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好孕”的三年：针眼、苦药与内窥

“接好孕”的三年：针眼、苦药与内窥 | 人间

by 小年, at 26 June 2024, tags : 试管王辉备孕医院自己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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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孩子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成功把孩子生出来、养大，也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和义务，社会是否可以承担更多呢？

配图 | 《熟年》剧照

前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七普”）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TFR）低于1.5。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原因，除了育龄人群减少，意愿不强，生存压力大等原因之外，应该也与不孕率持续升高也有一定关系。据报道，我国育龄人群的不孕率，已从2007年的11.9%上升至2020年的17.6%，约有3300万对育龄夫妇面临不孕问题困扰。

这部分想生，但又遇到“生育”困难的人群，理应是社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不仅要承受经济上的高额付出，还要面临长年身体上、精神上的各种煎熬。在“催生”的大环境下，如何帮助这部分“想生”的人群，或许是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的重点。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的加强，也同样是对未来“生育力”的保护。

截至目前，全国有9地公布相关政策，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2023年7月1日，北京率先实施了此项政策，将16项涉及人群广、诊疗必需、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而政策实施后，如何落实又是一回事儿。而除了技术、物质上的支持，如何整合资源，帮助不孕人群度过人生这段特殊时期，可能又是一个更难办到的事。

本文作者系一位北京的文字工作者，她从2020年开始备孕，经历了正常备孕，中医调理，试管婴儿等流程。而在此期间，除了对抗不孕症的自我“奋战”，她还承受着来自医院，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疲惫不堪，抑郁袭来。

说来讽刺。一开始，我对于遵循世俗节奏，怀孕生子进入母职这件事是拒绝的。虽然碰巧在二十七八岁的“适婚”年龄和先生王辉组建了家庭，但在婚后还是各自频繁出差，继续随心所欲生长，并不急于进入“生子”的下一阶段，就这样一路延宕到逼近35岁——所谓“最佳生育年龄”的上限。

可能是被催问烦了，可能是荷尔蒙作祟，也可能主动观察到周遭朋友的变化，产生了好奇。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探寻起为人母的人性光辉和历史必然，从周遭人群提前了解可能降临的天伦之乐，家人朋友的话也能听进去了。

“瞧瞧王辉多么耐心细致，肯定会是一个好爸爸。”

“为什么不试试人生不同的打开方式呢？只活一辈子，总要让体验丰富些。”

为了减轻生育抉择的焦虑，我在头脑中让一切具体起来，构想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怀孕后如何第一时间抢到三甲医院，是私立还是公立，请月嫂还是月子会所，甚至考虑过孩子多大时候去置换哪个区域的房子入学比较可行。

当自我动员到位，脑中准备就绪，我满怀信心、勇气和期待要正式成为一个妈妈时，才发现，万里长征刚刚开始。

2020年，备孕开始，我和王辉像周遭其他备孕人群一样，早睡早起，规律饮食，服用叶酸，戒烟戒酒，积极锻炼，兢兢业业用各种方式记录排卵期，尽可能增加受孕概率。即便出差身处两地也要奔赴过去，我俩不浪费每一次精卵相遇的机会。

在受孕这一严峻的任务面前，自然年、月、日均丧失其意义，我被迫学会围绕着排卵周期重新排列时间刻度。

测体温画曲线。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体温计，含在口里。一定要醒来马上就做这件事，不然身体的多余动作会干扰体温，不再准确——原理是，排卵期临近，温度在激素的作用下骤然升高。于是昏头胀脑的我，拨楞碎了好几只体温计。

玩尿。从差不多月经周期第十天开始，早晚各一支排卵试纸，放入尿液中，根据变化，适时增加监测次数。排卵试纸上面有人促黄体生成素（LH）抗体，如果尿液样本中有足够的LH，那么就会促发生物化学反应，使得这个试纸显现出两条红线（“强阳”）——一个月最佳的受孕时间也就“强阳”这两三天。

一个挺厚的大本子里面，被我贴满了试纸条，构成一排排小栅栏，很像文字诞生之前，古人在试图记录着什么。其实，这里记录的是我每个月深深浅浅的焦虑：“强阳到了吗？这根怎么红了又转弱了？为什么一直测一直不红？”

不管是测体温还是玩尿，都是为了抓住最佳受孕时机。如此缜密的算计，难怪大家都管备孕的夫妻同房叫“做功课”，枯燥之味可见。整个过程已让我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生物属性：雌性，哺乳类，可以规律“生蛋”的有机体。

就这样，半年过去，没有任何动静，我的神经越来越紧绷，一边自我安慰，“还好还好，不过半年而已，运气不佳，运气不佳”，一边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去了医院生殖科做常规基础检查。男方精子活力不佳，但无大碍。我的激素六项指标已经证明生育力比较差。但当时，我做了一个如今再回想起来，可能是延误了病情的错误决定：保守治疗，求助中医。那时的我月经规律，没有任何不适，而且还不到35岁的女性生育“临界点”，所以相信可以调理身体试试看。

在各大论坛、小红书、母婴app，不缺高人指点某某“神医”灵，亲身讲述多年不孕，经过调理后如愿以偿的成功案例。于是，综合口碑、经验、执业年限等带有幸存者偏差的大数据，我锚定了一位“神医”。

不夸张地讲，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不孕不育门诊，介于中医、西医、玄学和民间信仰四者之间——问诊当中既有传统号脉，也有医疗仪器；既喝中医汤药，也按时打排卵针。我以为，来此就诊的基础还需是病患的“心诚则灵”。

真可谓一号难求！想要在放号时顺利秒杀，是不可能的，但经历无数次失败，倒也能总结出抢号的tips，甚至后期成为熟手——专挑退票多的时间段捡漏，手握多个号，再挑选最佳时间段就诊。

寒冬里，天光未显，5、6点钟，我们就要摸黑出门。挂号是一场激烈的竞争，王辉拿着医保卡先在一楼窗口排长队，等候窗口打开的时刻；我则在就诊楼层的队伍里等候，盯着手机，一旦他那边发来挂号成功的消息，立马在机器上报到取号。这一整套步骤，若只靠病人一个人操作，楼上楼下，将极大延长就诊的等候时间。

这就导致患者们非常“卷”，长龙队伍中间挤满病人家属老老小小，不止，还有小板凳、包包、塑料瓶占位。挂号窗口打开，一阵兵荒马乱，小步快跑接力交接，还时不时倒霉，赶上吐号的报到机器过载，临时躺平不出凭条，焦急的人群火上浇油，引发骚乱和口角。

就这样过去将近一年，中药的味道真是苦，浸黑了好几个马克杯，洗牙成本也增高。但有用没有呢？对幸运儿，答案是肯定的。对于我，只是在苦苦挣扎。

更让我心生质疑的是，每次折腾完一大圈，见到大夫，问诊平均不足1分钟。况且已经一年下来，她根本对不上患者谁是谁——没办法人实在太多了——只凭病历本上的记录开方，和想象中“以人为本”的中医也不太一样。

或许，将凡此种种当作某种仪式信仰更合适，一种类似于前往雍和宫的朝圣行为，想到这里，我眼中大夫的轮廓也逐渐朦胧温婉，有了观世音的样子。

被中药腌入味的我，决定去其他庙里看看。

北医三院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地，技术最牛，就诊体验却不大好。慕名而至的病人众多，要狠狠排队，流水线作业的处理方式让人望而生畏——在同仁堂和我后来选择就诊的北京妇产医院，都听到不少病人做此评价。因此，有不少人看过那里就诊的盛况后，就果断选择了别处，也有些，是多次试管失败后，放弃转院别家的。

综合考虑，北医三院所谓“技术好”的硬核优势并没有公开的成功率可以查询，决定受孕的因素也远不止技术一项，身体状况、心理影响、能否坚持配合等等也左右实际效果。再者说，概率的事情，到自己头上或好或坏，都是百分之百的。

在衡量过私立医院的价格后，我和王辉心怀忐忑地选择了口碑和价格都尚可的北京妇产医院——这里才是噩梦真正开始的地方，相比之下，备孕之初和奔走同仁堂的种种焦虑，烦躁，自我怀疑都只是序曲。

妇产医院的主治医师看过我的指标，让王辉先出去，一对一在病房里，对我的生殖力“宣判了死刑”：问题比较大，卵巢不好，激素水平也差，很难成为一个妈妈。

“概率非常低，或许只有10%。”

接下来，我的试管之旅开启。

大众口中所称的“试管婴儿”，指一种辅助生殖手段，我采用的是二代试管，一般用于女性有问题、男性身体无大恙的情况，一次周期顺利走下来需要费用4万元，在行业内不算贵，特别是与美中宜和等私立医院相比。

流程漫长熬人，按部就班且顺顺利利进行一次试管周期，就需要两个多月。

进周期前准备各项检查，意味着 11管血要被一次性抽走，其后，监测身体状况是否合适取卵和植入，查看是否着床，也都需要抽血看指标。

英文当中有一个词：anemia，医学上指贫血，还用来形容丧失掉生机与活力的状态。在每次尖锐的针头扎入静脉，无声无息抽走11管血的过程中，我想到它。

眼睁睁地，红色的液体汩汩从体内流出，仿佛我生命力的一部分就这样持续不断地被取走，干枯的躯壳怎么办？很想问医生：“我会被抽干吗？”“血液都没有了，还能有孩子吗？”

从我和王辉二人建立档案开始，准备抽血化验，确认身体各项基础条件允许后，正式进入试管周期——进行激素注射刺激卵巢，获得尽可能多的、质量过关的卵子，拿到实验室内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后植入子宫内。

这中间的任何环节都可能会有反复，建档期间，需要用药物调节身体指标，直至合格；阴道B超监控要是发现卵泡生长不佳，只能叫停；取出的卵，还可能质量不好，一个都用不了……具体有不同的方案，是跟随月经周期还是人工周期，是放进去鲜胚胎还是冷冻后的胚胎，我都尝试过。

“试管婴儿”全套流程当中，大部分的步骤都施加在有望孕育胚胎的躯体上，即受难的主体是女性，但男性也有专属的耻辱感来源。

从我们最开始做身体检查，到实际进入试管移植环节，要求男方多次提取精液。我先生王辉也有幸进到过多个医院的“取精室”。

据他亲身体验，非常不舒适，冷冰冰的小房间，赶上门口排长队，房间不隔音，无疑会加大难度。甚至，部分医院连冷冰冰的小房间都没给预备，病患只好带上容器去厕所里自行操作。

我揶揄他，毕竟经验难得，咱们不妨设立一个以你命名的“指数”，综合环境、噪音、卫生情况等等，给予不同权重，为大小生殖科“取精室”来个好感度排名，便利大众，如何？

再回忆，我的试管记忆似乎不是线性的，乱糟糟围绕着“阴超、激素和扎针”这三件事。

阴超

人们说，一旦踏进医院，就忘记尊严吧。曾经令我心生抗拒的妇科检查，相比阴道B超，真是小巫见大巫。而这玩意，我陆陆续续做了两年。

先是在中医调养的一些关键时期，需要结合排卵日安排同房，提高与精子相遇的概率。每隔一两天，我都躺下来接受阴道B超的检查。“接下来连续三天安排，如果老公有余力的话。”我的中医会面无表情如此建议。

不记得多少次，我在北京妇产医院的病房里平躺上床，无助叉开双腿，等候异物进入下体，唐突地四处探寻，手上还颤巍巍拿着纸和笔，等待记录下医生报出的内膜厚度和卵泡生长情况：“左面，三个；右面，四个，太小的不算，找不到了。内膜，0.5mm还行。”

然后，医生搬动监视器，让床上的我挺身抬头去佯装辨认那些大大小小卵泡的位置。其实，眼中的屏幕一片黑灰，没有光亮的山洞一般，似有如无几个白色的物体，随着阴道内异物的位置变化蠕动。一眼看去，就是不被祝福、很没有生命力的样子。

即使在月经期间，阴超检查也不能间断，掀开下体，时常带着一股经期污物的味道。我只好把内裤上粘的卫生巾拉到一遍，用衣裤盖住，总隐隐感觉戴着口罩的医生在皱眉。

这项检查还有加强版。医生会在提前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形下，将检查变成课堂实践。当推开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圈年轻白大褂围着主治医师，我就知道，小白鼠时刻又到了。

叉开双腿，我暴露的下体，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注视。医生边检查边讲解，点名学生解读和记录。此刻，我脑子里不合时宜地浮现出一句古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然后，她们移动到帘子的另一边，当面对的是我的脸，而不是下体时，能明显感受到对方尴尬闪避的目光。

当然我是懂事的，医学的发展必然需要层出不穷的小白鼠配合支持。至少，是不是该给患者提前知晓（甚至允许说不）的权利呢？可对于人体器官结构通透无比的医疗工作者，似乎永远无法理解，阴超给病患带来的羞耻感。

我曾天真地试图跟医生商量，能不能尽量减少检测次数，被嗤之以鼻——

“这有什么可怕的？要着都怕，上手术台怎么办？”

“我没说清楚吗？这么说过为什么其他人都懂！”

“你是第一次来吗？”主治医师，作为在场的唯一权威，如果没有直接训斥，也是表情言语间透露着“你怎么这么矫情”的淡淡厌弃。

我还偶然听到医生相互间聊天，奚落一名病患，一切检查绿灯，安排准备就绪，结果到了取卵当天，就是怎么都不敢爬上手术台，白白浪费了时机，前期付出也全都白瞎。男性患者，要是取精时由于紧张导致不顺利，也会遭到鄙夷。

慢慢地，当一切变成了流程化作业，我适应了。从扭捏不情愿，紧张收紧下体，导致仪器很难进入，到快速上床，双腿精准搭放，一气呵成。

仰头望向天花板，我不再挣扎。麻木是能够消除耻感的。

激素

黄体酮，一种用来维持子宫内膜厚度，以利于受精卵着床的试剂。在预备手术植入胚胎前，就需要开始使用。我开过国产、外资品牌多个药物，采用口服和阴道给药两种方式，包括胶囊状和栓剂状都需要阴道给药。

第一次处理，只能用万分狼狈来形容。身体太过紧张，死活塞不进去，多次把药物滑落床下，再不就是太用力按扁，总之浪费了好几枚，深深恨自己不争气。后来病房中偶然听见其他病友聊天，发现原来大家的第一次也都是笨手笨脚，手滑不稳，导致栓剂散落各处，方才释然。

黄体酮让我初次领教到了激素药物的厉害。

在刚接触激素药物初期，一次用药后去公园散心，刚进门眼前一黑，腿一软，顺势瘫坐在了长椅上。不明就里的我用力瞪大眼睛，拼命摇晃脑袋，试图保持清醒，可还是一片空白，等待十几分钟后，才找回自己。原来这药还有让人眩晕的后劲，且不小，必须提高警惕。

每天三次用药，早起和睡前还好说，午休就要紧赶慢赶往回家跑。有一次，赶回办公室后，盘算大概半小时内会发作，干脆溜到走廊无人之处，手扶窗台撑住自重，佯装眺望景色，等药劲儿缓过去，再回座位。

常常是，一把药吞下肚子，栓剂塞入，也不知几种激素开始起效。身体里仿佛住进了一只怪兽，喜怒哀乐由它操控，躯壳不受头脑控制。我没有为这种情绪波动寻找更为科学的解读，要不是激素的综合作用加深了我的抑郁，就是治疗本身已经足够致郁。

越往后，身体似乎适应了激素“攻击”，反应不那么明显了。我的操作也日益娴熟：刚开始使用栓剂，还颇具有仪式感，清洁双手，戴上塑料一次性手套，躺平深呼吸，小心翼翼调整位置塞入，经常费劲出一身汗；到后来，几秒钟搞定。

可躲不过的，还有尴尬的液体“攻势”。栓剂放入体内，不会被完全吸收，化掉后就是一摊水，慢慢渗透在内裤上，卫生巾不能离身。这个量，有时会超过一般月经量，浸透卫生巾弄脏内裤，不得不勤加替换。

在这个阶段，非要加入一点正向思考的话，就是我顺利学会了卫生棉条的使用。久闻棉条的好处，怕麻烦，懒得尝试。这下可好，新技能水到渠成，因为原理基本一致，棉条相比栓剂自然是小case啦。

扎针

数不清扎了多少针，扎在静脉，扎在肚脐旁，在腰上和臀部。听到病友形容自己快被扎成“筛子”，可能略夸张，但的确太频繁。针眼距离又近，一次不小心没弄好，发青或者肿起来，下一次，位置可能就不太好找。

手术麻醉过程中注入药物的针管很粗，支棱着，杵在血管上，而自己带回家，用来皮下注射的针头细细长长，需垂直对准，稳稳把液体推完。第一次，我尝试亲手把针头对准自己的小肚子……最终很难扎下去，还是请王辉代劳。他很争气，当然也别无选择，经过练习，很快从连大气都不敢出，手上哆哩哆嗦，针尖乱晃的新手，蜕变成流程娴熟，一气呵成的合格操作员。

不知是不同种药物的关系还是手法所致，有的针扎下去又痛又麻，大半天都过去了，还是很疼，有的仿佛蜻蜓点水，不大着痕迹。一些注射操作，需要专业医护人员代劳，但也没必要重新挂号跑一趟医院，于是我成了家附近社区医院的常客，尽管那里其实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

我个人的身体状况实在不好，无法一次取出大量质量过硬的卵子冷冻起来，导致每失败一次，都需要整个流程重新来过。所以，也只能眼巴巴羡慕别人，可以取出一堆卵，一次不成，还能再往子宫里面搁两个，碰碰运气。

如愿受孕的女性，自然顺利，不孕不育的原因，却各有各的不同。这些，当我们还年轻时根本不懂得。众多女性健康App上面，留言“接好孕”的人数，和“接例假”的人数难分伯仲，有人苦盼怀孕而不得，有人惴惴不安避之不及。

我每次接受术前麻醉检查，都会经过“计划生育科”，能望见在那里等待进行人工流产的青年男女，不禁扼腕叹息：好不珍惜生育力！他们还不知道，一次次看似轻松解决眼前难题的手术，都会对今后的选择产生潜在危害。

当然，可以认为，那是单个个体的选择，况且处在那个年纪的青年男女又会对生育力有什么概念呢？拥抱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每个人充当自己的第一责任人，似乎理应对个人健康全权负责。

少女时期的我，因为身材焦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顽固拒绝食物摄入，从130斤狂减重至90斤，也因此患上了饮食失调症。严重脱发，皮肤变黄，记忆力减退，以及几次停经。现在想来，今天的不孕不育，有多少归因于遗传，多少是生活方式，又有多少由于当年无知的绝食减肥，不得而知。

如果没有青春时期这段愚蠢的减肥经历，情况会不会不一样？不敢再想下去，太容易陷入自怨自艾，有太多的如果、如果、如果在拷问。

这些无法弥补的遗憾，真的全部该归咎于个人吗？走出自我批判的泥潭，我更想要发问，为什么当时会对此懵懂无知，这部分教育为何会缺失？我已经不能回到生育能力健全的时候，进行重新选择，对于现在为时未晚的女孩子，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日复一日的无望，西西弗斯的轮回。每天睁开眼，我就知道，又要推着石头上山了。眼前自然受孕生子的人们，将一切视作水到渠成，永远无法知晓自己有多么幸运。

不时读到人口负增长、生育率下滑和所谓专家建议，更是心里发堵——综合国力遭受威胁仿佛是该归罪于一部分女性不懂得顾全大局的任性选择。

“中国女性到底怎样才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呀？”

如果“愿意”指的是一种出于自由意志的个人选择，我的回答是：当全民催生的压力消失，没有人再来关心应该什么时候生、为什么不生的时候。

“催生”是育龄女性不愿面对，却必定要面对的问题，提问者来自四面八方。

滑稽的是，我，生不出来的我，也要接受拷问。每当被问及，内心都在疾呼——我也想啊，可没有这个功能啊！而嘴上，却只能根据远近亲疏给出不同的答案：

a 在积极准备中（一脸诚恳）b 我是形婚（眨眨眼睛）c 不关你事（用调皮可爱的口吻）d 我生你养啊？！（直接翻白眼）

如果说一个孩子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成功把孩子生出来、养大，也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和义务，社会是否可以承担更多呢？

大概没有多少普通人会关注到这条“乌龙”新闻：2022年2月，北京曾发文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称新政策将于不久后的（2022年）3月26日起落地实施。

官方一宣布辅助生殖进医保，热评涌上，全国叫好，业内专家倍感欣慰，相关概念股票大涨，连外地病友也纷纷眼红北京的好政策。甚至有人激动地提前计算好各个药物的公费报销比例，当时网络上流传最广的版本显示，每一个试管周期，大概可以省下1万多人民币。

正在治疗过程中的我也动了念头，要不要缓缓，等报销执行后再继续，毕竟能省一点是一点。医生坚决否定：“你的情况已经都这么差了，还等什么等？”

不等其实是对的，事实证明，等也白等，因为这项决定并没有如期执行。直至2023年7月1日起，该政策才落地实施。记得消息刚一出来，各个群里欢欣鼓舞，感觉终于“被看见”。

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有9省份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报销。对全国的病患而言，进展显然还不够快。

在拼尽全力试图成为母亲的跋涉中，我的心理历程也一波三折：从冷漠无所谓，到抗拒，到学习，到期待而乐观，到失望沮丧，以至于怀疑人生，最后认命，恢复平和。

相比那些年纪轻轻就拥有为人妻、为人母的渴望，对家庭怀有强大向往的女性病友，我的这条路甚至不算曲折。她们还顽强抱持着希望（或者说执念）不肯放弃，长年穿梭在医院中周而复始，迫使自己习惯这底色灰暗的生活。

我在门诊外走廊里排队时，都会刻意避免和其他人直接交流，“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另外也避免吸收过多负面信息，加重自身的抑郁——毕竟已有足够多生理和心理的疼痛需要消化。当然其他病友中，有人更喜欢在难熬的等候时交谈病情，多获得一些信息和慰藉，也让时间流逝得快一些。所以即使我主动逃避，很多时候——至少从手术室推出来，病床上动弹不得时，周遭的信息是回避不掉的。

因此，我知道了，有些病友从远郊区县和外省市赶来，长年租住的医院附近，全职做试管。有的夫妻二人来到北京，一边打工攒钱，一边等候试管流程。还有的，会在一个试管周期失败后，返回老家，直到攒够下一次就诊的费用，再满怀希望赶来，周而复始。

一位姐姐年龄已经不小，几个月才能来一次月经，即便如此，也带着决心和意志前来取卵尝试——可想而知，大部分的结果都只是失望。比如，遇见她那一次，只取出来一个卵，后来发现质量太差，里面是空的，希望的假象破灭。

也有的年纪还小，身体也并无大碍，只因婚后没有很快成功受孕，家里催得紧，压力大，被迫来此受苦。这种情况自身条件好，促排后往往能取出大量的卵，一报数字，十几二十个，羡煞旁人。然而，重压之下往往适得其反，心理波动极大，恐怕折腾一番还不如自然受孕的概率。

当然幸运儿总是有，一次取卵，一次配成，植入后也是一路绿灯诞下宝宝。病友群里不时出现“大家加油坚持，一定要信任和配合某某大夫，等待大家好消息”的信息，虽知有幸存者偏差，下面的回复都跟着真心实意的祝福和自我打气，顿时，希望充溢弥漫。

可天知道，全心全意、毫无二心地跟着一位大夫，谈何容易。这太考验人性，期间，很多人信心动摇，换大夫，换医院，也都不行；有人一换就成功了，回过头来拼命鼓励其他病友不要死守着自家大夫不放……群里太多个人经验传播，造成了太多信息迷雾，怎么办？

从头至尾，我没有换。因为试管能否成功，根据病人身体状况不同，加上天时地利，本身就存在差异概率，各大医院实验室水平、医生责任心等等，不一而足，很难讲最终是哪个因素占据了主导作用。而我只有一条命，可供实验的肉体一具，时间有限，一切都线性向前，既然选择，就决定孤注一掷了。

不能不说，抵抗未知，大家只能依靠合理化各自的决策，自圆其说地形成某种信仰（迷信）了。

我真的向不少神仙求助了。

我和王辉利用节假日，半参拜、半游玩造访了全国各地的寺院庙宇，灵山道观。如果像我这样走一圈，你也会惊讶于祖国的大好山水间，竟然藏着这么多的求子胜地，又有那么多将渺茫希望寄托在神仙显灵的可怜人。

去普陀山那一次，只有半天的时间，无法一一参拜到位，必须有所重点。经过研究发现，信众们一致推荐“最灵”的，是其中一座观音像，我和王辉直奔而去。原来是小小的一尊白玉注观音，本身不属于记录在册的必游经典，却因为口碑传播，成为游人密度最高的点位。

一望便知，前来的大都夫妻双双，跪在地上虔诚许愿，身后两排长龙，等待属于自己的神圣时刻。太多人慕名而来，造成堵点，因此加重了兼顾安保工作的寺院僧人的工作负担，不得不站在门口，严格控制每对善男信女的拜跪时长——

“不是求子的就别过来了，闪开点路！”“拜完就走，拜完就走啊，心诚则灵，心诚则灵！”

提上这根弦后，天眼打开，发现处处都是可以尝试求助的神仙。

除了观音娘娘，这段时间内，根据各地信仰体系的不同，我还拜见了碧霞元君、妈祖、临水夫人、女娲等等，期待她们中间有谁能助我一臂之力。甚至，当徜徉于博物馆、美术馆之类非宗教场所，看到相关展品，都会行注目礼——嗯，“心诚则灵”。

偶然听外婆回忆旧时候农村的老房子，炕前墙上曾经贴着传统年画“张仙射狗”（注：中国民间把他奉为祈子之神），描画得生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随即淘宝搜索，下单了一幅小画，镶入镜框，摆在家里了。

硬撑下去，心态不崩，没有特别有效的万灵药，只能说在曲折中前行。

尽量要求自己在远离医院和针头的时间段里面，将意念逃离，用生活琐事填满思绪。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不过，脑子里一旦不慎浮出这桩事，防线还是会瞬间坍塌——委屈，厌世，自我否定，仿佛被摄魂怪攫取了所有快乐。

许多的病友是在全职折腾试管这一件事的，不如此又能怎么办呢？试问有多少“正常”公司可以接受员工常年请假缺席？或是工作时间在激素的作用下昏昏沉沉？因此，有人在单位被穿小鞋，赌气辞职，有人不愿忍受小环境的风言风语离开，还有人心事太重，不堪一而再、再而三请假带来的羞耻和自责。

好在，我保留了一份工作，可以用来强行转换注意力。虽然没彻底辞职，不孕不育还是属于禁忌话题，没有勇敢到公之于众，一想到他人出于关心的问询，也不免带有几分重压。

每次，问诊将至，我都两手准备，一方面开始在心里反复掂量斟酌用什么理由请假，同时，使出浑身解数去抢上、下午最靠前的号——唯有这样，才可能在工作间歇完成日常问诊和拿药。

现实情况往往不能如愿，生殖科的火爆让精心编排的时间表作废，等候时长不可预估。守在门口，一分一秒“滴答滴答”心理默数，误工导致的心理压力直线上升，想象中，溜回工位时的尴尬、同事的白眼，无一不在折磨心智。

靠工作是可以分散掉一部分注意力，但要想从心态上完美切割，也是不可能的。不妨试想我这个不孕症患者的典型一天：从早到晚，测体温、玩尿、日常用药、打针、跑医院……24小时俨然被这悬而未决的事项彻底入侵。生活点滴，饮食，锻炼，甚至心理建设本身，也都有所指向，为此服务。

我养成了冥想的习惯，训练自己以呼吸为锚，将思绪暂时引开，积极心理学的书籍和视频也来者不拒。记录灰暗日子里心怀感恩的小确幸——草丛里看到黑猫柔软的背影，或是一轮圆月的光晕。沐浴阳光，拥抱树木，欣赏美好的风景，慢慢积攒到足以支撑下去的能量后，再继续投入战斗。

投入战斗，然而屡战屡败。

更多时刻，我将自己蜷缩得小小的，望向四周，尽是黑暗无光的洞穴。当激素来袭，人也敏感脆弱，全然被愤怒、焦虑的情绪控制住，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讨厌的洞穴怪物。

“摄魂怪又要来攻击了。”心说。

有过一段心理咨询经验的我知道，这件事，适当透露给身边亲密的人知道，会有助于缓释压力。但同时更加清楚，伴随着关怀而来的还有额外的负担。何况，对于顺利受孕生子的人来说，这桩事太不可思议。几次提及，对方出于好意给出了既不科学，也无法实施，有时甚至带有谴责意味的建议。怕解释起来伤感情，所以再亲密的挚友，也不便深谈，点到为止。

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倾吐遭遇，还有网络世界。当我用心去寻找，很快就发现了社交媒体和影视片上同病相怜的人群。女明星和up主在公共平台上坦诚曾经求子不得的经历，光鲜亮丽的背后，也有名利无法交换的无奈。

台湾艺人林依晨躲不过媒体追问，只好对着镜头说：“相信我，能试过的都试了。”我非常共情她接受质询时的心态。作为看客，总有道听途说得来的无数建议：为什么不试试某家医院？某某偏方有人一下子就成功了，等等。潜台词总是：作为第一负责人的你呀，还是不够努力！真是憋出内伤，很想跳起来大声反驳：贱命只有一条，要神农尝百草不成？虽然求医之路已经历练出神农的状态了。

不过同时，太多张口就来的建议仿佛厚厚的信息迷雾，困在其中的我，也难免自责：难道，真的还没用尽全力吗？

记得有位专攻搞笑和影视解读的up主，突然某天发出一条反差很大的视频，讲述最初辞职走上自媒体道路的契机，其实是由于无法兼顾试管和全职工作。她本人也经历了反复折磨，当最后一次试管结束，彻底放弃后，却自然怀孕了。结局很圆满，对于苦苦挣扎的我，更像个苦涩的笑话。如何来解读呢？努力无济于事，最终还是靠运气？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感动了上苍？

我从更多纪录片里面“她们”的故事获得慰藉，也感受到，“我们”终于“被看见”了。

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纪录片《奇妙的蛋生》里，一位特殊的客店老板，她专门为试管女性提供服务，自己本人也是试管妈妈，投入很多年才抱上孩子，但她觉得一切值得。

记录妇产科医院的《生门》里有一个故事，女孩执意而任性地要成为母亲，不顾身体条件不允许，来自家人和医生的耐心劝阻都无济于事。她固执地坚信自己可以战胜概率，直至最后一刻反悔，抱着丈夫哭泣“我不会死吧”。那时，一切已经来不及，她没能赌过概率，剩下年轻的父亲一人抱着诞下的新生儿，离开医院。

在将近两年的“试管”历程中，我争分夺秒抢号，虔诚服药，向身体里注射各种液体，大清早赶到窗口被抽走鲜红的血液，任凭冰冷的器械探入我的体内，坏消息还是如约而至。

我用几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夹分门别类收集着自己的排卵期、基础体温曲线、挂号单、化验单、处方单，每当一个试管周期失败，就把相关的资料打包尘封，期待下次的结果。总共有三包半，意味着三个完整的周期，外加疫情管制被迫中止的半个周期。治疗本身已然价格不菲，但金钱负担其实不算最重，时间、心理种种成本更是无法计量。

时至今日，再接近这家医院，生理性选择绕行。很不幸，快餐店、报刊亭、铁栏杆、行道树都无辜被我个人记忆玷污了，成为诅咒的一部分，周遭的空气也不对，能刺激我的泪腺，能让我双手发抖，我想把这块土地从地球上永久铲除。

记忆里，是耳边大喇叭重复不止的叫号声，名字在显示屏上向前滚动，如果没赶上清早、午休和节假的就诊时段，就意味着要与工作日重叠，等候短则一小时，长则一下午，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挖空心思：这次又该以什么理由向单位告假？

是推开门后，医生的白眼和冷言冷语，在观赏白痴一样凝视你，无声胜有声—— “都是些回答过一百万次的问题，怎么还有人在问？”“这么久了，连药名都记不住？”“自己的月经周期还要想？”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一样，我坐在椅子上，心思敏感地猜测，医生的坏心情是来自上一位病人的愚蠢，还是家里的不顺心，也许，只是无名火。

是手术室里无影灯亮起，熄灭，我被摇醒推出去，盖着被单全身无力，麻醉的感觉还没缓过来，赶紧回想医生提醒的用药方案，如何全力协助身体里放进去的受精卵着床，呆呆望向天花板祷告：拜托，让这次真的成为最后一次吧！

当自我洗脑的乐观情绪丧失，用科学理性构筑的信心越来越脆弱，不禁开始自问：要不要停下来？要不要认输？

是的，还有人在战斗，但我想，我看不到尽头的亮光了，可能尽头就没有亮光。不存在一个已知答案，付出的所有毫无反馈，不知方向是否正确，只有不断负面反馈带来的“习得性无助”。挺可怕的是，这种失败感已经从“不能生育”本身，延展到了个体生命的方方面面。有段时间，稍一不慎就仿佛步入 limbo 的状态（注：指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区域，一种中间态），搞不清是死是活，或者说，不清楚为何而活。

人生中的大多数备考，只要好好去准备，总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结果。这次，不知道考点在哪，无的放矢，处处戒备。小心饮食、调理身体、守住心态，生怕由于哪里做得不到位，影响了最终结果。总感觉看不到尽头，努力无用而徒劳。

特别是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后，竟是一场空。现在，我又该如何回看这段经历和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对比有所生养的“正常”人生，无孩的“easy 模式”，似乎意味着更充裕的时间、更少的压力、更大的自由。但倘若还是无所成就，岂不更难以解释、无法自洽？

如今，负担来自家庭和事业双向要求，家庭无子嗣，事业无未来，前途可不是一片黑暗。

这种无形的压迫感既来自外界，也来自自身，但归根结底，还是我自己默许它成为压力来源，默认我的人生在与他人比较后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甚至必须取得他人对于无法生育的谅解，否则，就是“失败”的人生。

在接受试管失败，决定放弃之后，我才终于把备孕和试管的历程向至亲公开。

为了准备这样一场关键谈话，我把前后累积的病例、出诊单、药方归类，拍成照片存在手机里，上手术台和打针的留影也存好，让它们代替我来诉说：“瞧，我努力过，这都是证据，但很遗憾，结果并不走运。”

在家人的印象中，还是我们一直努力备孕，迟迟没有动静，毕竟年龄有些大了，孩子来得慢些。直到我翻着这些单据，讲出几年来奔走医院、动手术、做试管的种种经历，家中老人有些惊讶：“那咱们就算了吧，别把自己身体折腾垮了！”不过也能隐约察觉，他们还抱有侥幸和希望——天知道，没准孩子会自然到来呢。

我的先生王辉在生育问题上，基本顺应我的节奏，从最初做决定试管到放弃，挂号、陪诊，除了需要卵巢和子宫的环节，他全部在场。所以我非常幸运，几乎没有遭遇来自家庭的压力。

可将无法生养的女性看成“失败者”，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小到大，我们总需要在生活当中做出这样、那样因为性别所导致的抉择，被向下的手不停拉扯：如果攻读一个博士学位，会不会吓跑一批倾慕者？是否该从事稳定“好嫁”的职业，获得未来婆家的青睐？可以现在选择生育吗，归来后岗位还能是我的吗？要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先生会怎么想，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在“失落”的三年里，兼顾一份热情不高的工作，穿梭于医院，已使我身心俱疲。可我更怕，经历过这一切的我，将被这三年彻底改变。最关键的甚至不是生理的影响，经历过无数轮自我否定，个人成长的倒退，坍缩、收紧的生活状态，因为备孕培养起的谨小慎微的种种举动，已经形成习惯，雕刻在思考行事的方方面面，这些才是最可怕的。

不敢“向前一步”，做事情瞻前顾后，求稳，恐惧应变，似乎已经定型，走不出这个怪圈。

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对于工作选择，曾经的果敢和洒脱消失了。试管失败后，明明食之无味的一份工作，没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但在原本应该大跨步向前的时刻，我却迟疑退缩了——从经济大环境找原因，从行业的夕阳属性找理由，从就业年龄、性别歧视找借口，从身边人无奈妥协当中找共性，试图说服自己“苟下去”。

曾经渴望燃烧的一团火，在遭遇磨折后，成了小火苗，快要熄灭。无数次问自己，从不安于现状的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今后就这样了呢？要不，就这样吧。

唯“试管”是瞻的三年里，有过无数妥协，每一次留下的，不仅仅是人生中一段时间的空档，也是生命力的流失。即使这三年里，我已经反复告诫自己，人生可以接受被“打断”，但不能就此“改变”；即使全然觉知，是备孕和试管带来了这些负面影响，提醒自己处处抵制；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很难抗拒，而自我沉沦带来的自我否定，又形成了另一轮的自我谴责。

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中，通过回顾集中营经历的种种磨难，创立了“意义疗法”，他写道：当我们遇到困境甚至绝境时，一些不可抗力或许会剥夺我们的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我们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自由。

慢慢地，对于试管的这段经历，我构建起了一套崭新的叙事（也可以理解为，来自我“麻醉”和“催眠”），将尺度拉长至整个人生，不再聚焦一个结果，更多放在了成长层面：莫不如，就当这大笔时间和金钱，投资了一场冒险，一场前所未有的奢侈旅行，去埃塞俄比亚观赏野生动物大迁徙。闭上眼睛，身临其境，想象着气势磅礴的壮美非洲。对比下来，我在三年里内心历经了无数起起伏伏，所带来的澎湃感恐怕不亚于此，何尝又不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一面充满诗意地感慨，这“珍贵”的生命体验不是人人都可享有的，另一面却很清醒，反鸡汤文学告诉我们，痛苦就是痛苦，不必刻意赋予意义和美德。

无论如何，这段经历的确让我变得很小很小，突然能听见他人细微的苦痛。不像那些过于顺遂的人生，只知快步向前，无视同辈和落下的人，久而久之，便任由感知能力钝掉了。同理心和共情力获得了生长空间，走过至暗的我，现在更像一个“人”了。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在著作《苦痛和疾病的根源》中写道：“身体可能是体验、解释和交流情绪和社会问题的载体……说身体在感受和表达着社会问题并非无稽之谈。”

我们的一生都伴随着疼痛感，月经周期性到来的身份提醒，偏头痛、腹痛和歇斯底里。少女时代，容貌焦虑引发的饮食失调（暴食症&厌食症）。失恋、失婚，和反抗原生家庭过程中弥漫的抑郁情绪。

疼痛是打压我们向下的力量，也可以是生命力的提醒。传奇画家弗里达在成为时尚icon前，用艺术记录自身的一次次撕裂和不停手术的痛苦；伤病来袭时，谷爱凌在自己的手上写下——痛苦是暂时的（Pain is temporary ）。

体验它，与它共存，了解自己有足够的能量和内心空间消化接纳它，然后继续自己的人生。经历过疼痛，我们拥有了一些财富，对于同类更敏感，更知晓人性的脆弱和不易，幸存后，愈加信任和期待这场旅行的未知。

写下这些文字，是我想和“自己这三年”和“这三年的自己”做一场告别。

现在我准备好了。

后记

2023年3月7日，妇女节前夜。灯下，验孕试纸还是一道杠，永远的一道杠。抬眼看，台历上写着吉利话：“好事将至”。苦笑一声，莫名其妙：好事？这算什么好事呢？

窗外，淡淡的阴霾遮不住圆月皎洁。好事？也对，是时候了，是时候迎接重生。

放弃试管后，告别了针眼、苦药、羞耻的内窥，整个黑夜重新属于睡眠。再回忆，感觉一切仿佛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