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辉｜DNA 数据库与权力的隐秘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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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星辉

9 月，一则几乎被忽略的新闻从内蒙古锡林浩特传出——警方自 9 月 5 日起，集中采集辖区男性居民血样，录入地方 DNA 数据库。官方解释称，这是为了 “完善公民身份信息”、“防范走失” 与“便于证件办理”。然而这份看似温和的公告，却打开了一个沉重的问题：当国家开始系统性地采集男性 DNA，我们究竟站在怎样的社会门槛上？

人脸识别、指纹录入之后，DNA 信息的收集，是信息化治理的又一次跃进。但它与前者不同——指纹识别的是 “我”，DNA 识别的却是 “我们”，是一整个家族、血统乃至潜在亲缘网络。它不仅是个体识别技术，更是一张铺开的家系地图，是人类身体最深处的社会档案。

一、从 “破案利器” 到“家系网络”：权力的技术延伸

在刑事侦查领域，Y 染色体家系排查技术确实带来了革命性突破。白银案、南医大案等长期悬案的告破，都离不开 Y-STR 比对。其原理是：男性的 Y 染色体从父系稳定遗传，因此只需家族中一人入库，便可在家族范围内追溯潜在嫌疑人。公安系统称这种思路为 “以 Y 找群，以常锁人”。

然而，这种 “找群” 的逻辑也意味着：任何一个男性个体的 DNA 信息，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整条父系血脉。换句话说，一个人被采样，整个家族都被纳入了隐形的监控半径。技术的精准，并没有消解它的社会风险，反而拓展了国家治理触角的生物学边界。

这正是 Y 库的本质所在：它并非只是侦查工具，而是一种家族化、血缘化的社会治理手段。它让 “嫌疑” 的定义在生物层面上被扩张，从具体的个体，延伸到潜在的基因共同体。

二、没有立法的 “技术合法性”：当程序失语

更令人警惕的，是这项措施的法律基础。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DNA 样本的采集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与案件直接相关人员。锡林浩特警方却以 “完善公民身份信息” 为由，对辖区所有男性采血，这显然越过了法律授权的边界。

在法治原则中，“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公共权力的底线。任何数据收集若未经明确立法授权，就属于越权行为。而此次行动，却以 “非强制”、“自愿” 之名掩盖了行政压力的实质性存在。在一个小城镇，警察上门、村医随行、村干部动员，所谓 “自愿” 到底还能剩下多少空间？

技术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之间的断裂，恰是当代中国信息治理最突出的风险所在。我们太容易接受 “技术中立” 的神话——只要它有效、便捷、能破案，就被默认为“合理”。但在法律缺席、监督缺位的前提下，技术的中立只是幻觉，它所嵌入的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公权在采集，个体在被采集；信息在积累，隐私在消失。

三、“姓氏基因” 与 “社会谱系”：隐私的再政治化

Y 库技术的核心，是对男性家系的追踪。它依赖的基因片段被称作 “姓氏基因”，因为 Y 染色体的传递方式与传统父系社会的“传姓” 极为相似。这种巧合极具象征意义：它把中国社会那种深植于血缘与宗族的文化逻辑，数字化、技术化地复活了。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 “生物血缘化” 的治理模式，恰恰与现代公民身份理念背道而驰。现代国家建立在法律关系上，而不是血缘关系上；公民应当是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个体，而非某个家系的成员。当国家在生物层面上重新标定公民身份——哪怕只是出于侦查需要——它无形中就把 “家族” 重新拉回了政治场域。

这种 “隐私的再政治化”，远不止技术问题。它意味着：公权力不再仅仅管理公民的行为，而开始管理公民的身体与血统。信息主体的“可识别性” 变得无限延展：你的身份不仅由身份证号定义，还由你无法改变的遗传密码定义。

四、侦查效率与公民权利：技术扩张的悖论

支持 Y 库的人常以 “侦查效率” 为理由。确实，DNA 比对让积案侦破率提高，成本降低。然而，效率并非社会治理的唯一目标。任何治理手段，都应当在效率与权利之间保持平衡。

极端地说，如果效率至上，那么安装家家户户摄像头、强制佩戴定位芯片、收集所有人的基因信息，都会让犯罪几乎无所遁形——但那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社会吗？现代法治的核心，不是最大化控制，而是限制控制。真正的文明，不在于破案速度，而在于不因破案而牺牲无辜者的权利。

DNA 数据库尤其特殊，因为它几乎无法 “退出”。一旦信息入库，就可能永久存在。Y 染色体的“家系代表性” 使得数据即使当事人去世，也能被无限追踪。这种时间上的“永生”，让数据治理的责任也变得永久——而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应的法律、技术与伦理机制来承担这种永久性。

五、从技术治理到身体政治：未来的隐忧

Y 库的出现，是技术治理逻辑的一次极端化表达：治理者掌握的信息越多，社会就越 “安全”。然而，安全的另一面是控制。当个体的身体信息被系统化、编码化、数据库化之后，身体就不再是私人的，而成为一种可被调用的资源。

在国际上，DNA 数据库的伦理争议早已持续多年。欧洲国家普遍采用 “比例原则”，即只有在严重案件、确有必要时方可采集 DNA，并设定严格的销毁期限和用途限制。即便如此，仍有大量质疑指向“基因歧视”“数据滥用”“家族关联追踪” 等问题。而在中国，尚未有任何法律明确规定 DNA 数据库的采集程序、使用范围、监管机制与退出制度。我们正处于技术发展远远超前于法制保障的阶段。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生物信息治理的逻辑，一旦确立，将极易扩展。今天是男性 Y 染色体，明天可能是 SNP 检测、外貌预测，乃至疾病基因筛查。技术从来不会自我约束，它总是在被发现 “有用” 之后，迅速滑向“泛用”。

当 DNA 数据被纳入公民身份系统，不再只是侦查工具，而是社会治理基础设施时，公民的身体将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这种从 “社会管理” 到“身体管理”的转变，是当代技术政治最深刻的趋势之一。

六、沉默的社会与缺席的立法

更令人忧虑的，是公众的沉默。锡林浩特事件曝光后，舆论反响平淡。没有大规模质疑，也没有官方解释的充分回应。相比人脸识别、个人征信等议题，DNA 似乎距离普通人太远，技术太复杂，难以形成情感共鸣。这种 “知识盲区” 恰恰成为最危险的空间——因为不了解，人们更容易默认“无害”；因为不抵抗，权力就能更顺滑地推进。

然而，隐私的丧失往往不是一次剧烈的剥夺，而是缓慢的滑坡。从指纹到人脸，再到 DNA，每一次技术扩张都以 “便利”“安全”“防走失” 之名出现，每一次公众都在 “反正我没做坏事” 的心理下逐步退让。最终，我们也许会生活在一个完全透明却彻底不自由的世界里。

七、立法滞后的代价：当监管永远在 “追赶”

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立法。自 1990 年代 DNA 数据库兴起以来，中国尚无任何专门法律对其采集、存储、使用进行规范。国家标准《法庭科学 DNA 数据库建设规范》仅关注技术质量，而非权利保护。结果是，DNA 采集在制度层面处于灰色地带：既非明确合法，也非明确违法，只要挂上 “破案”“防走失” 的标签，便可堂而皇之地执行。

这种 “灰色治理” 是风险最大的状态。没有法律约束的权力使用，意味着责任无法追溯，滥用无法惩戒。信息一旦泄露，不仅会揭开家族隐私、非婚生子、领养关系等社会禁忌，还可能在就业、保险等领域引发基因歧视。技术人员、行政部门、第三方承包公司、数据管理者…… 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源。

当 DNA 数据库的建设与扩张持续推进，社会必须追问：谁来监管采集行为？谁能访问数据库？信息保存多久？当事人是否有权要求删除？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再先进的技术都可能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

八、当 “血缘” 成为治理逻辑

Y 库并非单一的技术项目，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权力、隐私与安全关系的真实态度。它所代表的，不只是侦查工具的进步，更是一种治理思维的转向——从社会控制到身体控制，从行为监督到基因识别。

它让我们重新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在追求安全与秩序的名义下，我们愿意把多少身体的、私密的部分交出去？而谁又能保证，这些数据不会被用在另一个 “合法” 却危险的方向？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比犯罪更难防范的，是技术被权力驯化后的野心。那时，真正被锁定的，不再是犯罪嫌疑人，而是我们每一个被数据库标记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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