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永远没办法回国了”：她在美国染疫，然后变成海外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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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方玲玲终于买到了回国机票——从美国德州奥斯汀市经转洛杉矶飞往中国上海的航班。拿到机票确认单之后，她每天打好几个电话和航空公司反复确认，确认航班没有取消，确认机票有效。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馆要求必须提供登机前72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她打遍了奥斯汀市所有的诊所电话，一连去了四家诊所做核酸检测，希望至少有一家可以登机前得出检测结果。她以为这次终于可以回家了，她把租的房子退掉了，把车卖给了学妹，把大件行李和课业笔记寄回了老家。

“在距离飞机起飞不到24小时的时候，我登入航空公司的网上帐户，突然发现我的状态从‘已值机’变成了‘未值机’。”方玲玲的心情跌倒了谷底，她花了一个多小时打给航空公司的客服，才得知她的航班超卖了，“他们（航空公司）给出的解释是其他几个航班取消了，所以想要乘坐这班的人很多。虽然我有机票，但也无法登机。”

当时是2020年夏末秋初，为了控制疫情，中国政府对国际航班实施“五个一”加“熔断”政策，即一个航空公司只能通航一个国家的一个航点，且一周只能飞一班；如果入境中国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超过五人，则暂停该航线一周，超过十人，暂停航线四周，即“熔断”机制。这不仅令机票价格高昂、一票难求，即便买到票也要做好航班取消的准备。

“航空公司这种情况下通常优先他们的金卡、白金卡、钻石卡会员。”方玲玲说。没了房子住，也没有车，学生签证马上要失效，她的美国驾照也即将到期，她相当于在美国失去了合法身份。“如果要租房，我没有学校签发的I-20，没有社会保险号，没有收入证明，”根本无法签租约，她只好去朋友那里借宿。“但因为疫情，朋友的室友对家里突然多出来一个人，颇有微词。”于是，她换到另外一个朋友家住，然后开始在Airbnb和Craiglist上寻找短租，一家一家地看房子。最后，她落脚在一个美国同学的公寓。但刚搬家不久，方玲玲突然失去了嗅觉和味觉，“一想到自己可能感染了，我真的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全世界都在和我作对”。

2020年11月10日马里兰州格伦·伯尼，医护人员和消防员准备将2019冠状病毒患者运送到医院。摄：Alex Edelman/Getty Images

“我是不是永远没办法回国了”

方玲玲去学校医院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我收到报告的时候，全身发冷，拿著鼠标的手都在发抖。”这时，她已经从学校毕业，没有美国的学生医疗保险了，她在网上比较了几家诊所，选了一家看起来价格便宜的，打电话去询问。护士得知她检测阳性之后，要求她留在家里，医生会通过视频给她看病。

视频通话中，方玲玲用自己在网上买的血氧仪和温度计检测——体温38度，血氧饱和度95%。医生让她咳嗽几下听听声音，又问了几个问题。“医生说我发低烧，身体体征正常，只需要在家隔离，不需要去医院。如果发高烧或者情况加重，就叫救护车。”医生没有给她开任何药。考虑到她没有保险，问诊费打了折，只收90美金。

发病的前几日她觉得很难受，“好像怎么都呼吸不到足够的氧气”，“头晕晕的”。因为要努力呼吸，她的肋骨一直隐隐作痛。朋友给她煮了鸡汤，送到家门口让她自己去拿。她胃口全无，但强迫自己饮食，除了鸡汤，还一直喝果汁补充维生素。

若病情加重，叫一次救护车的价格是990美金起步，医疗费用更不敢估算，动辄几千美金。于是，方玲玲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挨著。她哭了整整两个星期。美国对确诊病人没有强制隔离措施，诊所亦没有跟踪她的病情，几乎是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每天早晨醒来也哭，晚上睡觉也哭”。“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不能回国，生病了也没有人照顾，没有稳定的住所，没有工作。连衣服都寄回家了，只剩下三四件T恤换著穿，真的是稍微一想，就觉得委屈。”

方玲玲需要在毕业之后90天内离开美国，但眼看就到了2020年9月末，签证过期，她变成了非法滞留。父母给她汇了一万美金，她知道那段时间父母在国内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收入不多，感觉自己连累了父母，非常内疚。她的情绪越来越不好，有时会在电话里冲父母大吼大叫，埋怨他们怂恿自己来美国留学，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不孝顺，分外自责。她明明学有所成，拿了美国名校的文凭，却成了没有身份的流民。“又愧疚又焦虑，”加之病情的折磨，“人瘦了十几斤，瘦成了一身骨头，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好在她属于轻症患者，身体渐渐康复，核酸测试转为阴性。母亲打电话来说，“如果只能买贵的机票才能保证可以登机，那就买贵的。买商务舱也可以。买私人飞机回国也行。”父亲还去拜托了几位“有些关系，但是久未联系的老同学。”

2020年3月27日匹兹堡国际机场，飞机停在跑道上。摄：Jeff Swensen/Getty Images

但在与端传媒的访问中，方玲玲已经无力回忆接下来几番抢票、被退票的经历。每一次千辛万苦地抢到票都要反复打电话确认，然后收拾行李，去诊所检测核酸，她没有车，就拖著愈后尚虚弱的身体走路来回，检测费用依据不同诊所的定价，从100多美金到四、五百美金不等。但是，她每次都因为航班取消或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登上班机。“食不甘味、夜不能眠，每天从睁开眼就开始刷航班的空位，互相在微信群里介绍机票代理，介绍专门给华人出检查报告的医生，但很多时候那些代理商根本只是想要骗钱。”

最后她买到一班11月中旬从奥斯汀经转洛杉矶回国的飞机，票面价格9000多美金，是比较贵的舱位，不容易被别人取代。母亲在国内付的款，给她发过来确认的行程单。她泪流满面，也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从未如此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话语。她给自己开了一瓶啤酒，庆祝漂泊生涯的结束。

方玲玲喝下那杯啤酒的时候还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发布了新的回国政策：从2020年11月6日开始，旅客必须在登机前48小时内完成核酸和血清IgM抗体的采样和检测，获得核酸和抗体均为阴性的证明后，向中国驻美使领馆申请并获得带“HS”表示的绿色健康码，才可以登机。

且不说要在48小时之内完成这么多程序是不是具有可行性，方玲玲感染过Covid-19病毒，当时她已康复一个多月了，血清IgM抗体结果是阳性。

“我是不是永远没办法回国了，”她拿著自己的检测结果，呆坐了很久，没有哭，也没有和任何人诉苦，“好像已经彻底接受了这个惨淡的命运”。

“妈妈让我再去其他诊所检测试试，我知道是没有用了。我确实得过了新冠，也确实有了抗体。”

综合美国CDC和一些医学工作者的解释，在被Covid-19病毒感染后，体内会相继出现IgM和IgG两种抗体，IgM抗体出现得较早，随著感染情况的发展升高、然后下降、消失，IgM抗体最长有可能持续48天，甚至更久。而IgG出现得较晚，通常被认为是康复后的抗体。两种抗体的出现和持续时间都会因个体差异产生不同。中国驻美大使馆要求的抗体检测是IgM。

2020年5月7日华盛顿，白宫外展示88对鞋，代表死于2019冠状病毒的护士。摄：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并没有一个角落可以接纳我”

方玲玲动过念头公开求助。她在微博上发声，诉说自己的遭遇，并且@了外交部和中国驻美使馆工作人员的帐号，还有几个在北美留学圈有影响力的帐号，有大V转发了她的求助贴，最终也获得不少网民的关注。但她已经不能逐字逐句地回忆那条带给她屈辱和噩梦的微博了，她只记得自己在微博里罗列了回国的重重困境，表达自己在祖国有难的时候曾竭尽全力向国内捐赠口罩，但现在自己不能回国，祖国却对她这样的留学生不闻不问，她感到心寒。

这条微博带给她不计其数的攻击和谩骂。有人在私信里把她的自拍照片用软件改成了遗照发给她，有人诅咒她死全家，人们骂她“自私”、“不顾重大局”、“不爱国”、“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为了祖国的抗疫，就应该乖乖待在美国不要回来”。

“我可能措辞确实不是很严谨。”方玲玲还在反省自己。

“最可怕的是，有人说会去我父母的单位举报我的不当言论。我连夜删掉了那条微博，还关闭了评论和私信。但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帐号，从豆瓣到知乎，都有人来骂我。我每次登陆电脑，都会看到几十条、上百条人身攻击的留言。”最后，她拜托好朋友登录了她的帐号，把那些留言一条一条删掉，“这样我就看不到了”。

她的同学给使馆写过邮件求助，“使馆回复邮件的口气并不好，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大使馆没有义务包机送我们回中国，我们应该自己想办法。”

“我不想（给使馆）写邮件，感觉有点自取其辱。”方玲玲说，“其实也没抱什么希望。”

网络暴力让她消沉了一段时间。“特别萎靡不振，晚上睡不著，白天也醒不过来。每次上网，我都要心理建设很久，生怕遇到难听的话。”直到现在还是有人在骂她，几个月之后她再登录微博，还会有人问她“死了没有”。“我也习惯了，”方玲玲说。

回想起大约一年之前，疫情在国内爆发，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她还在和身边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组织募捐。“我们真的是倾尽所有地捐掉了⋯⋯”，方玲玲说，“我当时哪知道美国疫情会这么严重，如果知道，给自己留几个N95口罩，可能就不会在接下来漂泊的日子里被感染。”那个春天，她即将毕业，拿到硕士学位，上海的一家咨询公司向她发出了offer，她原本计划著，到了五月末，父母从中国飞过来参加毕业典礼，全家一起环美旅行，然后一同回国，她在上海开始新工作、新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有些讽刺，“父母都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定不会有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他们那时担心的还是中国能否在五月之前控制住疫情，美国能否解除对中国的旅行禁令。而她自己也曾觉得德州人口密度低，不会有大问题。而直到自己染疫，才发现美国没有强制隔离措施，她看完医生，也没人打电话追踪病情，或检查她是否在家隔离，“如果我想出门就可以出门，传染给别人也不会受到什么处罚。”疫情之中的德州，竞选集会照旧，餐馆酒吧依然人流涌动，甚至有很多人抵制口罩，将疫情称为一场“政治阴谋”。她才发现，一切“原来不是无法预测的”。

滞留美国的这些日子，正是中美关系的最低点，“在超市买东西被美国人骂‘中国病毒’，让我滚回去。祖国人民又说我背叛了祖国，不应该回家。我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好像并没有一个角落可以接纳我。”

2020年末的圣诞平安夜，方玲玲刚刚过完自己二十五岁的生日。她住在一间有12个人的公寓里，和一个南美洲来的女生睡上下舖。这是她在Airbnb上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宿。三天后，方玲玲就又搬家了，一个在当地企业工作的美国女生因为新年假期回家探望父母，将自己的卧室短租。非法滞留之后，方玲玲住过蟑螂泛滥的小隔间，也住过犯罪率高的小旅馆，德州的Covid-19确诊数每日数万，父母给她快递莲花清瘟胶囊和口罩，一次邮费就是上千人民币。

因为境外输入的案例一直存在，回国政策未见放宽，反倒越来越严格。除了“五个一”、“熔断”机制和48小时的“双阴”检测，中国驻美大使馆在2021年初再次更新了政策，强调“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

旅客需要向使馆提交文件证明回国是紧急、必要的，但一些旅客在网上表示，他们向使馆提交了国内家人死亡或病危通知书，强调是为奔丧或探重病亲属必须回国；有的提交了退租证明，表示在美国已没有住所，必须回国，但依然无法获得登机必须的“HS”绿色码，千辛万苦换来的机票再次作废。受影响的既有持美国旅游签证的中国旅客，也有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人。一位亲历者在微博自述，在西雅图机场的人们，从“双阴”检测到上传文件“都符合国家规定”，但却收到中国大使馆以“您的旅行非必要、非紧急”为由的“未通过核验”，他们拿著手机“拖著所有行李站著不停地刷码（指登机必须的绿色码）”，“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值机柜台关闭，最终却回不了家。“没有因为新冠倒在美国，却倒在了自家人设置的门槛里。”

一位华人票务代理告诉端传媒，“越来越多的人即使满足了‘双阴’检测标准，也拿不到登机需要的‘绿码’。”他举例称2021年1月的一个飞往中国的航班，他的12位客人里，有9位没有拿到“绿码”。他建议“与其花了时间与精力，最后在机场被拒绝，不如一开始就做好长期居留美国的打算。”

2020年3月26日波士顿，一名妇女穿过波士顿市中心的街道。摄：Craig F. Walker/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2021年1月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说，自2020年4月以来，中国境内发生的疫情，病毒来源都是境外输入。而目前，“我国严防死守的策略总体上非常成功。”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公告称，“绝不能让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前功尽弃”，“个人的小账要算，更要算国家的大账”。并斥责一些赴华旅客与中介机构、检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甚至恶意篡改检测报告”，“是对中国疫情的严峻挑战”。使馆表示，春节即将到来，使馆为海外华人推出“春节云端饕餮大餐”，举办各类线上春节活动，确保“节日假期一定会欢欢喜喜”。

但对方玲玲来说，这样的公告无异于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回国了”。她把生活重心转向了如何在美国生存。她咨询过律师，逾期滞留可能会导致下次无法入境美国，但如果她不在美国犯法，通常不会被遣返。她想过去中餐馆做黑工，但疫情原因，中餐馆也不招服务生了。她应聘去了华人家庭帮人家带孩子，但没有被录用。还有朋友建议她到墨西哥过冬天，墨西哥对中国护照持有者提供长达6个月的旅行签证，一些在美身份失效的留学生，干脆到墨西哥暂居，待回国政策有所放宽后再伺机而动，但对她来说，墨西哥是语言、文化和法律都非常陌生的地方，且那里的疫情也并不乐观。

冬天来了，天气寒冷，奥斯汀也下了一场大雪。方玲玲到附近的教堂拿过一次免费的衣服和食物。圣诞节的第二天，奥斯汀市一家墨西哥餐厅免费发放一千份烤鸡套餐，她去了，大快朵颐。

“一开始觉得羞耻，毕竟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需要别人救济的生活。”但是父母为了她回国已经付出了许多金钱，“我也不好意思再向他们要钱了。”

“面子和尊严，几个月前我就不再考虑了。”方玲玲说，“美国的疫情确实很严重，国内抗疫又那么不容易。但这么不断地修改政策，反而令人寒心。许多人付出了时间与金钱，最后仍然是滞留在美国，那么一开始就不要让他们付出这么多。”

受访者方玲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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