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成问题的漫威电影新角色；身份政治为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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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漫威电影新角色萨布拉令人担忧的象征意义，以及身份政治失败与“精英俘获”的关系。

文｜****季寺，贾敏

成问题的漫威电影新角色

近日，Belén Fernández在半岛新闻网撰文指出，漫威的摩萨德超级英雄萨布拉（Sabra）集各种错误于一身，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野蛮行径披上了一层斗篷，并破坏了漫威向人性化故事的发展。

1982年9月的贝鲁特郊外，在两天时间里，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屠杀了多达3500名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平民，这被称为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以色列军方在整个屠杀过程中提供了后勤支持，这次屠杀发生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三个月后，美国为这次入侵开了绿灯。

漫威漫画中的Sabra

因此，在本月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40周年前夕，迪士尼的奇迹工作室宣布其电影《美国队长》将在2024年上映，这并不是最合适的时机。计划于2024年上映的《美国队长：新世界秩序》将出现一个名为萨布拉的以色列角色。这个鲜为人知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 “以色列国的超级女英雄”在漫威漫画中首次亮相，并将由以色列女演员希拉·哈斯扮演。

虽然她的名字并不是指黎巴嫩的大屠杀，但整个事情还是超级有问题的。

考虑一下萨布拉的背景故事。在1981年出版的《不可思议的绿巨人》第256期中，她作为一个在集体农场长大的变种人超人出现，白天的工作是一名以色列警察，但她真正的工作是在该国的间谍机构摩萨德。萨布拉穿着以色列国旗启发的服装，“决心保护她的祖国免受绿巨人的蹂躏”，漫画中的一个标题称。

不要忘了以色列在蹂躏其他人的家园方面所扮演的主角，从1948年开始，当时约有500个巴勒斯坦村庄被摧毁，超过1万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难民。

由于种族清洗在过去74年中并没有完全减弱——只要看看对加沙地带的持续恐吓就知道了——将一个为国家野蛮行为披上超级英雄外衣的角色搬上银幕是错误的。

虽然《美国队长：新世界秩序》的情节细节尚未披露，但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是摩萨德的公关，这个组织以暗杀和其他各种不当行为而闻名。迄今为止，从Netflix的《特工科恩》到Apple TV的《德黑兰》，该机构已经获得了大量有利于自己的屏幕时间。现在，漫威已经将摩萨德提升到了超级英雄的地位。

CNN援引Avner Avraham的话——他是一名前以色列间谍，目前自称是“世界知名的摩萨德行动专家”以及“展览、电影制作人和策展人”——说萨布拉将如何促进该机构在年轻观众当中的“品牌化”。“这是‘TikTok’的方式，是与新生代对话的卡通方式”。Avraham还推测，这种营销方式可能会使摩萨德更容易在国外招募线人。

就在你认为流行文化可能会随着新的Netflix系列剧《阿穆的生存之道》和漫威自己的《惊奇少女》的出现而朝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时，好莱坞把我们拉回了“新世界秩序”。

诚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做法已经经常是电影式的——从炸毁加沙地带的公寓楼到对在海滩上踢足球的儿童发动空袭。事实上，如此电影化，以至于对被围困的巴勒斯坦沿海飞地的轰炸已吸引了带着露营椅和爆米花的以色列人群。

萨布拉的群众吸引力还有待观察，但可以推测，这个角色将有助于为以色列的犯罪行为披上一层女权主义进步主义的外衣，就像盖尔·加朵一样，这位前以色列士兵和铁杆军迷曾出演《神奇女侠1984》以及其他糟糕的作品。

在《不可思议的绿巨人》第256期中，一个脚注解释说，萨布拉这个词“指的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这个名字来自于一种本土水果——一种内部甜美、外部带刺的梨，以保护其免受敌人的攻击”。

当然，以色列的民族神话是建立在以色列人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这一想法之上的。但正如2014年《以色列时报》的一篇报道所指出的，带刺的梨的希伯来语“来自阿拉伯语，是波兰移民在第一次见到这种植物时学到的”。《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将萨布拉定义为“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但强调这个词“与阿拉伯语的sabr有关，意思是耐心和毅力”。

而根据Oz Almog的书《萨布拉：新犹太人的创造》，萨布拉人是“第一批以色列人——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第一代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中成长起来”。这怎么会是原住民呢？

根据中国学者艾仁贵的研究，作为一种物化的民族身体意象，“萨布拉”体现了犹太“新人”土生土长、顽强扎根同时又略带粗野的民族性格。“萨布拉”成为巴勒斯坦犹太社会新的民族偶像，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民族构建神话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形象被创造出来，这群热心、合群、强壮的人，外形美观、略有瑕疵但内部甘甜，就像仙人掌的果实一般……作为以色列之子，他象征着正处在民族复兴中的以色列儿女。他把生命献给了他的国家……”可以说，该群体代表着“新型犹太人”的具象化，有着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鲜明特征。

首先，“萨布拉”具有强烈的反流散特征。作为全新的一代，“萨布拉”强烈反对父辈及其流散地传统，具有某种“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也译作弑父情结）。他们拒绝接受流散犹太人的虚弱、屈从、不加反抗，认为他们与父辈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萨布拉的精神形象不是自然、连续成熟过程的结果。萨布拉是非常奇特的杂交的结果。我们这里有两个世界。我们的父辈不是萨布拉，无论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多少年……”

其次，“萨布拉”具有鲜明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为了扭转流散犹太人的过度智力化，“萨布拉”鼓励从事体力劳动和军事训练，形成了反智传统。“萨布拉”所属的各种组织（包括学校、青年运动、基布兹、军事团体），定期前往巴勒斯坦边远地区徒步行军，以了解和接触故土的山川、地形、植物和动物。这些行为不仅增强了身体力量与精神意志，而且也是“了解故土”的重要途径，培养了犹太人扎根土地的意识。

再次，“萨布拉”具有浓厚的农业和军事色彩。“萨布拉”反对城市生活方式，积极从事农业垦殖活动，其典型形象是集手拿锄头的劳动者与肩上扛枪的战斗者为一体的“萨布拉农民战士”（Sabra farmer-warriors），这种典型特征普遍存在于当时的文学、诗歌、绘画、电影中。摩西·沙米尔（Moshe Shamir）1947 年在其小说《他行走在田野上》（He Walked through the Fields）中将主人公乌里（Uri）描绘为典型的“萨布拉”：“他是犹太人的一员，皮肤黝黑、青春阳光……乐于运动，他内在地是一名农民……同时又是一名战士。”

最后，“萨布拉”还发展出一系列独特的生活方式，成为犹太“新人”的外在标识。从行为特征上看，“萨布拉”通常带有直接、简朴、果断的作风，其标志性外在形象是光着脚板或穿着凉鞋、头发蓬乱。从穿着样式上看，“萨布拉”通常身着短衣短裤、汗衫背心，头戴绒线帽，肩扛来复枪，有时驾驶一辆吉普车，从而刮起一阵青春风暴。此外，新型犹太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俚语来表达自己独立、直爽、粗鲁的个性，以表明其贴近自然的态度。

作为理想的民族典范，“萨布拉”似乎集中了许多优良品质，以至被称为“神话般的萨布拉”（the Mythological Sabra）。在犹太民族主义者看来，“萨布拉”犹太人与出生在流散地的旧式犹太人形成了鲜明对照，它代表着后者所缺乏的一切，从而象征着全新的犹太身体形象。学者亚尔·泽鲁巴弗尔分析道：“萨布拉成为一种神话般——当然也是典范式——人物，构成了塑造土生土长以色列人的坚固模具（solid mold）……他们没有任何恐惧、虚弱和胆怯，完全没有流散的精神。他们是以色列这块土地的产物和许多代人希望的成果，他们与流散犹太人形成了对比。他们是希伯来人，而不是犹太人，他们准备终结父辈的耻辱。犹太人缺乏的所有特征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力量、健康、劳作、返回自然、扎根故土，以及农民身上的一些缓慢和沉重。”

在19 世纪末的欧洲思想界，犹太人通常被描绘为阴柔、虚弱、胆怯的女性化形象。对此，犹太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新型犹太人”构想，力图在民族复兴进程中革新犹太身体形象：一方面，通过转向健身运动、农业垦殖和军事斗争来恢复犹太人的劳动本能和男性气概；另一方面，在象征层面将希伯来文化作为民族之根，把流散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构建为女性化的“他者”加以排斥。

在Belén Fernández看来，除了所有摩萨德和军事方面的东西之外，超级英雄萨布拉还代表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多维占领，这种占领既是领土的，也是语言的。

“对于那些喜欢犹太复国主义加上爆米花的人来说，漫威的最新作品肯定是一种享受。”

身份政治的失败

身份政治的失败近年来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老生常谈，近日《纽约客》刊文介绍了乔治城大学哲学教授、尼日利亚裔哲学家塔伊沃（Olúfẹ́mi O. Táíwò）关于“精英俘获”的新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2020年5月，警察对乔治·弗洛伊德实施私刑引发的动乱持续数日后，黑人女性、华盛顿特区市长穆丽尔·鲍泽（Muriel Bower）下令，在靠近白宫的第十六街用黄色颜料涂上“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字样。这一举动有着多个指向的象征意义，大约一周前，执法人员用催泪瓦斯驱逐了与该街道相交的拉菲特公园里的抗议人群。特朗普对此十分反感，他怒斥鲍泽“无能”、“不停地向我们要求‘施舍’”。

2021年秋天，鲍泽宣布第十六街涂了标语的路段为永久纪念碑，这里已经改名为“黑命攸关广场”。她解释称，“黑命攸关标语是我们说不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对于我们城市中被联邦武装占领的部分的确认和主张。”关于其更广泛的意义，她说，“有一些人渴望被听到、被看到，渴望人性得到认可，我们有机会在我们城市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街道上大声而清楚地发出这一信息。”

今年春天，在与特朗普对抗近两年后，部分得益于联邦政府实施的新冠疫情刺激措施而取得的财政盈余，鲍泽在为华盛顿特区提出的新预算中包括了建造一座体育场和一座新监狱。她承诺将花费超过2.5亿美元建造新监狱用于取代现有监狱的一部分；她还提议用三千万美元来雇用新的警察，从而实现使警察队伍达到四千人的目标；另外一千万将用于在整个城市加装170个超速摄像头。

尽管鲍泽公开拥抱“黑命攸关”这一标语，甚至将其铭刻在首都大地，然而这位华盛顿特区市长现在推行的政治议程却与黑命攸关运动削减警方经费的要求背道而驰。她剥夺了这场运动中最为激进的想象，而是将其转化为模糊的“渴望被倾听”，同时又将其作为护盾，使自己免于活动家对其政策会伤害黑人社区的指责。鲍泽从这样的假设中获益，即作为因为将“黑命攸关”标语写在公共街道上而激怒特朗普并受其侮辱的黑人女性，她知道怎么做才最符合黑人社区的利益。

过去几十年间，黑人生活中最深刻的变化是围绕阶级和地位展开的，这在精英和普通黑人之间制造了政治和社会鸿沟。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斗争后，在美国，尤其是在经历了暴动和叛乱的城市中，在没有少数族裔参与的情况下做出关于他们的决定在政治上已经站不住脚了。然而，作为无视肤色和进步的证据，取代将他们排除在外的是非裔美国人在政治和私营部门的微弱代表。做决定的房间里不再全是白人和男性，而是点缀着种族和性别的象征性代表。

这些少数不仅可以代表多数，他们的存在还可以作为系统对于此前被排斥的人可行的证据。这些新代表仍然可以使用身份政治的话语，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在经历种族的、性别的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但他们的志向不同于最初使用这些左翼政治框架的人，新代表们的兴趣不是改造制度，而是试图驾驭它。

当黑人精英或政治活动家声称代表黑人公众或黑人社会运动发言，同时又致力于与运动相对立或者巩固现状的政治行动时，张力会变得明显。塔伊沃将这个过程称为“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这个概念源自全球发展的政治，描述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地方精英攫取本该属于大众的资源的情形。塔伊沃解释说，这个词被用来“描述社会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倾向于控制本该属于所有人的利益的方式”。

塔伊沃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重新考虑补偿》（Reconsidering Reparations），书中认为如果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应该对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均负责，后者使得黑人和棕色人种在今天的气候危机面前尤其脆弱，那么修复也应该足够广泛或是可以重塑世界。塔伊沃在2020年写了几篇文章，现已被结集为一本题为《精英俘获：权力所有者如何接管身份政治（和其他一切）》[Elite Capture: How the Powerful Took Over Identity Politics (and Everything Else)]，他在其中批评“身份政治”的概念已经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女权主义左翼的激进发明转变成了对种族和性别代表权的温驯呼吁。

塔伊沃对身份政治的检视始于康巴黑河集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这是一个成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黑人女同社会主义团体。其中，德米塔·弗雷泽（Demita Frazier）和双胞胎姐妹芭芭拉和贝弗利·史密斯（Barbara and Beverly Smith）撰写了《康巴黑河声明》，在其中创造了“身份政治”一词。她们不仅在反战和女权运动中经验丰富，和那个时代的民权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也有关联。她们的广泛经历还包括组织起来反对强制绝育和针对女性的伴侣暴力，这些议题在当时很少被其他人认真对待。她们在声明中解释说，黑人妇女必须制定自己的政治议程，“我们意识到，唯一足够关心我们、会为我们的解放不断努力的人是我们自己。”她们接着写道，“这种对我们自身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们相信，最深刻和最具激进潜能的政治直接来源于我们的身份，而不是为结束他人的压迫而工作……被承认为人，平等的人，就足够了。”

这样一来，立场认识论，或从生活经验和社会地位中获得知识的能力，和康巴黑河的身份政治视野紧密相关。这是对社会科学现状的有力否定，社会科学长年依赖强大的局外人（通常是白人男性）对被边缘化、被排斥和被压迫者发表观点。这个时代有力的社会运动扫除了白人男性权威的常识，将边缘群体从被审视的对象转变会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主体。塔伊沃描述了随后的转变，这些框架脱离了局外人状态，被包括有色人种在内的有钱有权者用来维持现状。他补充说“身份政治的最近趋势似乎是在为精英俘获增加动力，而不是抑制它”。他举例说明黑人精英利用激进口号或是其他的社会运动呼声来巩固现状，同时看上去和运动以及黑人公众舆论保持一致。在一些更复杂的例子中，活动家采用非民主的组织形式，让受薪工作人员和组织者的见解凌驾于大众劳工之上。还有一些更戏剧化的例子，就像黑命攸关全球网络基金会的案例那样，假的草根组织把自己变成像草根组织者分发资金和建议的基金会。塔伊沃谈到了这些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动态：“在缺乏正确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拥有权力并能接触到用于描述、定义、创造政治现实的资源的小群体……会俘获团体的价值，迫使人们在一个更窄的社会项目上进行协调，而这个项目不成比例地代表精英的利益。”

尽管精英俘获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对黑人政治的影响特别惊人，尤其是在美国。鉴于黑人被种族奴役的历史以及国家支持的白人至上主义直到二十世纪仍然盛行，这种集体经验被塔伊沃等人总结为“种族资本主义”，美国人倾向于将种族类别视为稳定的，甚至静止的。在非裔美国人中也是如此，尽管黑人社区对于拉扯黑人普遍特征方方面面的社会阶层张力有更多的认识。而且由于种族主义仍然强大，有一种假设认为单一黑人社区是围绕争取黑人解放的持续斗争而团结在一起的。

拉托亚·坎特雷尔（LaToya Cantrell）是第一位担任新奥尔良市市长的黑人女性。她在2020年的抗议活动中成为了劳工活动家的目标，后者因为旅游业工人缺少病假和其他供应在她家门外集会。坎特雷尔在公开信中用自己的身份来驳斥抗议者，她提到自己成长于毒品泛滥的社区，很多家人都被卷入其中。她的个人故事十分动人，但仍然是被用于转移合法抗议。这种策略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让这些故事能够带来共鸣。当公职人员受到种族主义袭击时，只要想想奥巴马夫妇，熟悉和团结的感觉就会得到强化，就像政治哲学家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所描述的“相连的命运”，也即非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命运都因共享的身份和历史而联结在一起。

塔伊沃写道，“将这些精英的利益视为必然甚至推定为与更广泛群体的利益一致涉及到我们无法承受的政治天真。”这种政治不仅存在于大城市的民选官员中间，也存在于政治运动和联盟之中。塔伊沃将其描述为一种“传话筒”给房间里“最受影响”的人的趋势，在他看来，表面上这些做法应该有助于我们抵抗和遏制精英俘获，但事实上却“将注意力的不公设置在了选择代表边缘群体的发言人和书单当中”。塔伊沃以自身经历为例，因为是黑人和一代尼日利亚裔美国人，他经常接到“麦克风”，把他作为对社会不公有更多真实了解的话语中心忽视了他相较于数千万尼日利亚人和很多其他美国人的阶层特权，他读的是有进阶课程和荣誉课程的好学校。他承认听他说或许要比听一个有着类似阶级背景的白人说要好，但他坚持认为，“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比从全球种族隔离的历史中继承的认识论规范做得更好，那这个标准实在太低了。”

塔伊沃呼吁“一种注重结果而不是过程的建设性政治文化”。塔伊沃和康巴黑河集体主张的的不是为了建立包容性运动而掩盖差异，相反，他们阐明了身份政治是进入一个被种族主义、性别不平等和仇恨所深刻界定的世界的重要切入点，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到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看见我们的压迫如何相连，为彼此的斗争搭建桥梁，并找到团结的方法。这是精英俘获的反面，它是对世界的重塑。塔伊沃的提醒和马克思相呼应，毕竟重点在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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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

本期微信编辑：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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