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阳刚：作为公众表演的男性谋杀-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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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香洲，11月11日-车

江门开平，11月10日-车

长沙岳麓区，11月7日。

北京海淀区，10月28日。

上海松江，9月30日。

深圳日本人学校，9月18日

山东泰安，9月3日-车

广西防城港，8月31日

长沙开福区，7月27日-车

上海地铁站，6月19日

苏州日本人学校，6月24日

吉林北山公园，6月10日

湖南郴州，5月20日

江西贵溪，5月20日

云南镇雄泼机镇，5月7日

沈阳铁西区，4月24日

浙江台州，3月19日-车

山东省德州，3月1日-车

这是能够在官方新闻上查到的今年1月以来的无差别伤人事件。很直接就联想到“谋杀式自杀”（murder–suicide），指一个人在自杀前（或在自杀时）杀死（谋杀）一个或多个人的行为。媒体在解读这类案件时为了做出更详尽的侧写而深挖凶手个人的痛苦经历，读者又会由此认为记者和凶手共情，从而更加愤慨。其实，为了理解这种公共安全事件而勾勒凶手轮廓时，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数据经常被遗忘：性别。

除了5月20日江西贵溪那一起凶手为中年女性，其余17起案件凶手皆为男性。之前几起杀童/袭童案，凶手是20-55左右男性，珠海的樊某把年龄上限从55岁提高到62岁。在这18起案件中，6起使用汽车作为凶器，占比高达三分之一。

压倒性的数据表明，谋杀式自杀基本是常见于男性的情绪表达。

加拿大UBC大学的男性健康研究专家奥利弗（John Oliffe ）教授与合作者对296 篇描述 45 起北美 M-S 案件的报纸文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谋杀式自杀的深层动机和行为与男性气质有着多重关联。

在人类漫长的父权社会历史里，男性气质和男性被视为一种天然存在，只是在70年代才成为被研究的客体。二十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性别意识和性别研究带来了性别革命，妇女研究激发出了男性研究。随着女性气质（femininity ) 被问题化，“男性气质”masculinity 也被问题化了。这方面挪威领先。1950-60年间，社会学家戈伦瑟特（Erik Grønseth) 和心理学家提勒（Tiller) 在研究女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中角色的学者哈利尔特.霍尔特（Harriet Holter)的启发下，对海员家庭中父亲缺席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七十年代，戈伦瑟特做了他的另一个经典研究是“伴侣的工作时间”。

当下男性研究的三个领域分别是：平等导向研究、问题导向研究和历史导向研究。谋杀-自杀行为，就落在第二个领域：聚焦暴力、性侵犯、酗酒、自杀、犯罪的问题导向研究里。三个领域里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ies）在历史上和现实里都备受鼓励和宣扬。其特点是竞争性、自力更生和坚忍不拔，同时也是父权制的，被赋予权力，用来边缘化和驯服女性和其他男性（Connell & Messerschmidt，2005）。

它并非天生，是习得的。这正是霸权男性气质的核心特征，是父权社会里男性社会化的重要工具。男孩从小就观察这些成为“真正的男人”所需的条件，并积极实践（Courtenay，2000）。在学校里的“酷”，出社会后的“成功”都和霸权男性气质息息相关。媒体也强化了霸权男性气质，宣传美化男性成功和胜利的刻板行为（Heitmeyer、Bockler 和 Seeger，2013）

在具体的谋杀性自杀案例中，往往涉及崇尚权力、控制和攻击性的霸权男性气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谋杀性自杀就是“男性失败”（ failed manhood）的极端结果。有一个研究对28起大规模无差别谋杀案做了梳理，其中 54%是谋杀性自杀，失业、严重债务、财务损失和工作表现不佳等经济压力是一个稳定地滋生谋杀性自杀行为的因素（Kennedy-Kollar 和Charles，2010）

奥利弗团队对45起谋杀性自杀案件进行了深入梳理，归纳出引发男性谋杀式自杀的三个主题：(a) 家庭绝望、(b) 工作场所正义和 (c) 学校报复。这三个主题中普遍存在的是男性对生活的失控、绝望和被边缘化的男性身份。男性通过抗议他们所遭受的边缘化来重申自己的男性自我，从而以”另类方式"获得霸权男性气质。这个犯罪心理现象更受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影响，经济下行时期多发。

全球每年有100万人自杀，其中男性占75%。澳大利亚学者River & Flood (2012) 则在男性气质、情绪和男性自杀之间发现了关联。River & Flood在分析了18位尝试过自杀的澳大利亚男性后，认为这些男性从小时候就习得了表达悲伤情绪会降低男性地位，而通过暴力行为表达愤怒等情绪可以提高男性地位。而他们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暴力表现，又导致他们生活的全面失败：失业、关系破裂或成为罪犯。他们中不少人表示，自杀是结束痛苦情绪的一种方式。同时，自杀也可能成为展示男性气质的另一种方式，身体既成为暴力的载体，也成为暴力的对象。

历年来的美国校园枪击案也可以归入“谋杀式自杀”。许多此类犯罪最终都以自杀告终，而且几乎都是男性所为。美国的霸权男性文化让部分男性感到受屈辱并觉得自己有权使用暴力来寻求“正义”以及自己的男性气概。

其实，早在18世纪，探险家库克船长就观察到马来群岛上的AMOK行为，就是某个男人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社交退缩、谋划和被激怒后，会拿着武器跑到人多的地方发疯砍人。他用马来语AMOK来描绘，因此AMOK综合症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行为。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休·克利福德爵士甚至断言：“驱使欧洲人自杀的情绪状态让马来人去激情砍人”（1895年） 但是在英国人处决所有犯阿木克症（running amok)者后，这种情况就少得多了，可见激情砍人想控制也是可以的。

在当下社会里来关注谋杀式自杀，不但要关注“男性失败”或男性五失人员，更要反省各个层面社会文化对霸权男性气质的推崇（一言堂、不由分说、不容置辩、靠拳头说话、就是硬刚、把xxx打趴了吓尿了）在街头暴力悲剧中起的形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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