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落地一年：教培地下化，一些学生或成为被“减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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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社会评价体系都没有变，看似推进教育公平的“双减”政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特约撰稿人 沈佳如 发自北京 2022-08-01

2012年，中国安徽省合肥市，一名学生为高考作准备。 摄：Stringer/Reuters/达志影像

距离中国教育部正式发布“双减”政策，已过去了一年。

2021年7月24日，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称为“双减”政策。

按照政策要求，所有K12（小学至高中12年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都必须在年内停止。

教培行业（注：即补习行业）遭到“团灭”，K9（小学至初中9年教育）英文辅导培训是重灾区。根据《中国企业家》报导，中国大陆有70万家教培机构，多达1000万的从业人员瞬间失去了合法的职业地位。2021年8月，《南方周末》援引蓝象资本投资副总裁陈晶的估算，一个月内约有20%-30%的教培从业人员被裁，预计行业整体裁员比例可能会达到50%。

一年过去，一些教培人还在业内坚持，更多的则被迫转行：有的准备去互联网公司当运营，有的转去私立学校当老师，有的去做人力行政，有的则仍在待业中。转行“最成功”的，要数语文老师董宇辉。他跟著已改名为“东方甄选”的原教培企业“新东方”，转战到网络直播带货赛道，成为网红，被官方树立为转型成功的教培人模范。

“不论是留下的，还是离开的，这一年，所有教培人都过得很辛苦。”Monica曾在一家知名上市公司担任教培业务管理层，有著十余年英文教学经验。不论是常规考试，还是素质开发，Monica都获得业界和学生家长的认可。“双减”政策落地后，她不出意外地被公司裁员。

如今，Monica仍留在教培行业，“大家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们现在很像40年前的韩国。”

1980年7月30日，军人全斗焕执政时期，韩国出台“7.30教育改革政策”，全面禁止课外补习，提供辅导的老师或者聘请老师的家长，都会受到处分。政府甚至成立了“课外辅导打压队”，对老师和学生实施震摄。为了躲避“课外辅导打压队”，老师和家长们想出了千奇百怪的法子，比如：让老师深夜来家辅导，让老师打扮成亲戚或家政工人，躲到郊外甚至在汽车里进行辅导。

到上世纪90年代末，补习禁令已逐渐形同虚设。2000年4月，韩国最高法院宣布禁止补课的法令违反宪法，并予以取消。法院在判决中表示：“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

“双减”政策，和40年前的韩国如出一辙。业内究其原因，有两种猜想。其一是打击体制外的精英教育，将高达万亿人民币规模的学科类培训市场强行划拨给公立学校，将市场和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在体制内机构手中；其二是降低养育孩童费用、鼓励生育，减缓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速度。

无论是什么原因，Monica认为，教育双轨制的局面没有改变，因为考试内容没有变化，社会看重文凭学历、重脑力轻体力的职业地位和收入差距评价体系没有变化。看似推进教育公平的“双减”政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双减”冲击了偏远地区及工薪阶层的孩童，他们无法像之前那样参加大班课外补习，仅凭学校的课程根本无法够得上名校的考试选拔，而有钱人的子女则不受影响，完全可以高价请私教进行一对一辅导。

围绕教培行业这一年的变化，我们采访了Monica，以下是她的口述，有删节。

2021年9月，中国上海一家倒闭的补习学校。

摄：Yomiuri Shimbun via AP/达志影像

2021年8月，“双减”政策一下来没多久，我就从那家上市公司被裁员了。“双减”政策规定，禁止学科类培训资本化运营，禁止周六周日、寒暑假补习。这正是民营教培机构盈利的来源。我的公司正好是上市民企，就把K9教培这块业务整个砍掉，我们几千人都被裁员了。

我觉得最难的时候，是被裁员之后的一个月，心理压力很大，因为眼看著同事们都被裁完了，他们投简历找工作，投了很多都没有回复，各个教培机构都在裁员，你不可能找到工作。

我任职的这家公司和新东方等知名企业一样，因为是名企，必须严格按照政策规定，一点擦边球都打不了，怕被举报，这么大的企业肯定一举报一个准，所以必须转型。这些知名企业，比如瑞思教育、作业帮、学而思等，有的转做成人教育，有的拓展兴趣班，比如转做围棋、篮球等，像新东方这样的就彻底告别教培行业，转型电商直播卖货。当然，这些业务的规模远远比不上K9学科培训。

“双减”之后，K12课外补习这块蛋糕不许民营企业碰了、不许市场化，但是国家授予许可的一些机构可以做，小孩周一到周五下课后可以来这些机构补习。

这类机构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办学场地的大小、具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比例、必须使用国内教材且不得超纲等⋯⋯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机构和所在城市教育委员会的关系。关系“到位”，就能获得通过拿到经营资质，关系不到位，就够呛。这个就是国家开的“白名单”。

来这些机构应聘，是需要资历的，从业经验至少得5年以上。机构肯定倾向于选择知名度大的资深老师，因为这些老师能为它留住客户甚至带来生源。家长们的眼睛也很“毒”，你去给人家（小孩）上过几次课，家长就知道你有没有经验。他们的需求很直接，就是提高分数。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补习刚需仍然存在。因为考试的内容没有改变，尤其是名校的考试超出课本大纲，必须靠补习才有考取的希望。

像我这样从业十多年的老师们，基本都还留在教培行业。毕竟已经在一个行业里深耕细作，再去一个陌生领域重新开始成本太高，也不太现实。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补习刚需仍然存在。因为考试的内容没有改变，尤其是名校的考试超出课本大纲，必须靠补习才有考取的希望。

现在K9的孩子们，一般选择在周一到周五放学后补习，有的偷偷在周六周日补习，还有的通过网络补习。

“双减”政策刚下来时，为了杜绝教培补习，政府为学生们安排了一个叫“校内服务”的补习，周一至周五放学后，让孩子们留下，由官方指定的机构老师过来给孩子们集体补习，就是把以前家长们自主选择的课外补习挪到自己碗里。我现在这个公司也是有资质提供“校内服务”的。

国家对“校内服务”给予财政补贴，至于财政补贴是全部给到合作机构、还是学校与合作机构分，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这个“校内服务”一开始是强制的，后来一些学校的家长集体反对，官方指定的补习就松动了，学生要是不想参加可以请假。

学校都要例行查问有没有去课外补习班。孩子们要提前对好“口供”，练习说谎，要一口咬定“没有参加课外补习”。

当然，学生们按照家长选择的这些线下补习都是偷偷进行的，一般由几个熟悉的家长组团报名，邀请老师到某一家去开小班补习。

2020年5月，中国武汉，疫情缓和后学校逐渐复课，校方用胶板围起书桌预防病毒传播。摄：Stringer/Getty Images

这对孩子们的考验极大，因为每天学校都要例行查问有没有去课外补习班。孩子们要提前对好“口供”，练习说谎，要一口咬定“没有参加课外补习”，也要训练自己不能和要好的同学透露这个秘密，因为一旦走漏消息被举报，补习老师便再也不能为这些孩子辅导。

这种（自保式地撒谎）对小孩儿的伤害非常大，他那么小，他得去想得比较周全，说话得滴水不漏。

对我个人来说，收入没什么变化。

以前在那个上市公司，因为做到了管理层，我是朝九晚五上下班，负责课件开发和一些管理工作，主要面对老师。现在重新给学生上课，提前一周排课，有课就去上课，没课的话就在家。

但我们都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以前这个职业是合法的，现在变成了“人人喊打”，家长有需要、但是我们必须得偷偷摸摸工作的扭曲状态。

除非是非常熟悉和靠谱的家长，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上门给学生补习，因为怕被举报。

我们业内比较轰动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去年7月河北省衡水桃城五中的老师，“有偿办班”被群众举报，当地教育局叫停了补习班，被举报的老师暂停一年内的职称级别考试，就不能升职了，处罚还是挺严重的。

还有去年8月，沈阳一对面临初中升高中考试的双胞胎，家长请物理老师来补课，双胞胎最后如愿考取重点高中，家长让小孩上课时偷偷录音，一个反手就把老师举报到当地教育局，结果老师退还了全部的补习费用，教育局说处分不处分老师要看家长态度，这个老师又赔偿了2000元想跟家长私了，结果这个家长收了钱之后食言，依旧不依不饶，让老师上教育局写交代材料。

遇到这种家长，老师就倒霉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以前在一家数学教培机构任职的老师被查到非法补习。这个老师因为核酸筛查为阳性，大数据流调显示该师周六参与了“非法”补习，她违反了疫情期间不能聚集的规定，又违反了不能补习的“双减”政策，处理结果我不知道，应该不轻。

所以老师们现在非常谨慎，一般不给不熟悉的学生上课。我有个同事之前教过一个初中的孩子，那个孩子有一次闲谈间提起上过该老师的课，邻居的孩子听到了，就希望这个老师过来教，这个老师拒绝了。现在也有家长找我给他们的孩子补习，我一般不去上门补习，主要是时间成本太高。

我现在的工作机构虽然是合法的，但没准哪一天又被宣布不合法呢？以前还会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个规划，现在无法作任何规划，只能先把今天手头的事做好，见步行步。

这个行业最惨的是年轻人

失业和转行的，大多是入行两三年的年轻人。有的是国内外名校的硕士，专门学英语教育的，在业内刚做两三年，理论知识丰富，但实践经验才刚刚开始。

“双减”政策之后，合法的培训机构需要名师，家长需要提高小孩应试分数的“实战者”。年轻人没有锻炼的机会了。他们不得不转行，但是大多数找不到对口的职位。

有几个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的年轻同仁，失业后考虑转去公立学校，但体制内的学校太难进，他们就去了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薪水极低，繁杂的教学外事务还多，税前月薪只有六七千元，远远低于之前在教培行业2、3万元的月薪。这么低的收入在大城市很难生存。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摄：David Hogsholt/Getty Images

还有一个去英国名校留学的同仁。正是因为看到国内K9教培业务前几年比较火热，专门学了英文教育专业，回国之后成为一名教培新手。“双减”政策之后，他被裁员，后来去了一家培训机构，针对外国人提供辅导。因为工资低、杂事多，他没干多长时间就辞职了，现在在家里上网学习IT行业的技能，打算往IT行业转型。

他和IT专业的人才相比，可能没有优势，毕竟那些人是科班出身，甚至有行业工作经验。即使具备了一些IT行业技能，他去转行的话，只能算刚入门的小白。在英语教育领域他是专业人员，在IT领域他只是一个学习者，不论是薪水还是职位，他都是从头做起，只能说他未来的路很不容易。

一个专业性的人才，转型成了直播卖货的。唉，这个时代发展成这样了吧，（居然）鼓励专业性人才都去卖货。

当时“双减”政策下来之后，国家出了一个引导教培行业从业人员转岗的政策，列出一些岗位。我和同事还去看了。结果一看，给我们提供的都是什么职位？要么是某公司的物业人员，要么是某中心负责接电话的客服这类文职人员中比较低端的工作。这些职位，月薪大概为5、6千元，过1万元的寥寥无几。给我们个（月薪）几千元的工作还觉得给我们找出路了（苦笑）。

一般教培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工作。一个是钱的问题，在大城市月收入不过万的话，是很难生存的；另一个是职业发展规划，年轻的教培人基本都是名校毕业，是对口专业人才，你让人家干一些初中毕业生就能做的工作，和他们职业规划落差太大，人家那么多年的专业学习都白费了，太可惜了。

有的年轻人愿意放下身段，尝试一些低薪职位，但有些职位不是想转就能转，它还挑剔要对口人才，一看是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的，觉得不对口，还不一定录用。有些公司一看到教培老师应聘简历上写著此前月薪过2万元，就打了退堂鼓，不再招聘。

一些年轻人为了糊口，不得不暂时选择互联网运营、人力资源职位。一些年轻教培老师都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有哈佛大学这类名校毕业的，让他们去屈就这种工作，肯定心理落差很大，很受打击。

“双减”减掉的是什么？其实是没有意识到国内教育现状未发生改变、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的孩子们。

在大城市发展，不管是否失业，房租要交，生活还要继续，时时刻刻都离不开钱。有些年轻人就回老家了；还有些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将怎么撑下去。我也无法估量这些不如意的年轻人数量有多少，但基本上就是刚入行没多久的都被迫转行了。

我也有看到新东方的董宇辉老师在直播卖货。他火了，当然挺好。但是卖货没什么专业门槛，普通人也可以直播卖货。董宇辉是语文老师，如果在教培领域，他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帮助更多人。

一个专业性的人才，转型成了直播卖货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唉，这个时代发展成这样了吧，（居然）鼓励专业性人才都去卖货。

除了董宇辉，我所认识的转型的教培老师们，还没听说在别的行业里做得不错的。这一年，所有教培人都过得很辛苦。

我现在和一些还在教培行业的老师们联系多一些，大家现在也都认清现实了，觉得这个行业没什么太大的发展了，平时聊的大多跟学术问题相关，比如高考趋势、中考趋势，研究一些考试题目，交流一下彼此遇到的学生的功课情况。

那些家庭条件差的、小地方的孩子，可能成为被“减掉”的人

“双减”减掉的是什么？其实是没有意识到国内教育现状未发生改变、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的孩子们。

有些家长觉得课外补习机构倒了，学校作业也少了。但他没有意识到国内教育现状并未发生改变。 以英文为例。国内编纂的小学英文教材内容简单，小学英文又只是一个副科，一个老师带著40多个学生们一个礼拜只上两次课。

从语言学习来说，学语言的最佳年龄就是在小学阶段，孩子们需要一个英文环境。语言思维跟语感的形成，这个必须要提前去考虑，并且一定要拔高来布置。

之前教培机构的K9英文辅导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从课件开发到小班授课，一个老师顶多带十几个孩子，一周两次课，有上课、游戏、互动，也有绘本作业、日常阅读、定期考试。小孩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形成语言思维和语感，以及对学科的喜爱。

从应试现实来看，名校初中在学生刚进校不久，会进行一次摸底考试或者分班考试。没有经历过小学补习的学生，考30、40多分的大有人在。补习过的孩子就大不一样，知识点都学过，不仅应试成绩高、能考到90多分，口语也很好，老师再讲一些应试教育的内容，很快就能适应。如果从初中才开始学习语感和语言思维，那就太迟了。当你需要额外花费很多时间在听说读写上，要很费劲才能赶上进度时，这样看来，“双减”实际上什么也没减掉。

2020年7月，中国首都北京，家长陪同子女前往高考考场。摄：TPG/Getty Images

以前，教培机构有大班课，不同城市价格不同，大城市一学期4、5000元，小城市一学期约2000多元，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也能上得起。

“双减”政策之后，家境不太好的孩子失去了补习路径。他们可能是被“减”掉的人，在未来的应试考试中和名校无缘，改变命运的机会被剥夺掉。

我在一线城市，我接触到的家长，不论是富豪还是工薪家庭，没有因为“双减”政策就不给孩子补习的，都是绞尽脑汁寻找老师，有的退而求其次找网课提升自己。

一个常见的方式是教培地下化，比如几个家庭偷偷“团购”补习老师，或者单独请私教。

一线二线城市的家长在“鸡娃”方面是很有经验的，小孩的补习内卷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家长们会为孩子选择教培机构补习，对老师们都有一定了解和熟悉。教培机构“团灭”之后，家长会邀请之前上课的老师来补习，几个家庭像homeschool那样，请老师在约定的时间上门到某一家授课，从外表看起来很像几家人聚餐。

这种家庭小班的费用很高，有经验的老师一小时要500元起跳，一对一上门辅导价格更贵，不是工薪家庭可以担负得起的。

此外，为孩子寻找合适的老师，也需要花费成本。以前教培机构合法存在时，可以按照优势推介选择老师，比如某个教培机构以口语培训闻名，想学口语就去这个机构。现在，教培老师地下化，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老师变得不容易，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试错才能如愿。

但对于富人就不一样了。富人完全可以亲点名师上门进行一对一辅导，“双减”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影响。

家长们很清楚，内地社会仍旧重视文凭，重智力轻体力，名校出来的会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和不错的收入，而职业技校毕业的只能一辈子穷苦辛劳，难以实现阶层跃迁。大家肯定都想让自己的小孩读名校，而名校的考试内容远超教材大纲，所以补习是刚需。

“双减”剥夺了穷人家的孩子选择自主受教育的权利，可能会加剧阶层分化。这种人为造成的教育不公平，会让强的更强、弱的更弱。

一些小城市的工薪家庭或者收入更低家庭的孩子，可能因为教培机构没了，就不去补习了。主要还是看家长有没有意识到，“双减”政策之外，考试内容和就业现实并没有发生改变。10年后或者20年后，这些无法参加补习的小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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