首先需要安监部门定性，然后其他部门才能介入。

但牵涉问责、赔偿，涉及一堆法律问题，安监部门估计更不会对外透露。我跟安监局长并不认识，大概仍会公事公办地回复。

不过赵主任让我放心，现在先由企业去谈，最后遵照区里的意见，保证这事有个比较公正的处置方案。

当晚我赶到宾馆。对于赵主任说的话，大家稍感安慰，但依然顾虑重重，一些当官的光说好听话，谁知道最后会咋样。

老鲁分析，目前仅仅是投石问路，后面需要公关，或许还需要提前给领导“表示”，否则可能不尽心。

庄哥不置可否，只是提到之前在机关的一些处事经验，当时也有人来找他办事，一般来说，能办或者想办时，抬抬手就会办，如果不好办或不愿意办，即使收了好处费，也未必有效果。更何况，一边是企业，一边是平头百姓，送礼能送过对方？他建议，现在就是拉虎皮做大旗，只要有领导名号就行。

至于感谢领导，他信誓旦旦，都是朋友托朋友，连着交情呢，真帮忙了，最后肯定不能亏人家，都是外面混的人，这点务必放心。

四

接下来的谈判中，庄哥底气十足。

之前施工企业代表来谈过几次，一位30岁出头，每次态度都很强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事儿上面领导定过了”，一副“你们爱咋咋”的神气。另一位50来岁，看上去好脾气，但一提到赔偿金额就含糊其辞，说汇报上去再说。

聊的过程中，年长那位还委屈，本来临近年底，不少工地都要停工放假了，想着有一点活儿收尾，结果摊上这档子事。企业本来就不大，老板前期各种借贷，垫付不少工程款，实在没多少钱了。

谈不拢是因为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不同。企业将每一项都核算得很低，比如每月收入按当地最低工资收入计算。按照庄叔和常志的方案，将退休前工资、精神抚慰、家属生活保障金等每项往高了算，总额多出几十万元。

再次谈判时，庄哥冲他们发火了，“再不解决这个事就捂不住了，非要让领导都知道吗？”随即提到市建设局和区政府几个领导，有名有姓，在哪个处室，在哪个楼层、房间办公等，说通过老乡和同学关系，已经在联系他们了，要大闹一场。

场面一度尴尬。那位年轻的企业代表也愣住了，不再那么盛气凌人，语气缓下来，说这事儿他们就能解决，不用专门麻烦领导。

这些信息是我提前写纸上，方便庄哥谈判用的，还真起到了效果。

接下来两次谈判中，对方开始多倾听这边意见，不时就细节问题向领导请示。最终，对方表示可以再加5万，如果立即签协议的话。他们再给领导申请申请，加个两三万。

对方还推心置腹，“看你们不容易，还认识领导，说句实话，这事儿到哪儿，顶破天也就70万。”

庄哥也顺之将金额降到了130万，以表示继续谈判的诚意。这是周处提供的赔偿额参考标准，2015年，江西曾发生一起矿难，死者每家最终判赔130万元。

对这个金额，企业谈判人员表示数额太大，肯定不能接受，需要等领导再拍板。

对方的态度给了大家信心。企业代表走后，庄哥和老鲁很乐观，感觉赔偿到100万元应该没太大问题。

老鲁恭维我，多亏记者老师能接触到领导，对方感觉到我们不好糊弄。随后大力夸庄哥谈判经验丰富，“庄哥发威，就是不一样。”

庄叔得意非凡，“这些人都太次了，要是以前跟着我干，我早就熊他们一顿了！”

他讲起以前跟单位领导一起去办事或经历的谈判名场面，那时候也风光过气派过，继而感叹现在老了。

老鲁趁势说，赔偿100万，减去80万元，咱们还能分不少。到时候该表示的都要表示啊，可不能让一圈人白忙了。

庄哥心领神会，“那当然。”

五

报出新的赔偿额后，我们又等了三四天。

这期间，一些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死在了工地上，家里亲戚、村里人都知道了，不时有人来吊唁或打听。

刘姨这次出来后，家里只剩七十岁的老母亲，本来亲戚们想瞒着老人，可后来也瞒不住了。老人在家里每天哭，要来找孩子。亲戚们看劝不住，一天两三遍地打电话催。

连续几天没任何进展，亲戚们也急了，甚至放狠话，“要再来些人一起谈，来堵工地，堵政府大门。”

不过其他亲戚们最终没来。他们只是咋呼而已，刚出事时联系他们一起来，说要在这儿待两星期，跟企业、政府谈判，他们一个个都推脱说自己不在行，这事儿得找场面人，最后找到庄哥。

就是在宾馆这拨人中，也有不同意见。死者的大伯一边欣慰，“出了这事儿，他们不赔偿好那咋中？”一边也着急，“要我说，差不多就行，早点入土为安吧。”

当时已经临近年关。春节是一年中的大事，农村人串亲戚要持续整个春节期间。如果春节前办不好，这个年彻底没法过了。

夹在几拨人中，刘姨左右为难。

老鲁私下告诉我，亲戚分本家兄弟和爱人娘家两方，这钱拿到后，还有老人、孩子，以及刘姨是否会改嫁等问题，这钱不定怎么分呢。现在主事的是庄哥，是女方家亲戚，死者大伯和侄子在这儿，说是一起来帮忙，实际上也是盯着，怕出啥乱子。

那几天我去宾馆时，跟刘姨聊过两次。印象中她一直眼睛红红的，倚靠着床头，说话有气无力。说起伤心事时眼泪扑扑往下掉。

刘姨跟丈夫在老家经人介绍结婚，这些年主要靠丈夫在外打工维持家里生活，丈夫没了后，家里没个顶梁柱，以后生活也是个问题。

有次她问我，记者老师，您见多识广，这种事多不？碰到了一般咋办？

我不禁想起这些年见过的工地事故场面。其中有对堂兄弟在工地时下井，双双窒息死亡，带他们来干活的同村人，在医院抢救室外蜷缩成一团，一个劲儿拍打自己脑袋。

很多事故后的谈判都是拉锯战，但容易草草了事。更有甚者，牵涉各种转包环节，没有人愿意出面负责，长期扯皮。印象中最苦的一次是，有的死者家属举着牌子跪在工地门口，大热天里，看至恻然。

不过我没有给她说这些，只是说正在谈，结果让她放心，应该不会太差，就算最低赔偿个80万块也行，到时在这个城市也能买套小点的两室一厅，或者在县城买套大点的房子。

她听后赶紧摆摆手，说自己哪有那么大福气啊，城里的房子咋敢想，就是买了也付不起利息，丈夫没了，在村里、族里，怎么也是外人，以后还不得被人家欺负吗？说良心话，以后一家人在老家能过下去就不赖了。

我听后不忍，想了想，忍不住提醒她，“这钱拿到后，不管多少，不要跟亲戚们牵涉太多，也别乱借。一定守牢这些钱，这是下半辈子的生计，是救命钱，千万不能闪失了。”

她用力点点头。

六

约定告知结果的下午，几个人守在宾馆，抽着烟说话。电视开着，也没人看上一眼。

一直到晚上八九点，对方的电话打过来，解释说本地从没有那么高的赔偿额，领导意思很明确，赔偿额还是70万元不变。

又转到了原点附近，大家很气馁。老鲁冷哼了声，“非得逼我们豁出去干。”

对方这次不妥协，庄哥和老鲁将其归结为他们仍在试探这边的底牌。想到刘姨跟我聊天时说的那番话，我也暗暗着急。

想起周处上次的提醒，觉得还是要借助新闻报道。根据以往经验，一些工地出事后，肇事企业、监管部门起初各种“踢足球”，看到媒体追得紧，电视、报纸、网络上都形成声势，政府领导怪罪下来，受到很大压力，往往让步。

但这次不巧。当时这个城市正举办一项重要的活动，这种负面报道报道很难发出来。再说我这次纯属私下帮忙，没有给单位领导报备，即使进入报道程序，层层审批，即使最后能发出来，也要等上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事早就耽误了。

我联系上电视台朋友，他们说可以扛着摄像机过去助阵，但跟我一样，能不能报出来也不保证。

对这些消息，庄哥举棋不定：如果过去了却报道不出来，效果不是更打折扣？

他更担心的是，事情正在谈，记者一报道，就把台面上的东西给扯破了，那不就坏事儿了？

这话他脱口而出，我听着很不舒服，不过我没有表现出来。他的心理我当然明白，希望记者过来，但时刻配合着我，报不报道他们说了算。对这些事情我其实早已见怪不怪。

一些采访对象看到维权成功后，要求记者删稿，甚至威胁、拉黑的也都屡见不鲜。

看庄哥瞻前顾后，老鲁一下子来了火气，“前怕狼后怕虎，还干啥球啊！这些事就是一鼓作气逼他们出钱，不然弄不成。

庄哥沉默了会儿，又提议：能不能以记者身份，再去找一下领导，请领导再关照关照？

我想了想，最终拒绝了。

七

不过我从其他方面来做了助力。

通过区宣传部一位老哥，我拿到分管城建的副区长电话，提供给庄哥，建议家属们联系下或自行过去一趟，当面说情况。

我给他们解释，“我之前并没有跟这位副区长对接过，按记者身份前去报道，对方容易公事公办走程序，家属打头阵，别人才好跟着助推。”

庄哥建议刘姨和死者大哥他们过去，他自己不方便过去，毕竟不是直系亲属，名不正言不顺。其实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亲戚们前些天一直抱怨，他有意往后退，让其他亲属们碰碰钉子。

听到这儿，刘姨他们面面相觑，又看向我。

我安慰她不用担心，就是过去趟，看看有啥效果，又没什么损失，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状况，对谈判说不定更有利。

刘姨听罢，稍稍有点安慰。

实际上没那么容易。事后听老鲁说，刘姨他们去区政府后，没有人把她领进去，他们在门口接待室待了一两个小时，最后又回来了。

回去后刘姨哭了，“我们在这儿两眼摸黑，还得靠你们啊！”

对这个结果，庄哥很得意，但表面仍做足了面子。他当着刘姨他们面打电话，电话没通，又编短信过去，话说得入情入理，讲了发生的事，企业扯皮不管，赔偿额太低等，看到短信显示已发送，他舒了口气，“这样放心了吧。接下来我再去找他们一趟。”

八

这通短信着实起到了作用。第二天下午有了新进展。

对方企业谈判人员联系过来，说领导已经交代，让快点解决，对方口气还阴阳怪气，“没想到你们能量大得很啊！”

但对于金额，对方并没有怎么松口，说之前确实定过了，顶多再浮动个三万、五万块，作为丧葬费和人道主义补偿，他们好给领导交差。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庄哥他们再次联系上电视台的朋友。

面对摄像机镜头，刘姨不停地卡壳，说不上几句话就气短。我不忍心，赶紧叫停，让身边人扶她休息。

庄哥倒侃侃而谈，以受害者家属身份讲了目前的具体诉求。不过录完后他反复跟我们商量，自己还算公职人员，以后还要做生意，能不能不出镜，就以画外音形式出现怎么样？

朋友无奈地笑笑，没说什么。

电视台的记者在工地门口及企业大厅里晃了一圈，没采访到企业老板，但已经让企业很紧张，谈判人员又联系上我们，说已经在解决了，弄这出干啥，再这样他们真不管了。

说归说，当天晚上对方邀请主事的人，也就是庄哥，第二天再去当面谈一次，最后敲定结果。

庄哥去的那天，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亲戚们都坐在宾馆里等，房间闷得很，开窗户后，冷空气透进来，一下子清爽多了。

或许是预感到有更好的消息，那天大家也更轻松了，说着这些年的一些见闻。

那天说起现在农村人都出来打工，孩子也都带到城市上学，长大慢慢都成了城里人。刘姨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女儿上高中，孩子上初中。听他们说女孩成绩不错，说不定能考个一本，以后也能在城市安家买房，刘姨脸上此刻少有的喜色。

话题转到工地老板的黑心，讨薪难，不过一个活儿结束后，还是着急着找下个工地。工地上只要肯卖力，总能挣到钱。

刘姨中间接了个电话，声音不高，听到说，“快了快了，应该就这一两天了”。

庄哥回来后，大家急忙围上去问结果。他喝了口水，环顾大家一圈，然后一点一点道来，说结果已经定了，可以放心了。

对方最后摊牌，报出了80万的赔偿费，说这已经是企业的底牌了，区里已经介入，结果即将公布。

对这个消息，大家一时间还没有完全消化掉。此时庄哥已经津津乐道于谈判会上的交锋环节，如何从70万到80万，他据理力争，对方最后不得不让步。整个谈判桌俨然他的主战场。

对于现在的结果，大家意见有出入。

刘姨倾向于拿钱走人，省得夜长梦多。经历了这些天的难， 她想回家了。

老鲁很着急，家属心理预期80万，现在已经达到，后面已经没有谈判的必要。但这样的话，赔偿费并没有多出来什么。也拿不到什么回扣。

他狠狠地说，“就差最后一关了，这么好的形势，怎么也得扒他们一层皮才值。”

死者大哥，那位老者原本曾提到早点忙完回家，但听完老鲁的话，也若有所思，点头称是。

庄哥见意见不统一，说听大家的吧，不过脸色很难看。

房间里烟雾缭绕。

我出来后，刘姨跟上来，征求我意见，“你说这个钱现在究竟拿不拿？”

我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他们快点办成，早点入土为安，再拖下去太耗神了，不过根据对方心理，最后关头多出一点钱不成问题。只要不签字就还有空间。

刘姨看着外头，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就是最后能多拿，我们也争不过人家啊！”

九

第二天，企业代表和区政府工作人员来接刘姨过去，去之前大家为她鼓劲儿，说会上多哭哭，说不定又能增加点儿。

刘姨勉强挤出微笑。一个多小时后她被政府人员送回来，签订的仍然是80万元。

刘姨抱歉地看着大家，一直埋怨自己没用，签字会上，人家企业和政府都说了，如果不同意，直接转到法院，判多少是多少，那样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

大家听罢也不再说什么了。其实大家都明白早晚还是这个结局。让刘姨去谈判，也是难为了她。

听老鲁说，签字后第二天，款就打过来了。到账后，他们立即启程回家了。

此时距离事情刚发生， 已经整整两周，离年关越来越近了。

十

之后我跟老鲁很长时间没再提这个事。直到有次我们一起吃饭，他不住地给我道歉，说真是对不住。

他再次复盘，提到我很多不知道的细节，故事也一点点拼凑完整。

庄哥最后一次去谈判回来后，跟他打电话说，捞不到啥了，决定撤。

庄哥告诉他，那天跟企业代表谈判时，可能都感觉事情快结束了，气氛很轻松，双方还一起吃了顿饭。吃饭时企业代表丝毫不避讳，含着酒气给庄哥说，“你们都知道找关系，我们能不找吗？在哪儿包这么大的工程，没点硬关系能干成吗？真要硬扛，不知道谁先扛不住。”

他当时觉得形势正好，完全可以再争取下，顺便把一圈人的感谢费挣到。俩人还在电话里争执。

他忿忿不平，说好的感谢到一分钱没见，从头到尾都是庄哥在谈，谁知道最后他有没有捞啥荤腥，不然为啥一定要撤？

挂断电话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脑海中浮现出当时的场景，昏暗的房间，一直烟雾缭绕，想起刘姨，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作者：邵年，媒体人

编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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