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适合拍成影视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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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司唯广 发表

我个人觉得可以，参考吴子牛导演的《天下粮仓》。

乾隆在登基的第一个年头就吃惊地发现，粮食生产和国粮储备之 “第一紧要大事” 全面失控。围绕粮食接连发生 “火龙烧仓”、“阴兵借粮”、“耕牛哭田” 等惊世奇案，更使 25 岁的乾隆感觉到大清国的生死存亡。

看它的剧照，跟 “叫魂” 的内核颇有几份神合，一样是盛世危言：

如果 “叫魂” 拍成电视剧的话，这些关于流民的场景甚至可以直接用上：

表现底层民众的辛劳与贫穷

官场和高层的各种明争暗斗：

当然，全剧还需要有一个串场的主角，和一段起码不狗血的爱情故事

所以，如果说 “叫魂” 作为电视剧能不能拍出来，能不能拍得出彩，我的看法是：能。但有两个现实的掣肘：

一是剧本的改编及过审（尤其是后者）；二就是收视率的问题。

天下粮仓迎合了中国人的 “粮食情节”，最终也是叫好不叫座，而叫魂的剧本改编可能要涉及更多的鬼神与巫术，过审更难，核心故事又跟普通观众难有共鸣，恐怕是曲高和寡。

知乎用户 王小二 发表

对不起。。。我还没看到中国有哪个导演可以把《叫魂》的内涵拍出来，只要不拍成惊悚片就已经算很对得起孔飞力先生了。。

我很喜欢这本书，我觉得要找到一个能读懂并表现出来的导演真的不容易

我们惯常的历史思维中，往往存在有一个所谓 “盛世” 的东西，如开元盛世或者康乾盛世。可这个统治者话语下的 “盛世” 与我们思维中所构建的 “盛世” 有多大差别呢？先抛开统治者在官方文件中粉饰太平或者夸张渲染的因素不谈，这个盛世很大程度上也是统治上层眼里的盛世，经济平稳发展，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动荡，百姓满足温饱没有什么大的怨言。但在统治者眼里外表 “镀金” 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细节，看似安稳的现状背后有没有能够喻示未来的前兆？一场 1768 年席卷整个中国的妖术恐慌 “叫魂案”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故事发生于 1768 年，乾隆 33 年。一种名叫 “叫魂” 的妖术突然从江南爆发，随后由南到北逐步席卷全国。据说懂妖术的人可以通过获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名字，进而运用妖法使得其魂魄为自己服务，而失魂的人会即刻死亡。从 1 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开始的大半年时间里，全国陷入到妖术浪潮中，民众不断寻求自救的方法，乾隆皇帝一心要铲除妖术并摧毁其背后的阴谋，而夹在其中的官员一面要应付皇帝的旨意一面也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秩序。捉妖清剿运动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平民纷纷指认身边的僧人道士，官府忙着缉捕那些流窜作案的妖人，而皇帝在焦急与忧心中一步步落实着自己的计划。可是从街边巷尾到皇宫宅邸折腾到深秋，死了无数冤民也丢了无数乌纱帽之后，皇帝才被迫认识到这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没有妖人，没有妖党，也没有妖术，有的只是造谣诬陷和惊慌无奈，最后皇帝只得叫停这一切。

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有关皇帝、官府与平民的事件。但在理清三方关系之前，我们先看看历史给这个故事设定了怎样的背景。

作者在描述发源地长江中下游地区时，除了称赞其经济繁荣外也指出了许多的问题。江南地区人地资源不协调，雇佣关系失衡。相对应的，日益抬高的粮价有其是米价成为了平民极大的负担，而长江中下游核心区域的富庶与边缘贫困地区的落差也造成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为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隐患。平民生活可以满足温饱，但区域间差异大。但同样地，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很难得到权利的体验。而官僚系统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发展出自己完整的体系。官员们有足够的手腕与皇帝的命令斡旋，既不明着违反旨意又可以在对民众搜刮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皇帝的目的就是要稳固自己的统治。

而我认为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作者带我们我们分别从三个角度来解读 “叫魂” 妖术事件，实质上是从三个角度解读了乾隆治下的社会。

谣言在平民中迅速流传，很快遍及大江南北，这本身并不稀奇。可是为什么矛头到最后一致对准了和尚、道士以及乞丐？虽然温饱可以得到满足，但更可怕的是平民权利的缺失，作为大清帝国的子民，平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帝国的回馈，其本质工作就是低下头默默劳作以支持帝国的运转，但帝国的一切光鲜都与自己无关。在整个社会中，他们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生存的空间被一再压缩。而叫魂事件的出现，给了权利缺失的平民一项可见的权利，即在确实而即刻的危险面前保卫自己并铲除危险的权利。恰好，事件的开头是与僧人有关，而僧人所代表的是流浪汉群体，一个在当时这是比平民处于社会更加边缘的群体。于是，平日里被压抑的民众 “理所应当” 地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将枪口对准了流浪汉阶级，而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到最后乞丐也被牵连其中。

作者通过民众对于 “叫魂” 事件的反应为我们展示了 “盛世” 下平民的社会心理。当我们习惯了用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某一个时期的社会，习惯了用一些数据和官方的记载来代表一个时代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了社会中的主体即平民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而从百姓们后期对待流民阶层的反扑的 “疯狂” 回应来看，即使生活在封建时期的顶峰盛世下，平民的权力缺失以及生存边缘化的困境依然未得到丝毫的改善。

而夹在皇帝与平民之间的官僚阶层的状况则又是另一番图景。官员在地方有直接管辖权，因此其必须为一方的安定负责。而皇帝为了监督官员设置了考核、弹劾等多种考察手段，同时皇帝对于陈词滥调以及报喜不报忧等问题极为反感。对于上下两方面官员必须应付得当，才能在保证乌纱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全自身的利益。所以当 “揣摩圣意” 之后发现皇帝铲除妖党的决心后，官员们无一不花了大功夫进行排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搜寻妖人，甚至牺牲了不少平民无辜的生命。对于官府来讲，当保证地方安全与皇帝圣意方向一致时，那就没有什么不能付出的代价了，因此才会造成了一幕幕悲剧。

官府的行为实质上是整个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缩影，庞大的国家需要合理而系统化的管理才能够正常运行。任何一套官僚制度都会有被时代超越的一天，只有不断完善其运行准则以及强化监督才能保持生命力。在大清建国一百余年后，汉化的负面影响以及相对安稳的社会格局不断腐蚀着不断在僵化的官僚体系，而这也是日后悲剧的前兆。

在作者的笔下整个事件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出戏剧的导演。从事件的一开始，皇帝就没有打算仅仅把这件事当做普通的封建迷信一样处理。满汉矛盾，满族汉化，官僚体制衰败都是棘手的难题。于是皇帝坐镇中央，直接向下级下达命令下决心严惩妖人，使得清剿成为了帝国的头等大事。而另外又埋怨官员办事不利又责备官员滥杀无辜，将矛头对准官僚系统。随着事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场冤案。这时皇帝掉准枪头，在承认有妖党的前提下把罪责全部推到官僚系统内，进行了一次清洗。

当我们顺着乾隆的思路来审视整个事件的时候，会发现他从宏观的角度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大清帝国的制度所遇到的挑战。乾隆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外来的统治者。因此他所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下层对上层的谋反，还有汉族人对满族人的排斥。作为外来征服者他必须要在汉人占主导的国家保存其族群的鲜明特性，可是在治理国家时却必须让其族群与汉族的地主与官僚共享儒家文化。面对着满族汉化的加速与汉族人的排斥，他想要解决却又显得有心无力。作者在书中提及在皇帝的朱批中从未把回魂的剪辫与满汉矛盾联系起来，仿佛是在刻意回避，这足以显出皇帝的谨慎与忧虑。此外，官僚系统的腐败与僵化也是各个朝代都面临的问题。

孔飞力教授不仅是一个发现故事的高手，更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整个 “叫魂” 事件的叙述，从背景到线索，从起因到结果，无不是有条有理的细细展开，内容丰富却毫不生涩。当我们置身于作者所描绘的场景中时，其实无形中也被作者传递了关于 “乾隆盛世” 多方面的社会信息。而整本书以 “叫魂” 事件为一个切入点，从平民、官府、皇帝三个视角进行审视和分析，以小见大，为我们描绘出一幅 18 世纪中期大清帝国自下至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层面的图景，为我们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一个乾隆治下的清帝国。

而在这图景之下，作者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在新版译本的最后，译者写了一篇札记，其中说到： “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注：孔飞力，《叫魂》，三联书店第 285 页。）

这是一个暂时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社会。在看似安稳的外表下，帝国的危机不断蔓延着，人口增长、人地矛盾、物价飞涨、地区发展差异等等都威胁着上层统治。而平民的生活早已被政治机器压得抬不起头，在日复一日的默默贡献之后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帝国的回馈。长期的权利缺失改变了平民的认知，似乎在这样悲惨的生活就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循环，妄图在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经营与奋斗可以改变现状已经成了天方夜谭。平民的不满与失望在激增，只需一把火就可以瞬间点燃。因此出现了一起具有威胁性的公共事件后，每个人的权利似乎都有被侵犯的危险，而在上层的默许下，相对应地每个人也都获得了保卫自己的权利。如熊熊烈火燃烧一般，权利缺失的压抑瞬间得到了释放，进而进入到了权利幻觉的状态。当权利成为了放在大街上任人随便使用的利刃时，那么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起了。在平民眼里，既然无法从帝国中获得我本该得到的利益并且不断被压榨着，那么当我拿起武器的时候就要使那些比我处于更边缘状态的人补偿我。这种补偿并不是金钱，也不是尊严，而是一种满足感，这不仅是可笑更是可悲。此外，之前社会中越多人处于压抑的状态，那么释放时的群体效应也就越大，迅速由个人幻觉转变到集体幻觉。个人的意识和思考在集体的煽动性和影响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最初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随后个人的价值观与道德意识会在周围人的行为的影响下慢慢沦丧，直至最后整个社会进入了疯癫，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当然，这样的疯癫绝不是平民单独的责任。处于政治机器顶峰手握权力的那一个或几个人，他们有意无意地当这疯癫是一把刀，去杀掉内心挥之不去的顽疾。而这再经过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和利益斗争的官僚系统的放大，终会酿成一幕幕悲剧。

基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桩桩一件件，丑陋的一幕一次又一次的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我从没对作者写本书的初衷有任何怀疑，我也并不认为作者在有意影射后期发生的任何历史事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思考造成这悲剧的根源是否还根植于我们的社会以及制度体系。否则，历史还将会重演，只不过是换个时间换个名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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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答题有点仓促，稍稍有点文不达意。写出这么多的意思就想表达《叫魂》是一本非常深刻的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理解出不同的含义，以孔飞力先生的功力来看或许我的理解也仅仅只是皮毛而已。所以倘若想拍成电视剧，能不能表达出作者所要展现的宏观的格局以及微观上具体人物以及事件的变化发展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如若不能，那拍出来的东西难免流俗与我们今天在电视中看到的普通古装剧差别不大。其次，如此的一个题材，能不能通过审查也是必须考量的问题。

知乎用户 梁兴扬​ 发表

弟子世行代答：

小子也看过此书，觉得这本书适合排成电影而不是电视剧，毕竟现在国产电视剧真的太喜欢添加了。

知乎用户 鱼头好吃鱼尾好吃 发表

影视作品的剧本不能直接等同小说。 这本书，极其细致的描绘大量像似的例子。从只言片语还原历史。这本身就不太合适做剧本。电影电视是快节奏的。一捅就破的窗户纸，专业书用几万字去考证那是严谨，电视用几集去描绘，那要被观众骂的。

为了照顾观众，电视里面康熙还要一口标准普通话外加现代语法。要是可以杜撰人物语言，叫魂想说的恐怕两页就说完了。还拍啥电影？拍 10 分钟的网络短片还差不多。

选择一两个主要人物重构从某一角度去描写是可行的。虚构人物，虚构一堆惊心动魄的事情，夸张的表演来反馈当时的社会的种种矛盾。这才是可行的。

但，喜欢叫魂的读者们，有几个会喜欢这样的影视呢？恐怕会吹毛求疵呢。

那么，叫魂事件作为历史背景，拍影视是否合适呢？

我记得有不止一部影视是有提到这件事的。但正如孔飞力之前没人重视这事一样。影视里这事表现的更像只是宫斗的借口，而不是体制的深层矛盾。

一来用故事片讨论体制极难，二来，当时盛世，离体制矛盾爆发太遥远了。影视要强说这是体制问题，太矫情了。你要是拍珍珠港，专门去深入探讨美国事发前的体制的软弱，虽然是真但谁会买帐呢？

当然，如果想看反馈体制矛盾的片子，推荐看曾经的电视剧 1990 版《杨乃五与小白菜》。不要怪美化了男女主角。全都是坏人的电视剧那个年代还没有市场（其实现在也还是小众中的小众）。

提一句，这部片当时很受知识分子欢迎。因为里面的各级官僚和现实矛盾太像了。

但现在这样拍就不会有市场了。一线窗口制度的成熟，大部分官民矛盾转到更深层次去了。现在拿着几张钞票一层层买通小吏已经没那么多的认同感了。

僵化到不能改变，也和最近十几年来政府的 “太能折腾” 的抱怨对不上。

我估计啊，现在在中国，《叫魂》就算拍成纪录片，仅在历史纪录片爱好者那里，恐怕都没啥市场。

但在一些小吏还明目张胆收钱的南亚东南亚，也许还有点认同感。在保守僵化长时间停滞的贪污 + 民主社会，也许也会有共鸣。

知乎用户 张小北​​ 发表

不适合。

这本书可以当资料或参考书看。但要想改编成影视剧……

人物、故事、情感等诸多要素都要编剧自己原创，那编剧直接写一个原创剧本就完了，折腾啥改编啊……

选择适合改编剧本的小说或非虚构写作作品，是有一定标准的。

一般说来，人物、故事、创意、世界观，或者哪怕知名度（流行小说），总得最少占两样吧？无论用哪种标准看，把《叫魂》改编为影视剧都是令人迷惑的选择。

非得改还不如改《万历十五年》呢…… 好歹比《叫魂》更有知名度（如有异议不接受反驳你说的都对）

知乎用户 经略幽燕我童贯 发表

这个题材想拍好难度是比较大的。

其实不仅仅是清代，其他朝代也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例如，北宋真宗时期的 “帽妖 " 事件。

比之’叫魂”，可谓亦不逊色呢~

知乎用户 唯明 发表

抛开审查因素，其实宏大复杂的历史事件是可以拍成适合大众观看的影视作品，把历史作为背景板，以普通人视角切入事件，通过立体的各色人物和鲜活的个人经历来表现主题（比如：社会的板结和固化，内卷的残酷，盛世的苍白，帝治的荒谬），参照

罗马 第一季 (豆瓣)

及

敦煌 (豆瓣)

。

不过，我不认为现在的国内编剧有这个水准，或者海外会有兴趣拍这个艰涩的唐宋后中国国内历史题材。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ngaD35 发表

以前有，可惜现在没了，以后有没有不知道。

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比较高兴，我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著名编剧芦苇。


知乎用户 赵八周​​ 发表

很适合啊！

我们从情节安排上来看:

一开场就是各种叫魂的传说，百姓的恐慌，可以用大场面，而且悬念感比较强，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然后皇上要求彻查，逼各省官员向上面交人，各主要人物登场，主题呈现，第一幕可以到此。然后第二幕，开始调查叫魂案。故事中点处设置转折，普通的一个迷信导致的案件突然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紧张感一点点加强，各地官僚小鹿乱撞，整个官场一片混乱。第三幕，皇上派出巡视组，以刘统勋等人为首彻查了荒唐的叫魂案，结局是根本没人造反，叫魂也是子虚乌有，反转高潮结束。

基本上按照书中讲述的故事，可以按照电影的情节设置来安排，符合电影的叙事节奏。

从情节分类上来看，可以以官员为主角拍摄大情节的作品，主要表现叫魂案的始末。还可以以皇上为主角，刻画叫魂案期间，皇上作为一国之君的心理变化。

政治诉求，你们自己想吧，想上映就少来借古讽今，想玩的 high 就别期待上映。

知乎用户 肖艾伦 发表

抛开学术上的价值和思维上的震撼，《叫魂》的叙述结构也很特别：

在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地介绍各地叫魂相关的细碎冗长乏味的事件罗列之后，笔锋陡转，孤峰突起，深刻的分析和论述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

如果比做做爱，像是经过漫长温吞令人昏昏欲睡的前戏，忽然进来 18cm。

如果比作电影，大概有点类似安迪霍尔的《帝国大厦》。可后者，是一次长达八小时的行为艺术。

知乎用户 Carrie 可别不努力 发表

作品本身故事性不强，要拍成影视作品需要加入个人的具有特殊性的经历。即使能拍出影视作品，本书最后的推演分析部分也黯然失色了。

个人看来，影视作品更多地是激起人感性的体验，而这本学术作品更侧重于理性层面。所以也并不是不能拍，而是拍出来的作品很难达到原作的高度。

知乎用户 Burgundian 发表

不说中国文化内核的焦虑感，就不算理解孔先生

末世焦虑与盛世自豪往往是中国人内心深处交替往复的群体情感，而且这是被数千年之久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由此，患得患失而产生的普遍的不安全感，才是我们文化的内在心理机制。

孔飞力怎么不在影射现实？

事实上大家 3 年前的盛世自豪，转换到现在的末世焦虑，哪一个不是历历在目？

乾隆之后，是 150 年的萧条！

你觉得谁会给谶语电影发许可证？

知乎用户 陈创 发表

当然可以拍，不过我要是导演，肯定拍得很娱乐。

首先虚构一个角色，就叫吴齿，是一个进士。利用皇上、大官们的恐慌，上呈一篇如何应对的文章，获得青睐。

然后成了试点地区的一把手，顺应当地老百姓的意思，把和尚、道士、唱反调的、被举报的人统统干掉，借机把他们的财产、女人全部抢过来，上下分配，最好的留给自己。

对了，要着重突出吴齿的纸醉金迷、权力滔天的快乐生涯。

最后事情败露，有惊无险的逃窜，吴齿最终去了东南亚，买了一大块土地，当上了富裕的种植园主，和十八个貌美如花的妻子白头到老。

知乎用户 龙城海东 发表

1768 年朝廷全国查妖术案是一件历史事实，这个事件如果想要拍成电视剧，除了体现谣言本身的荒诞之外，本身题材应该做到彻彻底底的历史剧风格，需要大量的历史考证与背景参考。

客观上来看，书中除了乾隆以外，其他人的形象比较单一，假如要拍电视剧的话，首要的是丰富人物形象。

可以拍成群像剧，前期各线各自发展，比如各位巡抚可以作为一条线，乾隆皇帝本身作为一条线，包括张四儒 (实际上叫张四) 在内的乞丐多条线。

知乎用户 万熊战车 59 式 发表

现在还拍不了，因为拍出来约等于洗白文革。

知乎用户 李长生 发表

放心吧，即使过审了拍成电影也没什么人看。

知乎用户 凤鸣岐山 发表

适合排成恐怖片

知乎用户 眠蛇 发表

有些文学作品本身的故事性并不是很强，关键在于它其中隐含的意义，作为电影，这并不好拍出来，能拍出来还得看它有没有涉及到敏感的政治争议问题。有些历史惊人的相似，触犯了说不定被查水表，还是看手撕鬼子吧？

知乎用户 加布里 发表

这书里乾隆的一些态度让我想起《大清盐商》

知乎用户 Saseraph​ 发表

影视剧行不行不太清楚，舞台剧是没问题的。

具体可以参考话剧《萨勒姆的女巫》。

知乎用户 bonita​ 发表

貌似很好看

知乎用户 商无纣 发表

分分钟影射的是 wg，广电能批吗？

知乎用户 小馬 发表

可以，因为他本身就是把一个故事给用西方的方法阐述了出来。但是这部片子至少目前绝对过不了审查，放到四十年前应该可以。

知乎用户 陈君虎 发表

我觉得 拍 茅山诛妖传 不错

知乎用户 EVol 发表

广电新规，电视剧不能出现涉及巫术、转世等情节。

知乎用户 赵子龙 发表

不适合。因为实在是太不利于民族团结了。我摘录一段你们看，看完觉得一个外国人能进行如此细致的分析，真是了不得！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1645 年，当长江流域各地的战鼓还变相呼应之时，刚刚即位的满清皇室已在为建立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连接纽带而进行准备。

　　皇帝福临只有九岁，年纪尚幼，完全由他的叔父多尔衮主事。虽然多尔衮颇懂得如何赢得汉人的支持，但在一个问题上他却绝不作任何妥脚：满族文化的一个简明而一目了然的特征，将成为汉人无条件臣服的标志，那就是，他们必须剃光前额并在后面蓄辫。①削发令。甚至在满洲军队入关前，投降满人的汉人便以采纳满人发式表明臣服之意。有关征服的历史记载一般都强调，剃光前额是臣服的不可或缺的象征。从进入北京之日（1645 年 6 月 5 日）起，多尔衮就下了明确的决心，要对每个人都强制施行满洲式的削发。在征服南方的过程中，发式问题成为汉人在对满人的绝望抵抗中得以团结起来的一个焦点，并使得满人对于南方的征服比之没有这个问题不知要血腥多少倍。可是，在征服北京后的第一年里，多尔衮甚至对于是否要在宫中推行削发也发生过动摇。但最后，他还是通过由政府机构正式下令的形式发布了削发的要求。

削发令的起因在于，当朝中官员们征引已亡明朝的 “礼乐制度”（祭天仪式）对满人发式提出讥讽反对时，多尔衮被激怒了。

　　尽管明朝的制度将成为满人征服中国后重建帝国政府机制的基础，多尔衮却决不愿意在有关满人风俗的问题上被人嗤笑。他指出，这种说法 “甚属不伦，率朝何当无礼乐制度？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 当问题涉及到剃光前额时，多尔衮承认，因为人的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予以损伤，儒生们的反对多少还有点道理。但他又强调说：“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

　　1645 年 7 月 8 日，削发令送达礼部（该部管理的事务包括有为所有重要典礼仪式制定服式），但却披上了儒家语言的外衣。文中说，天下既已大定，因而也是普及削发之制的时候了。既然 “君犹父也，民犹子也”，则“父子一体，岂可异违”。如果君民的生活方式不予以统一，则他们最终可能会趋于“二心”。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又回到了这一明喻的政治方面），他们不就几乎成了“异国之人” 了吗？此事本来是不需由皇帝本人提出，而是应由其他人自然而然便想到的。现在，自法令在北京颂布的十日之内（或法令颁布后抵达某一省份的十日之内），所有人都必须遵照执行。不服从者将“视同逆命之寇”。官员人等若为那些主张“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件的人说项，亦将格杀勿论。

　　在衣冠问题上，多尔衮采取的是一种不那么具有强制性，也较为宽松的态度；但他同时表明，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仍将颁定统一的政策。可以肯定，使用上述语言的用意在于将剃发问题。与处理谋叛的法律常用语对应起来。在《大清律例》中，“谋叛”归在 “十恶” 条款之下，列为第三项。而对这个范围广泛的罪项所作出的唯一澄清是：这指的是 “谋背本国，潜从他国”。对于“叛徒” 的处罚，则开列于《大清律侧》的惩罚部分：所有参与阴谋者，不论主从，均一律斩首。罪犯的妻妾儿女则发配给有功官员之家为奴，其父母、兄弟和祖父母则流放二千里外。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削发令本身并未作为单独的条款或于目出现在《大清律例》或《大清会典》的任何一个版本中。也许，对于新政权的统治者们来说，不管他们推行这一法令的态度多幺坚定，却仍希望把它留在正式成文的法律文本之外。对削发令的实行，或者将不涉及《大清律例》和《大清会典》，或者将以《大清律例》中关于谋叛的一般条款为依据——这些条款的绝大部分都是从以前各朝的律例中继承下来的，因而也具有更为深厚的合法性。

　　在满清征服中国的年代里，各地以抵制削发令为中心意象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在很多地方社区，要让人们团结起来，与其呼吁他们去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明朝政治秩序，毋宁召唤他们以抵制剃光前额来表现出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决心。发生于长江流域的那些闻名天下的抵抗事件，显示了在公众心目中削发问题与人的自尊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文化的焦着点对于满洲人侵者也有着重要意义，促使他们在武力的使用上直指抵抗运动最顽固的中心。

这样一来，削发令又成了一项极为精明的行动：与其让那种不温不火对待新政权的消极态度得到滋养生长，毋宁让这种抵抗一下子爆发出来而迅速予以荡平。

　　可是，挑战削发令的个案在已被征服的省份不断被查获，对此又应当如何看待？满人征服者在处置各地蓄发者时表现出的狂热与残忍表明，他们相信，若稍稍放松对削发令的执行，便可能酿成民众的抵抗运动。削发令因而便成了衡量官员们对于为新政权服务热衷到何种程度的一把尺子。在下面的这些案子里，几个单独个人纯因偶然因素而被发现有偏离法令的行为。

　　这些案子表明，满人征服者不但极注意要在普通臣民中统一发式，也下了很大决心促使官员们顺从地为新政权服务。从这些事件中，可以让人感觉到清朝初年因削发令而产生的那种肃杀血腥的气氛。时至 1768 年，难道满人因汉人违反削发令而绷紧的神经就会完全松弛下来了吗？在一般民众中——按照 “种族记忆” 理论设想——每当到了要剃头的时候，父辈也许偶尔仍会向儿辈提及当年这件事曾有过的灭族危险？

　　儒生的方巾。时届 1647 年 3 月上旬，距满族征服者大规模入侵华北、占领北京已有三年。即便已是残冬，遥远的西北仍然干燥明冷。汉军旗人出身的甘肃巡抚张尚刚刚接获北京要他外出巡视的敕谕。 3 月 4 日，他到达了位于长城内的边城永昌城外。县学的所有生员都跪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迎候他。张巡抚骑在马背上，颇为满意地注意到每个学子都戴着满族风格的暖帽。然而，正如他后来所奏报的那样：中有一人，臣默窥其蓄发。及至公署，随唤通学进试，亲自去帽验看。本生吕可兴，果然全发未剃。张尚大怒，命令地方官员对此进行调杳。他们报告说，根据张尚的命令，关于削发令的告示曾在这一地区广泛张贴，因而这个不幸被捉住的武生员吕可兴虽来自农村，却实在是没有什么借口可寻的。张尚将吕系狱，并上奏皇帝，要求将他 “立刻枭首，已彰国法”。皇帝下诏日（可以设想，这是由严厉的多尔衮代笔的）：吕可兴即就彼正法。这不剃头的该管，地方官并家长、乡约地保、邻佑，应得罪名，又有成例，如何不遵？着察奏再通行申饬该部知道。钦此。

　　结果，吕可兴未经剃发的头颅被砍下，公开示众。吕氏家长与当地保头及邻居亦受到廷杖的惩处。当地知县则被罚了三个月的薪俸。

　　市场上的骚动。同年晚些时候，在离湖北省省会武昌不远的华中商镇余镇，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一个名叫郭尚贤的农夫来到了镇上卖鸡，因区区小事而肝火中烧，与人发生了口角。有人召来了兵丁，对郭来说很不巧的是，兵丁发现他前额的头发已有寸把长了，便把他抓了起来。兵丁又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张有某个姓尹的人签过字的纸条，而当地一个已经死去的盗贼正好也姓尹。郭农夫因被疑为贼党而带到了县衙门。在那里，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纸条原来是郭农夫的尹姓地主所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审理此秦的是汉阳府通判、代知县章文登，他显然没有把郭农夫蓄留头发当作什么大事，因而把他释放了。可是，郭不久又因头发的事再次被镇上的差官逮捕，并卫被送到了县衙门。这一次，章文登为他剃了头，然后又像上次那样释放了他。然而，那个差官也许是为了谋求升迁，不肯让事情就此平息下去。他直接向省里告了一状，不仅针对主犯郭农夫，还将矛头指向了章通判，说他 “包庇叛逆”。

　　省里的按察使重新把郭抓了起来，并把他及镇上的差官和章通判带到一起当面对质。结果，按察使发现这个案子确实是判得过于宽大了。不仅郭农夫和章通判，就连尹姓地主和郭的邻居们，也都统统应该受到惩罚。然而，他又认为，应当把有意蓄发的行为（就像长江下游一些城市蓄意抗命的义兵们的所作所为）同无意中忽略及时剃头区分开来。他提议，对郭农夫应在责打后予以开释。

　　这一温和的判决被潮广钦差巡抚所推翻。在签署意见时，巡抚指出，削发令早已经三令五申。郭农夫只是一个无知的乡巴佬，但他的作为却使自己一再甚同一罪名被捕。为什么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惩一瞢百的例子呢？他只是在事情败露之后才被迫剃了头，显然是故意再犯。至于章通判，他未能控制住一个蓄意反抗的臣民的行为，这已是不可原谅的了；更有甚者，当此人被捕后，章通判先是对此案姑息因循，而后又纵容他 “将发顿削”，从而销毁了他头发长短的证据。皇帝批准了更为严厉的处置决定：郭农夫予以斩首，章通判予以革职。结果，巡抚又奏报道，韩农夫已在狱中因病死亡，此为 “天刑…… 信王法之丝毫不爽也”。

　　满清征服中国的最初几年是危险的。这不仅仅对那些献身成仁的烈士们来说是如此，任何人——不管是出于懒惰还是因为无知——只要未能达到新政权对于发式具有象征意义的规定，便都会受到制裁。这些人并不是效忠明朝的激进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因为某个偶然机会而被逮住的个人。而每当有一个 “逆叛之徒” 被正法时，至少也会有一个官员相应地受到纪律制裁。压力便由此而产生了。在这片已被征服的土地上，即便是在最为偏远的角落，对于政治犯罪的容忍也可能意味着某人为官生涯的终结。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得汉人百姓，也使得主管他们的汉人官员，都必须要对不彻底执行削发令的行为承担责任。削发令本身由此成了满清皇帝用来测试臣民的一块试金石。

　　头发，羞耻与归顺。在早期的削发案件中，蓄留辫子本身从未成为满人强制施行的目标。这似乎是由满人与汉人两方面的态度所决定的。削发令一旦公布后，征服者便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到剃光前额的问题上，而忠于前朝的汉人对这一点的抵抗也最为顽固。个中原因，显然是由于前额削发比之背后蓄辫包含着更大的耻辱。当时人也许曾由削发而联想到阉割——这上面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因为在旧体制下，男子的人格（也是男子社会上层人士的地位）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为象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满族勇士看来意味着阳刚之气的东西，在汉人的跟里却是娇弱妇道的象征。更有可能的是，如果艾德蒙 · 李奇关于头发礼仪性意义的说法是对的，满人的削发便是一种自制战胜放纵的象征。 ①还有一种在当时即为儒生们所接受的更为稳妥的解释是，损伤受之于父母的发肤是一种亵渎。关于汉人抵抗前额剃发行为的另一个解释，则在于剃发在历史上同耻辱和惩罚的联系。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一部刑典中，便将枷发（包括剃去头发与胡子）同纹面、残肢并列一起，作为对于奴仆与已定罪犯人的羞辱。剃发的这种涵义很可能贯穿中国整个帝制时期而一直存在下来。在清代，让已定罪犯人遵守剃发规定的问题也受到了关注。典狱长必须让所有待决人犯在秋决前保持剃光前额。对那些被流放的人犯，则每个季度都会对他们进行一次检查，以确保他们剃光自己的前额（但辫子问题却从未提及）。于是，汉人对于前额剃发的恐惧正好把满人对于削发令的强制推行集中到这一点上来；而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蓄辫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引起满人关注的问题。然而，当某人已经留起当局所要求的发式以后，除非割去他的辫子，便难以通过他的发式对当局提出突然并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挑战（因为前额头发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很显然，要迫使别人因发式而卷入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抗命，最容易的办法便是割去他的辫子。 ①再则，当某个人并非出于自愿而被别人割去辫子时，他的心中又会作何感想？由于别人的行动，他的全家却陷入了被政府满门抄斩的危险境地！当我们试图对 1768 年人们为什么对割辫的妖党术士怀有那么大的恐惧作出解释时，不能排斥这种焦虑所起的作用。

　　然而，迄至妖术大恐慌爆发之时，作为削发令要求之一的蓄留辫子，其实一直远不如剃光前额那么重要。②弘历面对谋叛弘历的盛世，看上去离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相去甚远。如果剪人发辫确实是一种谋叛的行为，亦即是对满人统治地位的一种象征性的反抗，那么，这是一件无论是北京或省里的官员们都不愿公开与之发生对抗的事情。那些种族间充满仇恨的日子不是已经为一个平静和谐的大一统帝国所取代了吗？与这种情绪相适应，在叫魂危机发生的头六个星期里，弘历在与各省官员的秘密通信来往中没有一处提到剃发这件事。他所一再提及的只是妖术问题。在这个大一统帝国，这是一个不管由谁担任统治者都会遏到的古老问题。然而，剃发问题决不会长久地被埋没。

　　到一定的时候，皇帝的另一副面孔也会展现出来：在对其外来异己性质的象征性挑战面前，这个外来人的政权从来便是极为敏感的。

　　满清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既表现了大一统帝国宽广的普世主义，又反映了他们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身为一个统治着庞大帝国的少数种族，满清朝廷必须两者兼备——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要解决满清政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既需要以具有合法性的皇族身份来统治这个大帝国，同时也需要维护征服者精英层本身的凝聚力与活力。作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是，要作为一个握有权力的少数种族而生存下去，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性不仅需要得到保护，还需要受到颂扬。弘历相信，正是由于满人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地统治中国，也特别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人帝国的统治之中。满清朝廷因而需要两个展现言辞的舞台，一个用于表现政权的普遍性，另一个则用于捍卫政权的种族特性。然而，谋叛的行为却使满清朝廷面临微妙的选择。谋叛者对于满清王朝提出的挑战往往会突出种族问趣，强调因为满人是外来人，他们的统治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谋叛的案子并没有为颂扬满人特性提供一个特别有利的舞台。

　　弘历的风格，是尚武的满人种族特性与普世主义文化的一种不太和谐的混合物。他希望将满族特性变为帝国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君权既要成为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保护者，又要成为多种族霸权的一种象征，其正当性则应通过普遍性的儒家言辞得到证明。作为满族德行的捍卫者，弘历采用的方法有二：第一，他要在种族问题的真正细节或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处均让汉族文人感到惊恐不安；第二，他要通过向自己的满族同胞宣讲本族尚武的传统和优越的品质，来激励起他们的种族意识。

　　可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谋叛阴谋事件时，再提及种族问题便不但危险，甚至还带有刺激性。弘历处理乾隆十六、十七年间两个严重谋反事件时的态度便生动地表明，当他真的相信满清皇朝面临危险时，他会多么小心翼翼地对具有种族象征意义的问题——尤其是对极为棘手的削发问题——保持沉默。

　　伪稿案。当弘历年届四十，已是一个在位十六年的老练君主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场危机，其根源十分复杂，以至于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1748 年春天，他所钟爱的孝贤皇后去世了。同年，传来了征服四川金川土司之役用兵失利的消息，从而揭示了满清军事机制存在着无可质疑的弱点（弘历极为震怒，下令将两名最高级的官员斩首）。然后，在 1751 年，他像自己的皇祖父那样，以炫耀宏大的皇家仪态首次出发南巡。悲哀、沮丧、加上华丽浮夸，为他统治中的这个关节点带来了一种充满火药味的特殊气氛。应在这前后，弘历遭遇了他治下第一场煽动叛乱的严重危机。

　　这一危机包括两个不祥的事件，一个与上层文人有关，另一个牵涉到的则是普通百姓。但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可疑地接近。所谓 “伪稿案” 和马朝柱起义的相像之处，只在于这两个案子最终均未破获。然而，它们明显地向朝廷敲响了警钟，因而会使人设想，当这两个事件发生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一定极不稳定，绝不可能处在历史上最为成功与繁荣的政权统治的中期。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事件之间存有联系，但在弘历的心目中，两者却肯定是被连到了一起的。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动摇了弘历关于 “外人统治” 问题已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的信心。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个时，弘历即便在秘密通信中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提及其中所涉及的种族问题。

　　那是在 1751 年 8 月，一份奇怪的文件引起了贵州一位地方驿传官员的注意。这是一份据称由时任工部尚书的高级官员孙嘉淦（1683 年生，1753 年卒）所拟奏折的抄件。在其官僚生涯的早期，孙嘉淦即以敢于向弘历的父亲胤禛提出直谏（而胤禛则不落俗套地对之予以褒奖）并对官吏的不法行为提出尖刻的批评而闻名于世。云贵总督将这份在贵州发现的 “奏折” 上送北京。根据他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 “奏折” 中充满了 “诬谤” 与“虚捏”之语；在其末尾，甚至还有皇帝赞同的御批（而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皇帝又接到了来自大清帝国相距甚远的不同地方的许多报告，在那里出现了其他的抄件。到年底，搜寻 “伪稿” 始作俑者的大网巳在全国张开。数以千计的人被捕入狱。令人吃惊的是，近在京师的学衙，远至西南边疆，伪稿抄件均有发现。因拥有或转抄伪稿而受到指控的人，则从高级的省级官员到商人、僧道、绅士无所不包，甚至还有旗人。逼供产生了许多虚假的线索，但最后，江西巡抚于 1753 年 1 月宣布将一个名叫卢鲁生的千总逮捕归案。不久，军机处的一个审议庭便宣布他即是该案正犯，在卢被凌迟处死后，弘历便宣布此案已经结案。然而，漏洞百出的证据以及 “正犯” 的匆匆就刑，使这个案件的 “解决” 充满疑点。可是，伪 “奏稿” 的实质内容及其广泛传播，却为我们理解弘历在谋叛问题上的困惑提供了线索。到那个时候，**虽然连 “街上的脚夫” 都知道伪稿中写的是些什么了，它的抄件却未能保存下来。弘历对所有被发现的抄件进行了彻底的焚毁，甚至连军机处的档案中都没有一份抄件留档存底。**对弘历来说，伪稿的内容一定是太羞辱而太难以容忍了。其他有关的证据表明，这份 “奏稿” 列举了“五不解十大过”，对弘历本人及与他接近的官员们进行了严厉的个人攻击。

　　它似乎也间接提及了因弘历的首次南进而带给各地的沉重财政负担。它可能还抨击了弘历对几位高级官员，特别是对汉军旗人出身的将领张广泗的严厉处置——1749 年，张因为在征伐金川之役中 “处置乖张” 而与另一大臣纳亲同被斩首。最后，马朝柱一案（对此我在下面还要讨论）的证据表明，它甚至还对满清皇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难。可以肯定，弘历在追寻伪稿始作俑者，惩罚拥有或转抄伪稿者、以及有效地销毁伪稿的所有抄件上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揭示了伪稿的抨击令他感到多么害怕。

　　而这种恐惧的根源，决不仅仅在于由这个案件所表现出来的文人之中对于满清的广泛敌意。由弘历的性格特点所决定，他很快便怀疑到这是针对大清帝国的一项根深蒂固的明谋的反映——伪稿案不仅同发生在他父亲统治时期的文人谋反事件有牵连，也与神秘的马朝柱事件有联系。 ①马朝柱谋反案，我们之所以设想伪稿案对于满人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是因为，甚至连弘历也逐渐相信，这件事是同 1752 年春天露头的马朝柱公然反清的阴谋有关联的口。马朝柱事件是弘历首次遭遇以复明为号召的运动。为对付这一运动而采取的血腥报复行动，则成了弘历统治上半段后期一个耸人听闻的序幕。

　　据称，马朝柱本系农民，来自位于长江流域，坐落于湖北省会武昌下游约一百三十里处的蕲州。当他越过省界来到安徽西部时，受到了一个僧人的影响，并从那人那里（根据政府的调查）获得了一种自己将担当大任的幻想。马朝柱开始宣称，自己同居住于 “西洋国”、以明室楚王后裔“幼主” 为首的明朝遗族有联系。据说，被清廷打败的西南军阀吴三桂的后代也在西洋国居住，同时驻扎在那里的还有三万六千名兵丁。住在那里的还有李开花，这是一个在民间很有名的据说将来要做皇帝的人。还有一位 “娘娘”（这是百姓用来称呼送子神？的）也住在那里。马朝柱自称是西洋国的一位将军。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说，一种名为“遮天伞” 的飞行器可以在几个时辰里把他的军队从西部的据点带到华中，而他们对于长江流域的进攻已是迫在眉睫了。 ①当警惕的官员们在武昌东北大约二百四十里处的罗田县东面山中发现了新铸的刀剑及号召反叛的檄文时，所有这一切都暴露了出来。这个贫穷困苦的地区，恰好座落在高度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以外，在那里定居的人们靠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勉强为生。虽然马朝柱本人脱逃，但他的许多部众，包括他的一些亲戚却都被捉拿归案。在武昌的监狱里关押着人数众多的要犯，以至于当局因为害怕这会引起公众的骚动，不大愿意同时对他们进行审判。然而，弘历下令，审判应照常进行。

　　罗田县的发现使弘历为之震惊。他下达谕旨，将先前未对马朝柱一伙进行镇压的罗田知县 “即行正法”——在同类案子中，这种处罚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况。③对马朝柱本人的疯狂追捕造成了数以百计的嫌疑犯被捕入狱，并将持续多年。然而，马朝柱却一直未被捉到（如果他这个人确实存在的话）。④到头来，正如同当局对于伪稿案主犯的狂暴追捕一样，马朝柱案件显然令弘历相信，清廷已成为一场大阴谋的目标。

　　毫无疑问，罗田县那些阴谋造反的人是将满人当作外来者看待的，因为他们对满清削发令的违反是蓄意的。根据两个曾经 “受诱惑” 而变卖土地加入马朝柱一伙的人的供词，当人们进人马朝柱的据点 “天堂寨” 时，要用嘴舔血（这是为了表明他们会忠诚于自己的誓言），也要吞服纸符。同时，他们还让自己的头发任意生长。并不再剃光前额。 ①**然而，弘历的反应却在措辞上极为谨慎，不管这些人对盛世构成的威胁辱他多么不快和震惊，他却始终用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标准来对待这种威胁，强调这些谋反者只是在造一个大一统皇朝的反，而不是在反对一个外来人的政权。**在不得不承认这里存在着削发问题时，他有意突出的是谋反者冒犯了 “列祖列宗”：我大清百余年，深仁厚泽，不意竟有此等覆载不容之枭，獐虺蝮酰，潜毒一至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弘历与行省官员的秘密通信中更不必说在公开的诏谕中了——他却从未提及巡抚报告中关于谋反者对于削发令的违抗。然而，弘历极度愤怒的反应却不可避免地将他的内心世界暴露了出来。他下令，对那些被捕的疑犯要 “备极严刑”，但暂时又不要处死他们，以便获得他们的供词。甚至在同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他也明显地希望避免提及种族问题。看来弘历刻意保守秘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不使公众的信念受到动摇。他写道，虽然这些微不足道的叛逆之徒本来 “不足为虑”，但因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他们仍需迅速地予以弹压。**而对这一案子本身的情况（他在这里指的是这一案子的反清象征性意义）**则必须予以保密。**不管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任何人若提及剃发一事，便都是在自寻麻烦。**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谓的 “恐慌因素”：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在我们的故事中，弘历的这种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并决定了他那种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认存在着谋反与妖术的政策。这种信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官方内部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于是，作为一种常规，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对那些最不寻常的威胁，也不能不用最寻常的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可以从弘历的恐惧中判断出公众的情绪的话，则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情绪是变化多端极不稳定的。在 1768 年妖术大恐慌发生的过程中，弘历的恐惧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妖术大恐慌初起时，弘历甚至在与清廷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论是在处理伪稿案还是在对付马朝柱起义时，弘历都没有提及种族问题。尽管富有挑衅性的剃发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都出现了，但弘历在处理它们时的最初动向却与处理 1768 年叫魂危机时非常相似：他知道，不管 “种族层次” 的问题对于征服者政权的生存有多么重要，对此却只能经由其他的场合来处理。

　　那样的一个场合很快便为弘历抓到了，那就是文字狱：通过揪住他所谓文人们影射攻击 “满人根基” 的种种文字上的偏差，而对他们大开杀戒。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这更成为他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一种手段。弘历对于剃发一类公然威胁到满人统治的问题固然不愿公开提及，但在对充其量只是对满人名誉造成了微不足道损伤的文字表达问题上，他却是一触即跳。在涉及种族时，甚至某种几乎完全让人觉察不到的文字偏差，也会让一个文人丧命。同那些有可能造成群众性骚乱的大规模谋反案件相比较，弘历在处理文字狱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事件的范围与节奏。在对付此类 “谋叛” 案件时，他尽可以大声颂扬满人的种族尊严，却不必担心因此会引发出什么意外。

　　文字狱的预兆。我们刚刚叙述过的这些事件过去仅仅三年，弘历便看到了通过言辞而大兴文字狱的有用之处。1755 年，汉人学者胡中藻被指控利用诗作煽动对满人的种族仇恨（即便在当时，这看上去也显得是在强词夺理）。胡中藻是已故大学士鄂尔泰（鄂是弘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两个大学士之一）的门生与派系中的骨于成员，并与鄂尔寨的侄子鄂昌常有诗文往来应酬。弘历对于胡中藻的凶猛攻击（说他 “尚有人心者乎？”），曾被认为是对于官场派系活动的一种抨击。然而，这个案子让我感到惊奇之处在于：弘历大骂胡中藻 “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的行为使他不配当一个满人，并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这就说明，只有把胡鄂案件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所在：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在对鄂昌矫揉遗作的诗文予以痛斥时，弘历极为愤怒地写道：“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但是，弘历宣称，近来因与汉人文化的接触，已使得很多满人因能在诗文上故作风雅而自得其乐，而这对于他们的品质是极为有害的。先时，满人虽 “未经读书”，却懂得“尊君敬上之大义”。尽管孔门儒生亦通过诗书传学，但他们也将忠孝之道视为上德。如果读书只知“剽窃浮华” 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则这种学问又有何用？弘历因而警告道，他将对数典忘祖的满人予以惩罚，并将严禁他们与汉人发生诗文上的应酬往来。如果要对弘历的警告发表评论，则可以说，这种警告也许确实对当时的朋党活动起了某种抑制作用，因为满汉官员之间的诗文应酬是文人结为朋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里所包含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谋叛与汉化是有关联的。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就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经精心加工后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应有的形象。这些品质不仅在作战中是致胜的因素，而且也适用于统治这个被败亡的明朝搞得一团糟的大帝国。然而，为了要统治这个大帝国，满人却又不能不借用汉人的制度并获得汉人的协助，这就又从一开始便使得上面这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产生了漏洞。

　　在满人还没有越过长城之时，满人贵族的内部斗争便促使满清朝廷采纳汉人施政及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在那以后，为了赋予征服者的政权以一种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满清朝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予以推广——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但与此同时，它又必须保持满族本身的特质。征服者没有与被征服者同处，也没有被腐化，这一点必须保持下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征服者又怎能将一种异质文化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满人还必须 “进入到” 汉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说享受其中的乐趣了），那么，我们对十八世纪满人所面临的问题便开始有所了解了。对于弘历来说，谋反与汉化是互有关联的危险。然而，汉化的危险更为隐蔽，因而也可能会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对于满族上层人士来说，乾隆时期（1736～1796）是一个痛苦的转折时期，他们面临的汉化威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部更为明显——但却还没有明显到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法使之改变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当弘历在位在时间上达到中点时，他在一个统治全国的少数种族集团中高踞于权力的顶端。但这个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在一小批上层精英与大批穷困群众之间，已经出现了分裂。那个于 1644 年征服了中国的军事群体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除了满人以外，还有在满人入关前便已降服他们并加入八旗组织的居住关外的汉人，以及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在这个拥有三十四万七千名男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群体中，满人本身只占大约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一群体中体格强健的男人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而满人则大约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国的总人口中，这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少数（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到十八世纪中叶可能仍少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虽然他们中有数千人担任着收入丰厚的文武官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 “贫穷、负债与失业” 的境地。那些专门留给他们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则几乎全部居住在位于都市的兵营里，而在那里，那些禁止他们与周围汉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在军事技能不断衰退的同时，征服者上层人士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他们的满语能力——也日益退化。对于普通旗人来说，他们既缺乏一种建立在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又没有军事威胁而带来的促人清醒的挑战，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然而，对于弘历来说，弘扬满族的骄傲却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他显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对于官僚体制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要保持自身政权对于被征服的汉人的控制了——就必须以满人能够继续维护自身的种族特征为前提。在这个满人正在被汉化的时代，弘历成了满族语言和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尽管如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文化的热烈拥护者。要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这却是任何一个统治王朝——不管是由本族人或外来人所建立的——都必须要做到的。领导统治一个国家同官僚们日常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同的。正是这一点，将征服者与成千上万管理国家的文职官僚区分了开来。要作为一个统治者集团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须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与众不同之处。然而，为了将文职官僚带入征服者的阵营，同一征服者又必须以儒家文化合法分享者的面目出现。要将排他性与汉化完全孤立区分开来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弘历作为满族首领，同时也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皇帝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对他来说，如何将这两个角色合为一体是一件头等大事。他统治下的政治史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

　　文化的传播

　　弘历在表达自己对于满人素质退化的恐惧时，一般来说，会讲到他们正在失去些什么（如武功、文化资源及个人品质，等等）；但同时，他在讲到这些时也会表露出对腐化堕落的汉人上层分子的蔑视，并担心满人会向他们看齐。旗人应当在勇气、俭朴、坚毅等方面成为具有超高水准的典范，而这种水准应是任何汉人（甚至包括那些其先辈早在满人征服中国前就已开始为其服役的汉军旗人）所难以想象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的事例却向弘历表明，那些旧日的美德正在渐渐褪色。

　　一个出身显赫的满人武弁通过与兵部书役的小心勾搭，向那些颇有野心的旗人出售官位。弘历把他当作一个例子问道：“我满洲中，岂有此臣仆？”而更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满人中竞有人会刻意寻求这种舒适的职位：朕前令八旗人员，简用外任，原以为伊等克受满洲淳朴素风，共知自爱。且人材弓马，均有可观，足为外省绿营表率，并非仅为伊等疏通进用之选。弘历强调，再不能对于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 “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 一个甚至更令人震惊的案子，发生在一位临时服役于绿营的旗人身上。这个旗人未能平息一场地方叛乱，又不愿面对制裁，便悬梁自尽了。皇帝为之大怒。他宣布，录用满族人于绿营，是因为他们骑射精进，也因为需要依靠他们 “整顿绿营庸劣之习” 这个自杀的人，“身系满洲世仆竹，他本来应该带兵平息地方上的叛乱，即使因此殉职亦在所不惜：即偶固拒捕致伤，虽非阵亡可比，朕亦必念其因公身殒，格外加恩。似此畏惧自缢，究属一死。…… 满洲世仆内，又岂应有此庸劣之人乎？此风甚陋。着通行晓谕各省绿旗满洲官员，嗣后凡一切事务，惟勇往奋勉，以蕲复满洲旧习，痛戒懦弱怯惧之风。在弘历看来，满人的堕落从他们的语言能力上颇为不祥地表现出来。除了朝中使用双语的规定外（据此，一定等级文件均需由译馆译成满文），一个更为广泛的假设前提是，旗人对于自身语言传统的掌握成当如同对于骑射功夫一样蚋娴熟。满语是大清朝在中亚地区权力的象征。如果边防卫所的满人丧失了自己的 “文化传统”，他们就会受到穆斯林旧民与廓尔喀部落的嘲笑。可是，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防卫所，满人的语言水准正在急遽下降。地方上的一位八旗总兵就曾为所在行省用满文写就的文件中充满文法与用辞的混乱而发出哀叹。虽然满文是“旗人根本”，但他们的写作中却是“错中添错 ¨。这种腐化甚至也在满人家园内部扩散看来。有一次，弘历发怒道，在满洲任职的官员本来主要是应以满文来撰写奏折的，但他们却只是使用汉文。“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尽意，必须汉文者，亦应兼缮清文。” 弘历因而指责这些满人“竞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在他看来，虽然目前满文也许还不能完全满足政府治国的全部需要，但它却是测试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子。

　　弘历很自然地将自己推出来作为一个榜样。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纠正某一翻译上的错误，或直接用满语向某一候选官员提问。对于有关军事事务的满文诏渝的汉文译文，弘历极为挑剔。准噶尔之役编年史的编撰者在处理译文时过于自由发挥，使满文原文 “意义尽失”，便受到了弘历的严厉申斥。在这个问题上，弘历对于忠实于满文原文的强调，当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更是将之当作驱邪护身的一种法宝。

　　除了只有驱邪护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国家事务，尤其是军事事务上，满语还可作为机密语言使用。1767 年，弘历派遣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员福灵安（弘所的连襟福恒的长子）就远征缅甸之役停滞不前之事进行调查，，福灵安送会的奏折系用满文写成，揭露了此役统帅杨应琚和李时升的奏报全系 “虚捏”。杨、李两人后来均被逮捕处死。在这里颇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以汉人统帅为调查目标的案子中，使用满文为一个本来就相当机密的通讯体系又加上了一层保密因素。 弘历讲到，他曾对杨应琚寄于极大的信任，但却从他奏折中的种种“不合之处” 发现了问题。他担心的是，杨应琚因有疾在身而受到下属欺瞒。弘历因而派遣福灵安及一名御医，同往前方探查杨的身体状况。“降旨福灵安，就近亲赴军营，将彼处实在情形，查明具奏。”福灵安的调查显示，缅人确实蒙骗了杨应琚，并乘机侵入大清境内；而李时升的战报则完全事虚构的。弘历在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后，又加上了颇富色彩的一笔，以贬低福灵安所从事的侦查活动的重要性。杨的欺罔之言之败露，“实由天意昭彰”“先前并没有人对杨的行为提出指摘，而福灵安又故意等到回京后才当面作出报告，“朕复传旨询问，伊始将所知彼处实情一一入告。此皆抑赖上苍默佑，启迪朕衷，得以先凡烛其情伪，不致于贻误，并非因福灵安此奏折”。福灵安的奏折原系用满文写成，此刻又“俱着译发，并谕中外知之”。《清实录》第 781 卷 18 页，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江南问题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这个 “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由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但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所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丁自己的看法。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

　　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

　　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皇帝本人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访问江南后，弘历将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满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与优雅外，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优秀官员们，不管他们本是旗人还是汉人。 ①长江下游的社会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这当然是北方的一个好家族）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 1762 年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生监中滥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

　　官吏们 “既畏刁民，又晨生监，兼畏胥吏”，结果使枉法的人得到开释，而官府则对极端的行为熟视无睹。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眼用一眼的精妙技巧。弘历批示道：刘墉“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 的地步。

　　弘历接着写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言也。”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便是不好的样板。这两人在这一地区任职时间最长（尹继善六年，陈宏谋四年），但两人均以 “无事为福” 为信条。两人都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但 “上和下睦” 已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再加 “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他们已惯于为之文过饰非。上司对下属酌监督极为松散，以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敢于串通一气，” 有意延搁公事一。尹、陈两人对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难逃其咎。如果像他们这样的高官能身为表率，其下属又怎敢为非作歹？他们必须对 “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 的官吏“据实参处”。如果他们只是以此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则“更难逃联洞察”。

　　①弘历喜欢向江南官员们指出，在进入江南这十高度腐化的环境 “以前”，他们还都是有良知的官员。甚至连两江总督高晋这样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过“实属昏惯糊涂” 的苛责。《清实录》，第 751 卷第 6 页（1766 年）。

　　江南的堕落甚至侵蚀了诸如尹继善这样的满族中坚分子，更不必说像陈宏谋这样的汉族资深官僚了。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为使官员们避免受到地方影响而设计的回避制度，也难以抵制在道德风气败坏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为官而受到的侵蚀。如果说，江南文化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那么，素质本来就差一些的汉族官吏（甚至是最优秀的汉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这就是对满清政权的完美健全构成了威胁的江南陋习。当我们对 1768 年官员们在皇帝反妖术运动的巨大压力下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时，就会对这些陋习有更多的了解。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弘历可以用极为轻蔑的语言为那些威胁到或背叛了满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记号。以此来廓清并捍卫这种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为丑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党术士，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去除江南的堕落腐败。 但就在这个当口，妖术之风却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来。

　　①仍然存在的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弘历对于汉文化的 “真实” 看法究竟是什么？他是一个热衷于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是汉文诗词的多产作家（不管这些诗词是他本人的作品或是他人的代笔），是浙江式亭台楼阁的模仿修建者，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的庇护人。难道对江南的腐化咬牙切齿到这种地步的，就是这同一个弘历吗？也许，可以简单地将这一切归咎于他的虚伪。但我认为，真正的答案并不在此。弘历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的首领。这里可以使人联想到，当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进入白宫后，他便立即会发现，自己必须越出那个使他竞选成功的派别的利益，而已 “全体人民的总统” 的面目出现。而他的言辞变得越来越超脱的时候，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显得常规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弘历 “实际上” 是某种人，却假装以另一种人的形象出现？或者说，由于担任皇帝这一角色心理上的需要，他的两种身份已混合到一起，并已经被吸收为他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了呢？当然，因应形势的需要，他仍可以从策略考虑出发由使用一种语言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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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微宇宙的上帝 发表

纪录片还有希望。

知乎用户 Summer 发表

我书都没看懂。。。

知乎用户 还是天晴 发表

我觉得吧，这书所讲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针对当下的，

知乎用户 超级小玩家​ 发表

张黎和刘和平可以挑战一下… 还是太难，只能感叹孔老爷子太牛了…

知乎用户 Ray Zou 发表

这本书是学术研究的作品，通过对 18 世纪中国各种官方档案的研究，提取了叫魂这一现象作为切入点，分析解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地域出现的现象。

要改编成戏剧，很困难，缺乏戏剧冲突，案例也过于雷同。最好就是改成虚构作品，以叫魂事件为切入点。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VpNBAo 发表

想了一下，貌似只能这么拍：

先来几个关于叫魂的悬疑故事。

然后互相猜忌，互相控告，民众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叫魂事件则是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被捕，真凶却一直没有露面。

最后圣明的吾皇下令清查，一系列谜团像拍走近科学一样迎刃而解——原来根本没有真凶，以上全部是谣传。

自此朝野上下不复猜忌，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盛世如你所愿，高唱一曲再活五百年，强行主旋律，全剧终。

（算了，还是别拍了……）

知乎用户 无为斋堂主 发表

中国大把的历史传说可以搞成恐怖片。

但是能够审查通过吗？

现在人喜欢刺激，疯拥去看，

但放映时真把人吓疯了怎么办？

领导认为，这都是问题。

知乎用户 SakuraL​​ 发表

首先，《叫魂》根本就不是一本惊悚小说！其次，这本书反应的是当时清朝整个官僚系统的漏洞，百姓心中的缺陷。详细故事不再叙述了，整个过程犹如一场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闹剧，最后草草收场。对于目前国内影视题材要么励志故事，都市情感故事，抗战故事等等，《叫魂》确实没有相对应的题材。再者，《叫魂》虽然算是一部叙事作品，但是也是一本评论作品，于此我认为确实不怎么合适拍成电视连续剧。至于电影…… 要看属于神马类型的电影，个人估计商业电影应该是没门了，其他的话…… 说不准。不是个人专业暂时不评论。

谢谢。

知乎用户 孔小熊 发表

我觉得排除审查因素，是可以考虑拍成影视作品的，这本书虽然是历史学专业领域的严肃著作，但作者孔菲力的写法比较有张力，甚至在读这本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某种戏剧冲突（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

知乎用户 悟空手里那根棒 发表

1，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其中的社会学意义。拍成电影很难反应出这一点。当然也看导演。2，底下有几个人说这是讽刺文革，我不同意，作者是英国人，根本没必要借古讽今，完全可以直接说文革差就行了。

知乎用户 米汐 发表

个人觉得，拍历史纪录片可以，但拍电影恐怕很难。因为《叫魂》一书从本质讲是本学术著作，而非故事。缺乏故事的内核和角色，无法吸引观众。

知乎用户 ruandd 发表

好奇怪的问题，这本书根本就没办法拍电视啊，拍了你也过不了审查，过了审查也没有多少人看，出品方还是会死的很惨，或者被人说傻叉。

开始答题：

当然是不适合的，私以为根本就是两码子的事。

简单的理由如下：1. 没有故事性，没有剧情，没有矛盾冲突。要拍成影视剧的作品必须要有故事性，那么作为剧本必要的矛盾冲突在哪里呢？不好意思，没有，说到底这不是一本小说或者剧本，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试问可以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笛卡尔的《方法论》这样的作品拍成电视剧吗？

2. 大致过不了审查关。作者自己都透露了，其实是在写近现代的中国，背面的影射意义不能不考虑。

强行拍成影视剧的可能：不是没有，建议刘和平这样浸淫史料的剧作家操刀，大刀阔斧地改个剧本出来。

收视率：最好的结果无非 “叫好不卖座”。

同仁们，不要被《叫魂》这样带有民间传统恐怖色彩的名词迷惑了，这里没有旁门左道，没有稗官野史，这本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有的只是列举史料（我是个假历史爱好者，私以为书中关于叫魂案件的内容是相对枯燥乏味的，当时甚至不知好歹地跟人评论说这些案件内容 “就是枯燥的史料堆砌罢了”）和上升宏观的研究讨论。

作者以 “叫魂案” 为突破口，以小见大，分析了其时乾隆盛世下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和权力运行状况。主要讨论范围包括：满清统治者（弘历）对于统治的合法性焦虑；盛世之治下的普通民众对于僧道、乞丐的不信任心理，对社区生活环境的不安全感；官僚制度和君主权力的此消彼长；朝廷对 “叫魂案” 清剿环境下全社会的歇斯底里（读者容易联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而产生类比）

此书以小见大的历史分析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行文语言生硬，史料堆砌之下可读性就不如《万历十五年》了。当然对于清史研究来说这本书是相当有价值的，可以帮助了解盛世之下的社会心理，还是一本严肃的学术文章，不是一本亲民的读本。

话说这算是标题党吗？这本书销量这么好，和书名到底有多少关系呢？和背后的影射价值又有多少关系呢？我倒是更愿意提个这样的问题。

知乎用户 笋面 发表

好多答题者都没看书，那你觉得审核部门，会好好看么？

知乎用户 李璟一 发表

当一个团体出现了利益冲突时，转移仇恨比起解决矛盾，简单多了。

现在很多风俗习俗，甚至名胜景观，都有当年活人献祭的影子，无论是诸葛孔明的 “蛮头” 传说，到现代的红色高棉阶级敌视，反映出一个特点：自古以来，人类就是爱撕逼

知乎用户 陈渐入佳境 发表

首先说答案，是可以拍的。算是不谋而合吧。我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并且做完了前期工作。不过这本书影视化的难度在于找到它的商业属性，也并非找不到，但做这个项目，从投资层面来讲需要莫大的魄力和勇气，从技术层面来讲需要大历史观的编剧。操作难度大。具体的方式因为涉及到其他问题，不多讲了。

知乎用户 程小瓦 发表

看过，并不适合。

虽说都是牵强附会，但牵强附会的人有的是，这种题材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牵强附会。

我记得有个电视剧应付检查烧粮仓，然后就…… 全国检察到哪就烧粮仓到哪里…

普及了相关知识…

知乎用户 光城 007​ 发表

我觉得叫魂这个故事本身是适合拍成电影的，一部卖座的电影需要清晰的主线、交错的矛盾点、鲜明的角色特点，最好还能留一些似是而非的隐喻，让人回味，这些《叫魂》都是具备的。不过，叫魂虽然故事主线清晰（叫魂谣言的兴起和社会应激），由事件现象向本质的推理的过程才是本书精华所在，是否有导演能将其表达出来就不知道了。

先说清晰的主线。叫魂的故事本身无疑是简单的，《叫魂》记录了 1768 年乾隆治下的一起社会谣言事件———关于有妖人偷偷剪走人发辫并施法害人死去的谣言从江南之地突然兴起，并在数月之间席卷了大半个帝国。普通民众人人自危，甚至歇斯底里般的出现群体幻觉；乾隆皇帝则逐渐地认定这是一个针对满清政权的阴谋，并藉此命令他的臣仆采取行动缉拿谋反者；夹在在群众和皇帝之间的地方官员面对着这个没有罪犯的犯罪，施展着他们成熟官僚政治手段，应付着皇帝，也创造了种种冤案。事件起因是如此的荒谬，但其结果却是实在的。不同于我们习惯的编年史，孔飞力借由 1768 年这一年这一事件刻画出了帝国的众生百态，犹如医学上的断层切片，我们能看到那个时代政治的种种积弊、皇帝、官僚和百姓的心理状态和行事风格，十分鲜活、跃然纸上。

再说交错的矛盾。这个故事充斥着种种的矛盾，乾隆皇帝自身的矛盾，他既想融入汉文化以示其政权的正统性又恐惧满清贵族集团的汉化和腐化，恐惧于丧失其尚武优势地位；乾隆和官僚的矛盾，乾隆希望能最大化掌控地方，地方官应当知无不报，而官僚在地方则行成利益集团，常常报喜不报忧，行事颟顸。普通百姓和流民和尚的矛盾，我们习惯于称那段时期为康乾盛世，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地方与地方贫富差距，安徽和他下游的江浙的鲜明对比绝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普通百姓对于流动的乞丐和和尚充满了忧虑不安。

至于鲜明的角色特点，精明而略带被害妄想的皇帝不必多说（事实上他这个位置的人都会这样）。而其官僚则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县城的捕快蔡瑞向和尚所会不成，就栽赃陷害。县官为了完成任务，不余余力地将嫌疑人屈打成招，而省级的巡抚、总督总是陷入对于属下官员的包庇袒护中（因为在帝国，下属犯事，长官是有连带责任）。而中央的官员则让我们看到他们更为客观和睿智，他们是最先从事件中清醒过来的人，并冒险地提醒了他们的皇帝。我常想，不同级别官吏在这个事件中的不同表现，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造成的么。或者其原本的素质不同，使得他们处于帝国统治集团的不同位置。

初知此书时，我猜想这大概是一本类似于《乌合之众》的社会心理学作品，无非是一个关于集体无意识的故事。但是，孔飞力对于故事中种种现象的推理和猜想让我觉得这是对于群体心理的一次精神分析。百姓对于被偷剪头发的恐惧很可能来自于满清入关之后对于不遵守削发令的汉人的大肆屠杀，而在封建时代普通人权利的匮乏，让他们潜意识里相信种种妖术，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而这些根植人心的恐惧，在合适的时候像种子一样发芽，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人们变得不安、癫狂乃至集体歇斯底里。这是多么神奇的现象，恐惧本身造成了更大的恐惧。

读此书时，我的心头总是萦绕出一种诡异、无奈和阴郁之感。人类生为万物之灵，天之所幸。但是人类却也如此脆弱，有时候击垮我们的不是自然的灾害，而是人类自身作为整地所爆发出来的混乱。战争、动乱、各种大运动这些才是夺去无数人生命的元凶。我们庆幸我们不生在那个时代，但是，书中的问题就不再存在了么，那些藏于人心的恶魔就不再出现了么。

书中所描绘的现象真的离我们很远么？只要看看那些福岛时间时期抢盐、非典时期抢醋的人，这就是这本书被拍成电影后最好的隐喻。

知乎用户 阿佘​ 发表

拍不成，这本子根本不能上映。过不了审。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

第五条　电视剧不得载有下列内容：
（五）违背国家宗教政策，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和邪教、迷信，歧视、侮辱宗教信仰的；

PS 排除意识形态考虑，也不能上这种片子，古往今来，流言四起可不是好兆头

——————————————————————————————

补充两句，我的意思是这个故事改变剧本拿的出手的卖点是妖术这些，但是不能拍，那些关于历史学的分析根本表现不出来，最后倒是可以将就出一个类似康熙微服私访记这样的故事。但是妖术这个元素还是不好解决，于其想办法改，还不如吸取一点，写个新的古装。

知乎用户 张家湾湾长 发表

不是恐怖片就是宫斗片，没意思。

知乎用户 吕元亨 发表

很适合。但目前是不会让拍的。

知乎用户 Graf 伯爵 发表

没人觉得《叫魂》里面发生的事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跟文革很像么？

抛开妖术的外衣，其实纯粹是在冤冤相报。。或者为了自保不留余力地坑害别人。。

妖术，成为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甚至冠冕堂皇害人的理由。

言归正传，我觉得不适合拍影视剧。就算拍出精髓…… 估计市场效益也不会好。

个人认为，市场效益不好的就已经不适合拍成影视剧了。投资那么多回不来本的事情真的只有追求艺术理想的年轻艺术家会去干吧。

这个事件最多在某个关于乾隆的连续剧里面带过剧情还是有可能的。

当然，得先通过广电总局这一关。

话说，看《叫魂》，感觉像在看侦探小说，孔飞力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后一章线索大总结。真有拨开迷雾见青天之感。

知乎用户 幻想搭积木 发表

适合

知乎用户 张米 发表

我早就想到过了，按照米勒的《萨勒姆女巫》改写一下就行了。

知乎用户 瞬光 发表

很适合。前有《大明王朝 1566》，这部可以叫《大清王朝 1768》。

知乎用户 徐鸿 发表

提供的思路远远大于内容， 问题意识大于对象的选择

知乎用户 Punk 发表

拍纪录片应该可以吧…

知乎用户 要素太多玩死猫 发表

一家之言，切莫较真

简单扫了一眼故事。感觉还挺有意思。至于改编电影，个人认为商业类型片不可能，艺术片（或者叫作者电影）还行。

这个故事不缺元素，宫斗，阴谋，奇观，都很吸引人。但是电影故事和小说不同，电影故事需要一个带入感。诸位可以想想，任何一部电影，不管是古装，科幻，其实不是在展示古代人或者未来人——那些都是造型手段——说的都是我们现代人熟悉的世界观价值观之下的故事。这种符合现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确保了带入感的成立。

比如，我们现在觉得平等，和平是个主流价值观，那么地球人在收割潘多拉星的时候，会有一群地球人 “叛变”，去帮助娜美星人争取平等以及和平。这样的设定让我们容易接受故事，接受故事营造出的真实感，这就是带入感。

再比如，我们认为天朝 PATY 内有腐败官员，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所以余则成在军统卧底时遇到的种种腐败现象，我们觉得合理，因为那像我们认为的官场，这也是带入感。

那么，这个招魂的故事能产生带入感的点在哪呢?

首先，相信魂魄被勾走人就会死这个故事设定现代人就没法接受，太假了。这个设定立不住，故事中所有人物的判断和选择就立不住，行为也就立不住，故事压根没法展开。这是带入感缺失之一。解决方法是，一开始就有人怀疑勾魂是障眼法，开始调查，慢慢真相浮出水面。但这样就变成了悬疑片，精神和原著不符。

其次，皇帝，大臣，凶手，老百姓分别指代什么? 现代社会有什么样一个团体刚好符合这几者之间关系? 这就压根没法深想，直接越红线了。这是代入感缺失之二，没人会关心跟自己生活没多大关系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解决方法是把全国性的暴乱压缩到一个城镇，镇长，治安官，凶手，居民的故事。但这样就成了西部片，跟原著精神差的更远。

既然一个故事很难改编成让现代人觉得那是会真实发生的，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就不太适合以电影这种形式出现

知乎用户 null122 发表

这书怎么明显的隐喻讽刺真的能拍出来吗？

知乎用户 Salome 发表

可以某一个江南的县关于妖术的流言开始 围绕某一桩案件为核心 然后描绘从基础民众到地方士绅大族再到地方各级官员直到皇帝对这桩案件的看法与决断 以及对案件作出决断后地方的反应为情节主线 主角可以是一个基层的地方官 配角是皇帝和那个县所属的总督 妖术案当事人 其他各级官员 中间夹杂着对上下级官员之间 官员与皇帝之间 百姓与官员之间沟通机制以及信息横纵向传递方式的描绘

案件本身可以不用直接描绘 而是通过当事人的言辞和百姓的流言侧面展现

故事背景则着重强调乾隆中期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在政治上面临的挑战，比如民间反清势力的不绝和满洲贵族的堕落 然后强调案件发生地江南的政治经济以及汉族文化传统

知乎用户 张有钱 发表

《大明劫》的气质其实蛮符合的。

故事章节就用《道士下山》这样的关系串联。

估计会大火。

中国人没少被叫过魂吧，我就有。

知乎用户 lvwenjun 发表

在它从内到外看上去似乎富丽繁荣、生机勃勃的时候，却遭遇了大火。恰如著名的佛教经典《妙法莲华经》中的隐喻，生命被激情和欲望消耗殆尽，如同房屋失火，屋中人浑然不觉，直到整个房屋在他们的头顶塌陷。当危机的迹象交织出现，官员、士绅和平民开始寻找答案和出路，世界大变的情绪蔓延，不公正、不平等和焦虑感随之出现，社会失去稳定的秩序。

知乎用户 lei niu 发表

可以拍啊，就是尺度不好掌握

知乎用户 南无 发表

不请自来，从事影视工作，恰巧看过《叫魂》。

我大概是在 20 多岁的时候买的这本书，买这本书的目的正好是想看看是否合适拍成电影。

速速读了一遍，觉得不合适。当然是因为当时看不懂。

很多年后，在我整理书的时候又翻看了一遍。同样觉得不合适。

因为电影的体量根本承受不起这本书。

所以还是让这些文字流淌在书里较好。

知乎用户 为什么 发表

书里就没有鬼神啊，不过按照元芳你怎么看的神探题材应该拍出来不错！

知乎用户 齐琪 发表

这跟把博士论文拍成电影的难度一样大吧…

知乎用户 赤水玄珠 发表

事件琐碎，没有主线，不适合用用电影表现，就算拍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那时真实的愚昧无知，康乾盛世天朝大国印象已经深入人心了

知乎用户 Zenthat 发表

应该可以。不过得找官家拍。楼上神话这本书的，人家盗墓笔记，封神榜都可以拍，太看得起这本书了吧。

说得这本书跟神作一般，凡人不可知了。自己拍不出来就说自己，还说啥人家拍不出来。

知乎用户 游客 20016 发表

参考 1984 拍成撕裂的末日。

可以好看，但除了好看没有特别的深度。

知乎用户 Eric 发表

不好拍

知乎用户 岑夜汛 发表

适合，但导演不好找

知乎用户 真理部 发表

第一个回答已经很好了。

我补充一点，作为民国史研究生必读书目，这本难度有些大，搞不好就拍成《三体》了。

有另外一本书更好拍成电影。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没读过的可以看看，讲一个普通农妇的悲惨命运，史景迁文笔更有影像化的色彩与触感。之前读书会讲座的时候我写了篇论文讲怎么拍，回头找找贴上来。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自从陈老师推荐了这本书之后，我愉快地吃下了这颗安利。关于书的内容，最高票的匿名回答写的很详细，但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回答像出自陈老师之手。（ヾ (Ő∀Ő3) ノ太好惹）

孔飞力教授的这本书能够出版，真的是一大惊喜。或者敢于如此深刻的写这种历史事件的，大概也只有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了。

一件小小的叫魂事件能够引起乾隆爷极大的恐慌，以至于官员曲意逢迎不惜编造冤假错案来取悦圣上。涉及一大批人蒙冤入狱，甚至丢掉性命。足以证明所谓的盛世，是有多么的脆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会惊人的相似。看这本书的过程中，你不免会联想到什么而感到深深的后怕。

所以，如此尖锐的历史事件，国内是拍不出来的，拍出来也是看不了的。

知乎用户 皮辗忌 发表

适合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你没法把一个国家的日常拍成电影。

知乎用户 满裳 发表

目前拍不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作者说了乾隆有本事搞运动，过了段时间光绪也想搞，但是没能力搞起来。

然后清朝不久就 game over 了。

所以这种事情，他敢搞能搞，他也敢搞能搞，他也许敢搞但是能搞？怎么搞？

就算不能搞，你也用不着要拍个电影出来打脸吧

什么意思嘛

说他不行是吧 快要狗带了是吧？

知乎用户 安格瑞恩 发表

可以拍，极具戏剧性，但背后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

知乎用户 李立立 发表

很像文革，很难的

知乎用户 洗豆 发表

推荐参加综艺节目《挑战不可能》。。。

知乎用户 蓝洞 发表

当年看了这本书，第一反应就是希望有个很懂历史的导演把它拍成电视剧该有多好啊！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ISZ068 发表

不适合吧，沉重，现实，讽刺，无论哪一个都不是大众们的菜

知乎用户 实在不知道叫什么 发表

个人认为拍不出来的，平民和君主一起将异类阶层推上断头台。君主怎样力图维稳，怎样为了介入官僚机制借题发挥，平民政治权力缺失的疯狂反噬…… 我难以想象谁能拍出这样玩的作品

知乎用户 张永 发表

不适合，不过叫魂适合拍成纪录片

知乎用户 Rafael 发表

问这个问题的人，从来不看新闻的吗~

知乎用户 苏州街刘亦菲 发表

能。但是，

首先，我认为这本书的内核用电影表现更好。电视剧比电影更细节，但也更冗繁，这本书所揭示的专制统治、官僚体系、刑讯逼供、民众愚昧与权力狂热等等点到为止即可。更多留白，想象空间也更大，也更容易已过审。

其次，这本书如果能够拍出来，质量够高，那绝对是百年之内都有生命力的上等佳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不相信国内有编剧和导演能拍出来。一方面，我国电影的编剧和到水平有目共睹，如果真有人挑战我可能会因为他们对这本书的玷污而气死。另外，我国那些导演且不要说有没有能力，至少从舔的程度来讲也没人会碰这本书。

总结一下，能拍，但得看谁拍。就算国内有人想拍，我第一个不同意！

知乎用户 允简 发表

名字改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知乎用户 葩葩好奇 发表

适合排成恐怖片

知乎用户 仙人刺猬球 发表

如果能把前情，即清朝入关时候的剪辫子的事情，和一些之前的关于鞭子和清朝统治中发生的时间作为铺垫。并且将皇帝，官员，和群众三方的想法的因果和遇事的反应刻画深刻，节奏紧凑不拖沓。没有奇怪的爱情穿插其中还是可以拍的。可是如果按照这样拍的话，难免会怀疑是否有那么好的编剧以及是否满足电视观众的口味。

个人感觉这类的书还是偏学术类的，深夜等下阅读的拍案叫绝之感是电视给予不了的。

画面很容易转移人的注意力，让人们更多的去关注画面而不去注意内容的深刻。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做成游戏应该可以，参考艾迪芬奇的记忆

知乎用户 颜色 发表

要把书中的精华都拍出来，这电影得比指环王更长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应该可以拍成一个纪录片，影视剧估计很难

知乎用户 远方梧桐 发表

这个不合适，再说即使拍出来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的。

知乎用户 李晟之 发表

借鉴最高票答案，可以以一个类似马可波罗的外来者作为一个外来的 visitor 作为主角给我们讲故事 然后故事反转一下 魂是真实的 一开始叫魂是官僚编出来鼓动愚民破坏寺院以侵占寺院财产的幌子，主角后来才发现不死者确实存在，而且不死者利用了这一场运动不费吹灰之力绊倒了在法力上压制自己的道士和僧人们。不光是不死者和官僚，故事里的其他脸谱们也是各怀鬼胎。像是知乎文中说的，平民们，特别是城市中的中下层阶级惊喜的发现他们被赋予了’捍卫自己安全’ 的权利，盛世图景下没有发言权的他们发现竟然可以合法地破坏一切，于是狂热地指认批斗僧人们这些在他们看来天天念叨神神鬼鬼而不劳而获的特殊人群。另一方面，乾隆皇帝趁机压榨这一时期上升的汉人在官僚体制的权力，起用满人替换他们，最后发现平民愈加不可克制后只得叫停一切运动，宣称一切是某当权汉人的轨迹，砍了头结束。但一切背后，不死者得利最大，他们后期潜入皇宫培养傀儡政权。当宫廷画师的主角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之事，把主角全当精神错乱之人扔进墨池中，想不到让主角黑化成为不死者一员，誓要将死亡带给这个国家。他控制了后期老眼昏花又好大喜功的乾隆和基层沟通的渠道，让乾隆错误估计了国家的繁荣程度，放了很多卫星。

为了避免故事变成中国近代史的老路，此处应引入类似日本神道为代表的自然精灵和信奉他们的湘西苗族，迦蓝神族（佛的具现化）和他们最忠诚庇佑的藏人，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在泉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聚集起来的阿拉伯和犹太人商人，举着反清复明大旗实则笼络汉人支持为自己在清宫获得政治资本的天地会，唐代开山自创古琴减字谱以交流古墓位置从而根不死者称为千古对头的盗墓人士，等等第三方角逐势力。

未完待续。

知乎用户 光头吴 发表

广告打的漂亮

知乎用户 玛蒂尔达的灵魂 发表

康乾盛世本就是个谎言。民间的极度贫困，汉人的地位低下，特别乾隆挥霍无度，不知道哪里算个明君。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适合拍成喜剧，荒诞喜剧是理想状态，若是拍成闹剧也未尝不可。

知乎用户 你好吗 发表

这类难度有点大呀！但是还是可以学习学习的

知乎用户 今晚打老虎 发表

合审

知乎用户 共鸣心焦 发表

为什么要排成电视剧？

叫魂本身就是将事件背后的无限的线整理出来。这和电视剧线性剧情单一侧重的性质是不符合的。

知乎用户 鸿彤 发表

要拍好挺难的，让李安来拍可能还能看。

知乎用户 机智七 发表

Σ(っ °Д °;) っ我居然看过这本书，其实一直没看懂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书来着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uK8zcA 发表

个人觉得可以 因为要反思

知乎用户 张布衣 发表

看了评论，值得一看

知乎用户 Eliane 发表

我不知道答题者中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说成拍恐怖片什么的我也是醉了。

反正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来说，所谓的 “大恐慌” 一点都不“大”。虽然恐慌蔓延了半个中国，牵扯了所有社会阶层，但并未出现大规模的迫害。和中国的历次社会动乱相比，这次所谓恐慌的受害者也是寥寥无几。

孔飞力只是借此事件介绍清中叶的经济状况、民间风俗以及官僚机制罢了。真要拍成电影的话，里面那些直言上谏，不愿意迫害无辜群众的省级官僚倒是可以弘扬一下官场正能量。

上面那位说文化入侵的同志我不清楚是一种什么心态。我从书中看到的是官僚阶层向下对付愚蠢百姓，向上应付激进君主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的故事。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让我们自我否定？

不写女巫迫害又是什么鬼？里面不停的将叫魂事件和女巫迫害相比较。得益于清廷官僚体系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叫魂事件比女巫迫害造成的伤害要小得多，持续时间也不过仅仅数月。按我的看法这就算不是在夸奖，至少也不是在否定。

不得不说，中国就是因为多了楼上这种不学无术，就喜欢闭着眼睛上纲上线胡说八道的人，才会不停的出现新的 “叫魂事件”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世间女人都爱美，都想身体香气宜人，用世俗的香水，有时也无法遮盖住身体臭皮囊的气味，但是如果女孩子能够每天念诵下列佛号（南无良象香光明王如来、南无百花芳香自在王如来、南无散无量香如来、南无普香如来），将来就能够获得从内而外散发出的体香，这种香气不用洒香水，而且会经久不散。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不适合

剃发易服首先就是一个禁区，只能作为影视剧中的附带事件加以讲述，将其作为主线，呵呵

叫魂表达的是什么呢？是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士民的民族意识的恐惧，这种恐惧长久、深刻、阴微，埋藏在满族统治者满汉一家的春风和煦与汉族臣民超迈前代旷古未有的阿谀奉承之下，满汉之间彼此的隔阂与疑惧如果放到阳光下看的话是一则让人非常难堪的故事，前章是枪炮轰鸣下的哀嚎，基调是半干的血泪，尾声是长长的悄无声息的寂静

知乎用户 禅枪 发表

众里寻君千百度。蓦然回首，这人却在，知乎热门处。

握手握手！

看了此书后，我也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强烈，甚至连前面几组镜头都想好了。哈哈哈，自娱自乐而已，改成剧本，能力有限。

不过，个人觉得，这书改成电影更适合，因为有些东西若讲得复杂了，反而拖沓，所以得点到为止即可。

如果要选一个国内导演来拍，非王竞不可啊。

我能 @ 王竞么？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看过书哦 但是不太懂

知乎用户 HALi 芦芽 发表

如果真拍成影视剧的话 结尾肯定要用科学解释。说真的中国有如此多的题材和文化都可以拍出很好的恐怖片 （但都要相信科学）

知乎用户 我来自陈旧的我 发表

虽然没读过，但看了题主的说明，感觉大鸿米店这个电影有点类似

知乎用户 蘑菇的姑 发表

不适合，第二遍快读完了

知乎用户 世界安静 发表

拍不了吧，一来国内电影制作水准有限，能把故事缕清楚就很不错了，要是能反映孔飞力的结论，不可能吧，这个不好把握。二来，就算电影制作上成功了，没几个观众能真的看的懂，大家只会肤浅于故事的表面，乾隆爷的心机 boy 可能大家不能意会到。三来，没有爱情故事的电影好像叫座的不多吧，这个故事中很难编个爱情故事进去。四来，叫魂这事本来就在江南一带有传播，全国传播的不多，恐怕拍成了电视电影会有反作用力，毕竟那啥一千个哈姆雷特的。

知乎用户 曹司令 i 发表

在哪里可以看这本书

知乎用户 耳冬 发表

觉得适合拍成那种成段式的史剧或者纪录片，但是估计在国内不好上映，话说也不一定有人去看。。。

知乎用户 张妍 发表

想起了侠僧探案传奇

知乎用户 小园丁 发表

本人学历史的，孔飞力的书，《叫魂》是大学老师推荐的，我蛮喜欢的，前段时间孔飞力刚刚过世，也是惋惜。

回归主题，我觉得，《叫魂》算是好书，但是以现在这个社会对历史的期许，《叫魂》要不大火，要不只会沦为 “奇葩”，而且，我觉得更可能是后者，人们宁愿去看小主、娘娘、争宠、宫斗…… 如果出品，先不说广电过不过，也不说对原作品算不算亵渎，选角方面至少我也想不出谁可以演。

知乎用户 彬彬 发表

适合拍成纪录片，不过说实话，没觉得哪个导演有这个能力

知乎用户 崔煊赫 发表

前期铺垫科普工作那得要多少啊。。看 3% 看不下去的表示太生涩了，出电视剧也不看_(:3」∠)_

知乎用户 宁缺毋滥 发表

dc

知乎用户 夏不语​ 发表

不适合，广电不允许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对原著感兴趣的人恐怕不会接受改了太多之后的电视剧，而这个题材又不被大众广泛喜爱。按理来说拍出来经济效益不会很可观。

这本书我是当作社会学的入门书籍看的。万一拍出来也已经被改的不成样子了吧，比如说，护墓笔记的程度？

知乎用户 杨长卿 发表

我要再看一遍去

知乎用户 梅波 发表

国内外柔性制造系统的发展现状

知乎用户 呵呵乎 发表

看到题目，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美国电影：招魂。其实差别很大啦。叫魂这本书我只翻了不到 5 页，实在读不懂。。

知乎用户 fourpigs 发表

审不过的吧

知乎用户 王卡吧 发表

书都很难懂了，再拍成电影，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啊。

知乎用户 金泰宇 发表

流窜作案的妖人，简称 作妖

知乎用户 翁虹 发表

可以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叫魂》是学术著作，老百姓哪爱看啊。

知乎用户 洋芋 发表

没意思

知乎用户 邱晓 发表

拍是可以拍，这种历史片投入大回报少，冯小刚都折了，哪个导演会去拍，票房才是核心。

知乎用户 打豆豆的豆豆 发表

不能，不能，不能

知乎用户 哪儿来的仓鼠 发表

书本身故事性不强，要拍成片子的话… 镀金盛世下的恐慌？可以拍成《狄仁杰》那种，但是很难完全把其中的思想和每个细节都表达出来啊

知乎用户 陈节 发表

《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就已经有类似的情节了。。。所以，肯定适合。

知乎用户 企鹅全文 发表

管理团队是一门艺术

知乎用户 还好还好 发表

古古怪怪

知乎用户 李金羽 发表

中国的鬼片可以看吗，都给拍成喜剧了！

知乎用户 刘伯勤 发表

有时候感冒老不好，魂不守舍的让家里老人叫一下就好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倾向太明显了，孔飞力怎么不写写巫女审判？现在的文化入侵也是让人醉了，走高端化了，让人自我否认。这点跟弄前苏联的时候是一个样的，文化圈入侵，让读书人自我否定。历史是旧的，新的不是最好的，但却比旧的要先进。中国的年轻人，不能因为过去的错，而否定过去的一切。看向前方，原来过去的恶是为了在未来的抉择上不再重蹈覆辙。发生的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未来把握在各位手中！最后，愿老孔在天国能如愿读得中华之文化，最好来世做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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