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地上，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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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最后的救赎就是写这本书。书的结尾，她和几个兄弟回到黄房子原址去割草。房子重建遥遥无期，割草只是为了表达无法安放的感情

美国作家萨拉·布鲁姆的回忆录《黄房子》被《纽约时报》评为 2019 年十大好书之一。这本书的主角是一幢位于新奥尔良东区的黄色房子。提到新奥尔良，人们都会想到旅游热门景点「法国区」的酒吧、餐厅、爵士乐和街头艺人，而为「法国区」造血的劳动力大多住在新奥尔良东区。上世纪 60 年代初，开发商在沼泽地上兴建居民区，吸引了大量低收入家庭。该区在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中遭受重创，至今没有恢复元气。《纽约时报》书评指出，这幢房子的诞生和毁灭，是「对贪婪、歧视、冷漠和糟糕的城市规划的全面控诉」。

萨拉的父亲西蒙曾参加过「二战」中的马尼拉战役并获得五星勋章。授奖花名册是这样写的：「西蒙·布鲁姆 (n)」。n 代表黑人。退伍后，西蒙在新奥尔良东部的美国宇航局基地工作。萨拉的母亲艾弗瑞高中没毕业，靠着在社区大学进修成了一名护士。艾弗瑞和西蒙一共生了 12 个孩子，萨拉最小。黄房子是当地俗称的「短枪房」：前脸窄，纵深大，像一支短枪的枪筒，从正门进去后，依次是客厅、厨房、卧室、厕所。

新奥尔良东区建在沼泽地上，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哪些院子必须躲开。如果不小心把球踢到这种院子里，只能看着球被沼泽吞噬，绝不能进去捡。黄房子的后部一直在下沉，西蒙也一直在努力加固。萨拉六个月大时，西蒙去世了。他的去世加速了黄房子的衰败。母亲虽心灵手巧，擅长女红，但不会修房子。孩子们的外表与居住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到一家人穿得整整齐齐，人们会以为他们住在功能齐全的房子里。但孩子们从不邀请朋友来自己家，「什么时候老鼠会从水槽下面接漏水的塑料碗里跑出来？你不知道。 你对一个空间的失望就这样变成了个人恩怨：你，厨房，不能给我温暖；你，客厅，不能给我安慰；你，卧室，不能让我安睡。」

逃离的冲动驱使萨拉去得克萨斯读大学，又去伯克利读研究生，毕业后到了纽约，为奥普拉·温弗莉的《O》杂志工作。某天她在一个喧闹的派对上，卡特里娜飓风横扫了新奥尔良。洪水将黄房子劈成两半，祖母、母亲、兄弟姐妹四散逃离。灾难过后，市政府钦定了 1975 所危房，黄房子是其中之一。拆迁通知寄到无人居住的黄房子，几天后一辆推土机就把房子铲平了。这种形式主义操作让萨拉感到愤怒和沮丧。「我失去了家园。 那个我从来不想拥有的地方，实际上一直在拥有我。」

为了「把我失去家园的故事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萨拉加入一个人道救援组织，去了非洲布隆迪。在那里，经常有图西族人把她看成老乡，但她并不会说图西族的语言。「环游世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你的头脑中建立一个比较系统。」在非洲找不到认同感，萨拉决心回到美国重建家园，应聘进入新奥尔良市政府的宣传班子，仿佛美国版的「如果觉得你的祖国不好，就去建设它；如果觉得政府不好，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

萨拉的主要工作是给市长雷·纳金撰写演讲稿。纳金关注自己的声誉，需要萨拉「把点连成线，再形成叙事」，把拆除危房项目塑造成「改变新奥尔良版图」的百年大计。萨拉首先要学习纳金讲话的套路，开头永远是「欢迎来到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或者马哈利亚·杰克逊、里尔·韦恩) 的故乡」。她手里有一批本地音乐天才的名单，视听众和场合把相应人名嵌进去。纳金喜欢说「棒极了」，还喜欢用感叹号。萨拉打破了自己在新闻课上学到的一辈子只能使用三个感叹号的规则，演讲稿中充斥着「这就叫承诺！」。

萨拉不到一年就辞职了。在市政厅工作时，尽管有着各种关系和便利，她也无法加快为母亲申请拆迁补偿。这段撰稿人生活惟一值得她自豪的，就是在年度施政报告中加了些「私货」。市长在演讲开头，向那些「仍然流离失所，滞留在得克萨斯、阿拉巴马、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的人致意」。得克萨斯、阿拉巴马和加利福尼亚，正是萨拉的兄弟姐妹们暂时栖身的地方。

书的结尾，萨拉和几个兄弟回到黄房子原址去割草。房子重建遥遥无期，割草只是为了表达无法安放的感情。「从空中拍摄的勘测照片根本看不出这块地是杂草丛生还是整整齐齐，但是站在地上，我们知道。」

萨拉最后的救赎就是写这本书，做一个作家最擅长的事情。读完它，我不禁想起正在中国肆虐的新冠病毒。和《黄房子》比起来，我读到的出于中国人之手的灾难叙事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业余作者有撕心裂肺的痛，但缺少把自己的故事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的冲动；专业作者有为民鼓与呼的勇气，但缺少对自身痛苦经验的描述。当然，杰作需要时间，惟愿中国作家最终能够镇定地写出：「站在地上，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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