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不完整的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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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29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

有些子女扬言只要老人敢再婚，就会被赶出家门，他们可以按月给钱赡养，但就是绝对不让领证，甚至对老人说：“你又不生孩子，结什么婚？”

不久前，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审理了一起遗嘱继承引发的纠纷：高某生前未婚，病逝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价值400万元的房产、100万元存款及一辆奔驰汽车，全部赠与交往一年的女友王某。在他被安葬后，其父母和王某之间爆发激烈纠纷，一方称儿子名下的房产是掏空了他们半辈子积蓄买的，另一方则称自己只是完成高某遗愿。最终经过五轮调解，达成的协议是：房产归高某父母所有，其余归王某，高某父母另向王某支付补偿金60万元。

这样的案件注定引发争议，它具体而微地折射出当下社会的诸多症结：遗嘱所表达的个人意愿和权利是否应受保障？个人名下的财产是否应完全属个人所有并受其支配？最终，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法院究竟应该怎么判？

▌****谁的权利受保护？

其实这样的纠纷，在老年人中更为多见。2021年初，深圳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刘某龙夫妻长年不和，由保姆张红照顾了17年之久，他在遗嘱中将深圳市南山区城市花园总计300平方米的三处房产全部遗赠给保姆张红，价值近4000万元。南山区法院一审裁定遗嘱部分无效，保姆只能分到一处房产；深圳中院二审认定遗嘱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保姆不是继承人，无权分得房产。

二审判决后，央视网评论认为，将道德伦理引入法律适用，彰显了民法典中“道德红线”的威严，补益了法律规定本身的不足；但也有人感叹，保姆17年的陪伴，到头来却被一段早已死亡的婚姻绑架，“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别人的一生，无端进行道德绑架是不人道的。”

在国内，合法遗嘱并不足以确保你的个人意愿得到执行，甚至生前安排也没用，因为死后家属可以追讨。理论上说，要让你属意的人继承财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对方变成法定继承人——如果不是血亲和配偶，是分不到财产的。现实是：一旦纠纷被提交到法院，就相当于各方放弃了自行协商妥协的权利，此时，法官自身的价值观往往就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分配的走向，因为在国内的法律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不小。

有时候，连合法婚姻都不能避免这样的纠纷。有的女性中年再婚，和第二任丈夫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第一段婚姻还长，但男方的子女还是等父亲一去世就要赶她走。折中的方案是居住权：老年人可以领证结婚，但房屋的产权归子女，再婚的配偶在老人死后可以一直住在房子里。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实践中就是一地鸡毛。

我甚至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一家人的老爹是退休干部，每月养老金两万元，老伴死后，他不顾子女们的反对，和保姆领了结婚证。这下子，子女们都坐不住了，等到老父亲有点小毛病住院，立马被子女们联合控制起来，说他病得很重，老头没几天就被折腾得一命呜呼。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在帮保姆更快地拿到遗产吗”，但保姆未必能拿到，因为诉讼时还要考虑“公序良俗”。对保姆来说，原本还能拿到劳动报酬，变成妻子后，不仅劳动免费，有的甚至婚前财产也被继子女强行参与分配。

近年来房价大幅升值，很多年轻人一面觉得父母不应干涉自己的婚姻自由，另一面却竭力干涉父母再婚的自由，就是为了阻挠家产落入“外人”手里。有些子女为此简直做绝了，扬言只要老人敢再婚，就会被赶出家门，他们可以按月给钱赡养，但就是绝对不让领证，甚至对老人说：“你又不生孩子，结什么婚？”

▌********人我不分的家庭

像这样的纠纷，经常被慨叹为“世风日下”，但更进一步来看，本质上是因为中国社会在家庭内部一贯地“人我不分”，对财产权的归属没有明确的分界。

从小到大，我不时会听到父母说这样的话：家里不论是谁的钱，“都在一个碗里，”一家人不分彼此，“何况我们就你一个儿子，将来连两把老骨头都是你的。”既然一家人的和睦最重要，分清楚哪些钱是谁的，不仅毫无必要，还伤感情——“亲兄弟，明算账”之所以要强调，正是因为平日里人们没有这样的习惯，算那么清楚，那不是见外了么？

无论这样的社会习惯还是当下的司法判决，都可以看出一点：中国人的财产权是家庭本位的，所谓“你的钱不是你的钱”，归家庭共同支配，而“外人”则会遭到一致排斥。当然，这种“公有”的理念，落到现实中，就往往是家主来支配，只不过在父母当家时是父母做主，而当父母衰老、子女当家时，就轮到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所有权。

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对家产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不明确的。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发现，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父子之间人格的同一性（“父子一体”），因此就可能出现看似相反的情形：一方面，父亲是家产的权利主体，但另一面，家产最终要在诸子之间均分，这一原则即便是父亲也不能违背，因为在父亲死后，家产必定要归属作为其人格延长的儿子。

岸本美绪在《风俗与历史观》一书据此得出洞见：“作为所有的主体的‘人’，与其说是个别的‘人’，不如说是从祖先到子孙永远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作为家族全员直系尊长的家长，在该时间点是体现这一生命之流的人，该生命的持有物即家产，当然是由家长来做出决定。但是，如同家族的人格被家长所涵摄了一样，家长的人格也已经被死去的祖先所涵摄，要想违背从祖先到子孙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长也不被容许。”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是一个从祖先到后代的漫长链条中的一环，只能在自己身任家长时暂时管理作为家族共有物的家产，但他既不能将自己那一部分明确单独划分出来，也无权按自己意愿处置遗产，因为那本质上不被视为他个人所有。与其说人们是私有财产的占有者，不如说是家族财产的临时管理者。不难看出，这样的一个人，并不是“脱嵌”出来获得独立自主的现代个体，而是嵌入在家族的世代序列之中，由社会关系来界定的“人”。

这种文化心理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出，国内保障的其实是家庭财产权利——如果像国外那样保障对自己财产的私有权，那老人是不是领证，就不会成为纠纷的焦点。大家都知道领证了就能参与分钱，而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分钱的人越少越好，这才使得许多子女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涉老人的婚姻。这样，法律对婚内合法权利的保障，反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在欧美，财产私有权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子女默认父母的财产就是父母的，他们爱怎么处置都行，也就不会有这种事。我身边就有一位上海老人，60多岁因机缘巧合嫁到德国，两人很恩爱，相处融洽，她从原本一句德语都不会，到后来完全适应。几年后老头去世，财产全部归她，继子女没有任何异议，还很感谢她照顾父亲多年。她后来感慨，自己活了一辈子，现在是最开心的时光。在法国、瑞典，甚至都不需要领证，法律规定同居即享有合法权利。

现代化的推进，将会使个体逐步从原有的社会组织中脱嵌出来，而日渐增长的独立自主性也势必要求获得更完整的个人权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仍是这一变迁的初级阶段，而最终的改变，恐怕需要三个前提：个人独立的财产权（自己的钱，给谁都行）；法律对这种财产权的有力保障；家人观念上的改变，不会逾越边界侵犯家人的财产自主。

毫无疑问，这很难一蹴而就，近年来这类继承权纠纷倒是更多了，毕竟以前也没多少钱可分。这种种现象，正体现出转型期中国社会新旧混杂的特质，有时传统的理念，又在新形势下被搬出来支撑新的权利诉求。如果个人权利能得到充分保障，子女并不那么必然觉得自己是全部财产的继承人，许多纠纷也就无从谈起了。

当然，这样一来，以往那种“父子一体”的代际紧密感很可能也就逐渐淡化了，因为在个人自主权意识之下，两代人已成了彼此独立的他者，对方的财产说到底和你没关系了。至于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就看我们如何取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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