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一个历史学家，不想再对帝王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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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他的新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重申了边缘人、普通人、小人物的价值。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声音。「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文｜林松果

编辑｜金石

摄影｜黎晓亮

化妆｜影儿

故事终于出现

每个未被写下的故事，都在等待一个时机。

2020年3月，在北京五道口的家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意识到，时机到了。

窗外是寂静惨烈的春天。罗新是湖北人，那一年春节，他本打算从广州飞回武汉过年，航班起飞前，武汉疫情爆发，随后封城，他被迫回到北京。最初的日子，像所有人那样，他天天刷微博、看微信，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他很快意识到，不能一直这样，强迫自己安静下来，还是要做事情，要看书，写东西。写些什么呢，已经有一个故事在等他了。

30多年前，罗新还在北大历史系读博，偶然读到了一篇墓志，墓志的主人公，是北魏时期的一位宫女。

宫女叫王钟儿，本来生在南方的官宦之家，也已经结了婚，但那是一个南北对峙的年代，30岁那年，战争爆发，她被抓到北方，进入北魏宫廷，成了宫女。因为出众的服侍能力，王钟儿获得了服侍贵人高照容的机会，当时，高照容正怀有孝文帝的子嗣。在此后的十几年中，王钟儿一直服侍着高照容母子，建立了深厚的主仆情谊。但当高照容之子被继立为太子（即后来的宣武帝），命运的变故再度袭来——根据当时北魏「子贵母死」的制度，高照容被杀，王钟儿也被迫出家，法号慈庆。那年，王钟儿57岁。

但由于抚育之情，宣武皇帝一直与王钟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现自己的子嗣总是莫名其妙地死去后，宣武皇帝再次邀请当时已经70岁的王钟儿进宫，保护、抚养新的即将出生的皇子。随后，这位皇子顺利继位成为孝明帝，王钟儿也一直服侍他直至86岁那年染疾去世。王钟儿去世时，孝明帝专门前去探望，随后命一位重要文臣为王钟儿写下墓志。

第一次读到这篇墓志，罗新吓了一跳：「她怎么和这么多重要的事都扯到一起。」不管是战争、皇帝，还是权力斗争，王钟儿似乎可以是一个中心，历史的经纬线在这里交汇，而她的故事，也可以承载那个世界里，无论是皇帝、皇后还是大臣，各人的悲哀与不幸。

王钟儿的故事，罗新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讲了很多年，但一直没下决心写下来。理由有很多，首先是时间，他有很多旅行和写作计划。其次是他作为历史学者的一种犹豫：这个故事是很吸引他，但是，这样一个仅仅出现在墓志上的边缘人的故事，到底有没有历史学的意义，有没有学科价值？

但在2020年的春天，它的意义好像不太一样了——瘟疫之下，大时代里的普通人太容易被巨大的外力打翻，成为夹缝中的人。罗新决定写下王钟儿的故事，他说，「看到了那么多具体的人的苦难、彷徨、困惑，我也没什么能做的事情，但做一点是一点。」

故事以王钟儿的视角展开。那是秋天，她在自己的故乡悬瓠城，肯定吃到了本地特产的板栗，但顷刻间，命运倾覆。在悬瓠城里，那些被卷入战争的普通人，因为敌人射的箭太密集，到井边打水，他们必须背着门板。罗新还写到了王钟儿的同事们，那些命运颠沛的宫女，怎么通过出色的厨艺得到擢升，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有那个时代的女性，怎么通过宗教，获得一丝喘息的空间。

至于宫廷中的主宰者，孝文帝，罗新写的不是他的丰功伟绩，而是写他的无能为力和不得已，写他精神世界里始终存在着的巨大黑洞。这是罗新的刻意为之，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非常讨厌历史学家对皇帝们的过度热情，所以我尽量不写。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抗击民间阅读的这种热情。传统治史的倾向，一般是围着皇帝来说话，我不想再做那样的事情。」

整个故事，罗新断断续续写了两三年。2022年春天终于完成，变成了一本新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在后记里他写：「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这样一本夹杂着文言文的历史书籍，阅读门槛并不低，却获得了少见的反响。它出现在了众多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年度推荐榜单上，并在年底获评「2022年豆瓣年度图书」，有7000多人在这本书的条目下留下了评价，一位读者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感受：「登场的荣耀与落幕的颓然，不过都是时间的灰烬，被遗忘的蝼蚁获得了应有的名字。」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受访者供图

何为边缘

罗新有两个网名。相对有名一点的那个叫「老冷」，冷是他的家姓。另一个叫「墨山王」，知道的人少，知道背后故事的人就更少了。

墨山王，出自墨山国。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小、几乎可以认为不存在的国家。在现在的吐鲁番南边，在西汉时期，这是一个介于楼兰、车师（姑师）、焉耆等等国家之间的山间游牧小国。就算在当时的历史中，你也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但就是这么一个国家，1998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罗新研究过它——他认为这条路很重要，至少对当时的人来说，它是罗布洼地和吐鲁番盆地之间最重要的纽带。

在历史学界，知道这个国家的人也不多。罗新用「墨山王」在一个历史学术论坛发帖时，有人还以为墨山国是罗新自己虚构的国家，里面住着的都是舞文弄墨的人。

从这个故事就知道，当时他研究的内容多么「边缘」。

罗新是湖北随州人，在国营林场长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工作几年后又回到北大，转入历史系一路读到博士，后来留校任教。他所在的魏晋南北朝领域，有几位大家，比如周一良、田余庆、祝总斌，他们研究的是政治史和制度史，自然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

一位历史学家，秉承什么样的价值观，关心核心还是边缘，绝不是突然转变。对罗新来说，边缘人，或许正是他一直以来的学术重心。

好像是在不知不觉中，他走上了一条不太一样的道路——硕士期间，他和自己的老师一样做政治史研究，但博士论文选定的方向已经是大动荡时期的十六国。工作之后，他研究北魏，然后延展到了更北方，到了阿尔泰学的世界。

那是一片广袤的荒原、沙漠和草原，说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游牧民族、遥远的西域和中亚……在传统史学中，这是边缘的存在，而且这些人，向来被当做外敌，不管在道德或者文化上，都是受歧视的、被贬低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原喜欢用歧视性汉字音译这些民族的名称，比如匈奴、鲜卑，不是奴就是卑。

这样的研究不好做。首先中文史料有限，而且真实性存疑，他只能从头开始学古突厥文、土耳其语。在美国和土耳其访学时，他每天学好几个小时，老师让他每天到菜市场，学习蔬菜的读法。当时资料也少，许多国际学术界的名著，国内要么没有，要么看不到，他只能从美国的图书馆借出来复印。高强度学了好些年，才绕过了语言的「迷障」。语言是如此重要，他说，「那些看起来音译的词汇，只有找到意义，我们才不会去把它当作一个莫名其妙的声音来对待，而是把它当作实实在在的文化成果。」

也因为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资料太少，研究者必须去到历史的现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几乎每个暑假，罗新都要出远门，要么去西北，去新疆，要么往正北，去往蒙古国，走过了许多草原、古道、荒漠和枯竭的河道。他向《人物》回忆起自己的无数个暑假，「每年夏天，我都是被冻着，从来都是觉得冷，没有被热着过。」

罗新（左）与考古学家王炳华教授在楼兰古城。受访者供图

罗新的老友李肖，刚好是这段生活的见证者。李肖是新疆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1995年，他从新疆考古所考到社科院考古系读博，经常和罗新还有北大历史系的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聊天、聚会，人人都意气风发，「有做不完的事，有很多的构想」。

李肖记得，他们最早去新疆，看到的是最原始的、刚刚开放的喀纳斯景区，他们在齐腰深的湖水里捕鱼，到乌苏的天山牧场，就住在牧民的毡房里，大家彻夜喝酒，聊到天明。罗新重视现场，研究古典时期的奢侈品贸易，他们就去了和田，「混」进和田玉的矿场，去看和田玉拍卖。有时，罗新也会聊发少年狂，突然在原野上奔跑疾走，「甚至不惜受伤，他都无所谓」。李肖觉得，对于罗新这样研究北朝少数民族历史的学者来说，这些经历，都在帮他理解当时北朝人的心理和生活。

2000年后，罗新开始有机会去到蒙古国。今天蒙古国的哈拉和林地区，在游牧民族的历史上，是绝对的核心地带，这里有几条重要的大河，在鄂尔浑河谷地，养育出一个「巨大而肥美」的草原，这是游牧民族的天堂，当年，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养一百万匹马的地方，也是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和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对一个游牧民族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切的原点。罗新去了草原上的许多遗址，寻找游牧民族的遗迹。

在这些研究之外，还有一些更显边缘。比如「乐浪郡」，它远在朝鲜半岛东北部，只在历史上存在了四个多世纪，西晋灭亡后，它也随之消失。罗新感兴趣的是：这四个多世纪中原王朝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怎么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

所有这些经历，都在帮助罗新理解「边缘」，「我开始转变，不再把眼光盯着皇帝，而是转向去看那个社会，看那个时代真正的模样。」

在蒙古包中与当地牧民攀谈的罗新。受访者供图

墓志与被遮蔽的女性

现在在武大历史学院任教的胡鸿，是罗新的第一个博士生。2005年，胡鸿读大三，当时罗新给北大历史系本科生开了两门课：魏晋南北朝专题、中国民族史专题。胡鸿印象很深，当时的罗新像一位「大侠」，豪爽，浪漫。他讲课不用PPT，拿着一页纸的提纲就去了，但可以把课讲得非常精彩。讲课的时候，他会给学生描述大的画面和趋势，同时也会讲自己怎么翻越天山，在河套地区见到了什么，那时胡鸿第一次知道，「历史学家可以去过这么多地方，原来历史学家可以这么潇洒」。

罗新带着英文版的《草原帝国》去上课，胡鸿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就很大方地让他把书拿回去看。他的课排在早上十点，胡鸿睡过了，罗新反倒安慰他，没关系，本科都是这么过来的，他说自己本科那会儿，连第五六节课都误掉过。

后来胡鸿也成了一名历史学者，他意识到，他们那批学生是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个学者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当时罗新正在学习古突厥文和阿尔泰语言，给学生们看的都是最新的英文研究，在黑板上写下突厥文，说起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如果一个老师已经把研究完全做好了，结论都有了，给学生展示的时候，可能激情就不够了。但当时罗老师还在探索，充满热情，很感染人，那正是对学生最有吸引力的时候。」

在所有的研究材料中，罗新非常重视对于墓志的研究。在他看来，墓志是一种很特殊的史料，在正统的历史叙述之外，墓志提供了一种更贴近普通人，也更为均衡的叙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整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带着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们上课，学生们也都需要抽一两篇墓志，做解读、做研究，很多人也都因此发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

胡鸿也完成过一篇由墓志展开研究的论文，文章的主角也是一位北魏女性——文罗气。与王钟儿不同，文罗气是一位蛮族女性，生活在今天河南南阳、平顶山一带的山区。通过对于文罗气墓志的研究，胡鸿还原了她一生的轨迹，早年间随祖父投靠北魏政权，随后被迫迁居北方，但由于不满北魏朝廷的宰制，文罗气的伯父率兵南逃，并遭到北魏军队的追杀，随后，包括文罗气在内的所有蛮人幸存者皆被掠入北魏宫廷，成为奴婢。那一年，文罗气33岁，她也由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余生」，直至71岁去世，由唯一的儿子为她留下墓志。

在罗新看来，这是一篇非常「漂亮」的论文，胡鸿不仅复原了一位普通蛮族女性的一生，也对北魏后期蛮人群体的命运，以及那个时代北魏王朝在蛮族地区的社会影响和发展做了深入的考察，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这也是罗新一直强调的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而这些经由墓志开始的研究，对历史的重要补充和修正还在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很多此前被遮蔽、被忽略的普通女性。

《漫长的余生》插图受访者供图

在所谓的正史中，女性是非常少的，按罗新的说法，「好像社会中没什么女人」，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女性人口只会略少于男性人口。而墓志则不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公平地拥有墓志，「墓志志主的男女比例，远比史书中均衡得多」。而且罗新发现，墓志里让他印象深刻的、让他震撼的，往往都是女性。他想为她们写点什么。

他较早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孝文帝的妹妹，陈留公主。陈留公主经历过三次婚姻，盛年丧偶后，为争取再婚的自主权，反抗皇后逼婚，因此介入了复杂的高层权力斗争。罗新在这篇文章结尾写道，「妇女的人生历程，不仅取决于她的意志和性格，无法预计的因素会改写她的人生，夺取她的梦想。」这个故事里有陈留公主的愤怒、偏执和沉痛，还有她对人生无可言说的伤感。

但最令人伤感的，或许是茹茹公主的故事。

茹茹公主有两位，她们是亲姐妹，是一位柔然可汗的长女和次女。为了部落的未来，长女被嫁给了西魏的魏文帝，次女被嫁给了东魏的权臣高欢。

第一位公主出嫁时，年仅十四岁，公主的陪嫁可谓浩浩荡荡：车七百乘，马万匹，驼千头。但就在两年后，可能是生孩子时遭遇难产，公主去世了。第二位茹茹公主，十六岁出嫁，她的丈夫已经五十岁，成婚一年四个月之后，丈夫病死，再过了一年四个月，她也病死了。

故事还有更荒谬的部分。在第二位公主出嫁前一年，柔然可汗把自己的孙女邻和公主也嫁了出去，当时公主才五岁，她嫁的新郎八岁。在1987年，故事有了一个悲伤的结局——在河北磁县，邻和公主的墓被发掘，墓志记录，她去世时才十三岁。

这三个女孩，来自同一个家庭，同样是作为政治婚姻的工具，远涉异国，没有人活过了二十岁。罗新写到，正如墓志铭辞所感慨的：「彼美淑令，时惟妙年」，「生之不吊，忽若吹烟」。

如果不是墓志，这些女性的人生与命运，都将彻底沉入历史，但墓志证明了她们的存在，罗新和他的学生们由此写下的一篇篇文章，也让这些边缘的名字，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历史学家的美德」

作为一位将目光投向边缘的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新也将自己处于公共视野的边缘，他更愿意确认自己的学者身份。社会上发生什么事，他有看法和观点，但不会做些什么。他一直认为，历史学工作是象牙塔，要和现实世界保持距离。

他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网民。1993年，他还在北大历史系读博，因为担任唐研究基金会的秘书，得到了一台电脑。当时要办邮箱账号，还要去北京电报局排队。但后来，即便热衷于公共论坛的交流，罗新发起和参与的，也都是严肃的、有学术门槛的讨论。

1999年，他在新疆考察途中摔伤，在老家养伤的时候，朋友告诉他，要是闲着无聊，可以去天涯上聊天。当时，天涯还委托他创办过一个「有学术性和文化深度」的版面，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关天茶舍」，出自陈寅恪的诗句「吾侪所学关天意」。罗新想在这个版块讨论一些重大的、严肃的议题，但很快，他觉得这个版面嘈杂起来，与最初的设定已经不符。于是他离开天涯，创办了一个更小众的、只属于文史学者们的论坛，叫「往复论坛」。

2020年，他在播客《随机波动》回忆过当时在往复论坛的经历——为了写一篇关于元代苹果的文章，他可能会通宵读书，写的帖子，不仅要「炫耀」自己很快找到了信息，还要让对方意识到，自己有思考。他的好友张帆是元史专家，他就拼命讲元史，让张帆出来纠正，他们讨论得激烈，别人看得也过瘾。他自己全情投入，张帆后来叫苦不迭：「你也害苦我了，我什么都干不成，整天都在看书查资料。」

一头扎进论坛，每天醉心于严肃学术辩论的罗新，完全不在乎所谓的主流，过着一种完全沉浸在学术世界里的生活，若干年后，回看那段生活，罗新说，「这个东西，反过来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为我打下了一些学术基础。」

但在2008年，因为一次网络聊天，他的想法开始变化。

当时，他和自己在北大的同学上网聊天，有人提到此前某地区爆发的某次抗议，一位同学评论这次事件说，「给这帮人饿一饿，他们就老实了」。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他们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我们养着，我们不养了，他们就活不了了。

这句话，给了罗新一种特别大的刺激，他完全不能接受，甚至整晚不睡觉，翻来覆去跟对方争论，在很短时间里写了数万字的回复。他就是想弄清楚，对方怎么会这么想。

时隔这么多年，再次和《人物》谈起这件事，罗新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并解释为何当时自己的反应这么大：「他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好朋友，一个我认为水准很高的人，受过这么好的教育，但你还这样，这就意味着巨大的代表性。这对我刺激特别大，我学了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研究文章，有什么意义，我甚至不能说服一个这么亲密的、受过这么好教育的朋友。」

这种刺痛感，我们每个人都多少经历过。但在那时，罗新经历了某种剧烈的动摇，他怀疑自己过去信奉的「为学术而学术」是不是有问题，「那些学术研究里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些你以为的常识，其实在很多人心中，都远不是常识。」

这也直接促使他行动和改变，决心积极参与现实，去质疑，去重塑常识，「我要选择那些和我的生命有更多关联的东西」。

最直接的变化出现在他的课堂上。这之前他的课堂，大家印象最深的，或许是他介绍的最新研究，出了名的视野广博、新锐开放。但在那之后，课堂上开始有很多话题和讨论，让学生们阅读的材料，可能也会挑战他们的常识。

在更大的学科公共领域，罗新也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就在那场争论后不久，罗新写了一篇文章，《王化与山险》，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是想在方法论上对当时做南方研究的人提出不满——中原王朝向南的发展，不是浪漫的江南开发曲，不是英雄史诗，而是复杂的历史运动，里面有征服、压迫、血泪和同化，有体制对个体、强者对弱者制造的痛苦。

这篇文章2009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发表后不久，他接到编辑部来信，说有人提出了批评意见，对方是一位权威的历史学家。编辑部希望罗新写一个回应，他拒绝了，此后也不再给《历史研究》写文章，尽管它是历史学界最重要的刊物之一。

做出这样的选择，追求表达的锐利、真诚、彻底，同时罗新也明白，「这一定不是主流，但没关系，你这辈子的责任就是这个」。

作为多年好友，李肖觉得，这也正是罗新的可贵之处——很多人会想，人在社会中，有时说点不合自己本意的话，没办法。但罗新跟朋友们在一块儿，一直说的是，「可以有所不为」，每个人说过什么话，可能自己忘了，但社会不会忘，「你是躲不掉的」。

几年前，罗新在「一席」进行了一次演讲，主题是「历史学家的美德」，他对此的定义是：批判、怀疑和想象力。他认同「历史的本质是一种辩论，是一种不同意」，「对已有论述、对已有的别人讲的历史进行质疑，对它纠正、提升，改变它，甚至是和它抗争」，这样才能推动学科向前，形成新的历史，讲述出新的历史，「这才是历史。」他说。

言说，作为一种自觉

见过罗新的人，很多都对他的眼睛印象深刻，那双眼睛不大，但是很圆很亮。陆扬是罗新在北大的同事，他和罗新第一次见面，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时罗新去访学，陆扬对他印象很深——见过那么多的访问学人，大多心态悲观，罗新是少有的非常明亮的人，他看重行动，因为在北大多年，他有培养学生的关怀，因此「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

但再乐观的行动派也无法摆脱来自时间的自然规律。

罗新今年60岁，尽管时常「以为我才40多岁」，但还是会在某一刻收到来自时间的提醒——某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大家轮流做自我介绍时，他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是现场年纪最大的那个人了。

时间也会一点点侵蚀学者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首先是眼睛开始老花。他配了好多老花镜，书房里有，书包里也有，要保证随时能拿出来。但这也不能一劳永逸，他不再看得那么清楚，会写错别字，写《漫长的余生》，他一边写，一边给学生们看，让他们帮忙改错。

接着退化的是记忆。年轻时他记忆力好，读书读到高兴的地方，也不需要做笔记，下次要用，肯定能找到。但后来他发现，有些东西，他明明知道跟正在讲的事情有关，但就是想不起来了，也忘了在哪儿能找到。也许之后某天，这个事情又冒出来了，但已经迟了。他开始记笔记，准备了好些个笔记本，但问题又来了：这么多笔记本，要找的东西，到底在哪个本子里？

他依然有野心，想尽力把历史学科的学术天花板推上去，他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他去美国、德国和土耳其开会时，遇到过一些年轻的乌兹别克学者，他们对西方学术之了解、英语之流畅、议题之新颖，给人很深印象。「这很让我们中国学人羡慕。」但在某个时间，他意识到自己在学术上「做不上去了」。

这些事都让人灰心，「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了，至少，我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做了。」

但后来，他逐渐理解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最终大家都只是在过程中接力，而这也是他作为老师存在的意义。

这种压力慢慢卸下来，他突然想到，自己该做点别的事情了，比如公共写作。「我当时之所以投身学术，不就是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吗？那现在，我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事情。我可以使用过去很多年里学习到的知识和能力，为我新的梦想服务。」

面对公众写作，对国外的历史学家来说很常见，但在中国的学术体制里，这不是必要的。罗新的选择，是一种自觉，所谓自觉，就是「自己找的」、「自己决定的」，从某个时间开始，他决定以后就这么做，直到哪天做不动了，但在这之前，他一直都要这样做。

他心中新的读者，不再是学术共同体里小小的一群人，而是数量可观的、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对历史感兴趣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罗新也将这种公共写作视为一种必要的发声——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加入到这种日渐稀薄的时代声音中去。

对于罗新的选择，胡鸿丝毫不觉得意外。他想起来，好像是在好些年前，罗新就跟他们讲过一段话，大意是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但大家都缩着头不说话，因为你已经是北大教授了，可以过得很好，那谁来说话呢？」

2016年初夏，在北京蓝旗营的一间咖啡厅，罗新向朋友们宣布了一个消息——他计划徒步，从北京走到内蒙，也就是从历史上的大都走到上都。他想通过行走去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主流之外真实存在的人。

从大都到上都的行走路线受访者供图

6月的一个早晨，他出发了。徒步450公里，经过了山川、长城和草原，最终抵达内蒙。之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旅行随笔《从大都到上都》。

在书里，他写到了无数边缘人、普通人。他走过北京的小月河，那里曾是「蚁族」的聚集地，是密集的棚户村，他提到在小月河跳河自杀的女孩。徒步在长城一带，他最关心的，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流民。他们是谁？是汉人、蒙古人、逃犯、强盗、乞丐、难民、农民、牧人……他们组织在一起，如梁山好汉那样生活在明、蒙两个政治结构之外，「有过一段不太长久的自由和快乐的时光」。

同事陆扬说，罗新的写作能力是惊人的，有一支非常快、非常好的笔，是「我们这一代人里边特别突出的」，而且即使在最好的那群人里，他也有特别之处——语言有张力，能把史学和文学性的语言很好地结合，而且他的每一句话，都经得住史学家的评议。

在与《人物》的交谈中，陆扬再次提起了三十年前初见时那个明亮的罗新，在他看来，投身公共写作，也是罗新当年那种明亮的使命感的延伸，「他做的这个事情，哪怕只能给一小部分人带来有益的看法，他都觉得是值得的。」

《从大都到上都》出版之后，很快，2019年，罗新又出版了随笔集《有所不为的反叛者》。2022年，《漫长的余生》问世。这几年，除了面向公众写作，他也常常公开发言，接受采访，上播客，演讲，反复地重申边缘人、小人物、普通人的重要性，在关键的议题上，和年轻人站在一起。

年轻人们也给出了自己的反馈。《从大都到上都》成了当年的畅销书，在这本书的豆瓣短评中，无数年轻人都留下了类似的感受——受到了罗新老师的感召，要多读书，要多出去走走；《漫长的余生》出版后，去年11月的一天，罗新开车进北大，学校进出要刷脸，在校门口，一位看起来只有20岁出头、长得很精神的保安过来扫他的脸，屏幕上出现了名字，保安的表情变得很不一样，「是罗老师啊」，他说，自己刚读完了《漫长的余生》，「我上周日用了四小时一口气读完的，读完立刻觉得心静下来了」，罗新觉得有些感动，对方又补了一句，「就像看了杨德昌的《一一》」。罗新说，他从没把这二者联系起来，也从没想过，这本书还有这样的作用。

从大都到上都，行走中的罗新受访者供图

最后的一颗种子

退休迫在眉睫，在这个时间点，罗新有两个决定。

一个是关于自己的。在北大，教授也是分级的，拿到了教授职称，往上还会分一、二、三、四级。但罗新很早就说过，他拿到教授就可以，这是对他学术的认可。他不会再为了晋级去填表，绝不会为自己的级别再做任何努力。他也很早就说过，到点退休，不会再为了延聘求人。

另一个是关于学生的，他要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为学生留下一些最基本、最朴素的价值观。

这两年，他每年给历史系的大一新生开一门《历史论文写作》，学生们带着应试教育的印痕，而他决定好好冲刷掉它们。

这门课的期末考核作业是一篇论文，主题由他来定。他希望这些主题一定是紧扣时代的，而在他看来，这个时代，世界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不平等，另一个就是气候变迁。2020年，他布置的题目是纳卡冲突（2020年9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军事冲突），2021年的命题是气候变迁，2022年就是不平等。大家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自由发挥，甚至写「不平等也不一定就不道德」也可以。

台下的学生，是新一代的历史学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后可能不会从事和历史有关的工作，但罗新依然觉得，这份作业，或许可以在人的心灵里种下一颗种子，「在中国，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时代主题，但我想告诉他们，这就是时代主题，是全世界的主题。」他想让他们知道，至少世界上还有这些不同的说法存在。

某种程度上，退休意味着教师生涯的结束，但学者的生活是终身的。

他要继续研究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命题——长城。研究北方民族史，自然无法避开长城。在传统观念中，长城是一个障碍物，是为了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但罗新觉得，长城的作用不只是这样，「一个想法能够实行，能够被这样贯彻，它一定还有别的作用，就像很早就有人提出来，长城不只是防北边的人进来，也防自己人出去。」

长城就像一个意象，折射出人类社会的种种。历史上存在过无数的人造障碍物，有长城这样线型的，也有看不见的制度性的障碍物。归根究底，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他想研究的是人类用什么办法把人分开。

疫情前，他已经考察过伊朗的长城，过去三年里，也走过了陕西和内蒙交界处的长城。如果条件允许，他还想去大不列颠岛的哈德良长城，罗马的长城，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让写作变得更有趣。

作为一位资深的徒步爱好者，他还要去继续旅行。

他计划在即将到来的春天，陪伴美国作家保罗·萨洛佩科从北京走到东北。保罗·萨洛佩科今年61岁，是两次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2013年，他开始了自己的全球徒步计划——他要像古代智人走出非洲一样，从人类起源地非洲出发，穿越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坐船跨越白令海峡，自北而南穿行美洲大陆，终点是南美的火地岛。他把这个计划命名为「走出伊甸园」，如今，这项计划已持续九年，行走之余，保罗也一路记下见闻，并挖掘所谓的「过期」新闻。罗新一直关注着保罗的行踪，2022年夏天，他们一起在四川徒步过三周。罗新说，他敬仰保罗的行动，也想知道，他一边走，一边在想什么，做什么。

2022年末，新冠在北京大流行，城市也因此变得相当安静，《人物》见到罗新，问他会用什么字总结过去这一年，他的答案是，「憋」——过去一年的疫情，令无数人行动受限，罗新的旅行计划也一变再变，来年春天与保罗的行走计划，也充满了变数。但好消息是，现在，他的愿望可以达成了——像过去那样，自由旅行，与人交谈，这比什么都重要。

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不能免俗地问了他一个问题：「2023年会不会变得更好？」

人们总是乐于让历史学家来预测未来，认为他们足够了解过去，也因此可以预知未来，人人都企图从一位历史学家身上找到乐观的答案。

这个问题，其实罗新回答过很多次。其中有一次是1995年。那一年，罗新刚刚博士毕业，在北大担任了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在班级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梦见昌平园落雪》，主要讲那个冬天会不会下雪。

「今年冬天可能下雪，也可能不下雪。科学态度要求我们接受这个结论……但问题还有更深更重要的一面，即我们的情感和愿望。我们期不期望它下雪，我们想不想它下雪，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那天，关于「2023年会不会变得更好」，罗新也是这样回答我们的：「未来会不会变好，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也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做多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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