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支持清零也不支持共存，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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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在激辩防疫应当清零还是共存时，平日里很少发言的一位终于忍不住了，说：“这些无休止的争论让人厌倦，你们都同样地极端，同样地看不到具体的人。其实大部分人根本不关心这些，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能少受些罪，好好过下去。”

他这一说，瞬间激起许多人的回应，认为他道出了一个真相：“沉默的大多数”中立于舆论场上那些烦琐、抽象、喧嚣的争论之外，对两派的极端观点都同样反感，那些不仅无益，甚至有害，因为它忽视了人们真实的处境。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前就有读者跟我说：“怎么感觉你总是在批评？你太偏激了，防疫难道没有做对一点好事吗？评价要客观公正。”他说，至少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很难一概而论”。

既然如此，抽象理念对错的判定就搁置了，重要的不是“说”，而是“做”。有一位曾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朋友感叹“人与人之间真的很难共情”，没处在那个位置，就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很多人高谈阔论，实在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你以为封控或放开就这么简单？

上海封城时，也有朋友不满地说，很多人就知道骂，“话多得不得了，还难听，让做志愿者的心寒，叫他们出来帮忙送个货、组个团，却又推三阻四。那你先做点社区互助的事再说？不要把人命当成验证‘不出山人所料’的证据。”

有人尖刻地讽刺那些袖手旁观不做事的人：

其实我现在逐渐理解那些在诺亚方舟上耻笑大禹治水的人，因为登上诺亚方舟还可以自由的吃喝交配等着洪水退却，而大禹治水的时候您得下力气干活而且不是为自己，还得服从大禹的管理，甚至还得对那个颐气指使的大禹客客气气，对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确实很疼，因为即便你花再大劲，这功劳归禹王，哪有在诺亚方舟上看着别人被淹死有趣呢？

他们都说自己反感争论，而看重实实在在的“做事”，为此投入了很多情感，并否认自己是从特定的政治立场来看问题，然而事实上，他们反感的主要是共存派，因为共存派才否认他们做事的价值，一如有人揶揄的：“是啊，我就是爱说怪话。我为什么要做社区互助的事情？本来明明可以自己买东西，自己去取食物，现在还要感恩？”

吊诡之处在于，一个人什么也不做，或许还能相对客观中立地看待问题，裁判就需要这种素质，但那些“做事”的人并不是裁判，而是运动员——要让人承认自己的工作、付出的努力和代价都没有意义，这是相当痛苦的，甚至预先阻止了反思。由于在我们的文化里，“做”比“说”似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实际上也否认了批评的合理性。

现实是：并没有一个纯然客观的“事实”摆在那里，那势必和个体的具体感受联结在一起。歌德有一句意味深远的著名格言：“一切事实都已然是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其实都是自身理念的折射。从这一意义上说，其实需要先有信念，才能“看见事实”，否则你只会不自觉地选择性无视。

这在疫情三年表露无疑，许多人列举出大量“数据与事实”，但看似奇怪的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因很简单，是信念筛选了数据与事实，而不是反过来，数据与事实塑造、改变信念。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化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立场、感受、价值排序不同，看到的景象势必迥然不同，共情的对象也会不一样。“看到具体的人”这句话乍看再正确不过，但如果缺乏对自身立场的反思，那么不同的人将看到不同的“具体的人”。

日前就有一位读者说，听到邻居家两三岁的孩子发烧难受，哭得撕心裂肺，相当揪心：

其实我想说的是，各有各的利弊，我不懂你们崇尚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可是你们仅仅只是那100%中国人中的10%，你们闹到自由，然后现在，家里老人孩子年轻人全部在发烧，可是国家之前管控了三年，没有这种情况存在，你们所谓这就是国外的轻症，可是据我所知道的，10人感染9人发烧，特别是那么小的孩子，还有孕妇，你们得到了自由，可是有考虑过这些人群的生活吗？他们照样不敢出门，那这自由何为所有人的自由？管控有问题，找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你们所谓的你们要自由。

她看到了周围人的真实处境，但遗憾的是，她也只看到这些真实处境，恰恰因此而无法跳出这个语境——在她看来，需要解决的只是管控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但管控本身并无问题。

我周围也不乏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封控中失去的体面、自由，只是一些小小的不便，为什么不能忍受？但家人生病，那是天大的事。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自由能拿来干嘛，那似乎只是离自己生活很远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事物。他们反感抽象理念和特定立场，却没意识到自己的话也已被理念所渗透了。

也有一些人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这些争论，有位读者曾和我深入交换过一些看法，他认为两边都偏激了：“疫情三年下来，比较遗憾的是无论清零派，还是共存派，都在污名化对方，将对方的观点极端化，现在的情况无非是‘共存’占了上风。”

那他的观点是什么？在他看来，那些脱离实际的看法都忽视了现实操作层面的难处，空有理念，现实既不是A也不是B：

主张放开的人，一直在混淆“动态清零”和“极端清零”的界线，然后用个别极端事例去渲染封控带来的“次生灾害”，无视这样“硬着陆”对医疗系统带来的冲击才会让“次生灾害”变得更加严重和普遍。

由此他暗示，虽然现实看起来不尽如人意，但极有可能已经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好结果了。换句话说，他认同现实，而相信超出现状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想看，“理想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时是个贬义词。

那么他反对的“极端”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恐怕不是基于理性分析的“中立”，而是基于尺度把握的“中肯”。一如陈柏峰在《半熟人社会》中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村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因此需要讲人情、讲互让，情面原则就衍生出“不走极端原则”，“一个人无论多么占理，如果他不考虑人情，也不具有正当性”。这样，在遇到纠纷时，人们考虑的重点不是哪一方在逻辑上对错，而是整体关系的和谐相处。

实际上，他也犯下了自己所指控的逻辑错误，混淆了“放开”和“突然放开”的界线，似乎“放开”就只能意味着“硬着陆”。我虽然一贯主张放开，但也担心出现医疗挤兑，因而希望国内“动态清零”争取到充足的时间之后，能好好有所准备，尽可能地加以避免——“硬着陆”恰恰是共存派所反对的。

不过，他的观点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有不少人都确信，其实这些烦琐的争论没什么意义，双方都夸大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早在今年春就有个段子嘲谑：“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人与新冠病毒会不会共存，而是对这个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能不能共存。”

这样一来，争论本身就无关对错了，只不过关乎权力，是哪一派暂时处于上风罢了。也因此，有人嗤之以鼻地对我说：“别以为你掌握着真理，只不过现在形势变了而已。”在国内时常能见到这样一个社会场景：哪怕我知道你可能是对的，但我仍然不认同你，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向你屈服了。

确实，在这两年的论战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双方在使用同样的语言。他们都认为，为了长远的未来，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问题是什么代价、谁来支付，并且都以他们认可的“事实和数据”加以论证。

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关于医疗资源挤兑的问题上，两派都担心出现这样的状况，但关注的重点迥然不同。有人指出了讽刺的一点：“防疫爱好者的观点是，如果你不严防死守那么新冠，会挤兑其他病人的医疗资源。但现在严防死守之下，其他病人反而更无法接受到医疗资源了，那不是矛盾吗？”但清零派则坚信，一旦放开，到时候的挤兑更不可控，之前看不上病的，到时候看上病也可能风险更高，因为院感和医护短缺，有人挖苦：“鼓吹躺平共存的人，万一发生医疗资源被击穿的恶况，看看到时候能不能抢到灵牌位和墓地。”

透过这些争论，可以让我们看到：在防疫这样涉及公众福祉的问题上，如果没有科学作为价值判断的基底和决策的依据，那就很容易沦为无休止的斗争，甚至连基本的事实和数据都可能遭到扭曲，无法超越话语的纷争，得出真正理性的结论。

只有科学能告诉我们，“放开”与“封控”是虚假对立，因为放开不是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定会到来，我们只能是尽可能地为之做好准备。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涉及最基本的信念，在别处已经破除的科学主义，在我们这里仍具有进步意义。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在这两年的争论中，也不时能看到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你怎么不讲科学呢？！”这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不少国人对“科学”存有误解，仿佛那是自己一旦找到就能信守的真理和教条，但它其实应当是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的假设——真正的科学应当是自由的，也因此是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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