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荡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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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21年3月15日的《纽约杂志》,时隔4个多月后,纽约州总检察长公布了对文章的主人公安德鲁·科莫州长的独立调查结果,确认他对多名女性的性骚扰行为属实。目前,科莫面临的不仅是被弹劾,还在接受犯罪调查,可能面临刑事诉讼。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读这篇文章,看看科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州长。

来源:纽约杂志

编译: 詹涓

1

2017年2月,乔尔·韦特海默(Joel Wertheimer)离开了他在白宫的职位,就职于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的政府。和他一起加入了这个团的还有其他近30名新员工,其中许多人也曾为川普总统或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竞选团队工作,并在川普时代寻求一条进步的职业道路。一些人将纽约州政府视为抵御川普主义的堡垒。其他人则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思想实验室,在这里尝试各种政策路线。

在他们上任之初,一些工作人员获邀参加在奥尔巴尼州长官邸举行的派对。在这场狂欢中,科莫的高级助手梅利莎·德罗萨(Melissa DeRosa)受到了拷问。德罗萨当时是州府人事主管,但很快将被提升为州务卿。韦特海默说,拷问内容包括摆出一些政府高官的照片,“然后问梅丽莎是否知道他们的名字,她居然不知道。”新来的人挤在一起窃窃私语,其他人都在大笑。“我们对彼此说,‘这真他妈的奇怪,’”一名前员工说。“这有什么可乐的呢,”韦特海默解释说。“这等于是在说,‘你们这些家伙真不擅长自己的工作!而且太刻薄了!’”

三年后,安德鲁·科莫开始了他作为“美国州长”的明星生涯,每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引导纽约州应对新冠疫情,态度务实,令人安心。但就在这一年后,他的第三任纽约州州长任期突然陷入了困境。今年1月,州总检察长利蒂夏·詹姆斯(Letitia James)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他的政府严重漏报了养老院中因新冠死亡的人数。2月,曾在报告发布后批评科莫的自由派州议员金兑锡(Ron Kim)公开表示,科莫打电话到他家里,甚至威胁要毁了他的职业生涯。随后,闸门打开了:他的对手、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称这种欺凌行为是“典型的安德鲁·科莫”;州议员亚历山德拉·比亚吉(Alessandra Biaggi)和牛毓琳(Yuh-Line Niou)公开表示,州长强硬的政治手段无异于滥用职权。此外是他的性丑闻,先是科莫的前助手、曼哈顿区长候选人林赛·博伊兰(Lindsey Boylan)在Medium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控科莫对她进行性骚扰并违背她的意愿亲吻她,之后又有5名女性提出了性骚扰和不当触摸的指控。此后有数十名州议会和参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以及11名国会民主党议员要求他辞职。

科莫被其他民主党政界人士形容为一个淫荡的暴君,放任他的员工进行威胁和恐吓,而这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在他担任州长的十年里,他的高级助手们时常作威作福。两年前,科莫的一名发言人称他党内的三名女议员为“该死的白痴”。2013年,科莫成立了莫兰德委员会(Moreland Commission)调查公共腐败,但不到一年就突然关闭了该委员会,因为有人指控他妨碍了该委员会的工作;科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乔·佩尔可可(Joe Percoco)因受贿指控正在联邦监狱服刑6年。

去年夏天,科莫和他的高级助手梅丽莎·德罗萨 (Melissa DeRosa)在发布会上。

但在今年他的一系列丑闻曝光之前,这些都没有给这位州长带来多少持久的影响。如果真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提升了他的声誉:科莫是个恶霸,但他是我们自己的恶霸。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当他以新冠州长的身份在全国范围内亮相时,纽约州的政治动态发生了变化。现在,支撑他职业生涯的腐败毒性,至少暂时被暴露了出来。

尽管在奥尔巴尼爆发的多起丑闻似乎在性骚扰故事和管理不善的证据之间摇摆不定,但这些事实基本上是连贯的:多年来,无论是在他的办公室内,还是针对任何他眼中的对手或批评者,科莫都采取了无情的策略,培育了一种支持骚扰、欺凌和欺骗的文化。他的硬汉套路实际上掩盖了管理上的失败;借用韦特海默的说法,科莫和他的政府在他们的工作表现方面很糟糕,态度又极之刻薄。

科莫的领导风格常常把冷酷和伟大混为一谈,把滥用和力量混为一谈。我们采访了几十名科莫前雇员,以及那些与他的政府共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管理机构有时像邪教兄弟会,有时像高中小团体乱入州里的行政大厅,在这里,对权力的维护、等级制度的执行与政策同样重要。正如韦特海默在谈到许多和他一起进入科莫政府的人时说的那样:“人们走进来,环顾四周,然后赶紧走人。”韦特海默在这里工作了7个月后辞职。

2

2016年,凯特琳(她要求不公开自己的姓氏)在一名民主党国会议员那里朝九晚五工作,为了支付房租、偿还学生贷款,她晚上和周末还得在餐厅当服务员。去年秋天,一家游说公司给了她一份工作,薪水足够她把当服务员的时间减少到周末。

开始新工作六周后,凯特琳在她的公司为科莫举办的一场募捐会上帮忙。当州长离开时,他停下来和活动的工作人员打招呼;他走到凯特琳跟前时,她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她曾为一位政治人物工作。令她惊讶和困惑的是,他回答说,她很快就会回到政府,这次是在州级。“然后他以一种舞蹈的姿势抓住了我,”她说;同时一名摄影师抓拍了一张照片。“我在想,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奇怪的互动……我当时想说,别碰我。每个人都在看。”凯特琳回忆说,科莫走后,她在新同事面前感到很难堪,他们聚集在她周围,开玩笑说:“哦,州长喜欢你。”

同一周,凯特琳收到科莫办公室发来的语音邮件,要求她面试一份工作。她没有向科莫的助手提供联系资料;他们是自己找到她的。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新老板,他们理解她的不安,但解释说他是州长,她必须参加面试。当凯特琳向她以前的几位上司和导师寻求建议时,他们重复了同样的话,解释说,从职业角度来说,她别无选择,只能去参加面试,接受他给她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这只是因为我的长相,”凯特琳说。“不然的话,为什么你在派对上只交流了两分钟就叫别人来了?”

凯特琳说,她一开始工作就没有明确的方向,除了“做一块海绵”,向办公室里的资深女同事学习,并对州长反复无常的情绪做出应对。有些早晨,凯特琳会听到她的黑莓手机发出信息,说科莫比预定时间提前离开了家;她得立马冲出浴室,来不及吹干头发就穿着高跟鞋穿过整个城市,跑到位于第三大道633号的曼哈顿办公室。在那些早晨,他会指出她看起来很邋遢。“‘你今天不收拾一下就出门了?’或者‘你今天没化妆?’”

在与30名女性谈论她们与科莫共事的经历时,几乎所有为科莫工作过的人都表示,州长和他的高级女性助手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她们穿着得体考究;一些高层人员明确告诉她们,只要他在,她们就得穿高跟鞋。凯特琳还在还她的学生贷款。“我尽我所能去置装,”她说,“但这对他们来说不够好。我没钱买大牌衣服。”她记得自己曾穿过一件她认为很可爱的红色格子衬衫,衣服是在Gap买的,但州长说她看起来“像个伐木工人”。(科莫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来没有要求员工穿特定的衣服或高跟鞋。”)

凯特琳说,州长从未对自己进行过不适当的触摸或作出任何明确的性暗示,但他的反应有时会让她感到难为情,她记得他问了一些关于她约会的问题。有一次在奥尔巴尼,他带她看他办公室隔壁的一个房间;天气很冷,他站得离她很近,那样子使她感到非常不舒服,她记得她在发抖。

还有一天,在曼哈顿,科莫让她到他的办公室,帮他在eBay上查找汽车零件。“他坐在桌旁,把椅子转过来。”这是一个狭小的空间,凯特琳站在坐着的州长和电脑之间。“我站在那里,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弯下腰看他的电脑,他看着我,而我在他电脑上搜汽车零件。(科莫的发言人回应说:“州长在技术上的无能是出了名的——多年来,男性和女性工作人员一直在帮助州长处理电脑。”)

她说,在她开始工作后不久,科莫的人组织了一场超级碗派对。当晚酒吧向公众开放后,科莫坐在内场,与一名手上纹着鸽子的年轻女子交谈。凯特琳说,在第二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科莫要求他的助手找到那个纹身的女人,并考虑给她一份工作。凯特琳描述说,她猛然意识到,这可能也是她遇见他后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每次公开活动结束后,凯特琳都会整理科莫与客人合影的照片。她说他总是特别注意自己和漂亮女人的合影。如果他不喜欢照片里自己的样子,他就会对凯特琳大喊大叫。“我因为选了很多糟糕的照片而被训斥,”她告诉我。

凯特琳说,办公室里的电话转接键会卡住,有时她会在转接电话时弄丢电话。她回忆说,科莫曾经说过:“你连该死的电话都搞不明白——我要让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好工作。”痛苦不堪的凯特琳开始考虑如何脱身。有很多传言称,科莫政府会妨碍人们寻找新工作,有可能会让眼看到手的工作机会被取消。“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凯特琳说她当时这么想。“但我也没办法再这么工作下去。我老是哭个不停。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不具备。”

凯特琳不知道她与科莫的经历是否符合性骚扰的法律定义,但她确实感到自己“被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在言语和精神上虐待”,并说她曾向朋友和心理医生描述这种工作方式,“是一种胁迫性控制”。当她最终得到了另一份在政府的面试机会时,她哭了。

在过去的几周里,关于科莫涉嫌对女性的不正当行为的报道慢慢增多:25岁的夏洛特·贝内特(Charlotte Bennett)告诉《纽约时报》,去年夏天,当她为他工作时,他对她的性侵犯经历发表了露骨的评论,并暗示性地问她是否会和年长的男人约会;安娜·鲁奇(Anna Ruch)回忆起他抚摸她的背,抓住她的脸颊,问他是否可以吻她;最近重新出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在2016年的纽约州博览会上,科莫把一名电视记者叫到他的桌子旁,敦促她“吃掉整个香肠”,在她拿着三明治自拍时开玩笑说,“这张照片里香肠太多了”;最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州府工作人员投诉称,在她被叫到州长官邸帮助他解决一个IT问题后,州长把手伸进了她的衬衫里(该投诉现已转至奥尔巴尼警方)。

科莫与记者贝丝·塞法卢

这一连串的故事让人既不安又迷茫。有些报告很明确。还有一些人试图将歧视和不当行为纳入性骚扰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科莫对待一些年轻女性的方式显示出贬低和物化,但并不总是包含明确的性接触或联系。事实上,科莫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性骚扰就像性侵犯一样,与性无关;它主要关乎权力。具体到科莫这个人,这些行为能强调州长和他周围的人之间的权力鸿沟,让他感觉自己很强大,并向其他人传达他们是如何渺小。

科莫与安娜·鲁奇

35岁的安娜·利斯(Ana Liss)向《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讲述了她被科莫贬低的经历。2013年,她刚来到他的政府工作,满怀“盲目乐观的想法”,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州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她告诉我,在她刚开始工作的一天,科莫走过来问她:“你有男朋友吗?”

他给她起了绰号——“辣妹”、“金发女郎”、“甜心”和“蜜糖”——她说,“他只是在调情。”(博伊兰也说,州长称呼她时用的是一个谣传中的前女友的名字,他说她很像她;凯特琳说他叫她“海绵”。)利斯记得科莫办公室的一位行政助理曾对她说,“他觉得你很可爱;州长喜欢你。”

她说,她确实觉得奇怪,“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不好看的。我觉得自己就像在《超完美娇妻》(Stepford Wives)的电影里,只不过里面的女性都更年轻。给他做简报的总是刚毕业的年轻女性,长得漂漂亮亮,有一对美腿。”她说,还是那个行政助理建议她,“州长来的时候,你一定得打扮得非常漂亮才行。”

在她两年的工作中,利斯被邀请参加一些特殊的活动:马里奥·科莫去世那年的父亲节派对,以及在州长官邸举行的“别离仪式”。她得到了一张州警卡和一个写着行政会议厅的徽章。她试图告诉自己,这些小饰品和请柬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利斯说,“我心里确实知道,这是因为州长认为我很可爱。”在派对上,当科莫把手放在她的背上时,她内心总是非常挣扎,她说:“一方面,我想,哇,看看我;然后我觉得很恶心。我都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的名字。他只是觉得我穿那条裙子很好看。”

当时,利斯并不认为这些经历是性骚扰。她仍然珍视她的纪念品:别针、徽章、卡片,还有父亲节派对上的一个帆布包,上面印着“科莫52和56”的字样。但在他们共事期间,州长含糊其辞的讲话常常让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当他看着你的时候——你知道《侏罗纪公园》里霸王龙偷看车里的那一幕吗?就是那种感觉。”

利斯开始抑郁,体重减轻。“我觉得很恶心,就像我只是一个装饰品。周围的女人都露着美腿,我觉得自己很蠢。这让我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就像我成了一个废物,我的事业也无路可走。”

林赛·博伊兰、夏洛特·贝内特和安娜丽丝。

3

纽约市、纽约州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曾让脾气暴躁的白人掌管大权,并常常在危机或恐惧的时刻从他们身上寻求安慰。我记得自由主义同辈谈论他们在9/11之后突然对我们当时的疯狂的法西斯市长产生了好感;关于去年春天,我想了很多,当时很多人都把自己描述为“科莫性恋者”。

科莫是一位美国族长,与美国许多族长都有血缘关系:他的父亲是连任三届的州长,弟弟是CNN主播;他与已故纽约参议员、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女儿凯丽·肯尼迪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后来,他与桑德拉·李(Sandra Lee)建立了长期伴侣关系。2016年,桑德拉·李称哈维·韦恩斯坦是“最初的‘魔术师’”,是“我职业生涯的催化剂”。

科莫与现在正在坐牢的这位电影制片人有些共同点。就像韦恩斯坦在他的电影公司里放任一些女性为所欲为一样,科莫手下的许多高层也在重复和放大始于老板的种种虐待行为。我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表示自己曾被高层女性上司威胁或侮辱,这当中以梅丽莎·德罗萨最为突出。那些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说,她从州长身上吸取了他的凶残天赋。

像她的老板一样,她经常以女性力量的名义做这件事。3月8日,德罗萨在推特上宣传科莫在女性中的高支持率,以此作为对性骚扰指控的辩护。在新闻发布会上,当科莫首次谈到性骚扰指控时,德罗萨在他身边强调政府对女性的支持,包括“进一步争取女性权利,扩大对工作场所女性的保护,孕产妇健康。”她大谈州府里被任命为高级职员的女性人数,声称“我们互相提拔,互相支持。”

但许多与德罗萨共事的女性回忆起她时,认为她占有欲强、为人不友善。凯特琳说,当她来到科莫的办公室时,那些更高阶的女同事“对州长喜欢我这点很不开心”,而科莫似乎对此很享受。“他会问,‘那些刻薄的女孩怎么样了?’”她说。另一个女人描述了一个在女厕所的经历,“当梅丽莎看着我时,我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人了。”

零售、批发和百货商店工会(Retail, Wholesale and Department Store Union)前政治主任卡米尔·里韦拉(Camille Rivera)与纽约州府保持着大体友好的关系。但她发现科莫的顾问里奇·阿佐帕迪(Rich Azzopardi)喜欢公开批评女性,她对此越来越恼火。到了2019年3月,当她看到他在推特上贬低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Andrea Stewart-Cousins)时,她失去了耐心,回复道:“这就是白人特权阶层的男人会发生的事”。

没过多久,她就接到了德罗萨的电话,她尖叫着要她删掉自己的推特。里韦拉后来又接到了她老板的电话,他当时在欧洲,非常困惑为什么他会接到州府高层官员愤怒的电话。(他们一致认为为了这条推文不值得这么撕破脸皮;她删文了事。)

2020年5月23日,科莫的助手德罗萨给州参议员亚历山德拉·比亚吉的短信显示了一种欺凌和骚扰文化。

4

很多人告诉我,对科莫来说,获胜的很大一部分意味着撒谎。安娜·利斯(Ana Liss)说:“我被教导说,撒谎完全没问题。”养老院丑闻曝光后,随后的报道显示,德罗萨和科莫的另外两名亲密顾问故意篡改文件,以掩盖真相。

利普顿说:“他编的故事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他让那些不同意他的人觉得自己疯了。”这种模式——就像他的自恋、戏剧性的狂轰滥炸、对摄像机的喜爱、对“专家” 的憎恨——使得科莫并不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站在川普的反面,相反,他更像是川普在民主党内的双胞胎。

2016年,律师亚历山德拉·比亚吉(Alessandra Biaggi)开始给科莫当时的首席法律顾问阿方索·戴维(Alphonso David)工作,比亚吉曾为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工作,是已故纽约国会议员马里奥·比亚吉(Mario Biaggi)的孙女。她说,进入政府后,她想,“我是纽约州州长的律师,现在这里是世界进步的灯塔。”

在加入政府几周后,她参加了州长官邸的一个派对。“州长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肘,”她说。“他没有说‘欢迎’或‘谢谢你来这里’。’他说‘跳得不错’,然后走开了。”站在她旁边的男同事说:“‘刚才这是搞什么鬼?’”

比亚吉说,在那一刻,她没有感到自己受到了性骚扰。“我只是觉得很怪异。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流,我 不知道该怎么想,只好说,好吧,这是纽约州州长,我来这里是为了完成我的工作。”

之后不久,比亚吉离开了科莫的办公室开始自己参加竞选活动,目标是挑战保守民主党议员杰夫·克莱因(Jeff Klein),而克莱因所领导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独立会议(IDC)与科莫在政治上结盟,这将比亚吉推向了科莫的对立面。她再一次见到州长是2018年8月的事了,当时他们都参加了一场婚礼。“他说‘嗨,亚历山德拉’,把我拉过来,吻了我的头两次,然后吻了我的眼睛。他抓着我的胳膊,看着我的未婚夫说,‘你吃醋了吧?’”比亚吉再次表示,“我 没有感到性骚扰。我觉得他是想让我感到不舒服,让我恐慌。”

2018年9月,比亚吉在初选中击败了克莱因;在普选的前一天,她接到了科莫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州长想见她。比亚吉带着两名竞选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但科莫的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陪同她进入办公室。比亚吉说,她和科莫的大部分对话都很正常,很友好,但到了最后“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靠在椅子上,看着我,说,‘再告诉我一遍你祖父的职业生涯是怎么结束的?’”

她的祖父马里奥因收受非法好处费和妨碍司法公正曾被判入狱26个月——那是30年前的事情了。比亚吉说说,她听到这句话后盯着科莫,强迫自己不要“抓狂,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想让你抓狂。”比亚吉确信科莫一直在传达一种威胁,尽管其目的令人困惑。“他在告诉我什么?他会把我送进监狱吗?他如此强大,可以终结我的职业生涯?”

5

科莫的前工作人员描述的人际关系的戏剧性、焦虑和怨恨简直让人筋疲力尽,就像《穿普拉达的女魔头》(The Devil Wears Prada)里的情节一样。

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在为科莫工作的时候,开始求助心理治疗并服用抗抑郁药。安娜·利斯说,她“在那里的时候就开始寻求心理健康服务,因为我觉得自己要疯了。我父母认为我疯了。我 一直在生气和哭泣。有一次我确实拨打了自杀热线,因为我真心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12月31日,科莫主持了莫伊尼汉火车站大厅的开张仪式;这个价值16亿美元的项目由迈克尔·埃文斯(Michael Evans)监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完工压力后,埃文斯于2020年3月自杀。埃文斯的伴侣布莱恩·卢茨(Brian Lutz)告诉我,“把迈克尔的死全部归咎于安德鲁·科莫是不公平的。迈克尔在他的一生中做了很多选择,这些选择都起到了引火的作用,但我确实认为,科莫州长和他的政府点燃了火柴。”卢茨说,州长给他已故的伴侣造成了“心理恐惧”,让他“经常感到害怕”。卢茨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条短信中,迈克尔告诉他,他“担心他们会毁了他的事业”。

那些被有毒的工作环境打倒的人也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这么痛苦也没有什么价值,无助于促成有效的管理或更好的政策。事实上,许多人告诉我,州府对政策不感兴趣。

韦特海默负责整理州长的每日简报,他说,科莫甚至很少阅读政策备忘录。几位消息人士称,科莫和他的高级幕僚痴迷于年度州情报告,其中展示了特别工作组、试点项目和资金承诺,但当中有些承诺基本上跟现实是脱节的。“整个努力似乎都与规模有关,”一位参与其中的人士表示。“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明你在忙着做很多事情。政府治理是为了解决问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我觉得人们走进州府大楼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这个。

为了与纽约行政部门合作,你必须能够忍受虐待,这种想法不仅赶走了员工,还赶走了外部专家。2018年受命更新纽约市破败不堪的地铁系统的英国交通大师安迪·拜福德(Andy Byford)在短短两年后就离开了。他当时对媒体说:“该做的事情,我都没法获准去做。我的员工总是被人颐指气使,这一点我接受不了。”

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前员工描述了她在早上6点就被叫醒的经历;整个工作日,直到晚上11点,她都不敢离开电脑,“甚至连吃饭和上厕所都不敢”。德罗萨不断地发电子邮件斥责她。她说,一周后,德罗萨走进办公室,“第四次做了自我介绍。那时我已经在她手下工作了两年。”

不知道别人的名字不仅仅是无能;这是俯视他人的另一个信号。当科莫在2014年竞选中遇到了对手、法学教授西风·蒂奇奥特(Zephyr Teachout)时,他刻意拒绝说出她的名字,避免发生眼神交流,拒绝在游行中与她握手。蒂奇奥特告诉我:“这样对待你,当你是空气,会让你很尴尬。”

这种做法常常奏效,许多人因此相信自己毫无价值,因此也就没有反击或发表意见的意义。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告诉我,他们之所以不愿站出来,恰恰是因为他们可以想象,他们的说法会遭到政府的驳斥:甚至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存在。一些与德罗萨和科莫共事多年的工作人员担心,他们根本没有在对方心中留下任何印象。

6

科莫这么多的不良行为怎么能在三届任期内保持常态化,甚至受到赞赏呢?他在公众中一直非常受欢迎,他的支持率在新冠疫情期间飙升。甚至他的一些最严厉的批评者也小心翼翼地承认他的优点,提到他推进同性婚姻合法化,保护美甲沙龙员工,将医疗补助扩大到无证移民。还有人赞扬他关闭了多所监狱,并愿意提高最低工资。

但批评人士指出,他的许多成就——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最终通过生殖健康法案,以及对海上风力发电的投资——都是在多年的拖延之后才发生的,科莫本人在这些法案中扮演了阻挠者的角色,直到确定自己将得到回报时才松手。

科莫的行为也可能在以不公正的等级制度而闻名的州首府继续隐藏起来。正如科莫任期早期在他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的一名女性告诉我的那样,“州府感觉就像一个破旧的成人夏令营。”

牛毓琳在当选议员之前是金兑锡的一名工作人员(她的加入使得奥尔巴尼的亚裔代表人数翻番),她说,在纽约的第一周,她就在电梯里被一名民选官员摸了屁股;她当时27岁,还记得一名议员在一次募捐会上走近她和金兑锡,说:“我不敢相信你们居然没上过床,我可以和你们两个上,我愿意花钱看你们两个上;我愿意付钱跟你们一起上。”她说,当他们在州府的时候,金非常清楚她会遭受多少骚扰,他出门买午饭时总是主动帮她带一份,这样她就不用独自外出冒险了。

2020年3月,科莫开始进行每日新闻发布会,面对恐慌的不稳定局势,表现出超凡的冷静,每天报出数字与未知作斗争;他的更新成了一种抚慰人心的仪式。当川普撒谎、发脾气、无视专家意见时,有着类似习惯的科莫被视为一个能干的安慰者。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几周,科莫在幕后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扩大了自己的紧急权力。在庞大的州预算中,他为医院和疗养院插入了一项豁免条款;该条款是由大纽约医院协会(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起草的,该组织在2018年向纽约州民主党委员会捐赠了100多万美元(该委员会为科莫的连任竞选提供了资金),代表该协会的主要说客是乔治·德罗萨,梅丽莎·德罗莎的父亲。

科莫对科学和医学领域的“专家”不屑一顾,最终赶走了该州9名高级公共卫生官员。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与白思豪的讨价还价以及随后在封锁纽约方面的延误可能导致1.7万人丧生。据报道,去年6月,他的助手篡改了养老院的文件。同月,夏洛特·贝内特指控科莫问她是否曾与年长男性发生过性关系。

正当科莫接近他一直追求的目标,在国家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时,他开始失去对他自己州内政治力量的控制。

7

当亚历山德拉·比亚吉在2018年击败克莱因时,她是一群新议员中的一员,这些新议员包括杰西卡·拉莫斯、泽尔诺·梅里、雷切尔·梅、刘醇逸、朱莉娅·萨拉查和罗伯特·杰克逊(都得到了工人家庭党支持)。

科莫的一名前工作人员说,“亚历山德拉赢了,她开始正面他,不再害怕他,这是我疗伤的一部分。”州府里的许多人把比亚吉的胜利看作是对科莫本人的胜利。

不仅仅是进步主义的年轻人开始摆脱他的统治。科莫也受到了他的前工作人员的挑战,他们现在站出来说话。

牛毓琳告诉我,即使是在2016年当选州议员后,她也一直感觉自己就像个无名小卒。“他们可以把我这个唯一的亚裔女人打晕,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说些什么,而我不得不笑着忍受,因为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这就是他们让你相信的东西。”牛毓琳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有一群人开始发声,而我也是当中的一员。这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牛毓琳

在我报道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与一位女士交谈,她告诉我几年前科莫在一个聚会上对她搭讪。这当中并没有什么违法行为,他只是在离他当时的妻子所站的地方几英尺远的地方做了一个侵犯性的粗鲁举动。她向我描述了他在接近她之前如何打听了她的名字,他是如何握住她的手不放,在她耳边低语,他是如何向她靠近。“当他抓住我的时候,很明显,他习惯于拿他想要的东西。”换成是很多年之前,这样的描述可能会出现在爱情小说里,被描述为性吸引力的象征,遇到这类举动的女性似乎只能表现得受宠若惊,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位女士说,当时她完全没有做出热情的回应,而是愣住了,她联想到了自己曾经遭遇过的种种性暴力。

在立法机构的民主党人启动弹劾的第一步之前,科莫的州长任期似乎很有可能继续下去。到目前为止,科莫一直拒绝接受要求他辞职的呼吁,而是要求进行调查。正如他过去经常做的那样,科莫很可能赢得这场斗争。但是,由于他的党内有超过55名立法者要求他下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想象他能赢得第四个任期,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人物,或继续对他的州和党施加他已经习惯的扼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历了一年的飞速崛起之后,我们所目睹的是一个在过去十年里大权在握的人,在两个月间骤然暴跌。

安德鲁·科莫给政治带来的残暴,已经像他的性暗示一样,失去了吸引力。

我们曾经不知道还有别的选择。现在看来,选择可能有很多。

原文链接: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andrew-cuomo-misconduct-alleg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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