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丧文化与中年危机背后的大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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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满屏都在讲中年危机。在我的记忆里，这场危机从去年那篇《中国男人为什么那么丑》就开始酝酿了，后面五岳散人在微博上的一段话，又掀起了讨伐老男人的高潮。他是这么说的：“作为一个有点儿阅历，有点儿经济基础的老男人，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除非是不想，否则真心没啥泡不上的普通漂亮妞儿，或者说睡上也行。”无独有偶，今年年中在GQ上发的一篇流水账，再次表达了和五岳散人一样的品位：《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接着，因为采访马东被人说“尬聊”，许知远采访俞飞鸿的那一集《十三邀》也被挖了出来，有的公众号干脆写了《许知远这一代老男人有多丑陋》。在这一系列肖像里，中国的中年男人，秃顶、发福，还自以为有性魅力，时常调戏、骚扰中青年女性，所以到了冯唐这里，他怎么写都摆脱不了“油腻”二字。
如果说中国的中年人盛行“油腻”，那中国的青年人则盛行“丧”。最早的时候，“丧”被叫做“负能量“或“反鸡汤”，它们一般是这样的：“当你觉得自己又丑又穷，一无是处时，别绝望，因为至少你的判断还是对的。”或者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整天累得跟狗一样，那你真的是误会大了，狗都没你那么累。”很快，“致郁系”动画《马男波杰克》的出现，又加速了“丧文化”的演进：波杰克喝酒鬼混，醉生梦死，辜负了所有爱他的人，但他却有着冰冷、心酸的童年，这为原本只为自嘲的“丧”加入了不少悲剧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波杰克是一匹中年马，但他在中国的年轻观众里却引起更大的共鸣）。
当我看到青年导演胡迁自杀的消息，我也感到前所未有地丧。他在微博上写道：“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书，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蚂蚁微贷都还不上。”我看各种写他的文章说，他免费给别人拍电影，最后因为坚持三个多小时的导演剪辑版本，被剥夺了导演署名权。他的短篇小说集《大裂》，被台湾文坛前辈交口称赞，在豆瓣上阅读数和评分都不低，但似乎没给他带来太大的经济收益。有一个情节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去三里屯，有个火山女主播来跟他搭讪，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搞文学的。姑娘以为他是写网络文学的，说那你一个月能赚十万吧，他说没有。姑娘又说那五万总有吧，他说不可能。姑娘说那两万呢？他不好意思了，说看收成。姑娘打开直播软件给他看说，这会儿他们给我刷了几个火山，一个三千块。
然而归根到底，“丧”并不仅仅是因为钱的问题。在欧洲学习和工作过的常老师，有一次说到中国青年和欧洲青年的对比。他说他在欧洲的朋友，除了一些特别的，其他大概每个月的收入在1500-2500欧左右，而他在香港的朋友（不少是大陆去香港的港漂），收入比这个高多了，但是论幸福水平和生活质量，欧洲的朋友比香港的朋友高到不知哪里去。
看到这些，不少中国朋友会第一时间反应说：这是福利制度养懒汉的结果，不用怎么干活日子当然过得逍遥自在。我认为“中年危机”和“丧文化”背后确实有大环境的原因，不过不一定和福利制度有什么关系。我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在当下中国,人们并非没有“自由”,但他们拥有的是“事实上的自由(de facto freedoms)”,即作为“行动的可能方式”的“自由”。慈继伟先生在《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一书中写道：“某种事实上的自由确实存在，且数量不少，但是自由并没有作为一种价值确立下来,即一种人们可以通过它来看待自身、为他们所做之事和他们之所是赋予意义,捍卫某种行动的可能性,识别来自他人尤其是政治权威的干涉的价值。”事实上的自由再多,也不能为生活赋予意义。那些独立或孤立个体只能感受到,“在他们作为能动者的地位和他们以个人为中心的对意义的探求中,存在着一个鸿沟”。
在十九大的报告中，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许多人欢呼说这是一个进步，从野心上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进步，但是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并不仅仅是从发展经济到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社会公平那么简单。
在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上，“美好生活（good life）”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许多哲学家都认为最根本的伦理学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美好生活？然而从近代以来，尤其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以来，哲学家们也渐渐意识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无法从理性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或者说，无法形成合理的一致意见（reasonable agreement）。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好生活观念（conceptions of good life），慢慢地形成了所谓的“多元人生观”。密尔（J. S. Mill）认为，社会不仅不应该阻止，而且应该鼓励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不仅因为，人类只有充分运用自主选择的能力才能成为完善的个体，而且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作为不同的“生活实验”，让我们知道，哪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和结果。社会可以从这样的“生活实验”中得益。西方的各种社会基本制度，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为了保障人民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尽管这不意味着所有可能的生活方式都会得到一样的促进。像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这样的完善论自由主义者（perfectionist liberal），还认为国家有义务拓展人民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范围。
中国没有经历过宗教战争，但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流动、全球化、互联网兴起，“多元人生观”也逐渐成为中国人认同的一种趋势。中国的年轻人对于“选择”的话语相当熟悉：“既然你做出了选择，你就需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我们互相尊重吧。”这样的话，完全可以出自一些并不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年轻人之口。不过在一党专政下，这始终是有限度的，而且所允许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新的长老会里有哲学背景或了解政治哲学的人那么多，新一届的报告用了“美好生活”这样的伦理学概念，你说这只是巧合，我是不信的。提了出来，说明高层有这样的野心，开始站在伦理学乃至政治哲学的层面来思考大局问题和前景问题。但报告里欠缺考虑的是，所谓“美好生活需要”，并不仅仅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可以满足的。毋宁说，当下中国更根本的矛盾是：党既不能让人民去自由追求各种美好生活，又没办法为他们提供一个具体的美好生活观念。
这是个问题吗？如果仅仅想维持政权，这倒不一定是个问题，但要上升到“美好生活”以及所谓“四个自信”，这一定是个问题。统观整个报告，确实有一些对人民的生活进行引导的话语，但要说里面给出了一套适合所有人的具体的美好生活观念，那远远够不上。最重要的是，即使从报告里真的可以提炼出这么一套观念，它也不是强制性的，政府也不会根据一个人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践行的程度给一个人安排相应的地位和资源。
从另一方面来看，让人民自由地追求各种美好生活，又是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的。就我的理解来说，至少包括三点：充分的自由和机会、价值的多元与价值之间的相对均衡、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
有的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体制，各行各业，人们自由选择，进了一行觉得不喜欢，随时可以转行，不喜欢给人打工还可以自主创业，怎么能说没有自由和机会呢？中华田园奥派铅笔社，还由此论证说中国比欧洲和美国还要自由，因为在中国做企业，没有工会和福利制度的威胁。事实真是如此？国企和民企之间的竞争，真的符合自由市场原则吗？今年七月一号之后，资金出境是不是越来越困难了？要是真的不了解民营企业家的生存境况，可以看看钛媒体最近那篇《创始人离奇被捕，深圳赛龙突死之谜》。
即使我们承认经济方面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我们也不能否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自由，在这个国度是极度残缺的。这些自由何以重要，密尔、弥尔顿（John Milton）、洛克（John Lock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分别有过论证，我就不多说了。当然，有时我们私下说一些对当局不敬的话，不会受到什么惩罚；我们出过的书，不一定句句都合当局的意；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信佛教或基督教而不是信马克思主义；高校里有各种活动社团，民政局里还有注册的社会组织。但这些都是我所说的“事实上的自由”，用我一位朋友的话来说，我们之所以有这种“自由”，是因为当局懒得理你，因为你还不够格。作为一个碰巧出过书的人，我的经历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去年出版的那本书，原本是我的编辑帮我挑的文章。她挑的思想类和自传类都有，比较平衡，但到了出版公司那里，思想类就基本被砍掉了，说思想类的比较敏感。到了出版社那里，谈论故友的一篇文章也被删了，主要因为里面有对大环境的一些反思。今年博士毕业的时候，一位香港的老师问我，你写政治哲学的文章已经发了不少吧，有没有想过结集出版呢？我说，这样的环境下，在大陆是不可能出的，在港台出，总是感觉受众有点错位。林垚兄也有类似的感受。
一四年初在犁典读书会上，慈继伟先生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批的点类似于舒瓦茨（Adina Schwartz）对于罗尔斯的批评，主要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给人提供充分的自由，比如说，他想过一种不被科技入侵的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基本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的生活对科技的依赖太强（慈继伟先生不用微信，但依然用电邮，不然他没办法完全学校给他的教学任务）。当时读书会上的朋友，比如滕彪，就觉得慈先生对自由的标准太高。但我认为，要是用这一点来批评一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倒是比较恰当的：只要某一个势力控制了过多的社会资源，我们的人生选择，必将极其受限，即使它假装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几个月前听说了史杰鹏（微博名梁惠王）的遭遇，因为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被北师大开除。有的人说，这不叫侵犯言论自由，这叫“不容忍吃饭砸锅”。然而，在高等教育资源被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知识人真的有许多选择吗？固然，有一身学识，养活自己是没有问题，现在还出了不少知识付费平台，想过得宽裕一点也可能不是问题，但你想系统地培育英才，想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基本是不可能了。且前者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中所提到的“复合平等（complex equality）”，也就是我说的“价值多元以及价值之间的相对均衡”。所谓的“复合平等”，就是“一种反映社会善（social goods）之多样化的关于分配标准的多样化。”“每一种社会善或社会善之集合，比如安全和福利、金钱和商品、社会公职、自由时间、教育以及政治权力，均构成了一个正义的领域（sphere of justice），每一个领域均被一种标准所主导，这种标准是由该种善或善之集合的社会意义所衍生出来的。”“存在着多种正义领域，正义的原则内在于每一种分配领域之中。” 不同领域有不同领域的标准，如果让一种领域的标准渗透到别的领域，或者主导了整个社会，那么，“复合平等”便被打破。举个例子，“公平交易”是商业领域的标准，但要是我们让这个标准溢出商业领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那不仅“权钱交易”是允许的，“自愿为奴”也是可能的。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社会应该让尽可能多的内在价值享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各种价值之间也应该保持一种相对均衡状态，权力、金钱、知识，应该在它们的领域内按照自身的标准运作，不应该让某些价值绝对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或主导整个社会。很不幸地，我觉得当下的中国完全不存在这样的“复合平等”，权力和金钱相互缠绕，凌驾甚至吞并了其他价值。因为不存在价值之间的相对均衡，所以人无法借助更多的内在价值来创造生活的意义，所有其他领域的成就都必须转换成权力和金钱来结算。于是青年人感到“丧”，因为无法承担高企的房价和逃脱用健康换钱的宿命，普通的中年人感到危机无处不在，因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十分脆弱，随时就会被职场和时代所抛弃，而那些牢牢掌握了权力和金钱的中年男人，在这两副春药的作用下为所欲为，“猥琐”“油腻”而不自知。即使网上对此猛烈抨击，但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不会有丝毫改变。
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所有其他的内在价值都被权力和金钱挤压得如此零落和凄凉。在如今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一样渗透着人们的生活，但其他领域并没有被完全吞噬，它们还是顽强地抵制着金钱的入侵；在以往的专制或极权时代，即使权力蔑视一切，它也没有能力彻底泯灭人们心中对其他内在价值的向往（比如索尔仁尼琴在被迫害中依然保持创作的信念）。只有在这个时代，权力和金钱的携手，让其他内在价值纷纷败下阵来，这一切的后果便是蔓延整个社会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并没有给社会的主流所察觉，因为他们大半都是这套系统的既得利益者）。
有一种特殊的领域，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之际，它就会凸显出来，这种领域就是政治领域。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按照某种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的理解，积极地参与政治（a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一种最高级的生命形式。这是一种特殊的完善论，认为只有在政治之中才能使人达到最完善的生命状态。但在大部分当代政治哲学流派看来，政治参与并没有这么高的价值，即使我们承认它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它也并不先天地高于其他内在价值，或者说，那样一种关于政治的理解，与大部分“美好生活观念”是有冲突的。
不过，除了极端的反政治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基本所有的政治哲学家都承认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价值（至少也有工具性价值），我的观点介乎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者之间，我认为政治参与对于每个人来说，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也是人自我完善（self－perfection）的一种途径，只是它并不必然是最高的价值（highest value）。一个中国人其实不难理解我的立场，传统的中国士人，一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忧国忧民”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同时他们也将政治参与（“治国平天下”）视作自我完善（“修身”）的一种延伸，尽管这种“政治参与”的形式不是以组建政党、发起运动、公开演讲、召开会议等方式实现的。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之中，不仅将“文人中流”的“政治参与”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也认为，这样一种“政治参与”与传统中国知识精英的内在生命体验是一以贯之的：“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恰好被剥夺了这样的一种“政治参与”，由此带来个人意义感的严重缺失。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政治参与的意义不只在于能维护个人合法权利，也不只在于能促进公共利益，政治参与也是个人自主的一种表现。尽管政治参与的结果不一定永远符合参与者的预期，也可能让参与者付出过分的代价，但它让参与者感到自己并不是被摆布的，让他们感到自己也是“能动者”的一分子。如周保松老师在《政治的道德》一书中所说：“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对于活在其中的政治世界，如果完全没有参与权，完全被排斥在外，我们将强烈感受到屈辱和疏离。这个世界明明属于我们，我们明明在世界之中，却被迫活在世界之外。我们遂成为政治的异乡人。”
遗憾的是，以目前的趋势，自由和机会、复合平等以及政治参与，都不可能通过这个体制的自然演进得到实现。所以与一般人理解的不同，我不认为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修改是一件好事，相反，既然高层已经在“美好生活”这个层次来思考问题，那他们迟早会意识到我说的那个根本矛盾：党既不能让人民去自由追求各种美好生活，又没办法为他们提供一个具体的美好生活观念。要处理这个矛盾，从前者着手是不可能的，那只能从后者。根据我去年的分析，他们不可能捡起毛时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只能将儒家意识形态化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未来儒家会进一步登堂入室，以帮助当局建构一套崭新的具体的美好生活观念，“家庭”将会成为这一套美好生活观念的重心。
从肉食者的角度，这一个转向的好处多多：既可挽救中国断崖式的生育率，为中国后续的经济发展补充人口资源，又能用家庭生活的温情脉脉来治愈社会流行的虚无主义病，抚慰青年人的“丧”和中年人的危机感，缓和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是，它还能为社会已经出现的阶层固化背书，以及为一个将要出现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提供理论证成。
在这样一个新秩序里，有几个群体将会被迅速边缘化：女权主义者、基督徒和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就算不反家庭，至少也反对儒家所倡导的家庭，如果要让女性回归贤妻良母的角色，那对女权主义的打击将是不可避免的；儒家信徒对基督徒的敌意很强，总是觉得基督徒要改造中国的整个文明根基，基督徒和儒家信徒在网络上和现实中都发生过多次冲突，这种冲突随着儒家上位，将会演变成对基督信仰的抑制；至于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和儒家不一定互斥），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秩序与儒家截然相反，在儒家所主导的新时代，他们的生存空间愈益逼仄是可以想见的。
许知远在采访罗振宇的时候说过一句，我就是唱挽歌的。就凭这一句，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油腻，且没有臣服于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