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革命和极权:中国病毒的政治学
在 SARS 危机的 17 年后,武汉病毒造成远超过 SARS 时期的巨大社会心理动荡和政治冲击 亨利·米勒在 1939 年写到,「中国是人类菜园子里的野草……野草是人类所有努力的天敌……的确,野草长不出百合花,造不出战舰,讲不出西奈山上的 …
**编者注:**本文于2015年5月首发于《科学画报》,作者饶毅是生物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面对中国的抗疫路线之争,他日前在“饶议科学”公众号撰文,称需要知道病毒与人类的基本关系是病毒在先,人类在后,除了考虑人类是否愿意与病毒共存,还要思考病毒怎么与人类共存。
虽然我国百年前已结束沿用时间和规模领先世界的太监体系,但作为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倾向尚未绝迹。
由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并未被广泛认识到,反而不时被“发扬光大”,因此太监化问题应该提出来反思。太监化现象太需要批判,因为:在有些时候、有些范围,太监化过度显现可以毒害社会的健康,阻碍国家的发展;太监化的人和行为越多,国家发展就越希望渺茫。
什么是“太监化”?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捞取利益,没有理想、不利国家而寄生于社会,皆是文化习俗行为的太监化。太监化的人格没有理想,获得生活资料苟延残喘就是其生命的意义,无异于宠物;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之争,无异于野生动物。
历史上的太监无需负责,只要讨好强权,多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务于权势,似情有可原;现实的太监化也不为公事、公众利益担责任,而自愿选择献媚于强权而牟私利,却难以谅解。古时太监服务的对象单一,现代太监则顶礼膜拜所有可以一时提供利益者。
目前不少人被公认“成功”且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其实就是太监化潜移默化的结果。不仅有人自豪“夹着尾巴”成功,而且有不少父母、老师还教育后代应该“夹着尾巴”,不知不觉成为培养太监化的后来人。“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不要有想法,宁可人云亦云;行为不要突出,宁可少做不做;做事不要做得太好,宁可不尽心尽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摆出“乞摇状”,以彰显无能而不会威胁他人,通过讨好人获得资源掌握者的接纳和支持。
有些人一时夹尾巴后,待有适当的职位时确实做事情,可以算是被动的太监化;但不少人夹着尾巴久而久之成习惯后,最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一生将太监化进行到底,还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不知自尊何物、羞耻何事。
太监化对社会有多方面的危害。社会重大问题,本需多方面积极参与,提出多种方案,在争论和批评后提炼出实用部分,经过探索而推广。太监化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是帮上级的忙,只是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更不为国家长远着想,只顾监管、压制下级,只顾将责任都往上推,出了事情大家听之任之,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
在文学艺术方面,太监化的现象表现为:一些本来有才华的人变成了不仅自己不出产创造性的作品,还不准许其他人大胆探索;一些本无才华的人成为“艺术家的太上皇”。太监化的作风禁锢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导致艺术质量低下,产出让全国多数人不满的幼稚化娱乐。
太监化的问题在科技界算比较轻微,因为国家鼓励科技创新而未设限。但太监化仍以习气的方式,渗透进入科技界。一些研究者信仰“夹尾巴做人”,做研究也以看人眼色、拉关系为标准。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如何在科学上有建树?“夹着尾巴”如何做创造性工作?
科学创新是每一代新人别出心裁、敢想敢干的结果,不是听从其他人指挥、顺从大家想法的产物。科学研究,要求在关键之处不能四平八稳,而需要力排众议,敢于坚持自己的探索,有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路。对多数杰出的科学家来说,在创造力高的时期,通常都不是表现出四平八稳,而是与众不同,不容易调和。如果大家都很快能认识和接受的新颖观点和做法,一般也就不是很有创造性。在大量与众不同的想法中,多数可能并非很好,但要允许这些想法大量产生和探讨,才能发掘其中的少量真知灼见,让它们生根开花结果。在不同做事方法中,也只有少数最终能够引领社会发展,但如果不能提出新做法(包括错误的做法),也就不可能探索出新的道路。
在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恐怕难以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竞相努力做好事情,而且大家不负责任,也就难以使国家变成世界领先的国家。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乃是强国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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