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付费自习室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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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被称作中国的付费自习室元年。

短短一年里，

上海、北京已经开业超过80家，

沈阳、西安、成都也有60家。

韩剧《请回答1988》中的"不要睡"读书室

和韩剧、日剧里去自习室刷夜的学生不同，

中国的付费自习室，

九成消费者是已经工作的白领。

一条锁定上海陆家嘴商圈的一家自习室，

拍摄了48小时，

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经济下行，AI浪潮迅猛，

许多人担心自己中年失业，

学习者中女性占7成，

高知、高薪群体更注重提升自己。

以自习室为切口，

我们看到了一幅当代都市人群像：

生活原来不易，只好终身学习。

撰文 闫坤沐

那些付费上自习的成年人

上海众学空间沉浸式自习室中的"小黑屋"

半个月前，一条在上海最繁华的陆家嘴商圈，找到一家付费自习室。在这里，会员花费每小时12元或者每天60元左右的价格，就能拥有一个一平米见方的书桌。

来自习室的大多数是已经工作的白领，因此自习室也开在写字楼里，方便会员下班以后随时来学习。

学习空间分为两种，一种是阳光房，比较接近我们对图书馆式空间的想象。从位于顶层25楼的巨大落地窗望出去，可以俯瞰整个陆家嘴。

另一种是小黑屋，完全避光，每个人只能点亮自己桌前的一盏灯。

为了追求极致安静，小黑屋里不允许用电脑打字，手机也最好静音。至于吃东西、聊天更是禁止，连戴着耳机都会被提醒，注意有没有漏音。

为了让会员尽量专注，这家自习室做了很多细节设计：

公共休息区的大电视循环播放着各类考试的倒计时；每周都会公布会员的净学习时长排行榜；会员可以在前台用手机抵押换一个番茄时钟。

这里还提供打印机、充电线、草稿纸、文具、茶包，甚至连女孩子用的头绳和卫生巾都有，全部免费借用，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因为一个小小的不顺心，就待不住回家了。

开业一年多来，这里的会员已经接近10000人。成年人学习起来要保持专心很费劲，因此一到周末，帮助大家保持“禁闭”状态的小黑屋就一座难求。一条采访了其中20多位付费上自习的成年人，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部分采访对象肖像从左到右依次为：蔡承龙、小妍、杨奥、胡安、郭萍

同一座城市，不同的危机感

29岁的林晓娜（化名），公司做在线教育，在互联网的风口上拿过投资。今年她眼看着厕所的纸从厚实的三层变成半透明的两层，轻轻一戳就破，年会场地也由五星级酒店撤回到楼下湘菜馆，“傻子都该看出来情况不对了”。于是她开始学雅思，盘算着明年一旦遭遇裁员，就用赔偿金加上存款，去英国读个一年制的研究生，暂时避避风头。

34岁的自媒体从业者毛毛同样在2019年感受到冬天的寒意：“流量真的是越来越贵了，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前几年每到年末，同事们讨论的是来年KPI如何翻倍，但今年，大家说，“要从增长式思维转变成精细化运营思维”。

27岁的蔡承龙出生于徐州的一个县城，初高中才摸到电脑，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在视野、谈吐这些软实力上和来自大城市的同事有差距：“我感觉不是因为我多么想上进，是因为他们影响了我，不然的话就落后了。”

在金融、财务相关行业，边工作边考证是常态。尤其是财务，工作内容琐碎，门槛不高，安全感低，“现在AI是比较发达的”，对28岁的杨奥来说，学习就是在和科技发展赛跑，目标是要在彻底被取代之前，坐上管理岗。

小妍是电视台主持人，工作几年后，陷入“能继续做下去但又发展缓慢的瓶颈期”。而这背后更大的危机是，主持人这个职业已经肉眼可见地走向衰落：因为综艺真人秀和短视频平台的冲击，连省级卫视的著名主持人们都纷纷做起了淘宝主播。

对于23岁的胡安来说，职场本身就是难以适应的噩梦。大学毕业后她只工作了两个月，就决定炒了老板，来到自习室全职考研：“90后没有办法，自己对领导不满意，能力又不行。”她的目标是考上哲学系研究生，毕业以后当个大学老师：“也算是一种对社会的逃避。”

25岁的李琛是海归硕士，毕业两年，目前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管理培训生。相比于胡安，她在职场如鱼得水，说话语速飞快滔滔不绝，那是每天不停和各种人对接工作锻炼出来的。

可她每月看着自己的工资单，再对比房价，心知肚明，靠自己无论如何无法在上海买房安家。父母在老家当地过着不错的生活，能给她提供一些支持，但这也让她困惑：“你花他们那么一大笔钱，但是在上海过得还是特别普通的一个生活，这样真的值不值得？”

29岁的茴香早已经接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她正过着李琛想象中觉得无力承担的那种生活：孩子刚满一岁，夫妻俩拼尽全力在闵行区边缘买了个小房子。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上班，先坐公交车，再换两趟地铁，才能到达陆家嘴的环球金融中心，那是上海最瞩目的几栋写字楼之一。怀孕期间，早高峰的公交车上让座的人并不多，“车上很晃的状态，就比较辛苦”，讲起这些，她尽量笑着轻描淡写。

到了周末，她还得经历一样的往返路程到自习室学习考证：“我和我老公收入都非常低，各种贷款，各种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需要消费的地方”，她期待着以后能涨点工资，给宝宝更好的生活。

来自习室学习的并不都是外地人，25岁的上海人黄荣靓只要周末不加班，都来这里报到，考注册会计师（CPA）。总有人和他说上海人排外，他对此并不赞同，“这里其实是不鼓励你混吃等死，你有本事就留，你觉得适应不了这个节奏，就换一个节奏，并不是说不好，对吧？”沪漂如果不想努力，还有回家乡这条退路，可上海人反而退无可退。

学习者中女性占七成，男性只有三成

37岁的李晔算得上成功人士，从镶着金边的“四大”（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简称）出来后，成为投资人。为了备考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的MBA，他也成为自习室的一员。

让李晔想不通的是，他所在的空间经常是七八个女生中间点缀一两个男生：“有一天晚上我周围坐了10个人，竟然全部都是女生，我是唯一的男性。”这种自习室里的性别比例差异，在职场上却并不明显：“难道是男生不愿意学习吗？”李晔和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得出结论。

李晔的观察和自习室的会员数量是吻合的。这家自习室的四家分店一共累计有近万名会员，其中女性占了将近七成。

李琛能回答李晔的疑问：职场女孩身上的危机感，是以30岁为节点倒推出来的。她发现职场上那些30多岁有家庭和孩子的前辈，总是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明天孩子幼儿园要办亲子活动，可是单位的报表还没做完，你到底选哪个？把她们的纠结看在眼里，她心有戚戚，开始盘算自己还能有几年心无旁骛专心学习的日子可过。

30岁的从含霖未婚未育，她对自己的命运看得也很清醒：“女孩子过早的就会被判定为以后要去结婚生孩子，限制她的职业发展，所以她反倒需要更加努力学习，想办法比职场中同样的男生跑得更快，这样子她才可能在被选择的时候拿到一点点的主动权。”

40岁的郝女士家里有两个孩子，儿子14岁，女儿12岁。在公司里，她是财务，同时要兼任行政、人事，“我觉得现在社会对一个人来说给的角色太多了，最烦最累的就是上完一天的班，回家再看到小朋友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很来火。”

男性和女性都上班，但女性永远被要求对家庭承担起更多。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是，中国男性做家务时间全球倒数第四，每天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时间平均为17分钟，而中国女性平均是53分钟，同时中国女性就业率全球第一。

每到周末，郝女士带着女儿来自习室做作业，儿子被单独留在家，“眼不见为净”。把女儿送进小黑屋，自己就能获得三个小时的独处时间，“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

不试一下，你不知道自己能努力到什么程度

学习对已经工作的成年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7岁的张曦桐在半导体行业做销售，客户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手机厂商，一旦忙起来，不止996，而是要007。繁重的工作让人浮躁，好不容易挤出时间看书时，看到后半段已经忘了前半段在说什么了。

蔡承龙和杨奥都住在共享公寓，只拥有一间卧室。如果在家学习，不一会儿就想点外卖，或者躺下休息，难以专注。

李晔房子买在嘉定，通勤单程就要两个小时。为了方便学习，他特意在陆家嘴附近租了公寓。每天下班后，他要在自习室至少发呆一个小时，九点左右才能从工作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这时候最怕的是有电话进来：“等到你把那个工作处理完，哪怕就半个小时，再回来的时候，要再进入状态又需要一点时间。”

让他庆幸的是，每当他学不下去，身边总有更优秀、更自律的人能鼓励他：“德勤的一个manager，我的前同事，每天早上5点起来，坚持了快一年的时间，刚刚高分通过了司法考试。”

黄荣靓家距离自习室单程就要一个小时，但他只要周末不加班，都来自习室报到：“在家，这个时间就完全废了。”路上的时间也不能浪费：“一小时刚好够我百词斩复习一下，如果百词斩读完了可以微信读书，微信读书读完了可以薄荷阅读。”

胡安尽管嘴上说着自己是不靠谱的90后，但却每周都在自习室的会员学习时长排行榜上。这里每天早上8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比图书馆弹性大得多。成为熟客后，胡安被允许待到凌晨一点再离开，自己替店员关门。

可是胡安并不是待的时间最长的。在刚过去的一周，冠军的学习净时间为5955分钟，这意味着一周7天，每天坐在书桌前超过14个小时。

茴香正在考的证书叫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比更主流的CPA考试难度略低：“考试这件事也要看自己的实力，我是学渣型的，挑一个自己能够攻克的考。”这个考试有13门，每3个月考一门，考试过程贯穿了她整个孕期和哺乳期。

怀孕九个月的时候去参加考试，茴香满心以为自己会是全场的焦点，但去了才发现，所有人都低头专注于自己眼前的试卷，并没有人会特意多看她一眼。考试最考验的并不是她的大脑，而是她的膀胱，由于受到胎儿的压迫，她频繁想上厕所，但考试全程要四个小时，“这个还挺尴尬的”。

生完六个月，她又开始备考，八个月就给孩子断了母乳。最近一次考试，她为了方便租住在考场附近，三天没回家，对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愧疚感比考试的压力更折磨她。

努力而不得，才是人生的真相

学习是一件孤独的事。在自习室，我们也见到了一些人崩溃的时刻。

脱产考研的柳鑫（化名）经常蝉联学习时长排行榜的冠军，我们很想采访她，但几次沟通都被她拒绝。当时距离考研还剩下13天，她正面临心理波动期。有一天，她站在自习室的阳台上吹风，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有时候真想跳下去。

和应届生不同，脱产考研意味着没有退路。如果考不上，职业履历也断了，回到职场几乎等于重头开始。胡安用开玩笑的语气在下面留言安慰她：下面一层有平台，你跳也跳不下去。

蔡承龙前不久也经历过一次低谷，他为一项考试准备了几个月，但考完就知道自己肯定过不了：“把所有的机会成本都投到这上面，然后发现并没有成功，整个人还是比较难受的。”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正值年底，工作扑面而来，并没有留给他太多时间沉溺于这种痛苦。

28岁的周明锋（化名）要求我们在采访中一定不要用他的真名，因为他正在考研这件事，没敢让老板和同事知道。年底是金融行业裁员高峰期，一旦老板知道，一定会认为他心已经不在工作上，优先选择开了他。他算了一笔账：以他们公司的年终奖水平，差不多能抵消他的N+1赔偿金：“如果被裁，就相当于用本该发给你的奖金打发你走了。”可现在正是他最需要这份工作的时候：如果考上了，他需要攒学费，如果没考上，他就更要回到工作中，假装没有做过这场梦。茴香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为她换来命运的优待。她的房子买在2017年，现在再回头看，属于“高点上车”，朋友比她晚买了一年多，通勤时间就比她缩短了将近一个小时。有时候一个人再怎么努力，敌不过在合适的时机和地段买对一套房子。

在自习室的其他人眼里，从含霖是个绝对的大神：她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又接连考过了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CPA）和特许金融分析师（CFA）三级，其中前两者的通过率不超过15%，后者是全英文考试。

她的努力在只希望找个安稳工作的胡安看来，不可理解：“我一直以为复旦交大的人毕了业应该可以一帆风顺，但是我发现他们更焦虑。”

从含霖自己知道，学习曾经是她的解药。中考的时候，她差一点考不上高中要去读中专，家人想办法让她在偏远的地方上了末流高中，后来她考上一般211，又考上复旦的研究生，每一步在上一个台阶。

但是去年，这个解药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了。那时候她裸辞了上一份律师的工作，想进更好的律所。前三个月，她很享受，就像给自己放了个难得的大假。10月开始投简历，投了三个月，50多封，几乎没有什么回音。回头看看这些年，她为了考证几乎没有什么社交，而对比身边的同龄人，那些自媒体创业的、做微商的，“都比靠学习变现赚钱来得快”。

“学习不一定有用”、“努力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在采访过程中，她不断重复这样的观点。

学习这种事，就怕万一，万一有用呢？

学习、努力，一定有用吗？我们对每个采访对象都抛出了这个问题，让人意外的是，得到的回答几乎全是否定的。从表现看起来，付费上自习的成年人们，认知和行动是矛盾的：明知学习不一定有用，却依然要为此投入这么大精力。

面对我的疑问，周明锋（化名）说，学习是自己和自己的一场赌局：“学习确实不一定有用，可是你说我没背景没资源，我还能做什么？这种事儿就怕个万一，万一有用呢？”

郭萍是学习习惯的直接受益者。初来上海时，只有16岁，还不会用电脑。朋友建议她学打字，她并不理解有什么用，但当靠这项技能获得第一份工作之后，她开始转变想法。此后的10年里，郭萍通过自考拿到本科学位，又考了高级采购经理岗位证书，目前在一家能源公司做采购工程师。

对李琛来说，学习是她对抗泯然众人的虚无感的一种方式。她本科拿过国家奖学金，留学时读的商学院全球排名前50，她曾经以为自己会是电视剧里那种走路带风、金光闪闪的人，但工作后发现，干的还是最基础的工作。尽管考CFA并不会对她的工作有直接帮助，她还是交了将近1000美元的报名费：“持续地去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的话，会告诉你，你曾经还有那样的路，想要去走，还有那样的人，你想去成为。”

在短暂的自我否定之后，从含霖也选择了和自己和解：“我也知道自己确实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我不是法学的本科生，我英语确实不太好，包括我以前服务的都是一些内资客户……”

在她不执着于一定要进入顶级律所之后，她发现曾经学过的东西还是带给了她底气：“这么多年考试通过，有这么多的新的知识附加，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总能找到一份工作，可能现阶段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律师的，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好好做，三四年之后从头再来也是可以的。”目前，她正在自习室准备美国加州的司法考试：“补充一下自己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茴香和老公相亲认识，老公的工作是项目制，忙起来经常出差，没有静下来学习的条件，常常羡慕她能在业余时间充实自己，因此十分支持她。更难得是，公婆从老家来到上海，全职帮她带孩子，让她得以放心去工作和学习。

她是个乐观的人，讲自己吃过的苦时总是笑着，但每当提及家人的理解和付出，都忍不住哽咽：“他们可能睡觉都睡不好，然后自己都没有吃饭的时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吃苦的机会”，茴香很清楚，是全家人的牺牲换来了她提升自己的空间，她只有更加珍惜：

“有一次我早上7点的时候到了浦东图书馆，其实位置非常多非常大，但是你就看到人源源不断在往里走，然后大家都在非常努力看书，在学习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氛围非常好，我甚至有一丝非常骄傲的感觉，我在一个朝气蓬勃的上海。”

共享书桌，付费自习

刘康灿是上海众学空间沉浸式自习室的创始人，目前拥有四家门店，选址集中在陆家嘴、徐家汇这样的商圈，但自习室并不是一个客单价高、盈利能力强的生意，受限于上海高昂的租金，只能挑其中相对老旧的写字楼。

开店之前，刘康灿做过一些背景调查，发现付费自习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在日本、韩国兴起。在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小，房屋多是木质结构，隔音能力差，学生们放学后都会相约去“读书室”写作业，而在台湾，这种形式被叫做“K书”。

发展到内地之后，付费自习室的业态出现了一些变化。比起给学生写作业的地方，它更像是共享经济的衍生物：从共享公寓到共享办公，再到共享书桌。背后是大城市漂着的白领一族逼仄的居住环境和强烈的自我提升需求之间的矛盾。

刘康灿的第一家店开在去年8月，当时自习室在上海还是新兴的生意，一年以后的2019年夏天至今，则呈现井喷的发展态势，平均每个月都会新开10家左右。

与上海类似，一条采访了沈阳、西安、太原、石家庄的多家自习室，发现开业爆发期都集中在今年年中。

这一方面和旺盛的需求有关。法考、国家公务员等考试时间都集中在下半年。另一方面，开一家自习室需要的启动成本低，理论上来说只要租一个空间、置办一些桌椅板凳就能开业，因此一个城市只要开了一家，就往往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有诸多后来者，沈阳目前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的自习室已经超过了100家。

和上海的金融从业者扎堆不同，西安的“趁早”自习室创始人斯允说，她的客人占据比例最大的是考研人群，很多人在工作四五年以后，遇到职业瓶颈，选择通过考试重新再来：“一个姐姐，辞职考研今年已经是二战了，眼看着她瘦了十几斤。”这样的情况在太原、石家庄也都普遍存在。

西安“趁早”自习室 摄影 Syun.Wu 模特 Xying.Hu

事实上，斯允本人就是自习室的典型受众。她是90后海归，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但高昂的房价和生活压力让她最终决定回到西安。可是在西安，她找了很长时间工作，发现难以遇到合适的：“西安的就业环境比一线城市要单一一些，有些太小的公司也不愿意去。”

在创业之前，斯允原本是打算考博，为自己寻找学习的地方的时候想到，西安还没有成熟的自习室，索性自己开了一家。和上海相比，西安的自习室价格要便宜一半，团购一天大约在30元左右。

石家庄“孤独的”自习室开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万象城，地铁出站后3分钟可以到达，24小时营业，如果办卡，平均每天的费用可以低到20元以下，相当于一杯奶茶的钱。创始人常清告诉我们，虽然他才开店不到3个月，但已经见过有同行在歇业转让。

为了增加用户粘性，刘康灿和店员们会尽量和会员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境遇，也会为参加同一个考试的会员拉群，让他们彼此认识。

随着会员数量的增加，有人在自习室交到朋友，甚至有人变成情侣，这是刘康灿开店前没想到的，但他非常理解：“学习就像一个人走夜路，会非常害怕，不知道光明在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时候哪怕你身边有任何一个人在陪伴着你，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有这种内心温暖的力量，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结束采访时，自习室墙上的倒计时显示，距离考研还有13天，这是2019年最后一个大考。在自习室明显能感觉到紧张的氛围在蔓延。公共空间虽然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但几乎没有人交谈，哪怕午饭晚饭时间，也都是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看课件，和窗外的车水马龙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考试如期进行。今年考研的报名人数341万，比去年增加了51万，创下历史新高。而类似的火爆情形，也出现在公务员考试中。

考研过后，我们再次来到自习室，电视屏幕已经换上了新的考试倒计时。

祝福每一个在此奋战的人，都能拥有理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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