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区农民工：我在上海，等着回家 |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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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最后几天，很多村子陆续解封，不断有工人回来上班，看样子疫情很快就要过去了，马上就会恢复正常。我们哪里知道，最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配图 | 作者供图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2021年8月之前，我一直“隐居”在老家，那是一所废弃高中的家属楼。后来有人在此开办私立高中，我不得不搬家，找了几处房子都不满意，索性来到上海打工。

我先在一家工厂里做小时工，一个小时21块，干了6天觉得工资太低就辞了职。后经朋友介绍，我骑着新买的电动车跑了二百多里，去了浙江的一家服装厂。

厂里生意不好，12月初就放假了。天一冷，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大大降低，我无法骑车回上海，便又买了一块锂电池，打算等春暖花开时直接骑电动车回老家。但总闲着也不是事儿，逛了十来天，我又骑着电动车回到了上海。

我在嘉定区外冈镇葛隆村租了一间小房子，350元一个月，外面还有一小间用石棉瓦搭的小厨房。我打算安定下来，再继续找工作。

| 我租的小房子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作者供图）

村里的房子低矮破旧，每当看到这些老房子，我总想起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所描写的100年前的老上海。

小说中的“我”和陈二妹租住的小房子，和我们这些打工者租住的房子似乎没什么两样，而陈二妹打工的卷烟厂和我很快就找到的工厂，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后来，我应聘到一家汽车天窗厂，也是做小时工。厂子占地几十亩，前面是3层楼，楼前有草坪和停车场，楼后是巨大的车间。工厂有8条生产线，各类工人加起来约摸上千。工资还可以，白班每小时25元，夜班每小时26元。如果过年不回家，还有1000元奖励。

1月28日，该回家过年的工人都走了。工厂每月5日发上个月的工资，这意味着如果想拿到春节加班奖励，必须要做到3月5日。

厂里把剩下的人集中到餐厅，先表演节目，后又组织了些游戏，提前庆祝新年。

到了3月初，我跟曹线长说自己做到周末就辞职。他挽留了几句，我执意要走，他也就同意了。

当时我如释重负，想着终于要结束这牢笼似的生活，重获自由了。结果还没到周末，上海的疫情就严重了起来，曹线长再次劝我：“你现在回老家要被隔离的，你真的决定现在回家吗？”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留下来再干几天，看看情况会怎么发展。

年前，工厂的生意非常好，每天都要加班，周末也不休息，年后忽然就闲了下来。

3月前两周，我还一直在上夜班，12日一早，曹线长忽然在工作群中通知：“双休两天，周一统一上白班，如有变化我会及时通知大家，请保持电话通畅。”之后，我们就每天只上8小时班了。

第二天一早，曹线长又在工作群里发问，让大家都去确认一下所在村或小区的封闭情况，如果有不能正常出行的，在群里反馈。工友们所在的村不一样，有的封2天，有的封7天，还有封半个月的。

他们大多数住在临镇，那里已经有确诊病例了。于是全线25人，只有我和老吴还能出去。中午，我去村中的小理发店理发，回到小屋刚躺下，曹线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让我立刻去上班。

我骑着电动车从小路走，刚出村口，就发现小路的限高栏下停了一辆卡车，路边还摆着两把椅子。有个老头坐在椅子上，说我现在可以出去，但晚上12点之前必须回来，因为12点之后就不允许进出了。

我拍下拦路的卡车发给曹线长，说不想去了。他说没关系，回不去可以住厂里。我又转去大路看了看，发现大路上依旧车水马龙，没人拦路，就觉得没多严重，晚上应该能回来，于是就没准备换洗衣服。

| 村口拦路的卡车（作者供图）

赶到厂里，温主管正在集合到厂工人，不到30个，只能开一条流水线。厂里一共有8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做的产品都不一样，每个岗位也不一样。我们这些拼凑起来的人大多数都是4线的，因此主管决定就开4线。如果生手忙不过来，就两个人做一个岗位。

那天从下午2：30上班，到晚上10点下班，吃晚饭扣半个小时，共计7个小时。可后来结账时，发现给大家的工时费都是9个小时——我们当时还想，这可能算是线长给我们的小小奖励吧。

下班后，大家还在开心，温主管却忽然告诉我们，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公司了，怕明天来不了。现在厂里还勉强能开一条生产线，万一再封几个人，那全厂就得停产了。

之后，温主管给我们每人发一条军绿色的睡袋，然后把男工们都带到三楼（4个女工在二楼），指给我们几个能睡的地方：一间很大的健身房，还有三间会议厅。

一直以来，公司大楼的三楼和车间是两个世界。

平时，车间里的工人从来不被允许来三楼。因为三楼是那些读过大学的人工作的地方，安静、整洁、干净，他们都坐在电脑前办公。卫生间都是坐便器，小便自动冲水。而车间里则是没读过大学的人工作的地方，各种机器发出噪音，还有有毒的气体，所有人都是站着打螺丝、搬玻璃。卫生间是蹲坑，小便手动冲水。

这次进厂之前，大多数人都没带什么东西，有的甚至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大家只能站在水龙头前脱掉一只劳保鞋，把脚伸到水龙头下洗。洗完了，用擦手纸擦一下，穿回劳保鞋，再换另一只脚。为了祛除脚上的臭味，大家都用洗手液来洗脚。

这情景正好被一个在三楼工作的男白领看到了，他和另一个白领小声嘀咕：“天哪，你猜我看到什么了？车间里的工人居然用公司的洗手液洗脚，拿手在脚上搓完了又去挤洗手液。天哪，那个洗手液的瓶子我是再也不会去碰了……”

之后，我去健身房看了看，里面睡了8个人。先去的抢到了一块瑜伽垫，后去的只能直接睡在地板上。我刚开始睡在会议室，里面有地毯，总共睡了六个人。我怕吵，就出去看了看，发现隔壁较小的另一个会议室一个人也没有，就搬了进去，找了一处还算干净的角落，把睡袋摊开。

人生第一次睡在会议室里，我没好意思脱衣服，直接钻进了睡袋。看了会手机，刚准备入睡，就又进来一个人，他说他睡在健身房，但那边睡的人打呼噜太响了，他睡不着，就搬了过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毫无睡意。后搬来的伙计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我想他应该听不见自己的呼噜声吧。

| 我们在公司会议室和健身房打地铺（作者供图）

又过了半个小时，仍旧是毫无睡意，我索性起来，去工位上搬了一把转椅，放到卫生间的门口，坐在那里看手机。整个三楼，只有卫生间的门口亮着灯。坐到凌晨三点，楼下有脚步声，一会儿，一个保安拿着手电上来查看了一圈，又下去了。我又回去躺了一会儿，还是没睡着。

一夜没睡，第二天下午我感觉非常难受，实在困得受不了，就在头上倒一点水，让冰凉的水顺着脖子往下流。很多人都抱怨说昨晚没有睡好，有的只睡了2个小时，有的根本没睡着，只闭着眼睛躺了一夜。

3月14日晚上9点下班之后，大家都很想睡觉，可主管却告诉我们，谁都不许睡，马上要做核酸检测。一直等到10点医生才来，大家立刻排队去公司门口检测。

这是我第一次做核酸检测，之前的2年我一直在村里，从未出过远门。听有人说做核酸检测很难受，捅得想吐，未免有些忐忑。排队的时候，“大白”让我们先把检测码弄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弄，大白十分难以置信，他把我拉出队伍教我。

三十多个人，一会儿就检完了，比我想象的简单得多。

3月15号的晚上，有两个工人想回家住，温主管怕他们回去了出不来，不同意。可两人坚决要回，并向主管保证他们一定能回来。他们应该是知道进出村子的小路才敢这样说吧，主管劝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无奈放行。

第二天早上，两名工友果然在上班之前回到了厂里。温主管很高兴，为了激励工人的士气，说要给大家加工资：正式工按平时工资的1.5倍给，还有绩效奖励啥的；小时工也有同等的奖励，但具体多少并没说。

我和几个小伙子刚来应聘时，负责培训的人老是诱导我们从小时工转成正式工。还向我们介绍正式工的种种好处，比如有社保，公司也不会随意辞退，万一疫情封城了也能拿到最低工资，还有生育补贴，假期也有工资。

但我们都不为所动——小时工的工资更高些，也比较自由，拿了工资想走就走，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正式工虽然有各种福利，但扣除杂七杂八的，每个小时只剩下十几块钱。小时工可以随时转成正式工，可正式工转成小时工根本不可能。

由于工人总是抱怨休息不好，温主管向上反映，公司领导决定让我们去住宾馆。晚上还给每人发了一箱很好吃的丑桔、饮料和零食。

下班后，我们几个人就乘坐4辆小车去了宾馆，宾馆门前的大街上照样人来人往，跟平常一样。住了两天，到了3月18日一早，得知宾馆所在的区域要封控，我们的宾馆也被征用作为“隔离宾馆”后，温主管急忙把大家叫起来，一起坐车“逃走了”。

听说加了工资，这天厂里又来了不少人，还有些工人是从已经封控的村子里偷跑出来的。听他们说小路没人管，只是车没办法开出来。到这一天，厂里已经能开三条生产线了。

早晨，我正在5线忙活，4线的一个工友垮着脸来告诉我们，新来的主管对他们说小时工不加钱，“还说别人都封在家里，我们在这儿有吃有喝，还能拿工资，已经比那些封在家里的人好多了。要想加钱就从小时工转成正式工，而他们都不想转。”

我们立刻不干了，3条生产线停止运转了，20多个小时工围着新主管，质问他为什么公司说话不算数？如果不加钱就早说，每天在公司睡地板，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容易吗？

那个主管只好说：“你们先回去生产，让我们商量一下，到吃晚饭时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过有句话那个工友说得没错，这家厂的伙食还是挺不错的，是我打工多年吃的最好的地方。

| 我们工厂的伙食（作者供图）

我旁边的小伙子是97年的，和我是老乡，也是小时工。他干活儿挺快，最近这几天他听说小时工加钱，干得还挺卖力，现在一听不加钱了，立刻就像泻了气的皮球，流水线的后面很快就空了。

5线线长封在家里，管理我们的是8线线长，他也觉得公司做得过分，并不催促我们，而是跟我们一起聊天。就这样做到晚饭时间，主管叫小时工上3楼的会议室。人都到齐之后，一个女主管开始讲话，说这段时间大家为了保订单辛苦了，晚上都睡在地板上，可能都睡得不太好……女主管讲了一堆好话，然后又说已经向公司领导请示了，可以给加工资，“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

一个小伙子说：“就按你们最初说的，按平时工资的1.5倍。平时是25一个小时，现在就是37.5一个小时。”

女主管问：“你们都同意吗？同意的举手。”

我们都说同意，并举起了手。旁边一个男主管拍了照，说以后不许反悔。大家没想到这么顺利，兴高采烈地跑去餐厅吃饭了。晚上，大家干活儿也快了。97年的小伙儿像打了鸡血一样拼命地干。

8线线长模仿他吃晚饭之前干活的样子，“25块钱一个小时你像这样干，半死不活的。”然后又模仿他现在干活的样子，“37块5一个小时你他妈跟充了电一样，这样看钱真是好东西，以后干脆叫你‘37块5’算了。”

小伙子也笑了：“那是，别的方面你随便开玩笑，钱的方面不要跟我开玩笑，一家子等着我挣钱吃饭呢！”

“37块5”也住在葛隆村，之前我们并不认识。

3月23号的晚上，我们得知葛隆村已经解封，只要去村委会办一张通行证就能正常出入。“37块5”毫不犹豫地回去了，我却有些拿不定主意，担心出入证不好办。万一办不下来，还得回到厂里。而电动车已经10天没充电了，怕是没法再跑一个来回。

可我的胡子已经10天没刮了，胡子长得粗硬浓密。我每天戴口罩主要不是防病毒，而是遮住胡子。想来想去，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一趟。

我骑着电动车飞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有一种鸟儿飞出牢笼的快感。葛隆村的6个出口封了5个，只有村委会旁的一个出口可以进入。出口旁站着3个老年志愿者，让我去村委会办出入证。村委会的一位女士只看了我的核酸检测结果，马上就开了出入证，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出乎意料的顺利。

我打开阴暗破旧的小屋，开开灯，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我终于回来了。十多天前买的梨和桔子还好好的，我吃了几个，然后洗脸刮胡子，把换洗衣服找出来。

该办的事都办了，我有些犹豫要不要现在就走，疫情期间朝令夕改是常有的事儿，万一明天早上出不去了咋办？但我太累了，还是决定睡一觉，明早再走。被子虽然有些霉味儿，但仍比睡在公司的地板上好多了。

第二天早上不到7点我就出门了，很顺利地出村。路上只有很少的车，也没几个行人。往日我骑车上班时，路上的电动车流像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群一样多，可今天只有我一个。

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远处的路边居然还睡着一个流浪汉。走近了才看出来不是流浪汉，而是看守被封村庄的志愿者。他应该在这里坐了一夜，下身裹在睡袋里，坐在那里弯着腰看手机，身后还放着一瓶水，就像三和大神。

| 志愿者在路边休息（作者供图）

这天晚上，主管又让我们去住宾馆，好好休息一下，明晚开始上夜班。

这次找的宾馆好一些，仍是双人间，我拍了张宾馆的照片发在工作群里，有工友很羡慕地说：“现在厂里竟然住这么好了？”他们也很想来上班，可惜都被封住了。

我看窗子外面是亮的，打开窗帘一看，原来是假窗子，外面是一道一尺来宽的空间，上面装了一盏日光灯。我去工友们的房间看了看，全是这样设计的。想在大城市住一间带窗子的房间竟然如此之难，对比自己之前“隐居”的高中家属楼，南北通透，阳台外面就是田野和河流，一眼可以看出去几公里远，真是太奢侈了。

第二天早上，我想出去吃早饭，外面下着大雨。问前台，伞全被借走了。大堂里有沙发有书架，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书。后来又有几个工人下来了，大家就给主管打电话，问午饭怎么解决，主管说他考虑考虑。

我饿得不行，就去一间地下超市买了一桶泡面和一根火腿，回到宾馆泡着吃。等到中午，主管派人送来一箱方便面，每人分了一桶。傍晚6点多大家坐车回厂里上夜班，给我们留的晚饭放在保安室里。

和我搭班的男人是个小个子，瘦瘦的，一张黄脸，眼角都是皱纹，脑门秃得发亮，看上去应该有40来岁了，一问居然是90年生人。他是正式工，已经在这里做6年多了。我问他怎么能坚持这么久，他说：“我之前也干过好几个厂，条件都差不多，换来换去还挣不到钱，最后就在这里安定下来了。”

尽管已经做了好几年，他仍旧没能适应夜班。凌晨3点之后，我并不感觉太累，就是困，有些轻微犯恶心。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困，只要有几分钟的空闲，就会坐下来趴在胳膊上睡。

我对面的小个子又困又累，一直在咬牙强撑着，已经有些犯迷糊了。我俩的工作是先拿一根橡胶条装上，再装两块玻璃。天窗流下来，橡胶条还没装，他却去搬玻璃。经我提醒，他尴尬地笑笑说：“我快撑不住了，难受得要命，怎么还不吃早饭呀？”

我说现在就是有早饭也吃不进去，他说：“我也吃不了多少，但起码可以歇半个小时，我没一点儿力气了。”

平时夜班我们都是5点吃早饭，可由于疫情的原因，迟迟不见早饭送来，大家都开始抱怨，说饿了没力气。主管拿来一箱小点心，我们每人分了两块，吃过之后，感觉不太困了。

直到7点钟，早饭才送来。每人3个包子，一枚煮鸡蛋，一小碗稀饭。看没人管，有人就开始多拿鸡蛋，后来的人没有鸡蛋吃，只能吃包子。

这天早上8点下班之后，我没去宾馆。

以前我们去宾馆都是坐主管的车，觉得理所当然。这几天只能坐工友的车，大家都是萍水相逢，没什么感情，就有工友向坐他车的人每人收10块钱。我坐的这辆车的工友倒是没说收钱，但老抱怨油费贵，明天他就不带人了。再说了，去宾馆来回要花近一个小时，还没有饭吃，我决定还在公司睡地板。

我去会议室，他们上白班的人刚起来不久，屋里一股脚臭味儿。会议室没有窗户，无法通风透气。我又在三楼各处看了看，发现东头的小图书室不错。

图书室里住着两个上白班的工人，他们已经走了，窗户大开着，没有任何异味儿。我忙把睡袋搬了过来。插上门，关好窗户，从书架上抽了本书，翻了几页，很快就睡着了。

连着上几天夜班，已经习惯了。想着别的工人封在家里，每天吃喝都成问题，而我们住在厂里有吃有喝，每天挣400多块钱，还能经常领到些水果、零食之类的小东西，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很多村子陆续解封，不断有工人回来上班，看样子疫情很快就要过去了。可我们哪里知道，最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三月的最后几天，有人传言说干到月底就放假，只留二十几个老工人。上海市政府的文件下来了，上海要封城，以黄浦江为界，浦东浦西各封5天，我们浦西从1号封到5号。

到3月31号的早上，确定传言属实，我们要放假回家了。小时工回家之后不再有一分钱的工资。正式工哪怕一天班不上，仍旧可以拿到两千多块的最低工资。但正式工这一年所有的假期也都扣完了，绩效奖励啥的也会减少。

而且，我们也没听说哪个工厂要裁员，因为几乎每个工厂都积压了不少订单，急等着开工。工作群里，线长经常追问哪个村解封了。

早上7点左右，我们还没下夜班，上白班的已经来了。有个上白班的男人说，隔离的时候政府会发物资的，“37块5”和他对面的小伙子不相信，两个人还和他争吵了一会儿，说政府不可能给打工的人发物资。

那天下班后，很多人都把睡袋带走了，我没要，留在公司的小图书室里。

怕进村后再出来不方便，我打算先去菜市场买点菜。

菜市场门口有几个工作人员看核酸检测报告、测体温。里面人很多，菜品也还算丰富，就是价格比平时贵些，猪肉22元、青椒14元、鸡蛋7元、土豆5元、蒜苗8元一斤。

想着家里还有一块腊肉，4斤面条，我就只买了1斤青椒、3斤鸡蛋、1斤蒜苗，想着这些东西足够我吃5天了。再说来的时候我也没打算在上海长待，也就没有买冰箱，东西买多了也没处放。

连上了几天夜班，夜里睡不着，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天刚亮我就饿醒了。吃夜饭习惯了，这一夜没吃东西，饿得头昏眼花。我忙起床去村头的小吃店，发现小店还在营业，忙进去要了一碗热干面，两根油条。一共8块钱，吃得饱饱的，真舒服。

我问店主这几天都营业吗？她说营业呀，食材她都准备好了。我放心了，说早知道自己就啥也不买了，在她的店里吃就挺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又兴冲冲地跑去吃饭，发现店门已经封了，只得回家煮面条吃。

4月2日下午两点多，村委会的大姐挨家挨户发“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领用券”。又过了一会儿，我听有人在喊物资到了，就随大家一起去村中老街排队领取。

我不清楚上海别的地方怎么样，但在葛隆村，外地人和本地人没有区别，每户不论家里有几个人，领到的也都是一样的：2根莴笋、5个土豆、4个西红柿、5棵小白菜、3盒牛奶、1只鸭子。有不少人都把领到的物资拍照发到微信朋友圈，或者发到抖音，说些感谢政府的话。

| 4月2日政府发的物资（作者供图）

4月3日的上午，每户发了5个苹果；4月6日下午,发了4包中药液、2小袋连花清瘟颗粒，我领回来就扔在桌子上，一包也没喝；4月8日下午，每户领一包青菜，有3棵生菜、4根黄瓜、十几棵上海青；4月9日的晚上，我们领到了2斤五花肉；4月10日的上午，我们又领到了防疫服务包：4枚桔子、10支抗原试剂、2盒连花清瘟胶囊、20个口罩，以及一封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信。

| 4月10日领到的莲花清瘟和4个橘子（作者供图）

到这一天，葛隆村已经有好几个阳性感染者了，有大白来把他们拉走，密接者居家隔离。房子周围拉着隔离带，门口放着专用的垃圾桶。我们这些没感染的人也不觉得害怕，去村口核酸检测路过他们门口时，还有人伸着脖子往里看看。

按要求，封控区所有人要足不出户，但实际上完全办不到。

葛隆村里的本地人大多是农民，靠种地和收租为生。除了房子值些钱，他们本身也并不太富裕。外来的租户大多是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两口子，甚至有两口子带一个小娃的，只租着不足10平方的小屋，屋里当然没有卫生间。

有很多本地人家里也没有卫生间，他们每家都有一到两个用来方便的小木桶，上面有盖子，肚子鼓鼓的，形似罂粟的果壳。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把小木桶提出去摆在门口。有两个本地口音的女人拉着铁架子车，边走边把小木桶提上车。一层摆满了，上面再摞上一层，拉到公厕去倒掉，用竹刷子清洗干净，再拉回来摆到原来的地方。

她们应该是多年干这个，哪个木桶是谁家的都分得很清。可能是为了散味儿，有些木桶会敞着盖子摆在门口，好几个小时都不收回去。

这边有很多农村都是这样做，也算是上海独特的景观了。

| 村里收马桶的女人（作者供图）

外地人大多没有马桶，也有少数人买了红色的塑料马桶。但这种马桶是没人帮忙倒的，要自己提去公厕。有人不想跑路，就直接倒在小河里，再在河边清洗干净。我一直不理解，这种小河居然还有人在里面洗衣服。

还有的人半夜想方便了，不想穿着内衣往公厕跑，就在阴暗的角落里大小便。于是经常会在房角处见到这样的标语——

“禁止在此大小便！”

“在此大小便死全家！”

这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这样的环境是不可能做到足不出户的，因此也没人管，大家都可以在村子里到处走。村中的小河边有很多人在钓鱼，我亲眼看见一个小伙子钓起一条3斤多的鲤鱼。

村中还有不少菜地，看着菜地，我想起罗翔老师的话：人在快饿死的时候是可以吃大熊猫吃老虎的，这不犯法，这叫紧急避险。我总会想，那如果我们这些租户快饿死的时候，来拔几棵菜吃，算不算紧急避险呢？

村子西南头有个小公园，里面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有一天，我带了本书坐在长椅上看，却看不进去，总想出去。我去公园边的围栏查看了一下，发现围栏很简陋，很容易就能翻出去，有的地方明显有人翻过。翻过去走几十米就是大马路。往日大马路上车流如水，现在静悄悄的，一辆车也没有。

村子的东南头是葛隆菜市场，菜市场和村子之间也有围栏。菜市场的小贩把自家的手机号码和商品种类写在泡沫板上，挂在围栏上。村子里的人需要什么，就打电话，小贩很快就会把东西送过来。每天都有不少人站在围栏两边进行交易，村委会的人也没有进行干涉。因为政府发的物资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如果不许交易，他们就得提供更多的物资。

| 村口的围栏上，全是附近小贩的售卖信息（作者供图）

4月8日，我在此买了50元猪肉（22元一斤）、两袋面条（19.6元）、20元鸡蛋（7元一斤）；12日，我又在此购买了10斤大米（3.5元一斤）、2斤粉条（8元一斤）、1.8升油（40元）、1袋调料，一共100元。比平时贵一些，但也可以接受。

村中的村民也会出售自己种植的青菜，韭菜5元一把，莴笋5元3棵，也不算贵。所以就物资来说，我们暂时不太缺乏，但如果一直封控下去就不好说了。

网购已经完全停止了，我没能在网上买到过任何东西。村里建了一个团购群，但我一次也没参加过。听说有快递员一天能挣上万块，但自封控以来，我就没见过一个快递员。现在快递也不是谁想送就能送的，不然也不可能挣到那么多。

从4月6日开始，就不断有人在葛隆村民群里追问，什么时候才能解封。

“说到6号解封，就没有准备多少菜，现在没菜吃了。”

群主——也就是村委的人说：“村里不断有阳性感染者，怎么解封？”

有村民追问：“本村不是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吗？为啥还有这么多感染的？是不是翻墙进来的？村里总得给我们广大村民解释一下，搞得我们现在很恐慌，也很害怕，有什么办法可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想控制除非全部在家封闭管理，足不出户。”

“咋能做到足不出户？我天天看见一群人在河边钓鱼。”

“钓鱼咋啦？我们一不扎堆二不聚集。”

“那上厕所咋办？屋里又没有厕所。”

“公厕脏得很，也没人打扫没人消毒。”

这时候群主才说：“我们会派人去打扫消毒的。”

有村民发了一张动图，一个男人左手端着一大碗土，右手拿着筷子往嘴里扒拉。说：“再不解封我只有吃土了。”

有村民说：“早点睡吧，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也没用，这不是你我能解决的事儿。管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群里安静了一会儿，又有人冒出来说：“听说葛隆又有人中奖了？妈的，解封遥遥无期了。”

片警立刻出来发言：“不信谣不传谣，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大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几天前，我房子对面的两个男人大吵了一架，差点打起来。第二天，我房子后面的两口子又吵了起来。每个人都好似憋着一肚子火。

4月16日一早，我收到了厂里发的物资：30枚鸡蛋，3斤多猪肉，2根莴笋，3根青茄子，3根紫茄子，3根西葫芦，3棵生菜，1棵花菜，17棵上海青。

很多工厂都不会给工人发物资，更何况我们只是小时工。我们工厂已经很不错了。

| 4月16日工厂发给工人的物资（作者供图）

根据上海小区疫情速查小程序得知，葛隆村目前仍属于最严格的封控区，最近的阳性确诊日期是4月8日，预测解封日期是4月22日。但如果22日之前再有确诊，解封日期还得往后顺延，所以具体哪一天能解封仍不确定。

就像新闻里说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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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舍 郎 **

初中辍学，农民工，

干过缝纫工、泥瓦匠、

水电工、锅炉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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