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群众对人民公社态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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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春过雪消 发表

首先声明，我摘录这几段资料不是为了宣扬或否定什么，请不带任何偏见来认真阅读、或者至少看完本文。文章不看完就瞎扯的喷子请出门右转找卫生间。

一、

河北省晋州市有一个号称全国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同时挂周家庄乡的牌子）。这里依然在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 当地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工分”，这个历史上吃大锅饭的标志，如今依然在周家庄发挥“余热”。在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 372 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周家庄生产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 35.5 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 340 个工，纯收入 11000 多元。乡办阀门厂的去年纯收入达到 2549 万元，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 5 元多，去年做了 4300 工时的孟华就分到了 2 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跃清是乡政府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 1 万多块钱。” 张顺说，“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 4 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 0.24 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 0.22 个工。“我们严格执行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原则，分配基本体现了多劳多得。”王月双介绍说，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 11 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8 年，周家庄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了 5.03 亿元，公共积累余额 2.9 亿元。“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记者了解到，2008 年全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 230 个到 250 个之间。冯平均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

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是其第一任书记雷金河，1953 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 “干多少活、记多少分” 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 “定额管理” 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 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 1953 年增加了 52%。此后经多次调整、细化形成了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由于能够较好地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到 1982 年因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但在全国解散人民公社的大政策之下，当时河北省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给县委书记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周家庄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拖不下去了，雷金河开始四处奔波向上反映情况。据传雷金河在抗战时期就是威震敌胆的民兵队长，作战英勇，与当时驻扎冀中的彭真、吕正操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亦有生死之交，这也成了他能顶住巨大压力的资本。后来，还是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雷金河也确实做到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体制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82 年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 社员看病 “小病不出生产队、中病不出公社、大病不误诊”，公社卫生院被石家庄市卫生局授予“标准化医院”。…… 逐步实现了 12 项福利，主要有：六十岁老人津贴制、“干部” 退休制、五保户残疾人供给制、军烈属优抚制、社员水电医疗优惠制，基本食物配给制等。

多年来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一直高于晋州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 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 3774 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分红 5609 元。2013 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 14104 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 6000 元。

多年来，该乡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建成了 4000 亩红地球葡萄、3000 亩鸭梨出口、1000 亩高档苗木和 10000 亩优质小麦繁育四个专业生产基地。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 2007 年至今，接待游客 120 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 4000 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 1100 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 10 多家。其中阀门厂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

事实上，如果不带任何偏见来认真阅读来源不同的这几段文字，就能得出本问以至关于人民公社很多问题的答案。

二、

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是我重点关注的：“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 372 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 4 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 0.24 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 0.22 个工。”，“这样细致的 “定额管理” 异于全国其他公社”。

这实质上就回答了 “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农业在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期内，除大规模机械化的粮食生产外，其生产活动大都是分散的、非标准化的，农业工业化程度越低情况越严重。在高度智能化农机和工厂化农业普及以前，这个情况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这就意味着：在未工业化或中、低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其成本是相当高的，对管理人员素质要求也是相当高的。

所以，目前世界上发展比较好的集体农业主要有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荷兰农业合作社，丹麦农（牧、草）业合作社，等。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组织方式不同、严密程度不同、发展基础和方向不同：有的比人民公社更左但正在改革，有的较为松散却在进一步紧密化。但其共同点是：国家工业化程度高，成员受教育程度高，农业科技水平高。而且这些集体农业除基布兹外大多采用上合下分的形式，即在整体生产的组织上是集体合作甚至是集中统一的，但下面具体生产的组织上是分散的，仍是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周家庄人民公社是如何制定出了这么一整套 “数字化” 管理方案，如何执行下来，做到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的，相关资料太少，我也很好奇。

但是，以中国上世纪 60、70 年代的文盲之众，交通通讯之难，工农业之落后的情况，这套 “数字化” 管理方案对绝大多数公社都是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以曾有人不相信的 “公社时期隐瞒耕地” 的情况为例。其原因除主观之外，还有客观上的技术原因：建国时农村 90% 以上是文盲，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有的公社千多社员中一个识字的也没有，造成了当年的基层干部文化素质极低，他们也许能密切联系群众，能鼓动群众，但要组织管理却没个章法，只能 “一窝蜂大呼隆”，这也是“大跃进” 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情况要到 60 年代后期，知青下乡和农村基础教育基本普及，大量高小生和初中生进入社队管理层后，才开始缓解。

所以，当年土改和公社确定面积划分耕地时，因为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公式都不会，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的方式来确定面积。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因此沿用了一种巧妙简单实用的方法——以产定亩。即如果确定基准田、土亩产为 2 市石（市担）稻谷或包谷，就以此来用各地块产量来折算成耕地的上报面积：这块田常年产 4 市石（市担）稻谷，那么就是 2 亩田，那面坡常年产 70 市石（市担）包谷，那么就是 35 亩地。因为其巧妙简单实用，实际上自古以来，包括后来包产到户时确定承包面积，除坝区好地外，地形复杂的山区一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这种情况实际也就是部分学者提到的 “地亩换算”，“中等土地按一亩一分七厘到两亩甚至更大的比率折成纳税亩。贫瘠等级土地按两三亩的比率，或者提高到七八亩的比率折合”。（注：[美]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 312 页。）

事实上直到现在，因土地承包证是用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数据颁发的，所以这两套数据依然同时在使用，所以我们县农经报表耕地面积数据是全县 97933 亩水田，161142 亩旱地，合计 26 万亩，但国土局地籍年度变更调查上报的耕地总面积为 56 万亩。这两套数据可能要等新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真正全部完成后才会统一。

连农业生产的根本——耕地的管理都只能如此，其生产组织的粗放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就执行不了 “数字化” 管理方案，做到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对当年的中国农村而言，是必要的，但也是超前的。

三、

“逐步实现了 12 项福利，主要有：六十岁老人津贴制、“干部” 退休制、五保户残疾人供给制、军烈属优抚制、社员水电医疗优惠制，基本食物配给制等”

“超前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超前消费”。1980 年以前绝大多数公社的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等肯定远远不及周家庄，但是，即使只是那些最初级的体系：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农村基础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农村初级保障体系（五保户、福利院等），相对当年的生产力都或多或少存在“超前发展”、“超前消费”。公社社员生活水平较同时期的市民和工人肯定更为困苦，但是相对解放前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却提高很大。所以，在《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对新中国颇有微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库马尔. 森，却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将公社时期中国作为正面事例，印度及之后的中国作为反例来阐述论证其“比起单单经济发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 的发展观。“在毛时代，中国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取得了进展”…… 中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了，即使一个国家相对贫困，我们也能通过良好的社会医疗和社会分配政策来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寿命。……1979 年，印度的人均寿命大概只有 54 岁，也就是说比中国的 68 岁少了 14 岁。…… 印度的婴儿平均死亡率是 5.8%，比中国的 2.5% 高得多。……。“世界上的极度贫困主要集中在两个特定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两个地区的成人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差别不大”……“印度的营养不良的程度，要远甚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非洲各地有 20% 到 40% 的儿童营养不良，而印度各地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则为极高的 40% 到 60%”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这个 “超前消费” 的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远远远远不及北欧福利社会，部分公社甚至只能守住不饿死人的底线，但这在饱经战乱饥荒的农民眼中已经是不错的保障了。“怎么懒也不会饿死”+ 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催生出了 “懒要懒到住（方言，到极致的意思），政府有照顾” 的“名言”。

四、

“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 11 家集体企业支撑着”

这是有集体企业（社队企业）支撑的公社，如果是没有社队企业的公社，农业生产效率本就远低于工业，在承担 “以农补工” 之余还有“超前消费”，不堪重负也就成了当然。

王丹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 -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引用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历年《中国农业年鉴》数据并分析后认为，1949 年以来农民税费负担（农业各税 + 集体提留，但不含农产品统购统销之类的剪刀差隐性税收）变化可以粗略地被划分为几个时段：1957 年以前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大致维持在 10%—20% 之间。1958 年成为建国后农民税费负担的第一个拐点，税费负担 / 农民所得先陡升后陡降，1960 年到 1979 年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基本维持在 20%—30% 之间。1980 年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直呈下降趋势。其间 1985 到 1989 年税费负担 / 农民所得大概在 10% 左右。

其中，单纯就农业税而言，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各税 / 农民所得比例实际在逐年下降，在正常运作时期最高为 1964 年的 9.61%，最低为 1980 年的 4.05%，平均为 6.83%，23 年合计 657.17 亿元。但与此同时，为维持赤脚医生、民办中小学、农田水利、四级农科网等的运转，集体提留却在此期间大幅增长，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提留 / 农民所得平均为 16.87%，是农业各税两倍多；在 66~69 年四年数据欠缺的情况下达到了 1293.3 亿元，是农业各税近两倍。这使得公社时期税费总和与农民所得之比达到 25.84%，远高于之前的 13.93% 和之后 1981~2000 年的 8.01%（农税 1.94% 提留 6.07%）。

综上所述，在公社后期，除 “剪刀差” 等隐形税收外，农民为工业化直接提供的资金粮食等已经大为减少，所负担的主要是 “超前消费” 的各体系了。不同于发达国家对农村有大量补贴补助，单以当年公社农业生产的正常收益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即使只是最初级的体系。这也是公社解体后对工业体系运行影响很小，反而是农村自身的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纷纷趋于崩溃的原因。

通过农业税粮、剪刀差各种方式为工业贡献了 8000 亿（人大荣誉教授袁瑞珍观点）之后，“超前消费”的沉重压力挤占了农业各税减轻后让出的空间、压缩了公社积余。尤其是缺少社队企业的公社，或人员学历较低，或管理不善，或自然条件较恶劣，或基础设施改造维护难度、投入大的公社，可能经多年努力发展但因集体提留也随之迅速增长，导致公社积余不增反减，这本身就是对积极性的挫伤。而没有足够的积余，就更无力在保障 “底线” 的同时，拉开各层次技术人员、积极分子的收入差距，建立物质激励机制。仅仅纯粹的精神激励机制是没有办法长期地维持积极性。

五、

无力拉开收入差距，也就是：最好也就吃饱干饭，最差则 “怎么懒也不会饿死”，而且都是同样的最基本的医疗教育保障等的 “均贫社会”；再加上最关键一环：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就煮成了人人诟病的大锅饭。

所以，人民公社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是 “盘剥” 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良种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但是 “政社合一” 和“超前发展”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政社合一”目的就是 “以农补工”，这就使人民公社非但不能象基布兹和荷兰、丹麦农业合作社一样得到补贴和扶持，反而要被“盘剥”，更加重了因“超前发展” 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所造成的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这就是 “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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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本文就应该结束了，但为免误会，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下：

1、“超前发展”并不是 “拔苗助长”，当其造成“超前” 的欠缺因素（如生产力和人员素质）可以在新机制下较在旧机制下更好更快地成长，“超前发展”就是可取的，正如明治维新。

2、“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包括对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社会。所以我赞同 “比起单单经济发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 的发展观。

3、在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中，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的建设相对当时的生产力，是超前的，但是也是非常必要的和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4、就以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为例。中国 1975 年小学数量达到历史峰值 109.3 万所，1949 年（34.7 万所）的 3 倍；1977 年中学数量达到历史峰值 20.1 万所，1949 年（4.0 万所）的 5 倍；1979 年中学毕业生达到历史峰值 726.5 万人，1949 年（6.1 万人）的 120 倍；各种 “扫盲班” 及小学毕业峰值年人数达到 1949 年 40 倍，文盲率从 80% 降到了 20%。然后…… 在包产到户后最辉煌的、粮食总产首次突破 4 亿吨的 1984 年，因家长短视 +“积极性高涨”纷纷要求学生缀学回家务农，中学毕业生居然暴跌到 189.8 万人！中学和小学毕业生分别比峰值锐减 73.9% 和 22.5%！此后再加上因农村提留征收困难导致民办中小学无力维持而大量关闭，80、90 年代出现了农村基础教育大倒退的局面，直到 2006 年中学毕业生人数才恢复到 727.07 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中最大的败笔。国家数据

[国家数据​data.stats.gov.cn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data.stats.gov.cn/)

5、《以自由看待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所例举的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情况等数据均也有类似情况：1980 年以前，中国超越印度和扩大优势，1980 年以后至成书前，印度缩小差距。所以，阿马蒂亚. 库马尔. 森在书中将公社时期中国和印度个别邦作为正面事例，印度及之后的中国作为反面事例。事实上，中国农村的这些窘境要一直到 2003 年 “以工补农” 政策确立后有钱重建、提升农村基础医疗教育等各体系后才开始改善。

6、“包产到户后积极性高涨”在短时期内以户为单位的子系统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对整体和长期而言则未必。在 “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 的社会发展上，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毫无疑问是全面倒退；在经济发展上，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逐步瓦解、余辉散尽之后，农业农村尚未走出 80 年代就失去了光彩，90 年代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成为共识。

所有一听到 “人民公社” 就高潮，认为 “包产到户” 是必然和完美的人，不知是认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或是认可“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

7、周家庄人民公社仅是特例，当初的人民公社大多积极性不高，不如包产到户后，这我承认；人民公社问题多，问题严重，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 这些我都承认。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永远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于农技推广，利于产业化。只要它有这个优点，即使有再多的问题，在剥离 “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 之后，在参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 “进退自由、自主经营、民主管理、科学管理” 的制度改革之后，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和发展的前景。

而无论包产到户有多么美好，只要它不利于农技推广，不利于产业化，它就是没有前途的绝路。

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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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469993/answer/106120227)

8、坦白说，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前景，我并不太乐观（对中国现在大力提倡的合作社的前景，我都是如此）。一是中国欠缺类似荷兰等国《授权合作社法》的、明确合作社架构和运作方式规则的法律法规，以维持和加强成员对合作社的控制，实现对成员有效管理，为创新制度提供空间。二是当今世界的农业发展，无一不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扶持，而在这方面中国力度远远不够，方式也有问题。周家庄人民公社的一些制度明显需要改革完善，再加上近年工业的不景气及前述因素，一旦 “11 家集体企业” 出现问题，对其绝对是致命的打击。

9、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产值，更多更高质量地安置人口。单位面积生产率远比规模化农业更高的集约化农业，如以色列、荷兰、丹麦等国的合作社（集体）农业模式，才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理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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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841434/answer/10569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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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李昂​ 发表

历史变模糊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才过去 40 年。拥有人民公社记忆的 50 后，60 后，70 后都还在。现在对人民公社和前 30 年农业的看法已经如此两极分化。很难想象再过 40 年，这段历史讲如何叙述。

人民公社积极性不高是普遍的。根子就在于统购统销。但是，没有统购统销政策时，国家发现根本收不够粮食。统购统销是在难以从外部获取资本原始积累，在国内搞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一个历史性选择。后面就是 8 亿农民生活难以温饱的代价。

其次，官僚系统加剧了人民公社的问题。从中央来说，因为要统购统销，所以征购的主粮和商品粮较少，而且一刀切。当主粮征购不上来的时候，就要压缩副业，保主粮。这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砍果树，砍副业的原因。比如，浙江一个公社，土壤不适合种主粮，但是适合种蜜桔。他们搞水果外销，然后再买商品粮吃，社员生活搞得非常好。但是，主粮交不上去，多年经营的果园被砍了。后面就只能吃返销粮了。这种事情很普遍。能产 1000 斤红薯的地方，改种小麦，收 50 斤。后面，搞农业提出 “因地制宜”，这四个字，字字血汗。

在基层，干部也是问题，除了贪污、专权等四不清问题，也是各种社会运动的动因。生产队业务的社会化分工，是非常不公平的。在生产队中，干部阶层最富，甚至脱离劳动。其次是赶马车的，供销社的，看仓库的，养牲口的，这些都是有油水的。最艰苦就是普通社员了。这种分工的不平等，会直接打掉士气。

第三点，社会上升渠道被堵。在 60 年之前，配合统购统销的另外一个政策是大规模的招工进城。但是因为粮食供用不上，所以这个路基本上断了。工业和城市根本吸纳不了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因此，只能躺平平了。

后发国家是要为自己的落后和追赶速度付出代价的。当一个国家无法从容进行积累，就必须恶补式的追赶。就会有时代的宠儿，以及时代的弃婴。

如果建国后允许穿越的话，肯定有更好的政策解决取代统购统销政策。

知乎用户 Bint Shanghai 发表

人民公社的 “积极性不高” 主要存在于那些评工计分的场合，如果是定额包工的话，农民往往会表现得非常 “勤奋”。然而定额包工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经常会出现农民干活只顾数量不顾质量，“抢工分” 的现象。尽管从生产队的管理来讲, 定额包工强调“四定一验收”(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 、定工分 、验收合格), 但由于定额包工多以户为单位, 过高的监督成本 , 使得质量监督实际难以到位。因此定额工的质量低劣现象在此一时期极为普遍。

知乎用户 执伞者孙羽 发表

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劳动积极性并不是决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种植业从产量更高的一年三熟的模式退回到了一年两熟。为什么？因为每年多种一季的收益和所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但是在限制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农村被迫消化大量的劳动力，不得不采取一些拉低生产效率，但是能提高产出总量的措施。即使如此当地农村仍然普遍存在工作不足的问题。

在农民有其他选择之后他们普遍选择转向种植业以外的岗位，劳动效率自然得到了提升。黄宗智在八十年代做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村种植业的产出只占农村收入的不到 40%，剩下部分由各类副业，畜牧业以及小工业组成。其中那些人民公社时期成立的集体副业以及集体工厂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生产效率，可见人民公社本身并不是问题。

多说一句，除了内卷以外人民公社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服务于政治任务，农村需要根据上级下达的各类指标组织生产，而不是根据本地情况自行选择。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说个我姥爷的事吧，5 几年的时候我姥爷当过生产队长，有一年大雨，然后我姥爷带着社员各种救灾排水，那年我姥爷带的生产队基本没受灾，在方圆百里都有名，我姥爷好像还弄了个县里的奖励。然后到了分粮食的时候，一粒粮食也没多分，我大姨当时就记事了，说粮食一车车都拉走了，人们就哭，可是可哭也白哭。别的生产队随便瞎干，粮食也没少分。第二年，我姥爷和社员们都没干劲了，反正累死累活也是半饱。第三年，我姥爷就打死也不当队长了。

知乎用户 老实人 发表

这个问题不是温铁军说过的吗，公社的建立就是为了更好的从农业领域收集各类资源，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工业领域。你如果直接向一个个农民征，收，成本太高，不划算。搞不好成本比成果高。

也就是我们教科书中说的城市对农村的剪刀差，在保留农村人口口粮的基础上，把农村剩余的资源都投入到工业领域的建设。

当然，这也有缺点，农村人口生产的再多，也只够温饱，剩余的都支援工业去了，所以没有积极性很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一旦遇到突发问题，原本勉强够温饱的口粮立，马，不，够了，然后就发生 50 年代末的问题……

所以说，历史上大的问题的发生，从来都不是偶然因素，都是有必然因素的，只不过真相被人有意掩盖了……

具体的例子比如现在的佛系青年，这个大家会更有感觉……

知乎用户 非洲难民只出那珂 发表

我也不知道农村里是什么情况，来说说渔业上的，我家在浙江北部，离上海很近。我爷爷以前是渔业大队的生产队长。我家以前以捕鱼为业，在我家乡一般都叫做船上人。江南水乡的朋友应该会很清楚。

就举一下抓螺蛳的例子吧，先说一下抓螺蛳的生产工具到现在也没有太大变化，至今没有实现机械化生产还是纯靠人力干。当时抓螺蛳大部分是喂给鸭子。根据我爷爷所说他们当时每天干活只干到上午，中午到下午不干因为很热而且想偷懒，干部都这样更别提社员。他说当时大部分人都这么干，反正是在河面上干，比农田里更难监督也没人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偷懒了。然后算工分的时候勤劳的被偷懒的给拖累了，久而久之就是大家都偷懒了。

当时河虾在社里收购是几分钱一斤，当时爷爷偷偷拿走点到市场卖可以卖出几毛钱一斤。当时我家里靠着 “薅社会主义羊毛” 过了很久。

分开单干对渔业激励还是很大的，我爷爷说分开后，勤快的不被偷懒的所拖累，懒的也为了得到更多而努力。然后产量快速提升。当然现在因为水体污染，过度捕捞等原因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以前的产量了。

至少在抓鱼这方面，生产工具长期停滞，渔民的生产积极性决定了一切。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用吧。

知乎用户 卧牛 发表

又写多了，希望能给看过的人一点帮助吧，可能写得很啰嗦。

我记得我写关于人民公社有好多了，其实《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里就写到了问题所在。

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
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
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
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
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现在就应该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作合理的布局。
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
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 “按劳取酬”，并不是 “各取所需”。

以上就能看出来什么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不是农村，其实是一种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是农村城镇化的名称。

人民公社内部不仅是有农业生产，还有大量非农产业，医院，学校，工业，完全就是一座小型城市。大规模非农就业和工业建设需要组织协作，这种初步的城镇化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统筹协调。

那么它的代价是什么？陈云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了。

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我国农业经济比重很大，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有很大关系。据国家经委估算，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与农业有关的收入，大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当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中有工人创造的价值。所以，不能说农民向国家的缴纳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只是说明，国家收入与农业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增长率不高。一九五六年农业总产值五百八十三亿元，如果按增长百分之五计算，只增加二十九亿元。而农村人口以增加百分之二计算，一年即增加一千万人，每人每年消费六十元，一年便要消费六亿元，余下的只有二十三亿元。虽然新增产的一部分经济作物经过工业加工后，还可以增加国民收入，但是这部分经济作物占农产品的比重并不大。每年新增加的购买力和增加出口的很大部分，就要依靠这二十多亿元农产品去抵补。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将来会增加，农业生产也要发展，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农业歉收，都使第二年的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下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代价，工农剪刀差，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从农村中提取原始积累来完成。就比如拖拉机强制卖，乡镇建立五小工业和修配厂配套，强制把城市纺织品卖给有男耕女织传统的乡村。

这就能看出，越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越是需要加倍从农村提取。一五计划后，工业产值就超过农业产值，工业越强，对农业的提取就越狠。

没有办法，中国当时每年新增劳动力过于庞大，这个沉重的负担必须靠非农就业拉动。尤其是加上上山下乡，都是加在农村身上的负担。

怎么解决呢？就是人民公社比高级社更向前了一步，原本是工分制也就是工资制。人民公社就升级成供给制，有点类似战时共产主义了。

这一点中央是非常清楚的。

国家物价总局遵照小平同志指示，对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 进行了测算。测算的结果是：我国**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百分比为约 25%~30%，工业品高于价值的百分比约为 15%~20%。**国家物价总局还对我国粮食收购价格同国际上的粮食价格进行了比较。对比的结果是：1976 年每百公斤小麦的生产者价格（相当于我国的收购价格），西欧各国为 13.20~19.90 美元，美国、加拿大为 10.50~12.10 美元，我国仅为 8.22 美元；玉米的生产者价格，意大利为 16.20 美元，美国为 9.10~10.00 美元，我国则为 5.56 美元。可以看出，我国的粮价明显偏低。

这样对于农民，一方面失去了土地又变成了佃农，一方面给公社打工拿的还少，积极性能高才是圣人了。

1952—1978 年，由于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和税收，农业流入工业的资金为 4852 亿元，扣除财政返还农业部分，农业净流出资金 3120 亿元，相当于同一时期国有企业非农固定资产原值的 73.2%。农村失去了自我发展的经济支撑和能力，在人多地少、生产率低的情况下，农村长期在维持生存的边缘徘徊。

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实际上是我国的高级社状态，日韩的综合农协实际上是我国低级社状态。我国由于国土大，人口多，同时被美苏封锁，资本极度稀缺又要求独立自主，所以摸索出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接下来说问题，最上面的中央政策看下来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最重要的是这条线一直存在，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就是城镇化。

1980 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又确定了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

1994 年六部委印发《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1995 年十一部委又印发《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里面写得很清楚，看看和人民公社的区别，要注意摆脱意识形态语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广大农民自己动手，建设家园，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共建农民住宅 85 亿平方米，有 50％的农户迁入新居。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了原有小城镇的改造发展，带动了一批新型小城镇的兴起，为我国农村加速发展二、三产业，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繁荣经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在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引导乡镇企业在小城镇适当集中，使小城镇成为区域的中心”，“在稳步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搞好小城镇建设”。
乡镇企业的崛起和迅速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运行的一体化，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并举和繁荣兴旺，形成了农村新的产业格局。
提高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一定要把小城镇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小城镇的规划设计要因地制宜，要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小城镇，不搞 “花架子”。
各项建设要量力而行，统筹兼顾，近远结合，分步实施。要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精神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精兵简政的原则进行改革，实现精简、统一、高效的目标。
要积极探索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养老保险制度的办法。推动小城镇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小城镇建设要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量力而行，逐步建设。各地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统筹兼顾，严格防止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哄而起，遍地开花。
有条件的县要有重点地抓一至二个试点，使之在小城镇建设进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切实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

把意识形态名词拿走以后会发现做的事大致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因为好经往往都会念歪。

工业化需要资本，城市化更是需要资本，资本从何而来始终是一个问题。我国建国初期由于苏联嫁接了一套重工业体系，60 年代三线建设，70 年代又承接了西方工业转移，资本需求是倍增的。

资本稀缺如影随形，一直到次贷危机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由于对外问题往往是中央财政负责，加上央地分税体系使得中央长期要应付外债，财政窘迫，这才有 “两个积极性” 的说法。

人民网评：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观点 – 人民网​opinion.people.com.cn早在 1956 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问题是我国几千年的央地矛盾传统，和财政划分关系使得地方往往会出于地方利益和视角做出不一致的事，这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加上地方干部是农民革命出身，不是真懂什么是工业化，结果就是一股脑冲上去，直接过热把好事变坏事。

比如搞合作社时就提出自愿和试点，结果就是快速搞。人民公社更是夸张，8 月出决议，写着要先试点，结果 10 月地方就全部完成了。

上头夸一句什么，地方就跟着学，最典型的就是共产风。其中各地人民公社都在公共食堂，最后中央在 1962 年就要求地方取消办公共食堂。同样说的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并行，实际上打工分并不能完全量化，全靠队长常年经验判断，最后也变成了供给制和平均主义。

二五计划里明明提的是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钢产量和粮食产量都有目标。结果是地方只重视钢产量，把粮食产量忽视了，出了大事。等到重视粮食产量，却变成了 “以粮为纲，其余砍光”，不少农民被迫铲掉花生、豆子等经济作物，只种植水稻、麦子和高粱。

在资本稀缺的客观环境和错位的主观能动性条件下，最终出现了这种结果，也算是历史惯性吧。

那么同样的事情，人民公社失败了但城镇化看似成功了的原因是什么？前面说了是资本，以及我国到 70 年代末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要换道路了。

1979 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写明了。

为了迅速改变目前我国农业的落后状况，我们必须着重在最近两三年内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快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国家各部门在农村举办各种企事业（农民自愿举办和各种企事业不在内）。
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坚决纠正平均主义。
不许分田单干。
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
今后三、五年内，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百分之十八左右；农业事业费和支援社队的支出在国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百分之八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农业和农用工业。
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粮食销价一律不动。
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 “一定五年” 的基础上，并且从一九七九年起减少五十亿斤。
有的基地除了经营农业外，还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商业，逐步发展成为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企业。
要极大地提高广大农民首先是青年农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这些任务要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抓得很紧很紧，一刻也不能放松。要组织全国科学技术力量研究解决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技术问题，逐步形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
下乡、回乡知识青年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有了一些实践经验，要鼓励他们立志务农。
在交通运输方面，要努力建设联结城市、县镇和农村的公路，在一九八五年基本上做到县县、社社通汽车，同时加强牧区、林区、渔区的交通建设。
必须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农畜产品加工工业，以适应和促进农业的现代化。(ps: 可以搜搜站内两桶奶相关问题)

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援。这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必由之路。我国农村现在有八亿人口，有三亿劳动力，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必将有大量农业劳动力可以逐步节省下来，这些劳动力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进入现有的大、中城市，工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不可能和不必要都放在这些城市。我们一定要十分注意加强小城镇的建设，逐步用现代工业交通业、现代商业服务业、现代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把它们武装起来，作为改变全国农村面貌的前进基地。全国现有两千多个县的县城，县以下经济比较发达的集镇或公社所在地，首先要加强规划，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逐步加强建设。还可以运用现有大城市的力量，在它们的周围农村中，逐步建设一些卫星城镇，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和其他一切有力量这样做的城市，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带好几个县的农业现代化。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农业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当成长期奋斗的重要目标，切实加强领导，统率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行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

看完会觉得很有意思吧，当初步完成工业化后，就会从高积累高投资转成高投资高消费的循环模式，实现城市反哺农村。

看这个 1978 年的文件，放到现在一点不落伍。这里面提到的人民公社实际上退回到高级社状态了，而且提到了提高农村教育和农业技术发展，还提到了城镇化发展小城市，甚至还提到了后面才有的都市圈城市群概念。

也禁止分田单干，建立现代化工农联合体企业，不反对农民自行干乡镇企业，特别是要求各级政府重视农业问题。

尤其是农产品提价，这是提高积极性的重要举措，为了让利农民也变相导致了部分外贸赤字。要减少的收购量，国家用原本的统购开支向国外购买粮食。这样一来，从 1978 到 1984 年，中国年均进口粮食达到了 1108.28 万吨。

可以说这个文件是顺应形势的，把这个文件与上头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决议和加强城镇建设的意见连起来看，会发现整个脉络是有相关性，也是建立在人民公社之上。

但 80 年代实际做法与这个文件完全不同，农村分田单干了，乡村工业近乎全部消失，农村道路还是破破烂烂，乡村医疗和教育几乎全军覆没。户籍制度下城乡不仅没一体化，矛盾加剧，互相都想着从对方那里提取剩余。城市不允许农民进城落户享受城市待遇，90 年代那批足球明星不就是因为城市只给农民放开体校的结果。

为什么？一句话，生产关系超出了生产力条件，换句话说就是资本稀缺，再换句话说就是每当想要往好了改革的时候我们总会撞上难以预料的经济困难，导致事与愿违。

最近的就是本来都打算提出绿色 GDP 概念，重视三农和新农村建设，逐步改出当时的生产方式，结果就撞上了次贷危机，只能加剧问题。

每当中央想要对农村有所作为的时候，总会撞上客观经济困难，就总是需要农村这个水池子来接着。

70 年代末的洋跃进直接把 1979 年的的规划打乱了，加上上山下乡青年回城，压力全部集中到城市。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城市，甩掉农村包袱，解散了人民公社。

其中最体现提取剩余的除了低价收购粮食，就是 1958 年同时推出的农业税条例和户籍制度，放到 80 年代逐步形成了具体的三提五统。

但 80 年代还是出现了农村繁荣和顺势而为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没有分地的村集体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

解决了资本问题才能解释为什么 80 年代财政匮乏下能涌现出数万家乡镇企业，也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华西村这种村子。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 “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同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指出:“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

也就是说虽然卡死了农民进城落户，但放开了进镇落户。因为乡镇企业兴起，使 1983 年镇的数量从 730 个增加到 1986 年的 10718 个，促成了 80 年代的三大创造。

[论我国乡镇企业的三大贡献 - 乡镇经济 2008 年 02 期 - 手机知网​wap.cnki.net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ap.cnki.net/qikan-XZJJ200802026.html)

那么回到开头，华西村之辈解决了人民公社解决不了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才是最核心的伟大创造，这给今后中国 30 年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

1986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2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白了吗。

家庭联产承包的法律依据在三农问题正式成为重要工作议题的前一年，是新农村建设的前三年，是取消农业税的前四年，而政府接手管理土地是 1986 年就开始了。

因为我们的农民伯伯们最先发现了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这个道理。

这个问题好像也写多了，总之发展是客观演进的过程，农村走到今天即是乡村振兴，又是新型集体经济。我们又回到了 40 年前的那一天，希望能杀出一条血路。

知乎用户 POP 发表

农民积极性不高。

因为粮食的大头都被收上去给城里人吃了，无偿。留给农民的只有仅够吃饱的口粮。

蚕桑、养的猪也不是自己的，都是国家的。82 年以前在我老家一年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次肉。

收音机、自行车等工业产品还是联产承包后才有钱买的。

再加上没有高考，贫农的子女没有关系，上不了大学，一辈子是农民。

我觉得只要不是傻子，积极性都不会高。

知乎用户 victor wang 发表

早期全民积极性非常高，但是由于没有合理的技术规划和统筹，时间长了之后，问题慢慢浮现，农民发现是 “乱搞” 之后，就丧失了积极性。

类似的社会 / 共产主义公社，在美国和欧洲到目前都还是大量存在，但是规模较小，容易管理，因此比较容易持续下去。

知乎用户 Julya 发表

最近网上推崇毛主席，推崇公有制，民愤积累太久。

有些答案家里靠经商发了财，开始反感公有制，实在是太没礼貌了。

靠私有制发了财的人，怎么会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呢？

在社会财富不足以分配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前，人民公社只是一次超前的尝试。那个年代很多尝试都是错的，但在国家很穷，大家都很穷，全方位被资本主义领先时，为了避免贫富差距和财富集聚，靠一部分激进手段，尽量维持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尝试提高生产力。

你以为提到公有制，大家在怀念平均主义，在怀念那个年代，在怀念贫穷？

不，

大家在怀念公平。

哪怕是不充分的公平。

你家是干部，三天吃一顿洋奶粉我认了。你家是劳模，顿顿吃鱼你应该的。你当村长一天三毛钱，我社员一天两毛钱，差距不大我也认了。你是伤残军人，给你志愿帮扶一天我愿意。

可你家一天挣一个亿，我努力一辈子都过不上你家的生活，这怎么说？

你家 30 年前拿到 70 万贷款，我不吃不喝 15 年攒 70 万怎么说？

我人品不行？

我工作不努力？

我不为集体做贡献？

不是吧。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贷款可拿。

不要种着资本主义的草，回来薅社会主义的苗。

公平。

提示：我认为方向是正确的，改开是伟大的，主导人是伟人，每个接棒人足以让多数普通老百姓满意，他们已经在规律内做的很好了，全世界没找出第二种更完美的方式，既扩大财富，又让中下层享受便利，我对改开坚决拥护，这个答案我只说财富的部分公平和现在年轻人的苦恼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留给大家讨论

知乎用户 暗香疏影月黄昏 发表

先道个歉，原回答是手机随手作答，没有引用数据，孤立的例子用来证明积极性问题也确实不太妥当。最近有闲暇时间，现在来吧这个回答完善一下。

积极性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个定性的描述，我看来到目前的回答也基本没有进行定量的分析。对一个问题没有定量分析就下结论盖棺定论实在是太可惜了，这里我简单做一个定量的分析，权当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我的分析思路是这样的，选择农业的粮食亩产作为因变量，然后我们选取一个或者几个对粮食单产有影响的指标——比如化肥的施用量、农业受灾情况等，再对粮食单产进行回归。如果确实有积极性这个影响，那么积极性肯定是对粮食单产有正的影响。如果我们再假设人民公社的积极性不高，那么进行回归后就会出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而人民公社解除以后回归趋势线明显偏低（残差为正）的情况。

使用中国统计年鉴 1984、1989 的数据进行分析

下是粮食单产与化肥施用量的情况：

下 图是粮食单产与化肥施用量的情况：化情况

然后对数据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粮食单产 = 122+12.65× 化肥施用量 - 119.34× 成灾比

（0.71） （47.16） R2=0.9755

这里说明下，括号里的数字是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误差相对回归系数越小，说明回归系数的可信度越高。R2 是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拟合优度越高说明回归方程刻画的程度越好。

方程里的数字的含义：

122 说明在 1970-1980 年的技术条件下，不施肥，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全国平均亩产是 122 公斤，基本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

12.65 说明在 1970-1980 年代，每施用 1 公斤的折纯化肥，粮食单产能提高 12.65 公斤。从化肥施用量的回归系数标准误差仅 0.71 来看，这个数据是相当可信的。此外，这个数字相比农业部在 2000 年前后进行的化肥施用效率田间调查得出的 9.5 公斤要大一点，考虑到 2000 年前后已经有相当的过施肥情况，因此 7-80 年代的数据比 2000 年前后要大一些也符合实际情况。

-119.34 表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自然灾害最终成灾后粮食单产将下降 119.34 公斤。这个数据的标准误差比较大（47.16），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成灾情况下粮食减产的幅度跨度比较大，二是统计范围内粮食单产的变化幅度比较大，线性拟合的精度不高。

考虑到最终的拟合优度达到了 0.975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影响农业生产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均属于技术发展的产物，他们在 1970-1980 年的发展趋势是相似的，具有共线性的特征。因此化肥的 12.65 这个系数里同样包含良种、农药等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因素——好肥还得良种配，才能发挥化肥的最大功效。

最后我们看看最终拟合的残差：

年份 残差

1970 -7.93

1971 -3.04

1972 -3.42

1973 -5.41

1974 1.53

1975 6.82

1976 5.84

1977 3.87

1978 5.99

1979 5.01

1980 -6.60

1981 -8.86

1982 -4.01

1983 3.86

1984 11.22

1985 7.09

1986 0.17

1987 -1.86

1988 -10.27

从残差来看，我们很难得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积极性不高的结论。事实上我们统计人民公社时期的残差和为 9.27，而人民公社开始解体的 1980 年 - 1988 年则为 - 9.27。

考虑到题目的设定，一般认为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将提高积极性，以 HRS 的施行比率作为一个自变量

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粮食单产 = 123.9+11.74× 化肥施用量 - 103.06× 成灾比 + 5.8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比率

（1.96） （58.34） （11.65） R2=0.9759

引入 HRS 后拟合系数 R2 几乎不变，从 HRS 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来看，11.65 比系数 5.81 还大，这意味着我们引入 HRS 这个变量，HRS 能提高积极性增加粮食单产的假设并不成立。

这与我们的常识认知不符，其实我也是认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提高了，但是于此同时：一、HRS 的施行使农村田间土地碎片化，增加了农民往返田间的时间成本；二、HRS 施行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停滞甚至毁坏，单一农户家庭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下降，成灾率竟然比 70 年代高出近 2 成；三、HRS 施行后农机销售陷入停滞，以联合收割机的拥有量为例：1965 年为 6704 台，到了 1978 年达到 18987 台，增长近 3 倍，1983 年 HRS 基本在全国推行时达到 35728 台，结果到了 5 年后的 1988 年只有 35004 台了，同时农业机械的总动力虽然在 HRS 之后仍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却比之前有所下降。总之，人的劳动积极性被各种客观因素抵消了，对农业单产的增加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

在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鼓励积极性因素提高产量是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生产力面前，人的积极性因素已经大大降低了——在工业化时代前农民拼死拼命收集几千斤农家肥，肥效甚至没有一小袋化肥高；在田间地头拼命拔草期望杂草少和稻子争水肥，抵不过一袋除草剂；一百个壮劳动力割麦子也比不过一台联合收割机。

大人，时代变了。

以下为旧答案

我老家在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肥东县在 70 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将店埠河重新开挖成河面宽 40 米，底面宽 30 米顶面宽 80 米，河道总深 20 米的人工河，总土方量 2000 多万方，全人力开挖。

为了开挖这条河，全县 1976 年农闲动员全县壮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是远离开挖干道地区，也就算说开挖这条河所带来的旱涝保收没有影响到他们。

上面是县里修的，我老家村子在河边，当时生产队动员全村力量，还开挖了 3 公里长的灌溉干渠，修建了泵站。

省里则是修了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全工程土方量大概在 62000 万方，肥东县作为收益县每年也需要动员上万的劳动力开展人力开挖作业。

后来到了 90 年代，80 年代前村集体修的小水利因为失去养护大部分失去作用，灌溉干渠因垃圾淤塞严重，最终导致灌溉效率大幅下降，每年都会出现抢夺水源而发生的斗殴现象。

知乎用户 胡良币 发表

我想从实际经验的角度，谈一谈人民公社式集体生产体制下劳动者积极性何以不高

笔者在国营农场从事过十几年管理工作，亲眼目睹了那里农业生产体制模式怎样从班组经营演变为个人承包或家庭农场的。按说，国营农场的灌溉系统与机械化程度不适合小块地生产和花花田的私人经营的，家庭承包面临着灌溉浪费大，机械作业很不方便甚至无法进行，病虫害防治效果差等诸多问题。而且相当多的老职工和管理人员倾向于集体经营，认为这种方式生产好管理，利润好回收，统一的生产技术措施好落实。但为什么最后，无一例外的全都搞成了家庭农场或个人承包了呢？这里面当然有宣传动员和上级推广的因素，但主要不是这个因素。在我们那里，尚未推广家庭承包之时，就首先在一些产品的生产上实行了私人经营，造成这样的结果完全是现实所迫。

我很理解小岗村村长（严宏昌）的那句话：“我们小岗农民素质低，集体经济搞不好，还是搞私有。”这里的素质低，不是指的农民中懂经营管理和市场经济的人少，而是指的搞好集体经济所需要的 “思想觉悟” 达不到。过去所以要天天开会提高 “觉悟” 这种东西，原因是，这东西对搞好集体经济至关重要。我们知道，为自己的地里多施肥，把自己的庄稼管好一点，为自己多收入一点，这不需要教育，人们天生就懂。但如果说要把集体的土地经营得好一点，让集体的产品多卖一些钱，给集体多出一点力，那就要好好教育、不断培养、天天批评帮助才能做到。而且还必须要有过硬的措施，使得为集体出力多的人与出力少的人有区别，仅此一点就很难做到。

原因是：农业生产的管理太复杂，劳动对象又是有生命的玩艺，很多作业既难以规范，劳动量亦难以测定。比如锄草，采取轻描淡写如农民所谓 “大草吓一跳，小草哈哈笑” 的方式进行，则不仅可以省力而且可以多挣工分；如果采取挖地一尺，斩草除根的方法，所费之力可能数倍于前者，而两种锄法的效果天壤之别。如何确定除草的质量标准，怎样的锄法给多少工钱，不同的作物，不同的杂草，不同的地块，不同的土质，不同的除草时机，情况大不相同。况且，在斩草除根与轻描淡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中间形态，所以说多劳多得，在农业的阶段作业上，实际是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又比如，定苞谷苗，说的是留强去弱、留大去小，在 800 亩一块的条田上，不要说 20 个人后面跟一个检查人员，就是一个人后面跟一个检查人员，也难以保证定苗者按照管理者的意图行事。因为铲下来的苞谷苗是分不清大小强弱的。久而久之，分配不容易做到合理，多劳不易多得的结果，使得老实人愈来愈少，“刁民”愈来愈多，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

不仅生产管理，经营管理亦十分的不好办。我们的集体经营最早是在西甜瓜的生产上搞不下去的。由于西甜瓜的收入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销售情况，而销售的好坏，又受制于卖瓜者的水平、市场行情、瓜本身的质量、瓜的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甚至还取决于运瓜司机的服务态度（车驾驶得平稳不平稳、帮不帮你多转几个地方），以及卖瓜者的社会关系。集体组织销售，打点相关方面的费用无法报销，即便给于一定比例的招待费用，不同的情况也完全不同，很难作到合理与公平。另外，有的人一车瓜拉出去卖 1000 多元，有的人只卖 400 元，怎样知道谁合理谁不合理呢？按照群众的反映，前者还有很多钱没有交；而后者则是两天两夜没睡觉，啃的干馍馍，一分钱没捞。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因为上午发出的瓜车同下午发出的瓜车差别巨大，放了三天的瓜同刚摘下的瓜大相径庭。按道理，西甜瓜销售，由销售人员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处理最为合适，然而却漏洞很大，矛盾极多。若是不允许卖瓜者自主决策，他就会将拉出去的瓜从城里再拉回来，使得公家血本无归还得倒赔车费，而这正是正直听话的老职工常常干的事。

优秀的销售人员无法给于激励，无能甚至胡来的销售人员无法处理，合理的开支无法上帐，变通处理又漏洞多多，最后发展到私揣货款，与购货方联手共谋，使得公家销售出去的产品分文无收。西甜瓜集体经营总的结果便是：形势大好之时，盈利不多，职工拿不上多少奖金，因而意见很大；经营情况不好时，亏损巨大，职工平均挂帐，更是民怨沸腾，毕竟 “聪明” 的人已经装了不少。如此一来，有本事无本事的职工都坚决主张分田单干。

实际上，除了农村的大包干制度外，乡镇企业、国营农场和城市工商企业的私有化，恐怕都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私有化观念影响的产物。完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方式无法有效运转，企业经营由大盈到小盈，由盈利到亏损，由小亏到大亏、到难以为继，最后不得已而为之。

总之，只要相当多的农活仍旧是手工作业，只要农业生产的阶段性作业不能做到标准化，只要生产出的产品没有专业的部门批量收购，只要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依然是一人一个样、一块地一个样、一种作物一个样，只要人们尚无能力解决集体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那么，还是慎言农业集体化为好。若说实事胜于雄辨，各位若是不信，哪位同学有兴趣到我们那里承包上 1000 亩地，搞搞集体经营试试（班组或者劳动者合股经营均可），保证让你出力不讨好，累的脚不沾地，最后还要亏得裤子都提不起来。

随着市场化的范围越来越广，经营权过于集中的人民公社式生产关系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生产管理与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使得集体经营愈来愈难以为继，农业的私有化经营成为一条必然要走的路，这从比农村改革晚了十年、至今尚在探索的国营农场的改革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其原因我上面已说了不少，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明公有制或者说集体化的农业经营之无法进行的原因。

80 年代末，见别的地方农民种菜很来钱，为解决连队职工吃菜问题，我们成立了菜班。为调动积极性和不至于亏损起见，我们实施了班组承包。以前卖菜在单位菜房，开票、称重、收款各司其责，没有财务漏洞。可是现在，毛驴车拉百十斤菜到场部销售，派三个人太不划算，且开票卖菜也落后于时代很不方便。最后决定派两个人卖菜。第一天上街，忙活了一上午，统共卖了 50 多块钱，其中一张 50 元大票。由于没有出差费，需自己找地方混饭吃，结果两人在来回换班之中，谁也不知怎么回事，那张最大的票竟然不见了？！这就是一天的经营成果。

你说怎么办，罚款？共同赔偿？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此事属正常的工作失误，处理过重，以后谁还会去卖菜！无人去卖，菜还不要全部烂在地里。况乎此二人还是班里的卖菜能手哪！

这就是当初人民公社式集体生产经营体制越来越没有积极性，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现实原因所在。

知乎用户 竹青 发表

我还是那句话，某些人要键政最好提高一下知识水平，提高不了知识水平，提高常识水平也行。

比如下面这位显然就是没听过华西村和大寨的名字，也不知道自由壬们推崇的某村在极大力度的扶持之下什么时候才脱贫的——没有扶持的话那村里人早都跑光了。

积极性这种主观 “参数” 没办法论证，但是你要把问题都推给 “结构”，那就是典型的非【哔】即【哔】，要么是不知道后来随着外部条件（机械化和化工）的改善农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要么就是闭着眼睛敲键盘。

套用我乎网友常用的一个梗，几千年来都吃不饱饭的自耕农们求你们别瞎说了。

脸和脑子总得有一个在线的，对吧。

知乎用户 纪卓阳 发表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谈到改革开放，离不开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一声炮响，一言蔽之，集体还是承包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争论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前 30 年的合作化运动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绩。

一、合作化运动是矛盾运动的必然

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将合作化运动看做是某些高层主观意识的推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则重新将农民的土地收归为集体所有，从而破坏了中国农业的顺利发展。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实际上，由于一些农户土地贫瘠且狭小、由于一些农户生产工具欠缺、由于个体农民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病亡，也由于随着农民私人借贷与土地买卖的情况逐渐增加引起的农民受雇情况增多，新中国建立未几年，农民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渐拉开。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任由情况发展，走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则土地逐渐集中，农村加速两级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推动农业合作化，将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共享生产资料，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动广大中下农共同富裕。虽然经过摩擦，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很快取得了一致：走合作化的道路。

合作化运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几个农户之间小规模交换工具和劳动力的互助组，然后是依据每户土地、工具和劳动力来分配产出的初级合作社，再后是由合作社购买农户私有农具从而实现完全的按劳分配的高级合作社。这中间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逐步推进的。

韩丁在《深翻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车，有车却没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 “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有犁的和有车的形成互助组后可以显著地提高生产力，因此对于只有犁或只有车的，尤其是没有犁也没有车的广大贫下中农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互助组的优越性一旦提高实践体现出来，就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

互助组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韩丁继续写道：

各家各户一旦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譬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稼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


侯永禄

在中央的引导下，当时的农民几乎全部选择了继续合作，成立处级合作社。陕西合阳县的一名普通农民侯永禄在《农民日记》中写道：

1955 年 12 月

初级社成立大会上，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志。真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常！

……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干部们白天带头劳动，晚上又加班熬眼地讨论社里的工作。

…… 由于 1955 年建社后的劳力、畜力能集中使用，不误农时，社员劳动热情高，加上雨水适时，所以各种农作物产量都比往年高。又由于分配比例也是地和劳力各占一半，对土地多、劳力少或者土地少、劳力多的农户都能比较合理的照顾到了，收入上差别不明显。大多数社员都对分配感觉到比较满意，所以从内心来说，对建立农业社是用户的。因此在号召扩社时，西北村未入社的农户也就积极响应。[①]

这段日记朴实地记录了初级社成立之初的热闹非凡、成立之后农民的冲天干劲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生产关系一旦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新的矛盾又开始出现，韩丁继续写道：

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到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身上。这样，就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的一边。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 5 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他们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 “按劳分配” 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贫下中农的现实需要推动了高级社的建立，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给当时的农民极大的震惊。侯永禄在《农民日记》中如实记录了当时的震惊：

1957 年 1 月

高级社时全部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的，真的兑了现，在群众中震动很大。一些地少劳力多的社员，一下子就有钱了。有的职工家属，原以为自己有人在外面挣钱，不稀罕农业社里挣的那几个工分，但决分后，他们态度就变了，也要参加社里的劳动了。

只有那些原来地多、人口也多，劳力却少并对劳动抓得不紧的人，收入就显得比别人少得多了。（作者家是中农，收入减少，作者）就想办法把队里的牲口也接过来自家里喂养，增加工分。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每一步都是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也都极大地激发了依靠劳动获得工分的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广大农民中孕育了越来越激动人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中央敏锐地抓住了普通农民的积极性，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侯永禄写道当时的情况：

1958 年 2 月

今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人人都在大跃进，个个都在破常规。社里的工作随着大跃进的形势越来越紧，任务越来越多，对我来说，真是快马还要加鞭，响鼓还要重捶敲，白天急急忙忙回来吃个饭，什么家务活也顾不得干，就又急急忙走了，真是一天想干完 20 年的活儿。

财会工作也应大跃进，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要实行 “以产定工”，推行 “一年早知道”，实行 “财权下放”。

鼓起革命干劲，打垮暮气沉沉；苦干再苦干，半年工作一月半。

这些文字中的热情豪迈，是激发了强烈主人翁意识的中国农民的真实内心写照。高级社的进一步就是人民公社，大寨陈永贵对韩丁说道：

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以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

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起来管好所有的事情。

经过建国初期的艰难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几经反复，终于确定了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既鼓励合作，又照顾各地实际。三级体系中，人民公社负责建造并拥有大规模的灌溉和排水系统、道路、医院诊所和学校、工厂，以及其它大型农业机械，生产大队则建造并拥有工厂、大型农机、磨坊、动物 / 家畜养殖场以及其它设备，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在扣除生产成本（不包括劳动成本）、缴给国家的税赋（以粮食形式支付）、给队员的配给口粮与来年用的种籽后，剩下的产品卖给国家换取现金，公积金、公益金及工分分配。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农业制度一直是稳固的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体制。

与生产领域的合作化相配套的，是流通领域的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包括粮食、棉花、油籽及其它许多农产品，国家将买进的农产品（如粮食与油）进行加工，之后以补贴价格卖给城镇居民，从而一方面反哺工业化，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

与后来的主流评价不同，实际上合作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粮食生产从 1952 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增加到 1977 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 1959-1961 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 3% 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这一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

注释

[①] 侯永禄. 《农民日记》

知乎用户 风大　可稍息否 发表

巧了，之前谈过这个问题。

苏联和我国都曾经采用过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反而效果不是很好呢?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苏联和我国都曾经采用过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反而效果不是很好呢?​www.zhihu.com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1902256/answer/1278640401)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人民公社积极性高不高，对比的是之前的分田到户和之后的包产到户。

分田到户又有两个阶段，分别是土改前和土改后。

土改前，大部分时段都是灾荒频仍的民国时代。基本情况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人不断饿死。

土改后，情形迅速好转，人们涌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支持解放军。更早的苏区，则是支持红军。

不久就开始了合作社。在当政者的推动下，随后迅速进入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时代，酿成了著名的 “三年自然灾害”。教员经过调查，又把这个过头的大公社拉了回来，取消了“大锅饭”，保持在“队为基础” 的层次。但是大锅饭这个词儿是保持下来了。之前鼓励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也在当政者的纠正下，几乎毁灭。后来教员又发现了，赶紧说社队企业还是要发展的。社队企业才恢复发展，成为后来私有化转型为乡镇企业的经济基础。

这种一刀切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呢？直接目的是发展工业。其他网友也说了，主要目的是通过公社将农业资源集中到优先发展工业上来。因此，公社建立以后，最大的改变是分配方式的改变。

人民公社和集体农庄有相似之处。二者都以统筹农业为基本功能，以支持工业为主要目的。在二者建立之初，都出现了过度抽取农村资源、以至于人为扩大灾荒的问题。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当时的主政者后来都对这一政策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仍旧和这时是一样的一刀切，比较粗暴。这大概是办事习惯。

吃过一次亏以后，继续搞公社，就比较谨慎，没有再出现那种天灾人祸合并的情况。

这是人民公社的基本背景。

那么，要问人民公社积极性高不高，这就要对比。

比如说，对比土改前，肯定是积极性要高得多。对比土改后，积极性不好说。不过我们可以参照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基本恢复了公社建立前的状态，尽管有 “联产” 的要求，农村组织性要高一些 [1]，但是总体差不多。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小岗村是著名的例子。包产到户期间，他们持续四十年都是贫困村。还是乘着全国脱贫的东风，才赶上了脱贫的末班车。

就这，我看他们的积极性也不比人民公社强。

至于说现在，农民离开土地，将土地撂荒，自己出去打工的就更多了，也没看见种地的积极性提升了。

从对比来说，积极性对比不明显。

而且，最关键的是，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是农村产业发展是否更加繁荣了。

公社时代，农村承担着两个任务。一个是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并且逐渐农场化。一个是发展农村工业，建设社队企业，实现农村的就地工业化和就地城镇化。

分地以后，这两个任务基本上都结束了。良种推广有一些经典案例。比如说杂交稻。袁隆平的杂交稻很有名。1971 年袁隆平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研究杂交稻，1973 年成功研制出了三系稻、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如果你在网上看，接着就是 “1984 年 6 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那么中间呢？中间就是：

1974 年育成第一个强优势组合 “南优 2 号”；1975 年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1976 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杂交稻，它是什么时期推广的？

然后还有个对比案例。有人研究了玉米良种。时间大概是 90 年代初（很早以前看到的资料，不太记得名目了，有知道的可以提醒下）。然后一直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大概，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太强，以至于良种推广这样的科技进步都无法替代积极性了？

现实中，公社既有利于抽取农业资源发展工业，也有利于推广科学技术推进农业发展。只看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正确。

到底应该怎么用，自然应该着眼于主要任务。

当然，有些人会说，为了主要任务，其他就不可以不管了。这样的 “二极管” 思路是不对的。做事情，要统筹兼顾。

经过对比，觉得公社的益处还是很大的。

比如说，80 年代盛极一时的乡镇企业，它们就是公社大队举办的社队企业私有化的产物。现在乡镇里面买个拖拉机都得几个人合伙，创业难度实际上增大了。很多人一想着做生意，就是开饭店这样低投资、低门槛的生意。就这，很多人也开不起来。

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都有一个好处，就是农民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在农村直接变成工人。我们所担心的空巢老人、空心村、留守儿童，这些问题都不会普遍出现。

但是乡镇企业后来很多都亡于吃拿卡要。当然，也有的是亡于经营不善、产业升级。农民就被迫流出到城市以及东南沿海打工去了。有了充足劳动力供应，东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倒是发展很迅猛。很多人说东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多好多好，学习学习，东南沿海的人头脑精明，其实主要还是地利。当然，到了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发展已经巩固了他们创业发展的思想认识，与内地一再受挫因此畏惧投资的情绪不同了。

现在我们讲合村并居，新农村，弄到最后还是要建大社区，要归并土地。从经营角度说，实际上还是在逐步恢复公社时代的大农田。因为大社区距离农田遥远得多，耕种的通勤压力变得更大了。现在农民都不愿意种地了，积极性已经没有了。你再加点距离，他们就更不愿意去了。然后再禁止一下电动车，让他们开汽车去，说实在的，都不值那个油钱。因此搞到最后，还是要走大农场的路子。只不过这一回，就是股份制合作社了，建立的是现代农业企业，不再是生产生活行政三位一体的公社了。

这样想，其实当初公社改革，也可以直接走企业化的路子。

说到底，公社可以说是行政化的农业企业，也可以说是企业化的农村政府。

这一组织形式是建立在俄罗斯、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发达、缺乏充足的企业组织理念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其不合理性。

但是，也有合理性。

一味讲公社积极性不高，就相当于说：

为什么公司员工积极性不高。

大多数公司的员工积极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高的。

除非物质激励十分到位的少数公司企业，积极性还会高一些。

那么对于公社来说，他们存在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任务都是将农村的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工业，加速实现工业化，那么用于激励的资源显而易见是较少的，积极性自然不会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便他们不去支持工业，将资源全部留在农村，他们的积极性也不会特别高，因为大部分农村相比其他农村都不显著优势，所以积极性高的永远是少数，积极性不高的永远是多数。这并不是公社独有的问题。一味加在公社头上，其实不合适。

现在农村改革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所以，农村原有的承包制也快走到尽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实在的，谁也没有资格嘲讽公社。

毕竟，公社有的优势你也没有，公社没有的毛病你有一堆。公社的毛病可以通过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建设解决，你的毛病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公社……

五十步笑百步是很可笑的。何况也许你们都是五十步。有的人甚至可能认为你才是那个百步。大家都掉井里了，就收起取笑的心思，还是想想怎么从井里出去吧。

参考

1. ^ 在公社建立前农村甚至没有进行户口登记，一个乡镇一个大户口，上面只有人口数字。学者调查时也发现，这是导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统计数字减少的极其重大的原因。因为 1959 年之前的人口基本上都是估算的，然后浮夸风那年因为粮食产量虚高，看起来似乎可以多养很多人，所以大规模抽调农村人口进城工作，直接从农村核减了一千多万人。但是随后问题爆发出来，这些人又被要求回农村，于是在城市里又把他们核减了。但是农村并没有把他们重新计入户口，因为计不计算他们都照样回公社吃饭，没人多此一举给他们统计。结果就这一下几千万人就多出来了。后来户口统计越来越严格，这些人慢慢又进入户口了，导致后来我国统计的人口出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年龄段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正常来说应该是随着死亡减少。这就是因为很多人重新报上了户口

知乎用户 一苇杭之 发表

现在的大公司评绩效，都一样有各种意见。

大公司有多年的管理经验和各种标准、述职报告、量化指标等等，评分和被评分的人都是起码大学毕业，就这样的配备，如何用绩效考核带动员工积极性，都是一个长久且难搞的事，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公司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喊来什么顶级咨询公司出点子也是一样，最多新鲜一阵，就疲沓下来，各种钻空子。大公司基本上都是求稳，不求调动多大积极性，别出事就行。

回到几十年前，第一次搞公社，也没什么成熟经验，大部分人大字不识，但极度精通各种闹事钻空子，评分的人各种私心，跟现在的大公司比都差十万八千里，现在的大公司都搞不定的东西，他们怎么可能搞定呢？

除了包产到户之外，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对积极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农业科技提高了产量上限，提升了亩产潜力，让积极性能转化为更多产量，积极性才能被调动起来。

现在农业科技普及后，产量又到了上限，加上对外务工的吸引力，种地的积极性又下来了。

再积极都差不多这产量，瞎忙乎啥。

知乎用户 九筒张麻子 发表

李德胜《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 (收、管、吃) 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 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 (高额丰产田) 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李德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知乎用户 公版 kitty 发表

说没有积极性是不全面的，

老家的大型水库、小电站、水渠，都是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参与这些修建的主力劳动力，全部是各个大队的农民。

记得老家有一条特别的水渠，延绵了整座山。

小时候放假了，曾心血来潮沿着老家的水渠往上走。

水渠的起点，是一条河，人们在这里建了一个泵站，一条粗壮的水泥管道从抽水站铺设出来，在十几米的地方拐了一个弯，急转直上，从山坡上爬上去了，水管从此直往上两三百米，到半山腰的水渠。

管道旁边有一级一级的石阶，不过年久失修，陡峭的地方不通人行。我从另一边山路绕上去，再探出路来，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这一段几百级台阶保存得很完好，一阶一阶笔直地排列着，从底下往上看，莫名地赏心悦目。

我一步一步往上爬，边爬边计数，一直记到了五百多；

石阶的尽头，来到了半山的水渠，水渠从东向西，沿着山势延绵约有一公里多，

这段路我最喜欢，因为平整，走起来不费力。

走到尽头，又看到水管往上铺了，于是我又往上，拾阶而行，

如此往复，花了半天的功夫，我终于来到我们一座水库，我站在水库边往下眺望，远远的山峰也只有我一般高了；

这座水库再往上，还有水管和水渠，还有大水库，一直通到山后的主峰半山腰———那里海拔 1800 米，还住着人家。

不过我的探索之旅也就到此结束了，不然我回家得吃笋尖炒肉，传说中的大水库，也只有后来去山上走亲戚的时候见过。

看一看这些水渠、水库，想像一下当年不知有多少人在这些山路上劳动的场景，我大概也能理解下面这句诗：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人们在这里劳动，在这里休息，在这里流汗流血，在这里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也听说有不少人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爱情。

不过这些水利设施从 80 年代起就开始荒废了。

小电站的抽水机被拆除运走，水渠不再有人维护，水库只有下雨时候依靠山洪聚满。

山上的人们，也没人种水稻了，改种红薯、玉米、小麦。

老家的人，也不太有人记得这条水渠最初的功用是什么。

那些水利工程，静静地躺在那里，成为孩子们天然的游乐场。

那个时代渐渐远去了，远到很多人已经不记得它本来的模样。

知乎用户 李二 发表

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大约会有一个误会，大家都把现在的对于农业的印象带入了 20 世纪五十年代，而且，很多人其实都是对农业和集体经济没有概念的。

很多人都认为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举个喷撒农药的简单例子，工业化和规模化应当是这样的

而不是这样的

而机械化的耕地应该是这样的

而没有效率的小农经济则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即使在两千多年之前，如果规模效应足够的话，水利工程也可以是

而且那是在 1955 年，国内大部分农村都是这样的，甚至连电都没有，说那时的农业出路是机械化和现代化，无疑是脱离了实际的。

公社化其实是农业规模化的探索，事实上公社化运动在初期的确是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也增加了公社辖区内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规模，而后期人民公社的组织制度出现了问题，才导致这项运动的失败，而且，这个组织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有没有提升公社内部的生产效率和社员生活水平。

答案一定是有的

在问题的最先，我们得明确一件事情，即在其他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土地的集中能不能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

答案一定是可以的。

比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耕牛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的效率一定要比人直接拉犁强的多，一个农户，如果有两个耕牛，那么他就可以使用 “二牛抬杠” 的技术

如果有一个，那么他就能用 “一牛拉犁”

无论如何，都是要比人拉犁的效率强上不少，比如

但是这一切，都是要建立在土地足够多的前提下，牛拉犁的效率比人高的多，如果没有足够的地让牛耕种，那么。。。这牛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最多只能拉拉牛车，或者说，在牛棚里面吃草料，那无疑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

所以为了节省耕牛的饲料费用，我们发明了

有的人会问，如果我们就养着这个牛，有拉犁需求的时候让它拉一拉，没有拉犁需求的时候就放养。。。

其实有的国家可能就是这么干的，然而传着传着忘了放牛究竟是要干啥，于是——

所以即使生产条件有限，土地集中也是可以提升农业效率的。

而如果公社社员参与公社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收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加入公社，并且，具有相当的积极性的，因为即使保持自身的劳动强度不变，他也可以获得比过去多的多的产品。

那为什么公社化运动失败了，社员们也失去了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呢？

因为公社没有设计足够的退出机制，当规模不经济的时候社员没有办法退出，而且公社内部也没有足够的制衡机制，可以遏制住要管理人员的权力。

然而这个问题世纪上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最近的典型是又问了一遍扇贝去哪的獐子岛。

而再远一点还有盖了著名的五行大厦的华西村。

更早的还有著名的大邱庄

如果大家有时间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些著名的集体企业发展路径其实和人民公社都是差不多的。

至于所谓的先进的包产到户模式，本质上并不先进。

小岗村最先分地的那十一个，最终并没有发家致富，而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农业生产企业都是规模化和集约化也能说明不少问题。

以上

不讲条件，单纯说人民公社积极性不高的，不是傻就是坏。

傻的人还是要多读书，多思考；至于坏的，劝你善良

首先这个问题得分两步来说

第一人民公社并不是积极性不高，得分阶段看，初期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积极性是很高的，而后期人民公社的存在无法提高农民的生活条件，所以公社成员才失去了积极性。

第二，得聊聊为什么人民公社运动后期农民的积极性不高。

在具体说这个事情之前，我们的得明确两个假设，一个是人们对于能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事情总是有积极性，二是人们失去积极性是因为继续从事某项事物并不能使自己的生存环境改善，甚至会恶化自己的生活。

1、人民公社究竟是不是积极性不高

答案是是得分阶段看，人民公社运动初期，土地的集中，农用机械和大牲口的公用的确是提高了农业经济的效率。在农业生产中，是存在一定的规模效应的，在一定范围内，农业生产的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

所以最初农民的积极性其实是相当高的，根据资料，在人民公社运动初期，随着土地的集中管理，公社能接受的生产成本是远高于单个农民的，因此公社购置了相当多的农用机械和大牲口。同时又由于土地的集中，农用机械的使用效率也远高于农民自己采购。

所以人民公社初期，土地的集中可以使人们的生存条件改善，所以其实人们是具有积极性的。

而后期人民公社运动，因为制度的存在一定问题，导致人民公社的存在无法改善农民生活，自然社员的积极性就不高了。

2、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

人民公社当然是存在制度缺陷的，否则人们就不会对于他失去积极性。

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在于在规模不经济的时候，人民公社没有合理可行的奖惩和退出制度，没有办法随意调整自身的规模和杜绝搭便车者的存在，这导致后期人们失去了积极性

奖惩制度就是大锅饭，当不管努力的分别，人们收入总是和最差的一个人一样的时候，那人们就会倾向于减少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最差的那个人保持一致——相当于如果收入一定，那么人们总会倾向于减少自己支出的成本，这个能确保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退出机制也是一样，人民公社随便调整自身规模大小，只能越来越大，然而随着土地集约的边际收益递减，乃至于负，人民公社的产出越来越少，人们因此失去了参与的积极性。但是人们也不能退出，让公社回调到合适的大小。当你上了一条注定沉没的船时，你自然积极性就不高了

其实农业这个东西永远是规模化的生产效率要高于小农经济，不管是美国和澳洲的小麦，还是英国和新西兰的畜牧业，我们看到大型农用机械和现代技术的使用会受到土地规模的限制，不管你怎么想，地块小了拿飞机撒农药就是回不过本来；哪怕是在国内，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还是使用大型机械耕种大片土地的东北农场；而小农经济究竟是没有多少效率的，小岗村最先分地的那十一个最终只是最先分了地，也没有富裕起来。

倒是华西村，仔细想华西村的发展历史，其实基本上也是公社运动发展历程一样。。。哪怕最近出了问题，基本上也是人民公社的问题——当规模不经济和收入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无法退出，也没有办法改变村子的发展方向，最终只能跟着村子和村子的企业一起走。

农业规模化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人民公社运动归根结底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单纯为了否定而否定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这个问题其实早就被人说烂了，说这个的专著得有一人高了吧？

知乎用户 脱贫攻坚困难户 发表

题目被修改过了，我回答的时候题目依然为积极性问题所以并不是人们的态度问题：

—————————愿答案分割线——————————

题主可能是看到最近在一些网站上宣传的某些模式和关于 “生产积极性” 的讨论。

我觉得做作为一个现代人，很难对那个时候进行非常客观的描述，所以说我就跟本人的爷爷进行了那个时期的探讨，听从了大量描述，也问了一些问题，并经过本人分析，还原当时为什么人民公社化极性不高，并回答相关问题。

我爷爷是 1939 年生的，49 年新中国成立，可以这么说，我爷爷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和人民公式化运动一起经历的。

先说结论：无论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否得到了发展，生产积极性再高和再低，可以肯定的是，农民的任何的生产投入和产出都很难转化为自身的收益和回报。客观上一定造成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太长不想看的 可以直接跳转到下面的黑体加粗字）

人民公社活民公社化运动是否积极性不高？是否有偷懒的人？是否有工贼？

我的结论是这个问题很难给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分时期分人。人民公社化刚开始的时候，积极性非常高，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敢说不积极、敢偷懒的，有怨言的是小部分人。但是大部分有积极性的都是在公社化以前就吃不饱的人群，那时候吃不饱饭，属于普遍现象。部分对公社化有怨言的，基本上是在公社化运动之前就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家里能温饱，甚至有所富余的人群。但是其积极性的体现更多是在实现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当中，在实现了公社化之后的生产实践当中积，这种积极性就会被严重打压。一言以蔽之：结成集体的公社化运动积极性高，但公社化之后的生产积极性相对有所降低。因为从生产差异和平均的角度说，本来饥饿贫穷的人在短时间内收获的利益与来源并不是的集体的生产，而是别人生产的剩余。每个人的生产力一定是有区别的，然后每个一个人的消耗又肯定是有区别的，但在一定时期一个时间点，所有人总体的生产力和总体的消耗是没有区别的，大锅饭是所有人的生产与所有人的消耗，但是这其中每个人的消耗与生产是否相等，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在短期内其消耗肯定是大于自己生产，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消费肯定是小于自己的生产。

这便引出了第一个结论：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公平主义和平均主义相对等，过度强调平均而不注重公平与效率，使得本来一些具有较强农业生产力的人群，所获得的生产收入与生产投入完全不对等，而大量人群通过集体化运动就得到了相对富裕的收入，最后在短时间收益过后，集体化的生产效益，机械化，大播种等集体农业所应该具有的优势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发展出来，而新的生产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放，原有旧的生产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压迫，生产力反而会得到下降。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人民是否真的吃饱了饭？

答案为否。而新中国的成立之后的一切经济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国家社会生产力，但这远远没有让全中国人民达到温饱的水平，饥饿仍然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使得人民公社化水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人得到了相对提高，但是从总量上来看，人民的生活是没有进步，没有得到大幅度的绝对提高。即使在后期转化为工分制，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都一样，以及大量的工贼在其中混分这情况属于普遍性现象。其次，即使一开始，生产社和合作社绝大多数人都是积极向上，但是只要有一两个偷懒，有私心的工贼或懒惰的人，通过偷工减料、消极怠工等方式却仍难获得和大家一样的劳动收益的话，就会达到到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效应，使得风气被带坏，大部分人会逐渐变成懒惰和消极，永远不要低估人们在利益面前的贪婪懒惰以及私心。当时我们爷爷那边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由于是用方言讲的，很难进行直接的描述，我尽量用普通话转述了一下就是：肚子吃不饱，脑袋想的歪，身上没力气，两脚直 XX（我实在没听懂）。粮食吃不饱，人心自然思变。

另外当时的国家经济政策，就是全力进行工业化，用农村供养城市，用农业供养工业，用农民供养工人，导致任何所有农业生产剩余基本上都会被投入到工业当中，任何工农业消耗不会留下任何的生产剩余或生产储备，当时全国的农村基层几乎没有存粮。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据我爷爷描述，当年隔壁省份，与他们县区相邻的一个生产大队，直接基本上全员饿死，基层没有存粮，上缴的已经全部用于城市和工业消耗，上面即使想赈灾救灾，无粮可赈，无米可救。国家的计划就是将所有的产出用于消费和再投用，没有任何的结余，这就导致了总体计划一旦碰到了不可控因素，将会瞬间崩溃。农业集体化中的农民没有存粮，集体也没有存量，集体上交的国家也没有存粮。以农村供养城市，农民供养工人，以农业供养工业的原则，使得一个农业集体生产的产出再多，也依然不会使得这个农村集体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

再者就是就是组织和管理问题，这一点并非是我问的，而是我爷爷主动讲出来的：

当时的大队生产队队长，书记，会计等组织管理人员存在的一种现象的就是：这些管理人员可以通过非常轻松的账目的修改，实现从集体中的克扣，但凡账目上有一点点的多余和都容易被这些组织管理人员给挪用。我问了我爷爷，这是否是一种贪污腐败？他说是的，而且这是属于普遍现象的贪污腐败，基本上所有人都默认的潜规则。

从规矩上，这是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在集体中申请资源的使用，但是实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普通的农民是根本无法在生产队中申请到自己所需要用的资源，组织管理人员却可以轻松的得到申请，这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不公平，但更多在政治和法律行为上的是一种贪污腐败现象。

最后一点就是经常会被拿出来数据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后的亩产量更高，所以说人们都是积极的。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生产的产出和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说其生产积极性，就一定是影响生产产出的全部。本人在学计量经济学的时候，曾经查看过相关的统计论文，相关的统计论文显示，在粮食种植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的产出和人口农村劳动力的增加有关，但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与之相关最大的是耕种面积，化肥使用量以及受灾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农业人口的增加，也未必能带来粮食产量的大幅跃升，那么劳动力的积极性的增加，不可能大于直接的劳动力个体增加的效果。而且当时生产数据其实非常有问题，据我爷爷的描述，并且我同时也问了一些其他的老人家，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些数据完全不可信，当年在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整改的时候，反对的就是浮夸风，大量的数据被虚报夸大，生产数据基本上没有参考价值。一个大队报两倍，三倍都属于正常现象，五倍不少，十倍都有。历史课本也有提到过当时浮夸风、虚报情况的相关知识点。现在经济学家研究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数据极度不真实，众多地方的统计口径，统计数据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实际数据依然很难推测。浮夸风也进一步导致了很多农民和地方的生产被过度抽取，反而增加了再贫穷，结果不仅仅是集体中的个人，而是整个集体，每一个集体的积极性都可能会得到严重的打击。我个人对这些说法不抱有任何的态度，因为我也无从得知这些数据是否具有真实性，是否可证明或证。，但我认为其实这些的真假都无法改变农业的任何生产剩余都会被挪用，调用和再分配的事实。

所有个别小结论：

1、合作化中的集体化，公平化被导向了均等化的错误方面。大量旧有劳动力，并没有实际得到解放，一部分劳动力甚至受到了一定的打压。一部分人的利益扩大，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得来的，是通过分蛋糕的方式，而不是做蛋糕的方式。

2、对每个人的生产力和生产产品是不一样的，导致了在公社化运动，绝大多数人的生产产出和生产投入是不对等的，能者多劳而不能多得，懒着少劳，亦能多得。混子，偷懒者，思想不积极者越来越多，劣币驱逐良币。

3、集体化生产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社会总体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充分解放，虽然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可能得到相对提高，但总体而言，温饱问题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生产力发展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

4、国家经济的工业化目标，催生了农业供养工业，农村供养城市、农民供养工人的政策的产生和实施，不管农业生产如何扩大，农业生产剩余甚至一部分口粮最后都会投入到工业领域，农业没有剩余，农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提高。

5、实际组织实行中的问题，乱指挥，瞎指挥，大量的组织管理人员缺乏管理经验，盲目扩大生产，盲目进行公社化。其中出现了大量的贪污腐败，克扣挪用等问题。一部分人的生产剩余转移到另一小部分人手中。

6、浮夸风虚报风盛行，左倾错误明显。大量数据虚报虚填，导致了国家经济计划的开展，没有得到合理的科学数据的有效支撑，大量农业资源被进行了不合理的再分配和征用。农业的数据上升与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相关。

总体的结论：当时的经济工业化政策以及集体化政策，导致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最终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很多的产出和投入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和回报，自己没有生产剩余，即使有生产剩余，也会被征用和再分配，很多农民依然无法解决生活问题和温饱问题，农业一直在给工业进行供血发展，这是当时请我国国情所导致的，毕竟我们无法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那样对外进行海外掠夺，用传统的自然的方式让农民利用生产剩余或失地自行进入城市，成为工人速度太慢，也不切实际。这也是我国工业化道路在当时社会生产条件下所必须要经历的一段实践。

同时，后期的包产到户进行个人生产是否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呢？我这里不做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当时我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基本社会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农民也不再需要过多共对工业、城市、工人进行过多的供给。同时在前三十年积累下的农业科研成果和工业化成果。这使得农民的生产剩余归于自己的变成了可能。摆脱了工业化供养道路之后，即使不实行包产到户，对一个农业集体而言，大队、中队、小队都有可能实现集体上的生产剩余了。可以说，无论是当时的农业集体化，还是后来的包产到户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都有其积极意义。我们需要肯定其积极意义，但是其带来的相关问题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如何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然，我这不一定说的就是农业集体化合作社，人民公社这些东西都不好，这在那个时代有其积极意义，为我国的工业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和贡献。我国的工业发展在那个时代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经济政策，确实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社会资本化，资本家剥削和压迫日益加深，社会经济右倾矛头逐渐出现。但这并不能否认改革开放这 40 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即使我们再往前推几百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依然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当时有其经济意义，其带来的问题确实是由于自身局限性固有属性而导致的，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但不能就此否认识这些经济制度，这些社会制度在当时社会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问题总是存在，因为矛盾永远是对立统一的。每个时代相对于以前的时代都有其进步性，但每一个时代在进行发展之后，其举时代局限性又会充分得到暴露，社会经济制度探索需要的是创新以及不断的尝试实践，而不是考古式的照办复辟，批判现今踩一捧一。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套用先人的任何一个既定模式来进行发展，都必须根据现阶段的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同时，经济和社会制度实验与实践需要广泛的开展和调研，需要有整体观。我国的体量优势就给了我们充分的制度容错率，任何社会制度既不能局限于个体的发展，也不盲目的全面展开。极端个例也无法证明全盘的实现可能性，更多的人要各地方和个人去根据自身情况来实践，不是说有一个成功的模式就可以套用在自己身上，要逐步的在实践中验证。衡水的教育很强，衡水的教育模式很强，但它无法推广到全国去，不能用一个衡水模式的成功，就说明教育就必须是衡水模式才能够成功。用一个地方的成功，一个时代的成功，就想证明全国实现，全未来实行的可能性，本质上就是一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种机械式拿来主义。我们不能要求现在仍实行集体农业下农村供养超市的工业化道路，也不能一直沿用改革开放的所有路子。

一种主义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实行，永远都不要说他有多好，但也不要说他有多不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性本质上就会制约住思想的作用，放大都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性，矛盾永远是对立统一的。要寻求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有问题就一定会有解决方案，但新的解决方案一定会带来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的解决，更多依靠的是更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从以前的老方案中进行拿来主义的机械式套用。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不可以，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也不可取。

其次，对于一部分人对某些模式的盲目崇拜或者全面反对。春秋战国自有怀念周礼的人，但他们怀念的是周礼吗？并不是。他们怀念的是那个时代的稳定与秩序，以及那个时期的可能的自身利益，而不是这种客观制度。本质上亦是一种思想惰性，不想积极的寻求现阶段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新的思路、新的思想，而是从历史和过去寻求一套正确的方案来套用到现今，本质上更多的是形而上的、空想的和自说自话的。最后结束春秋战国纷争的却是法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所开辟的封建社会的制度，不是所谓的周礼。周礼和儒教也不得不去适应这种封建社会模式，从而变成封建儒教，而不是周礼的儒教。当然，如果在封建统治时期，全面否定周礼儒教存在的意义，那也不可取，周围秩序社会伦理也必将受到相当大的冲击。想要寻求一种制度的解决方法，肯定是想要制度中的优秀有益的一面，而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同时反对一种制度，肯定是否定及具有局限性弊端的一面，对于其可取之处，大可放心采用。全盘照抄和全面肯定全面否定都不可取，都是教条、机械的。对此，需要客观科学且辩证的看待，取其精华，取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主义为本，以现在为本而不是以历史为本。思想和主义是用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激化问题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更多的依靠的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辅之以科学技术、管理制度和国家层面的进步，这其中也有国际形势等多方面因素。不是一句生产积极性就可以概括的，更不是不是口号化的主义，标签化的政治，娱乐化的键政烂梗。左倾激进冒险错误和右倾投降都是错误，都不是进步的之左。当然更不能陷入右派的舆论圈地，将左右派之争变成资本主义左右翼之争。极左不是左，粉红不是红。我们所反对的美国的那种以人种、地域、口号和自己都不明白的政治主张划分为代表的标签化政治身份政治不能出现在我们自己身上。当别人给我们扣帽子的时候，我们肯定不能以此为耻，但我们也不能反以为荣，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不要自己给自己贴标签，自己给自己戴帽子，不要光喊口号。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去反讽讽刺敌人，与敌人划清界限，但在我们不可以以这些帽子标签去划分派别，不可进行人民内部的内斗，人民内部是存在固有矛盾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最终和最主要的敌人是是阶级敌人，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和我们意见相左的同志，也即使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可以团结，只要可以拉回来，只要可以改成我们就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是排外形成自己的圈子，进行统一战线而不是分裂战线。拉山头不是现代党政是封建结党营私。

此外，如果你真的支持一种制度，一种思想，一种理论，那就最好去全方面的了解它，研究它，而不是仅仅的喊口号，是全面透彻的去研究了解，而不是仅仅是几个点。去反对一种制度，一种思想，一种理论，那也要去全面的了解他，研究他要了解我，为什么反对？这为什么是我们的敌人？它和我们的不同点和根本矛盾点在哪？如果他不是我们敌人，我们是否可以去团结他？如果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否可以去再争取改造他？站队的不是政治，那是表态。自己的自我学习比寻求他人的认同和带节奏更加重要。不要认为看了几个视频，看了几个文章，就感觉发现了真理，就得到了自我的思思考。大多数人即使发现了从前缺失自我思考后，仍然不能进进行自我思考才是社会思想的常态。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比什么都强。只有劳动和生产才能产生价值。我们也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劳动价值。

知乎用户 马卡卡 发表

至于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慨。

安徽省定远县耕地面积 160 多万亩，按照实际情况只能种 80 万亩水稻，“四人帮” 在安徽的代理人却强行规定要种 150 万亩，并说是 “铁板上钉钉子，外加三锤，一亩也不能少”，结果有 20 多万亩无收，有收的产量也很低。

安排去种地的是当地农民，很多农民是一边哭着一边种的，而另一部分人明知道种了也不会长，自然是吊儿郎当的玩闹一样，这种情况下，你能说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吗？

芜湖县易太公社追求形式主义，打破原有生产队体制，打破各队土地界限，打乱水系，把集体的粮、款、物等全部重新分配。新划的生产队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土地一样，人口一样，村庄大小一样，水利工程兴办一样。公社还规定，凡是妨碍规划实施的树木要砍掉、村庄要移址、房屋要拆迁、沟塘要填平、道路要重修。社员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怒。由于严重强迫命令、瞎指挥，全社粮食减产 592 万斤，有的大队人均收入由 1976 年的 70 元下降到 38 元。

分配上大锅饭，生产上 “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队生产单一，主要是搞粮食生产，而粮食的比较效益又低，社员劳动一天，只能拿到 4 毛多钱，少的只有几分钱，连吃饭都不够，因而在收益分配上普遍出现了多年来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超支户” 顽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只好实行按人分配粮食。群众风趣地说，“白天黑夜拼命干，不如生个大肉蛋”（指生小孩），“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指一个劳动日值不如一个鸡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一天的农活三天干不完。农村中普遍有两句顺口溜：“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男的上工带打牌，女的上工带纳鞋，边干边玩到下工，赶快回家忙自留（自留地）”。

农民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人民公社 “政社合一” 的管理体制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社员之间为争工评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社员与干部之间，因为强迫命令、瞎指挥，搞得矛盾重重。运动一来，帽子一大把，互相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被斗得面目全非。相当多的生产队找不到人当干部，有的采用抓阄的办法解决；有的组织大家摸扑克牌，摸到大鬼当队长，摸到小鬼当副队长，有的花钱雇人当队长。

农村干部群众的这种消极情绪是非常严重的，它比公开的罢工危害更大。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通通都是空话。

——————摘自《改革开放口述史》

知乎用户 曹哲 发表

一方面，当年对农村的盘剥过重，大力薅羊毛的结果是大家一样秃，无论从生产队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反正最后也就是将将吃饱，那还拼那个命干嘛？

精心饲养一头猪，临过年拉走了，队里剩一挂猪下水，那感觉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 =

另一方面，大队书记和公社干部权力过大，基层民主难以保证。

劳动任务的布置、劳动成果的分配，甚至社员的个人生活都由上级干部掌控，部分地区大队书记带着民兵那几乎就是个土皇帝，这时候你最好希望你的大队书记是个没有私心的圣人，否则特权团体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生产成果剩不下多少，基层民主难以保证，公平与否全看领导心情——换你你也得带薪拉屎啊。

知乎用户 宁薄 发表

很爱听村里的老人说以前的故事，他们对于人民公社的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当然，理解肯定没有其他的回答那么的专业，多是表象方面的问题，权当是抛砖引玉了。

一是村里的老人说，少部分懒人，把多数的勤快人带懒了。

勤快的人看到不干活的人也有饭吃，自然而然的也就心理不平衡了。

大家吃一样的饭，凭什么他干的那么少，我干的那么多？

今天他说腰疼，所以挑四十斤的粪。明天他说头疼，所以挑二十斤的柴火。那勤快的人见的多了，自然而然的被打击积极性，索性也跟着一起腰疼了。

二是干活多的永远是被职责的。村里的老人说，他之前干活就勤快，活干的越多被挑的毛病也就越多。

今天说他耕的田不细、明天说他割的草不嫩、后天说他插的红薯苗太浅。索性，自己也干脆腰疼得了。

三是村里的老人说，公分记的不合理。有的人有点关系就可以多记分，有的人和计分的人关系不好就少计分。

我爷爷说，他是文盲，那时候计分的人欺负他不认识字居然不给他计分，经常白干。这样的事多了，反正干也不得分，索性就不干了。

知乎用户 kg hy 发表

积极性不高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瞎指挥。比如我爸的回忆，不科学的深耕、密植、上肥（氮肥多而磷肥少，效果不好），收割季节派去修水利耽误收成，还有不科学地推三季稻。

不瞎指挥的年份还是凑活的。

第二个问题是对副业管得太死，等于有钱不让赚。

知乎用户 李泰格 发表

这种问题不能答。

偏左了，那是洗地又洗脑；

偏右了，搞不好号就没了。。。。

知乎用户 温酒 发表

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就想要公平。

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就想要效率。

公平以后如若是还是弱势地位，那就没有公平。

高效了以后如若突然弱势地位了，那就要么是不够公平，要么是不够效率。

总之，就浑身不得劲。

人类嘛，丑陋一点，不寒碜。

知乎用户 忠君爱国洪承畴 发表

埋葬斯大林模式不彻底！！！！！！

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限制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全盘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强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 “命令” 性质。个人并不行使如何权力，工人阶级通过党、国家和工会行使权力。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拒绝工人自治以及代表工人利益的多元的独立工会。在一个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中，没有相互敌对的阶级，那就只有一党的余地。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将斯大林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封闭了社会主义的革新之路，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来自苏联，其中不乏片面性、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正如姆拉德诺夫说言，“形成这样一种形势的根源在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的‘斯大林模式’。它建立了一支宣传‘伟大领袖’及其追随者所写的经典条规的代言人大军，以此来代替志同道合的创造者的共同体。它建立了缺乏理性的王国、使人僵化的空虚和精神上的静止，以此代替在斗争和怀疑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思想。”

斯大林模式在 1948—1956 年在东欧国家被全面采纳，使斯大林主义的弊端也得到了充分暴露，东欧国家为实行斯大林模式付出了惨痛代价，主要表现在：

（1）在政治上破坏法制，实行恐怖统治。在斯大林主义登峰造极之时，许多忠贞的共产党员成为新制度的牺牲品或阶下囚。1948 年 6 月 28 日，南斯拉夫被驱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此后在东欧各国共产党掀起了清洗 “铁托分子” 的政治运动。据统计，1948—1952 年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被清除的党员有 250 万人，被监禁的有 12.5 万人至 25 万人，受害者中间有：3 位总书记、1 位总统、几位副总理、几十位部长等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100 名将军。1948 年 9 月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因哥穆尔卡 “右倾民族主义” 被解职，在两个月之间有 5 万党员遭到清洗。1948 年 12 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年间有 26 万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被开除出党。安全机构滥用权力，许多波兰公民遭到迫害，到 50 年代中期被释放的政治犯达 10 万人之多。1949—1953 年匈牙利被处决的共产党员要比霍尔蒂统治时期多。匈牙利外交部长拉伊克遭到陷害，被指控为 “铁托分子” 和在二战期间“充当德国间谍”，最后遭到处决。1948—1956 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有 35 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1948 年 3 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有 250 万名，大清洗之后党员人数下降到 150 万名左右。1951 年政治大逮捕，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等 13 人受到审判，其中 11 人被判处死刑。1954 年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胡萨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被判处无期徒刑。保加利亚国内派共产党领导人科斯托夫被指责有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1949 年遭到清洗，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了副总理职务。1949 年 12 月科斯托夫被判处死刑。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科齐 · 佐泽被指控为“铁托分子”，1949 年经秘密审判被处决。阿尔巴尼亚的大清洗涉及 31 名中央委员中的 14 名和 109 名人民会议代表中的 32 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1/4 的党员被开除。

（2）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强制实行国有化、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影响。1949—1950 年，东欧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的国有化，1952 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在工业生产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 98%、100%、98%、97%、99%、97%、100% 和 81%。东欧国家的工业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建立了现代工业的基础，但是工业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农业的基础之上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姆拉德诺夫在保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按照盲目崇拜发展具有决定结构意义的部门的逻辑，农业在保加利亚经济中只被安排起次要作用。结果很明显，那就是保加利亚农村的人口迁移和日益荒芜，农业生产不断下降，农产品匮乏”。东欧国家在农业集体化中采取强制手段，甚至使用暴力，迫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除保加利亚农业集体化进展较快外，其他国家进展缓慢。强制的农业集体化直接损害了农民利益，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效率。由于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其结果是消费品的短缺，黑市和消费品短缺成为生活的常态。

（3）意识形态的斯大林化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扭曲，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限制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全盘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强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 “命令” 性质。个人并不行使如何权力，工人阶级通过党、国家和工会行使权力。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拒绝工人自治以及代表工人利益的多元的独立工会。在一个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中，没有相互敌对的阶级，那就只有一党的余地。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将斯大林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封闭了社会主义的革新之路，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来自苏联，其中不乏片面性、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正如姆拉德诺夫说言，“形成这样一种形势的根源在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的‘斯大林模式’。它建立了一支宣传‘伟大领袖’及其追随者所写的经典条规的代言人大军，以此来代替志同道合的创造者的共同体。它建立了缺乏理性的王国、使人僵化的空虚和精神上的静止，以此代替在斗争和怀疑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思想。”

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的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集权制并没有进行根本改革，这一体制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扼杀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无力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虽然在宪法上也规定了基本的人权，但是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一些公民因发表与官方不同的观点而失去工作和福利。这一体制压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出现了打击异己、清洗政敌、破坏法制和滥用权力等现象。这一体制漠视法制精神，在治国方式上实行动员、命令、强制和镇压等方式。在斯大林去世后，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继续执行斯大林主义政策，又制造了更多的政治审判案。在 “布拉格之春” 被苏联坦克粉碎后，1970 年的清洗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有 50 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许多遭到清洗的人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官僚集权制面临着在等级制基础上执政的官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由于有关生产力、生产资料、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是由一小批官僚决定的，而生产财富的工人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东欧国家出现了在官职、住房、收入、采购、医疗、教育和出国等方面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即特权阶层，他们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只关心自己特权的保持和扩大。而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则面临着贫困化和营养不良等问题。波兰在 1980 年特权阶层及其受益家属的人数达 300 万左右，约占人口的 10%。正是这些人的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滥用职权和不负责任，将波兰带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边缘。官僚集权制的直接后果是政权与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波兰从 1956 年波兹南事件、1970 年 12 月工人抗议到 1980 年独立自治团结工会成立，工人抗争不断。到 1980 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已达到 1000 万人，团结工会会员占波兰总人口的 1/4 多，占波兰劳动力的约 80%，而波兰统一工人党支持的官方工会被大部分工人抛弃。这表明波兰工人阶级与政权之间关系的紧张已到危险的地步。

（2）党的领导变为权力由党的机构垄断与集中，削弱了国家机关、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干部任命制导致了干部危机，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在这一体制下，执政党享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治生活日益程式化，公共生活缺乏活力，变成了由指定演员按照预定台词演出的独角戏。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公民 1968 年 6 月发表的两千字声明所言，“党与国家的结合导致使党失去与执行权力保持距离的优越性。对国家和经济组织的活动没有批评。议会忘掉了真正进行领导。选举没有了意义，法律失去了分量”。198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乌尔班内克认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被曲解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制定政策时，同人民对话的机制，实际上已被取消。谁要提出反对意见，就会遭到压制。于是，对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条件作出有效反应的可能性，被党葬送了，党于是成为自我孤立的牺牲品”。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往往享有特殊地位。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时忽视民主，强调集中。任命制被滥用，加剧了干部危机，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姆拉德诺夫指出，问题在于 “上级指定和任命制度通过其弊病——垄断、秘密、滥用职权、耍计谋使得许多干部蜕化变质，毁了他们。因为这种制度教他们只看上面，朝上司看。它教他们相信，他们不管犯多少错误，甚至根本不合格，既然被列入指定和任命的名单之中，那么在领导层总会有他们的位置并能保住他们的工资与特权”。乌尔班内克曾在捷共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干部的虚伪稳定和职务分配，导致一些主要领导人，不仅在党和国家的特权阶层中，把有利可图的位置攫为已有，而且也占有了极其重要的权力阵地”。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较为狭窄的、盘根错节的小集团，不受监督地掌握权力。这些干部唯命是从，为破坏法制敞开了方便之门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之外的东欧国家得到保持，即使是经过改革的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也未产生良好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负病运行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群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东欧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决策的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体系以及行政机构对于企业的干预，侵蚀了企业的效率，窒息了企业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十分不利。对于市场机制的排斥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忽视，使得商品货币范畴被动地起作用，仅仅作为核算手段而存在。由于实行价格管制，价格严重僵化，长期固定不变，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合理导向功能丧失殆尽。企业以计划指标而不是市场赢利率作为衡量其成功的主要指标，对于提高质量、改进产品与科技进步缺乏兴趣。企业考虑的是计划者偏好，而不是市场需求。商品短缺造成了一个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消费者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践踏与蔑视。因此，不难理解科尔内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 “短缺经济”。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下，一方面中央计划当局缺乏监督经济过程的信息与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单位缺乏创新激励，墨守成规没有风险，而从事创新的成本可能大大高于收益。如果创新成功，创新者的收益与上级分享，以昭示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如果创新失败，上级则会怪罪创新者，失败的代价完全由创新者承担。东欧国家实行的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通过对新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工业的迅速增长，而这需要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第二个因素，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资源被用于规定为“增长引擎” 的部门与活动。经济发展的优先性在经济政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优先性影响很大，这种优先性即投资优先于消费、工业优先于农业、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生产优先于基础设施、教育优先于住房。第三个因素，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本与劳动力资源，不在微观水平上进行通常的成本核算。上述发展战略的直接结果，是消费品严重短缺，商品匮乏，凭票供应和排长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89 年齐奥塞斯库已执政 24 年，但罗马尼亚人民仍在忍受食品、电力和热力的短缺，一些罗马尼亚学者认为这已威胁到民族的生存。不平衡增长造成了结构的失衡：工业过度发展，农业发展滞后；重工业过度发展，轻工业发展不足；生产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足；注重的记录，但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浪费、低效率基础上的。从国际比较看，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愈拉愈大，1937 年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匈牙利与意大利，波兰与西班牙，南斯拉夫与希腊，相差不大，到了 1980 年，差距则大大扩大了。1980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奥地利的 70%，匈牙利相当于意大利的 74%，波兰相当于西班牙的 77%，南斯拉夫相对当于希腊的 81%，东德相当于西德的 64%。在东欧与西欧的经济竞赛中，东欧显然已败下阵来。东欧社会主义时期真正进行过经济改革的国家，仅包括 1950 年后的南斯拉夫、1968 年后的匈牙利和 1982 年后的波兰，其他国家也进行过一些修修补补的变革，但只是着眼于完善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真正的改革。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未取得成功。南、匈、波经济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因此，经济效率不能得到明显的提高。“非计划非市场”的经济体制带来了新的摩擦、冲突，旧的低效运行体制被部分抛弃，新的有效运行体制并未形成，因此经济恶化的态势更为明显。一些人指责经济改革放出了潘多拉的盒子，造成了经济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市场化进展的缓慢才加剧了中央计划经济中潜在的经济问题。东欧那些未进行经济改革、固守传统经济体制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也早已陷入慢性危机，经济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固守传统经济体制，最多只能苟延残喘，而不会带来效率的根本改进，因为中央计划经济由于排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本质上看是无效率的

（4）意识形态的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僵化保守，故步自封，僵化的意识形态成为改革的桎梏。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曾成为东欧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信念，在东欧社会主义特定的环境下要彻底摆脱这一信念非常困难。保加利亚共产党姆拉德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受到新的宗教裁判所的桎梏的束缚”。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把社会主义看成发达的和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经典的共和政体思想包括法制国家、议会制、人和公民权利、政教分离、世俗化、教育普及、科学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性、言论和信仰自由、普及文化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认为，“由斯大林倡导和实践的封建—奴隶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歪曲了这些概念”。党的宣传部门的做法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波兰的利宾斯基认为，“党的宣传歪曲现实，消灭新闻自由，有计划地混淆视听，粗暴干涉社会科学部门，相应地编造供各级用的教材，实行经济恐怖，给奉迎者以奖金和特权，不断地消灭独立思想”。在上述环境下，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教条化的传统意识形态也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东欧共产党受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影响颇深，将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他们在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等经济改革的关键性领域裹足不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南斯拉夫尽管与苏联的正统理论分道扬镳，但其理论家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独出心裁地创立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将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自由人联合体等不切实际的设想付诸实施，甚至在私人企业雇工多少为宜的问题上也求助于经典。从表面上看，他们力图为其经济改革提供合法性，但却束缚、阻碍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徘徊不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承认商品经济的，但这种承认并不彻底。如承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占有劳动成果的唯一基础，强调按劳分配，否定资本在分配中的作用。“自治理论成为新教条主义枷锁，为市场经济的建立设置了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障碍。” 波、匈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因循守旧，不愿突破正统理论，担心改革会侵蚀正统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经济改革上缩手缩脚，犹豫不决，难以进行果敢的改革。波兰在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等领域裹足不前与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无关系。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力图将改革限制在正统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范围内，为经济改革设置理论羁绊。波兰社会主义时期最后一任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剧变后曾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这种提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难为执政党所接受。

因此，人民群众对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丧失了信心。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东欧共产党失去了以改革方式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历史机遇。

知乎用户 El Facil 发表

看看现在大家为什么越来越佛不就懂了？反正再努力也买不起房，干脆就躺平，买名牌包，炒鞋，买车，至少能得到今天的快乐。

知乎用户 Administrator 发表

因为绝大多数社员，包括农民、工人、小官僚等，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并不知道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优秀的公有制。

公有制在生产力足够先进的情况下一定好于私有制，因为不管是资源利用率还是抗风险能力都会高很多。但是，连好的私有制都没体会过的人，是不可能知道如何进行好的公有制的。

当初带着大家打江山的时候，迫于执行基层和政策受众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没办法直接向大家描述精确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我们只能用的 “打土豪分田地” 这种直接而现实的口号。是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理解打土豪分田地背后的理论。

同时，人民公社在实行前没有去除和改造广泛存在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成分，人人均贫富的待遇又无法区分正常无产阶级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分子，最终会导致所有人都趋向于流氓无产阶级。只要下地上工就有工分，隔壁几个懒汉站在那聊天晒太阳和你辛苦插秧的工分是一样的，扪心自问你心里好受？那你下次会怎么做？是继续插秧还是一起聊天晒太阳？哪怕这一次你继续回去插秧，那下下次呢，能坚持到退休吗？哪怕你是圣人，能让所有人都做圣人吗？

也许人民公社在表面上解决了剥削和贫富不均的问题，满足了现在知乎上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面子上的特殊癖好，但是根子上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是生产力进步会导致公有制向前推进最终趋近于均贫富，而不是推进公有制和均贫富引起生产力进步。生产力是因，均贫富是果，因果是无法倒置的。

知乎用户 1000 米恐惧症 发表

如果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能决定粮食产量，那美国人应该找我们进口粮食才对。

真正决定粮食产量的是化肥和水利，建国之后化肥产量一直在稳步上升。

在稳步推进工业化的前提下，在一个强力发展工业的国家面前，强调个人意志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粮食产量与化肥使用量

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名义上说提高劳动积极性，但实际上却让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死灰复燃。

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之后确实出现了面貌大变：

大包干实行头一年，小岗村便实现了人均产粮 575 公斤，等于 1966 年～1970 年五年的总和；

这也是官方一直宣传的东西。

不过小岗村亩产到底是多少？官方从来不敢宣传，但我们可以算一下。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当时还叫生产队，只有 20 户人家，115 人，517 亩土地。

根据这一条很容易就能算出来：小岗村大包干第一年，粮食亩产大约 128 公斤。

而 1975 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就已经有 156.5 公斤了。

不是人民公社不行，而是小岗村不行。

这时候我们再看 “等于 1966 年～1970 年五年的总和” 这句话，就更无法直视了，1966-1970 年小岗村平均每年粮食亩产只有 25 公斤多一点。

在 1965 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就已经超过 100 公斤。

亩产 25 公斤是什么概念？把种子埋到地里不管，也不至于只收 25 公斤。

再次验证了那句话，不是人民公社积极性不行，而是小岗村自己积极性不行。

这就像一个学渣，平时靠 30 分，某次考试前熬夜抱佛脚勉强及格了。老师一看学渣抱佛脚的学习方法进步这么大，直接否定了那些踏踏实实学习，却在八九十分止步不前的学霸。

不仅当时不行，小岗村后面几十年的发展也十分曲折：

小岗村到了 2003 年 “全村人均收入只有 2000 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温饱线以上。村集体欠债 3 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新华社 · 人民网）

用一个最烂的例子树立起典型，把全国再次拖入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是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错误。

如果坚持人民公社会怎么样？在我老家河北，还有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人民公社，那里就是河北晋州周家庄。

这是 1953 年 1 月 1 日，制定的一份周家庄合作社章程。全社实行 “定额管理”，即干多少活，记多少分，这样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第二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量比上一年增加了 52％。

周家庄的人民公社制度从 1953 年开始，60 多年来从未动摇过。80 年代初周家庄书记更是亲自进京，强烈要求保留周家庄公社。

周家庄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很成功。

周家庄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有几家可观的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又在此基础上，几经调整，关闭、新建，先后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 10 多家。
周家庄还投资 1400 万元，建设了高标准的奶牛场，养着 1200 多头奶牛。2017 年产鲜奶 4000 吨，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年均销售收入为 2000 万元左右。

目前周家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全社 6000 多青壮年，**80% 在集体企业上班，15% 从事农业生产，**5% 从事个体经营。

2009 年 1 月 13 日, 该乡为六个自然村的村民发放近 7000 万元的年底分红。

截至 2019 年，周家庄乡工农业总收入达 131278 万元，纯收入 33052 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 23685 元。同 1978 年相比，社员生活水平增长 196 倍。

而 2019 年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16000 元左右。周家庄一直按照毛主席指明的道路发展，而且非常成功。

周家庄的生产队还给村民统一建起了二层楼房，老人有生产队发放养老金，孩子从幼儿园到中学教育完全免费，残障社员也有特殊照顾，保证衣食无忧。

而且周家庄实现了公社内部免费医疗，社员只需要每年预交 30 块钱医药费。真正做到了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误诊。

周家庄是目前中国少见的，村里姑娘不想嫁到城里的地方，还经常有外面小伙跑来当上门女婿。

而那些私有化的农村，无法发展集体工业，无法吸纳农村劳动力。农民只好进城当农民工，成为资本剥削链条的最底层。

毛主席当年把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称之为 “三大剪刀差”，其中最关键的是工农差别或城乡差别。

毛主席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在农村就地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社办工业，避免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新的被剥削阶级。

回头再说一下小岗村，他们这些年也开始致富了，致富的方法是重新搞集体经济。是不是很有趣？

[小岗村民喜领 “分红款” 集体经济收入突破千万大关​baijiahao.baidu.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3A//baijiahao.baidu.com/s%3Fid%3D1623953295914175034%26wfr%3Dspider%26for%3Dpc)

2019 年小岗村集体经济分红，每人分了 500 多块钱。虽然落后了这么多年，但亡羊补牢，及时改邪归正还是让小岗村超过了全国农村人均收入。

参考文献：

冯善书. 从小岗村出发——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流变 [J]. 中国改革, 2008, 000(01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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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科比布拉肠 发表

我来说一句不合你们胃口和毁三观但我觉得很真实的话。

推动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往往是我们心中的那份懒惰以及自私。

知乎用户 目小温 发表

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啊，人民公社时期中国最被诟病的就是积极性，毕竟精神原子弹嗷，结果现在自耕农又最有积极性了？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个农业国家能不能完全靠自耕农模式进入工业化，这个问题是一切的前提，纵观世界从不是工业国进入工业国的大国就那几个所以对这个政策实施评价之前先看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说大国？小国像韩朝完全可以靠大国援助，开放市场变成发达国家但是大国从未听说靠援助变成发达国家的甚至是工业国的。我相信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一切经济政策的目的，如果能证明在一个农业大国自耕农政策能够让国家变成工业国那么可以说人民公社毫无意义。甚至政府的农业政策都毫无意义，毕竟自耕农这种事情需要个屁农业政策，把地分了就完事了，大家一起起飞，直接飞入工业化。

然后我们才要谈到积极性的问题，积极性这种东西怎么来的？你以为只要老百姓比原来生活好一点就 ok 了？就能有积极性了？那三和大神，丧文化的简直是反逻辑的东西。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经历了一段奇迹式的经济发展，这些丧文化产生的地方又是城市这种相对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

最关键的是上升通道问题，一时的利益可以让人有积极性，但是这种利益拿到了，但是不增长，随着时间推移积极性毫无意义就没有了，这才是符合人性的逻辑，从这点来说无论是自耕农还是公社都是一样的，这样才能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产生。

然后我们才可以谈上升空间的问题，可以肯定的说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自耕农模式都不具备给农民的上升空间自耕农模式的上升空间也可以强行有搞土地兼并呗能搞吗？

但是工业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也有，但是毫无疑问只能永远影响部分人，短时间影响所有人。所以我们完成基础工业化前不可能解决积极性问题，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永远有积极性，这才是真相，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让人轻松，让人生活在不需要 996 的世界，而不是相反去搞什么积极性。

然后我们才能读懂改革开放以后得一切关于积极性的逻辑。你以为改革开放是大众的积极性？错，是大众对于成为资本家的积极性，这一点到今日还是如此所谓精资就是这种积极性的产物。为什么现在积极性相对改革开放小了？因为部分人明白了自己无论如何 996 都不能成为资本家的事实，结果就是积极性丧失。

目前所有答案对于积极性这种这么简单东西完全片面，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强行忽略问题，可把我看吐了。当然更多时候我愿意相信，大多数人眼里的世界就是静止的，不运动的，事物的变化是一却而就，就像当初一分田就好起来了，一公社就好起来了的人，和现在一承包责任制就好起来了的人那你妈不是同一批人？

知乎用户 超级兵动能八点半 发表

把农民及其村社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 · 沃 · 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非常卖力地要对 “村社” 加以理想化和粉饰。恩格尔哈特则丝毫没有进行这种粉饰。与关于我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 “村社倾向” 来反对城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做法相反，恩格尔哈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地表明，我们的 “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 62 页，引自 1885 年版），他们忍受不了 “大伙一起工作”，他们由于狭隘的个人动机和利己打算而仇视这种工作，因为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 “怕多干活”（第 206 页）。这种害怕多干活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共同操持家务并有亲属关系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每个人单独给自己的婴儿煮粥。（第 323 页）恩格尔哈特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因此不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恩格尔哈特是一个根本不行的和不值得相信的观察者，或者关于我国农夫的村社倾向和村社品质的奇谈是把从土地占有形式中抽象出来的特点（而且还把从这种土地占有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它的国库 - 行政方面）都搬到经济上去的空洞捏造。恩格尔哈特说明，农夫在其经济活动方面的趋向是当富农：“每个农民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富农倾向”（第 491 页），“农民中间充满着富农理想”……“我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农民身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剥削倾向很严重”……“每个人都以当狗鱼而骄傲，并力图吞掉鲫鱼。”农民的趋向决不在于 “村社” 制度，决不在于 “人民生产”，而在于最普通的、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制度。这一点恩格尔哈特作了很好的说明。富裕农民的趋向是做生意（第 363 页），以粮换工，购买贫穷农夫的劳动力（第 457、492 页及其他各页），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变为农村资产阶级，——这是恩格尔哈特作了描写并且十分确凿地证明了的。恩格尔哈特说：“如果农民不转向劳动组合的经济，而是每户单独进行经营，那么即使是在土地很多的条件下，种地的农民当中也会有无土地者和雇农。我还要说，我认为将来农民贫富的差别比现在还要大。虽然是在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之下，但还会有许多实际上没有土地的雇农与‘富人’同时存在。我虽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我既没有资本也没有农具来耕种，那么它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们又有什么用呢？这等于把土地交给瞎子，向他说，吃吧！”（第 370 页）“劳动组合的经济” 带着一种可悲的讽刺孤零零地呈现在这里，就象一种善良的无罪的愿望，它不仅不是从关于农民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的，而且甚至是为这些材料所直接驳斥和排除的。

——列宁《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知乎用户 郑庄公 发表

先不说人民公社积极性高不高，先说说很多人对积极性的一个错误认识。

很多人都认为，效率和个人的积极性成正比，积极性提高了，效率也会提高同样多。

这个认识非常错误。

一辆大汽车运土，司机睡半天运一趟，还有十个人用小推车推土，一口气不歇，脚不沾地，往来如飞，谁运的土多？

所以，效率高低，与工具的先进落后成正比。

一个大企业里，工人们都磨磨蹭蹭，不紧不慢，把这个企业拆成一百家家庭作坊，每家人都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干，那个效率高？肯定是大企业的效率高。这种情况下，积极性高，反而让效率下降。

所以，效率高低，还与大家的配合程度成正比。

一个球队的队员，都想自己进球，害怕队友进球，互不配合，甚至互相破坏，即使积极性再高，又能有效率？

一个国家里的所有企业，都能互相配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有一个国家里的企业，都各顾各的利益，都想自己赚钱，不让别人赚钱，互相壁垒，互相拆台，哪个国家的效率高？

所以，一个国家整体效率的高低，与工具好坏成正比，还与各行业、各企业之间的配合程度成正比，与个人的积极性关系不大。在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下，积极性提高，反而会降低效率。

公有制就是最优秀的制度，能够使所有企业都没有私利，能够最大程度的配合，所以效率才是最高的。

一个瘸子，看到正常人比他跑得快，非常嫉妒，就把正常人的腿给打断了，让正常人和他一样跑不快，这个瘸子是好是坏？美国就是这样的瘸子。美国希望中国放弃公有制计划经济，实行私有制市场经济，如果私有制市场经济比公有制计划经济效率高的话，我们只能说美国太有良心了。

其次再说，私有制，单干，并不能提高个人的积极性。

很多人都天真地想，单干是给自己干活的，积极性肯定高。这个认识也非常错误。

我们每个人自己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自己的衣服，有几个积极洗的？自己的房间，有几个积极打扫的？学习是为自己学的，又有几个认真积极学习的？

察己而知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事都不积极，凭什么说农民一单干就积极了呢？

事实上，农业一单干，滋生了很多懒汉二流子。这些人不喜欢种地，就喜欢偷鸡摸狗，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所以八十年代治安迅速恶化。

单干之后，很多先进工具，没有用武之地，例如拖拉机都被当废品卖了，一家一户的农民开始恢复用牛马耕地的原始状态。因为牛马比较少，不够分的，很多家庭分不到，甚至不得不用人拉犁，用人刨地，更原始。这样的效率高？

单干的农民不仅对自己的活没有积极性，对公益事业更没有积极性。几千年的单干，哪个农民修过水利？而公益搞不好，所有人的效率都不能提高，积极性再高都没有用。可是，人民公社时期，短短二十来年，把中国几千年单干都没搞好的水利搞好了，能说效率不高？

效率和个人积极性没有多大关系，就算人民公社农民的积极性不高，但是整体效率无与伦比。

说人民公社积极性不高，效率低，必须解散，其实是政治经济的需要，为单干，为私有制造势。韭菜们千万不要信。

[郑庄公：苏联和我国都曾经采用过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反而效果不是很好呢?​www.zhihu.com

](https://www.zhihu.com/answer/1309750892)

知乎用户 石中居士 发表

原因很多人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再赘述。

我家有位老人，当年仅仅是因为跟组织上反映了一些人民公社存在的吃大锅饭、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反右时就被抓住话柄，打成了右派，去水库劳改搬石头。

如果说连提出问题的人都要弄他一下，你也真别怪其他人积极性不高——连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谈何解决问题。

最后老人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是：远离政治，多做实事。

知乎用户 拥曹反刘 发表

知乎上给你吹那个年代人们公社先进的大概率即没种过地，甚至没正经干过几天工作。即使是有一些基本的社会经历你也能知道公社制度要让所有人都有积极性是多么难。

还有一类人更牛，不到五十年就琢磨更改历史了，具体啥情况问问长辈是啥情况。中国为啥改革开放，因为拨乱反正后我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民生一塌糊涂。你问问 50 岁以上的他小时候吃过几顿肉几次饱饭。

改开前其实也不能算计划经济，如果要是硬说的话之前属于拍脑门经济。怎么分配怎么合作很多都是领导一句话，具体什么数据和调查根本没有。这也多少有些无可奈何，我国起点太低了

第一次更新，就评论进行回复。有一个反对意见的评论大概是被系统删了，知乎这点很糟糕，有问题就该摆事实，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

第一、该评论不认同改革开放前民生经济接近崩溃这个观点，并称 72 年我国经济体量世界第四。这个数据明显是信口开河，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支撑。实际是我国在七十年代经济总量大概 7 到 9 位，看着好像还可以但因为人口庞大，人均 GDP 极低，低于黑非洲的刚果。一直到 1990 年印度人均 GDP 还高于中国。民生数据来看全国人均粮食生产量 1956 年是 307 公斤，1960 年 217 公斤，到 1976 年才回到 306 公斤。（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4》）有接近 5.7 亿人口每日工作收入低于一角四分。以致 1978 年，全国三分之二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数据出处《饥饿引发的变》陈大斌 中 gong 党史出版社 1998）

第二、该评论所说医疗保障问题。我国但是确存在全民的医疗保障，农村也有很多赤脚医生。不要看不起这些赤脚医生，其实他们整体来说对农民帮助还是很大的。当时我国全民的医疗保障在国际上是受很多发展中国家敬佩和消防的，这是客观事实。但限于人才和技术，当时我国医疗状况整体来说是基础而普遍，但无法救治复杂病症。而改革开放以后，即使你感光上不觉得但人民医疗水平是提高了的。最简单就一个，平均寿命从不到七十岁到现在的七十七。（这里要说一下建国前我国平均寿命 40 岁不到）。

第三、关于所谓我国计划经济还是拍脑门经济的问题。拍脑门经济太不正式，我们可以说是指令行经济，官僚主义严重，不尊重科学发展。举一个最大的例子，我国第四个五年计划钢产量当时就是一句话，没有做任何论证。后果就是经济比例失调，效益下降严重。

以上数据均有据可查。回答这些有些跑题了，成了介绍我国改开前的经济状况。最后想说的是，今天经济结果很多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的条件下，所以在讨论农民问题要多一些温情和尊重起码的事实。剪刀差，高额公粮和饥饿是客观事实，不要上来就扯什么奉献。更不要为了口舌之快，为了维护书上的主义而抹杀他们的牺牲。

知乎用户 海风 发表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

知乎用户 周程朱张 发表

左派天天打击那个，团结这个，其实左派是最不团结的。天天讲理论就是不见实践。公社好，公有制好，毛时代好，知乎上好多左派大 v，粉丝几万十几万的都有，来个众筹，建个类似的社区或者企业。众筹好说，全国左派人数也不少，每人捐点，甚至中间派精资派都给你们捐钱。然后找那么几百或者 1-2000 有理想有抱负的代表人物一起经营生活打理社区和企业。把你们搞计划经济，消灭剥削，消灭 996 的理论实践一下，看看可行不可行。你们说 5-60 年代实行计划经济失败说成是技术手段跟不上，管理跟不上，你们可以引进芯片，大数据，监控，传感等现代化设施实践一下。有人说这是空想社会主义，那好，那就走列宁的道路，组织人马和资本家干啊。中国的左派，不是小看你们，就是一堆键盘侠，还天生一副无比正确的样子，实在是很恶心的。有本事就实践，别说没钱没功夫之类的话，说这话的不就是是你们看不起的瞻前顾后的小资产阶级吗。你们天天看毛选就是为了整天 bb 吗？那些安风压了头发，郑庄公之类的左派大 v 我等着你们建成理想社会哪怕理想社区来打我脸。只怕你们连最简单的众筹这步都走不成，因为左派不团结，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谁也不愿意交钱给对手。另外左派不信人性，弄钱时看看人性有没有用。左派一副高高在上的穷 bb，结果实事一件干不成，还整天讽刺这个是口炮，笑话那个不实用。你们能耐倒是抄家伙干啊，也让大家看看你们先进理论的实践成果呗！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其实建国初期，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实施 “集体化” 的。

“打土豪分田地” 之后，农村各家各户都拿到了地契。而土豪、富农也被划分了阶级成份，财产被充公，农具、牲口也分发到农民手里，农民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耕者有其田”。

虽说农民分到田地了，但 “生产资料” 有限呀，而且牲口更是极少。因此农村又成立了 “农业生产互助组”，自愿加入，互相帮助，你今天帮我家割稻谷，明天我去帮你家晒谷子。当时的农业实际上仍然是“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模式，农民们种多少粮食，交够公粮之后，其余的都是自己的。

1950 年 2 月之后，中苏交好，苏联不仅给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提供军事装备和资金援助，还派出了大批科技、军事行业的人才，以及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帮助中国建立国防体系。

而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也向苏联老大哥 “看齐”，最典型的就是经济上采用苏联的“计划经济” 模式，农业上采用苏联的 “集体化” 模式。

从 1952 年底，国家开始从农民手里收回地契，农民的土地、包括牲口、农具全部充公，统一实行 “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管理方式，过去的劳作方式也转变成“工分制”。

合作社的出现，充分体现了 “人多力量大” 的优势。合作社把农民们集中在一起，统一管理，统一分发农具，统一分配劳作任务。农民们单干时期，插一亩地的秧苗需要大半天的时间，而 “合作化” 之后，插一亩地只需要 2 个小时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是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却让农民们感到不满意。

在那个 “以粮为纲” 的年代，粮食就跟黄金一样珍贵。当年的粮食主要有几个用途：

一，用来偿还债务。由于当时没有那么多钱来还债，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大米、小麦、包括棉花、玉米等农作物来抵债了。

二，出口换外汇。由于要购买一些国外的机器设备，在外汇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出口粮食来换取外汇。

三，对外援助。当时不仅要援助周边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还要援助亚非拉等地区，以证明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叫 “输出革命”。

所以当时的粮食就显得格外珍贵了。

农民们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全部上交合作社，然后年底再按工分来发放工钱和口粮，每家每户都有严格的控量。

这种 “平均主义” 一来能节省粮食，最主要的，能杜绝贫富差距的出现，使农村不会出现 “两极分化” 的局面。

但是这种 “集体主义” 看似公平，其实是忽略了个体的家庭情况的不同，也造成了私底下的不公平。

比如有的农民家里养着几个孩子，男孩女孩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希望能多吃点饭；比如家里的男人胃口大，一次能吃三碗饭；比如家里有失去劳动力的老人，也需要养活；比如家里人生病，需要补充营养……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 “平均主义” 无法解决的。很多农民把家里的粮食吃完了，就只能找大队 “预支” 粮食，不然就要饿死。

这样的结果是，农民们每个月干活挣到的工分，实际上还不够偿还上个月欠下的粮食钱。农民们一天到晚干活，不仅吃不饱肚子，反倒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当时农民的衣食住行都跟 “工分制” 牢牢地绑在一块，干活就有工分，不干活就没工分。没实施 “工分制” 之前，农民把地种好，还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等到收成时再去忙农活；但实施 “工分制” 之后，田地已经不属于农民所有了，你要想吃饭，就必须得干活，没有休息时间，哪怕生病了都要强撑着下地干活。

长期如此，农民们的积极性就受到打击了。反正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也全部交公，分到自己手中的粮食少得可怜，何必那么卖命？于是农民们就开始了 “出工像吊死鬼栓绳，收工像李闯王进城” 的耕作模式，不少人还偷奸耍滑“磨洋工”，不肯卖力干活，反正干多干少都拿一样的工分，你就算拼命干活，工分比我多，你还能吃到白面馒头和肉菜饺子不成？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们迎来了轰轰烈烈的 “大炼钢” 运动。

也就是在那时，由 “大炼钢” 衍生出来的第一所 “人民公社” 也在河南省正式成立了。


1958 年 4 月 20 日，河南省遂平县成立了全国第一所人民公社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出现，把农村的 “集体化” 推向了一个高峰。小队并入大队，大队统一归人民公社管理。

不过农民们对人民公社也并非不积极，相反，农民们在人民公社的带领下，积极地投入到了大炼钢中。为了响应政策号召，农民们还纷纷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凡是跟 “铁” 字沾边的东西都捐献出来炼钢了。

那农民们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呢？于是，“人民公社大食堂” 也应运而生。

其实，“大食堂” 并非人民公社发明的。

早时候，每到农忙时期，为了能赶在刮风下雨之前抢收粮食，大队都会组织起几户人家，由一户人家负责洗米、煮菜、做饭，其余的人就去地里收割粮食，然后集中在一起吃大锅饭，吃完了继续干活。当时虽然有 “大锅饭” 现象，但都是农民们为了应付农忙时期而自发组织的。

但是 “大炼钢” 时期就不同了，人民公社强制实行“大锅饭”，要求每家每户把粮食上交食堂，由食堂统一管理伙食。一来能节省农民做饭的时间，有更多精力投入到炼钢之中；二来大食堂能更好的管理农民，农民们可以边吃饭边听广播、听报告；三来还可以培养农民们的集体精神。

当时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口号是 “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

同时，人民公社还下令拆除了一些人口不多的小村子，把他们并入到大村庄里，实行 “合住” 的方式。条件好的村子还能修个泥土房，条件不好的村子只能找几根木头和稻草来搭建房子了。

就这样，农民的衣食住行就与 “人民公社” 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公社掌管着农民的吃饭、穿衣的问题，谁不听话，就扣他的布票，扣他的饭（由于农民们已经把家中粮食、财物上交，因此最害怕被食堂扣饭，少则一天，多则三天，农民们不允许在饭堂吃饭，也没办法自己做饭吃）。

可以说，人民公社把 “集体化” 程度推向了极致，并产生出空前强大的凝聚力，不管是炼钢、插秧、收麦、砍柴、修路…… 效率都比农民单干时期要高得多。

但是，这种看似公平、高效率的制度，却隐藏着极大的隐患：

除非国家的国力已经达到了极其强大的程度，在面对天灾、疫情等灾害下，仍然有足够的粮食和财政解决农民们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否则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农民们连自救的能力也没有。

再之后，由于吹牛也要 “缴税” 了，各省市都下达了征粮任务。

有的公社实际上只有 1 万斤粮食，但往上报了 2 万斤，征粮的部门就说，那我们就征 1 万斤，留 1 万斤你们自己吃。就这样，粮库里仅有的 1 万斤粮食就被 “刮” 光了；这还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只有 1 万斤粮食，却上报了 4 万斤。征粮部门说，那我们就征 2 万斤。于是，公社不仅要把仅有的 1 万斤粮食上交，还要想办法 “变” 出 1 万斤粮食来。

就这样，农民们的口粮只得一减再减，到 58 年底，很多公社大食堂基本都是吃 “稀” 的了。不仅如此，公社还派出队伍，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地“搜粮”，看看农民家里有没有私自藏匿粮食。

而且当时还刮起了一股 “反瞒产风”，上面始终认为，之所以征不到粮食，是因为农民们私藏粮食、瞒报产量了，所以下令让各个公社负责监督。于是就出现了 “奇观”，农民们刚把粮食收割完，在一旁等待的征粮队就直接把粮食装车里拉走了…… 这样农民就没办法私藏粮食了。

你说，自己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就这样被拉走了，而自己每天只能吃 “稀” 的，换作谁心里也不平衡呀，就这样还能有积极性，那真是大开玩笑了。

而且公社还存在着 “瞎指挥风”。上面一道命令下来，需要大量征购棉花，然后公社就逼着农民们去种植棉花，甚至一些不适合种棉花的地，也被拿来种了棉花。这就造成最懂得种地的农民，却无法决定要种什么。结果就是，棉花产量不高，质量太差，粮食还因此减产了（这也加剧了之后发生的 “大饥荒”）。

因此，人民公社大食堂实际上没坚持多久就 “垮” 了。因为食堂已经揭不开锅了，连每人每天 3 两粮食都供应不了，农民们只得回家自己想办法。

就这样，农民们在锅碗瓢盆全都拿去炼钢、粮食又被收走的情况下，迎来了 “三年困难时期”……

略过三年困难时期不谈。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上边出台政策，再三强调不允许农民搞自留地，不允许大队搞 “包产到户”，但仍然屡禁不止的原因。

因为农民们清楚，只有粮食在自己手里才是最可靠的。以前听公社的话，跟着公社蛮干，到出问题了，公社又一撒手不管了，农民们为了生存，只能啃树皮、挖野菜、吃观音土……

而农民们搞起自留地之后，每天是精心呵护自己种的庄稼，因为种出来的粮食都是自己的，是吃进自己肚子里的。以前就算走在田边，看到秧苗插歪了都懒得去管，反正也不是自己家的。

以至于有干部下乡视察，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是公家地，哪些是农民偷偷搞的自留地。

其实，人民公社并不单指耕地种田，它覆盖的范围很广，囊括了农民们的衣食住行，涉及到农民最根本的生存问题。而且很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一影响就是影响一大片，波及几十万人。

人民公社从建设生产方面来说，确实存在优势。但是它过于强调 “集体”，而忽略了“个体”。而人民公社又是由一个个“个体” 组成的，当 “个体” 无法获得利益，反而深受其害的情况下，就不能要求 “个体” 还能对人民公社产生积极性了。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当时的政策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再为了“理想主义化” 去盲目的制定目标，所以农民们也得到了实惠。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包产到户” 由最初的偷偷摸摸，变成了光明正大。允许农民们分田到户，只要交够集体公粮，其余的粮食均归各家所有，不需要再上交人民公社。

就像改革派们说的：“我们还是要多听听农民的意见，毕竟他们种田比我们有经验。农民们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我们不要去管得太紧。”

就这样，从 1978 年到 1984 年，全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都实施了 “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自负盈亏” 的方式。

这是农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

1980 年 4 月，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首先摘下了 “人民公社” 的招牌，换上了 “人民政府” 的牌子。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也标志着，“人民公社” 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个包含着一代中国人难以言喻的回忆的名称，开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

知乎用户 木马逐风 发表

[木马逐风：土地悲欢​zhuanlan.zhihu.com

](https://zhuanlan.zhihu.com/p/83659274)

至 1949 年，“打土豪分田地” 之下，终至农民啸聚江山变色：毛主席于天安门上，宣布 “重开新服”……

于是，1950 年全国推进土地改革，确立 “农民土地所有制”，就此，得地农民山呼万岁，新服之内激情澎湃……

或许，流于血液的共产理想拥有了用武之地；或许，农民领袖不愿血染的国家重陷周期宿命；或许，“游戏运营商” 不愿服务器快速走向僵死…… 于是，举国上下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 开始，“农民土地所有制” 改造成为 “小规模集体所有制”，实行平均分配；

1958 开始，“小规模集体所有制” 大步跨入 “大规模集体所有制”，推进 “一平二调三收款 [1]”，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此即 “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

于是，服务器之内的所有玩家，奋力打怪、奋力闯关，不过所有获取的金币、装备、道具全部上交 “运营商”，由运营商向所有玩家平均返还部分奖励。

而几年积累之后，运营商提高返还幅度，于是一时之间，获得意外奖励的服内玩家，欢欣鼓舞额手相庆……

附图：人民公社 “吃饭不要钱”——社员欢欣鼓舞、高唱颂歌……

不过，一时之快之后鸡血渐退，眼见打怪多少无关糊口，努力与否无关进退，打怪热情自是烟消火灭、一落千丈……

但是，服中玩家不准退服，而且，必须 24 小时时刻在线，必须一脸阳光一脸振奋，必须集体出动、集体打怪、集体收工……

于是，野地怪兽与慵懒玩家渐渐有了默契，大家假模假式风风火火几番比划，然后牺牲一些老弱病残，让玩家们在激越的喇叭声中拖回交差。

……

很快，新中国的财富积累，经过最初喷薄而开始迅速回落，终于彻底见底而陷入了惨绝人寰的三年悲剧，我们称之为 “三年自然灾害”——“自然”：侠之大者，为国背锅……

[1] 一平：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
二调：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
三收款：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全部收回。

知乎用户 赵王平 发表

张三在城里做工一个月挣 50 块，李大收稿费 124 万，李大的侄子刚毕业进入省委，你在人民公社刚好吃饱，你们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知乎用户 王璟 发表

这个问题下，有些回答怀念公社，那是宁可不要效率，也要公平啊？

然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会有绝对公平，这跟什么城市欺压农村没啥关系。

举个例子，你搞公社，要不要配给制? 当年配给制的时候，半个月吃次猪肉，大家都想要肥肉，因为肥肉油多，排队去割猪肉的时候，每家割一条肉走，你看到轮到你的时候是块大肥肉，结果发猪肉的把肥肉割下来放一边了，那是留给他关系户的，割给你的是块排骨。要是现在，你割块排骨得笑开花，放几十年前，你割块排骨回家，屁股得被父母打开花。如果吃公社食堂，那就轮到谁和厨师的关系好了。

还有公社书记安排劳动，凭啥有些人的劳动强度就高，有些人的劳动强度低呢？计分的标准呢？还有那时候推荐上大学，凭啥推荐呢？不好意思，还是凭关系。哦，你觉得可以靠刻苦读书考大学? 不好意思，公社叫你回去割麦子了，读个屁读。

我不知道为啥现在有那么多人怀念几十年前，还觉得那时候社会公平，官员清廉，放屁，那时候既不公平，也不清廉，所谓的公平清廉，无非是那时候大家都没钱而已，没钱当然也就没法贪污钱，没有贫富差距，但人和人之间依然是有不同的待遇，依然住不一样的房子，吃不一样的饭，连行动自由的范围都不一样，听过介绍信没？这和路条差不多。大家都吃公社住公社，没介绍信，你去哪儿不得喝西北风啊？说白了，那样的制度下，一样要靠钻营，一样讲关系，不同的是，你在现代社会里想往上爬，可以做生意，也可以做官，在公社背景下，你只有做官一条路，阶级更加固化。

另外，所谓的不贪污，那只是不贪污钱而已，但可以直接贪污物啊，还更难发现，不然你以为为啥当年买电视的时候，官员比你先拿到票，为啥那时候大家会觉得售货员跟考上北大一样有光明的前途?

只要有人掌握了物资的分配权，那就不要指望会有公平，通过钱去掌握物资的分配权只是方法之一，也可以不通过钱，直接通过权。社会里本来就是争权夺利，你把钱从社会里剔除了，那大家就一心一意争权了。夺利好歹还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获得，争权跟生产效率有什么关系？生产效率高不高，都不妨碍争权，没有钱流通的社会，只有权能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所以，与其有精力去搞生产，不如把精力花在提高自己权力上，哪怕当个送猪肉的，卖百货的，那也是有点儿物资分配权啊。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这话说的实在是太恶毒，太没良心了。

公分在这顶着，农民就算是想偷懒，那也是没门的。

农民为了赚公分不仅大量生孩子，而且重男轻女，同样是出一天的工，妇女干一天的活只有 0.7 个公分，而男的则有 1 个公分。当年农村动不动就一家生五六个，人民公社时期中国暴增 4 亿人口，农民要是没积极性，怎么在多养活这几亿人的情况下，还能拿出拿出资源上交国家搞工业化？

另外农民不仅要干农活，还要被征劳役，农闲时期都要被组织起来去出工，修沟渠修水利，现在你去农村看看，还有很多当地的水利工程都是那个时期的人民一肩土一肩土的扛出来的，你管着叫偷懒？叫没积极性？

人民公社最后的失败，完全是上层脱离群众需要，不实事求是，瞎指挥乱指挥的失败，大跃进亩产万斤是农民指挥的吗？大炼钢铁是农民指挥的吗？三年自然灾害，农民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是农民的责任吗？某些人为尊者讳，强行把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锅都甩给农民，说是因为他们劳动没积极性，人民公社运动才会失败，这些人的良心真是坏透了。

知乎用户 赤羽白鸦 发表

这类问题，在对方预设的话术里绕圈圈，是永远证明不了肚子里有几碗粉的。

不和信主的兽辩经，是为了更好地辩经。

“程序员写代码为什么积极性高？”

“积极性不高” 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如果把地主老爷们体面的请回来，杨白劳们积极性自然高了，对吧？

知乎用户 奥特兰托公爵 发表

按家里老人的叙述，六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是分配不均和征敛过重，责任承包制是实打实地激起了他们种地的积极性。

今日的分配问题不过是钱多钱少而已，一线全款还是四线首付，并不耽误大多数人活下去，就这已经大批量的人在键盘上高呼韭菜。而那个时代的分配问题是真正的生死有命，全大队也就过年能吃一顿面条。。。

在饥饿的年代里，工分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决人生死的权力。

家里有长辈做过大队的会计。大饥荒的时候，给村里某户多分了几斤麦子，救了一家人命。直到长辈去世，这家人过年时都要到我家来磕头。可惜我多年在外，对这段掌故只是得之于酒桌，难以详考了。

附，《叶圣陶日记》，1961 年

7 月 31 日
夜间，当地领导人设宴款待人，菜甚好，有禽名飞龙，其肉视山鸡更嫩。有甲鱼，昨在哈尔滨尝食甲鱼，不意北边亦有之。
8 月 7 日
晚餐又丰盛之甚，得尝犴鼻，颇烂，有软骨。
9 月 6 日
初尝驼峰，其味略与鱼肚相似。又有发菜，亦称珍品。
9 月 13 日
吃烤羊肉，又吃骆驼之蹄筋，为平生初尝。

既然说到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我对网络上的大大小小的左翼言论，实在是难以认同。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平等社会，与其强调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形态导致对现实产生惰性，还不如老老实实做帝国主义，至少还有口汤喝。说句不客气的，左翼就是基督教变种，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末日审判，喊着革命的左翼跟天天念经的牧师根本没有区别，左翼在上世纪建立的这几个国家，活得还没十字军建起来的几个公国长。连斯大林教皇死后几大红衣主教的撕逼都一模一样。

知乎用户 老蒋 发表

让欢呼人民公社的，嚷嚷回到过去的，自行结成人民公社，岂不美哉？但我翻遍了答案，发现这些人完全没兴趣研究自己如何回去，却十分有兴趣劝说别人回去。。。

评论区就有好多。。。

嗯，一定是这些人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栽给其他人先享受，多么高尚的人啊。。。

另外据我观察这些货色普遍还没出社会，年龄不大，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除了敲键盘和吃饭有力气干啥都没力气。

他们能不能活下来，真的要看天。。。

知乎用户 组撒啦 发表

除了大家说的这些原因外，还有一大原因是有了参照物。有人说忆苦思甜，但其实忆苦思甜没用的。你说解放前怎么怎么苦，但其实绝大部分人脑子里都在想的不是纵向比，而是横向比。你说的再好，对岸的老百姓收入是你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再大的积极性都浇灭掉了。

而且这玩意封锁消息都没用，封锁了别人反而好奇为什么封锁，再说总有消息透出来的，外面有人或者短波电台。

知乎用户 吃瓜键盘侠 发表

让一群出在马斯洛需求最底层的人，去实现看起来是最顶层的目标。怕是有点困难。

知乎用户 SkodaAuto 发表

群体道德标准过高，会形成内部无端博弈，降低效率。

自私比较赤裸裸，但有助于提高效率，但须在外界加持法律与道德约束。

觉悟，即智慧，永远不够，所以需要与你国实践相结合、你国特色，亦即，敲敲黑板，放低标准。

标准一实际，生产大出力，这个脑筋转弯，花了二十年，真够不急的。

知乎用户 Coldstream 发表

在库存粮食吃光之前，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知乎用户 季退思 发表

从史实而非概念想像的角度看，人民公社严重阻碍了中国工业化速度。

在 50 年代合作化时期，国家能从合作社征收公粮和征购粮食，可以占到当年粮食产出的 25-28%。

不算几个星期改一次主意最后弄到饿死上百万的跃进时期（饿死三千万纯粹公知胡编，但百万人也不是小数目）从 63 年到 80 年。国家能从人民公社那里征收公粮和征购粮食，仅仅占到当年粮食产出的 13-15%。这个水平实际上还略低于解放初刚土改时土地私有自耕农时期的征收率。

也就是说国家可以供养的工业人口，平白少了一半人，或者说，少了一亿工人。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保持合作社制度，而非搞人民公社，国家可以有两倍的工业人口。

工业产出和工业化速度固然不能简单的认为也会相应翻倍，部分行业达不到翻倍，部分行业可能超过翻倍，但总体可以大大增加是毫无疑义的结论。

实际上很明白的数字，包干之前 70 年代末，国家一年只能从人民公社那里拿到八百亿斤不到粮食，其中征收公粮三百亿斤多、征购五百亿斤不到。包干之后短短几年，国家一年能从包干农户那里拿到两千亿斤粮食，其中征收公粮四百亿斤、征购一千六百亿斤多。 以至于到了当时较低的消费水平情况下一时超过了国家和社会的消费能力的地步。1984 年国家获得了两千亿斤粮食，占当年粮食产量的 25%，相当于回到了 1955-56 年的水平。而从 63 年到 80 年从没有达到过。1984 年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首次卖粮难，因为国家已经一时消化不了那么多粮食，否则甚至还能再征购到更多粮食。

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形式主义上的 “平等”、“先进”，那人民公社确实满足了 的概念癖好。但形式主义没有实际用处啊。人民公社最后实际上只养肥了公社的干部。农民和国家都没有得到益处。

从尽可能压榨农业剩余，供给工业化进程，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角度看，人民公社实际上完全不合格。

如果只是为了尽可能压榨农业剩余，九成的农村完全应该维持在初级合作社的水平上，然后用国营拖拉机站 / 抽水站去双重压榨他们。极少数的作为鲶鱼，后退一些或前进一些，退回自耕农单干、进步加入高级共产社都是有利的。

追加一个简略明了的，国家获得的农业剩余：征收的农业税 / 公粮 + 征购（给钱）购买。

私有自耕农时期：11%+5%≈16%

合作化时期：11%+15%≈26%

跃进时期：∞

三级公社时期：7%+6%（60 代）至 5%+10%（70 代）≈13%-15%

包干时期：4%+20+%≈25%

（平均的约数，具体各年份有浮动，请勿抬杠）

知乎用户 鹏鹏 发表

参考温铁军《八次危机》《去依附》

新中国长期是通过收集农业剩余补贴工业的。要发展工业化，就需要资本原始积累。尤其是重工业，是高资本高技术投入的。

那么问题来了：钱从哪里来？

西方日本历史上是进行殖民扩张，通过对外战争剥削殖民地掠夺资源财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新中国不行，主观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略殖民，客观上二战后殖民时代结束了，联合国五常安理会武力维护秩序。

靠贩卖出口资源换钱？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一来没有啥特别多资源，二来中国人口太多消费多，建国前 4，5 亿人口，2020 年 14 亿。毛时代正是人口爆炸时代。像大庆油田刚开始，中国也是出口石油换外汇。但中国做不到像沙特，伊朗，巴西，智利，澳大利亚等那样靠卖矿过日子。

靠外资投资？新中国前三十年，一开始是苏联援助投资，但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投资没了；中美改善建交前，西方封锁围剿中国，欧美日韩西方投资很少甚至没有，西方投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是改革开放后的事。

所以毛时代，要发展工业化，资本资源很大程度上是从农村来。国家通过把很大一部分农产品剩余拿走，作为资本投资工业。重工业体系，两弹一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三线建设等都要钱啊。

这样农民当然不满。本来土地被公社收为集体所有，农产品还要被拿走大半。

毛时代是打基础打地基时期，过苦日子要付出很多。很不容易。

知乎用户 大忠若尸 发表

这不是个所有制问题，是个管理学问题，当然，所有制本身也会影响管理的可选择的手段。

偷懒是人类最基本需求，不分种族地域宗教信仰道德觉悟。

只有多少之分，不存在有无之别。

给别人干活多偷懒，给自己干活少偷懒。

没人盯着多偷懒，有人盯着少偷懒。

隔岸观火多偷懒，火烧眉毛少偷懒。

底线完成多偷懒，没到底线少偷懒。

报酬太少多偷懒，报酬很多少偷懒。

心情不好多偷懒，心情好了少偷懒。

家里有底儿的多偷懒，家里没底儿的少偷懒。

采用新的管理手段能够破坏自古以来的偷懒指南，但新的偷懒指南磨合几年就会出现并口口相传。

说到底人类就是一群就想吃了睡睡了吃的 five，大家都别把彼此想得太高尚。

知乎用户 乡邻互助​ 发表

绝对的平均主义，肯定积极性不高。适当的有所区别，就像现在的国企一样是可以的。

在当年，以集体为主还是有必要的。不然当年很多超级大工程根本做不到。别的不说，红旗渠，淠史杭。这种动则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超级工程。

在那个年代，没吃没喝的，不搞集体，怎么做的起来？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已经不是适当的差距这么简单了，富可敌国。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人常常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绝对的平均，要么绝对的自由竞争。

这都很离谱。

游戏，打输了，还可以再开一局。处于一个社会制度下，如果一代人没起来，那么后代就没有起来的机会了，这太坑！不给人开局的机会。

在不公的年代。公平就是大家希望的，为了公平跟你干。

在公平的年代，大家都享受了公平。那么为了不公平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利益，才有一帮人愿意跟你干。

曾经你想摆脱公平，希望自由竞争，因为你觉得自己本事大，自由竞争会让你有更大的利益，更大的回报，更多的收入，娶更漂亮的媳妇。这个时候，让你安稳，踏实，你就消极怠工。

现在你怀念公平，因为事实证明，多数人的本事其实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大。处处都是不公。这个时候你才开始怀念踏实，公道。

如果你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和财富，你还会怀念曾经的公道吗？

这就像一句话形容女人。

如果她天真无邪，就带她看尽繁华。

如果她历经红尘，那就带她坐旋转木马。

知乎用户 老年性 CACZ 发表

从生产效率上来说，引用

@一苇杭之

的回答 “回到几十年前，第一次搞公社，也没什么成熟经验，大部分人大字不识，但极度精通各种闹事钻空子，评分的人各种私心，跟现在的大公司比都差十万八千里，现在的大公司都搞不定的东西，他们怎么可能搞定呢？”

以上言论，我只是引用，我对此不负责任。

有回答说牺牲农民养工人，这点我不赞成。我认为当时是为了经济发展做积累，而不是为了养工人。

我祖辈是农民，我自己是工人家庭（实际上是干部编制的技术人员家庭）出身。

当然，我眼界狭窄，了解情况有限，只代表我自己的情况。

反正我自己逢年过节才知道肉味（逢年过节单位发肉）。确实有肉票，但是肉不在副食品店的货架上，我听说肉在副食品店的仓库中，有关系的人能够买到，我不知真假。

反正，我们的肉票等等攒了很多，若干年后陆续拿去换搪瓷杯、盆子等等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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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人喜欢错误的解读化肥的作用。

确实，中国化肥的产量跟粮食产量的曲线是拟合的，

实际上，也并非完全拟合。

1957 年粮食产量 19505 万吨, 化肥施用量为 37.3 万吨.

1958 年 3 月，《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被通过

之后的数据因为自然灾害的争议, 我不考虑了。

1962 年粮食产量为 16000 万吨, 化肥施用量为 63 万吨

1965 年粮食产量为 19453 万吨, 化肥施用量为 194.2 万吨, 在化肥使用量增加了一个数量级的情况下, 产量勉强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

实际上，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

在未成年人中统计人的受教育程度同裤子尺码。

以受教育程度为 X 轴，裤子尺码为 Y 轴作图，可以得出人群受教育程度与裤子尺码成正比的结论。

那么，是受教育会导致裤子加大，还是更大裤子有利于受到更好的教育？

用粪肥，沤肥、生物肥等等有机肥料，产量并不低。

现在就有研究有机肥料产业化的研究。

化肥农药，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农民劳动强度的，不是提高农田产量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用农家方式制造、使用有机肥（比如粪肥的腐熟、生物肥的沤酵）会增加很多很多劳动强度。

但是，这个劳动强度并非是不可承受的。

汉朝中户: 5 口人，5 顷田，宅院 1 套，马 5 匹，牛 2 头，这个不算。

小户 6 人没牛马，耕 128 汉亩。

上世纪中国农村人均耕地是远远低于这个数的。

产量不够的重要原因还是缺乏激励。

美国的化肥用量一直是平稳的，但是产量依然稳步上升。一直到 1990 年，中国的化肥用量相对美国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 90 年中国亩产反超美国。

当时的结论就一个：精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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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这人最喜欢讲故事了。

我远离政治，闲扯一一下，谈一下我所在大公司的故事。

我在一座大型制药集团工作，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制定了快速发展的战略，希望尽快完成公司资本的积累来达到快速发展的目的。

手段就是极低的工资（甚至达不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奖金 + 分红 + 期权。

但是，实际上压根就不分红，并且公司不上市，期权套现也遥遥无期。

另外，奖金实际上就没怎么发放。

当然，早期公司还是能够靠拼命画大饼来激发各级员工的积极性的。

但是，口惠而实不至是焚林而猎，涸泽而渔的做法。

最终各级员工都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发现上当受骗的各级员工们会怎么做？

当然，这时候，前任董事长兼 CEO 已经离职了。

背锅的就是继任董事长兼 CEO 了。

你们认为发现受骗的各级员工是否会根据自己手上的条件、手上掌握的权利会摸鱼、收回扣么、贪污么？

这时候，上班上那么久，别说不发绩效不发奖金，连工资都克扣得严重，员工别说摸鱼，不罢工闯进公司总部闹事就算继任 CEO 维持得不错了。

我公司继任的 H 董事长兼 CEO 兼总裁在 xxx8 年 2 月 26 日五 xx 一次会议上说，xx 到了崩溃边缘

怎么办？H 董也没办法啊，只能继续重复 “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但是，管理层的话已经没有人信了。

这时候，副总 Dxx 开了一个药方：复方 A 冲剂

1、乱世用重典！抓一批典型，也别管冤枉不冤枉，能开除的开除，能记过的记过。用恐怖的力量维持公司的秩序。

2、分钱！仓库里面不是有那么多产品么？拿出去分给工人们卖钱啊。

美洲有个加拿大，我们这里大家拿。

大家高兴了才有积极性。

3、改计时工资为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无获。看谁出工不出力！

因为 H 董毫无办法。无奈，董事会只能采纳 D 副总的意见。

结果一试，效果很灵。

车间里一片欢声笑语，工人们积极性高涨。

董事们也高兴啊，开会讨论：原来只是 H 董没办法，而不是公司没救了。D 副总你挺能啊。

不过，H 董好像你待在上面也没啥用啊，要不，H 董，你让贤吧。

这时候，Y 副董事长说，我们不是辞职，而是我们这些老人应该退休了，我带头辞去副董事长的职位。

H 董年纪轻轻可不想退休啊。

这这时候，D 副总说，我也退休，我辞去副总的职位。

这时候，董事会中 H 董的几个亲信已经因为分管部门出了问题而离开了董事会。

现在，H 董成了众矢之的。

不得已，H 董辞去了董事长、CEO、总裁的职务。

董事会任命 xYB 为董事长，Zxx 为总裁。

此外，大家纷纷说，把握方向还需要老人，既然 D 副总这么能干，也辞职了，那么就当监事会的主席吧。

后来, 新任的 YB 董事长, Z 总裁在公司大力推广复方 A 冲剂，工人们的生活大大改善了。

但是，问题来了，

1、仓库的库存是有限的，快分光了。

2、A 冲剂的需求太旺盛，公司很多人靠倒卖 A 冲剂发了财，工人们对此非常不满。

这时候，YB 董事长开了一个药方：清创断骨汤 B：

更改公司的组织架构，董事会由工会选举产生，不受监事会的监督。

问题是，当时我公司的工会已经沦为了某些人的工具。

药方在熬制中就显现了巨大的副作用，还没上市就受到广泛的攻击。

B 药方无论在工人中，还是在董事会中都没有得到支持。

在监事会 D 主席的组织下，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向 YB 董事长施加压力。

最后 YB 董事长辞职了，B 汤也就没有继续熬制。

Z 总裁显得很不情愿的接任了董事长。

总裁由原来的 L 副总裁接任。

公司开了退烧消炎药。

再后来，L 副总裁跟 Z 董事长闹翻了，L 副总去监事会找到 D 监事，说 Z 董事长对 B 汤有想法，得到了 D 监事的支持。

D 召开监事会，判定 Z 董事长违反公司章程，然后紧急召开董事会撤了 Z 董事长的职，选举 J 经理为董事长。

D 作为监事会主席召开董事会，被人认为越权而诟病，所以，D 辞去了监事会的职务。

由 J 接任监事会主席。

J 董事长同 L 总继续采用退烧消炎药，辅以少量补药。

再后来，我公司的监事会主席，董事长、总裁就由一个人担任，公司的补药也越开越多了。

知乎用户 jackwheel 发表

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人民公社并不了解。但实在是搞不懂，人民公社积极性不高，怎么就能被某些人吹嘘成是公平正义的象征。这是什么思维层次？然后还有 1 万 2 千赞。笑哭。

这里说说为什么当时企业里积极性不高。

积极性不高，不是所有人都积极性不高。比如我妈，从工作第二年，年年厂里的红旗手。她在真正退休后，才逐渐明白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在磨洋工。而且一磨洋工就是几十年。

现在很多学生、刚刚工作的人，大概是见到资产差异化太大了。恨不能再来一次财产大平均，才觉得公平。

可是在当年，却是恰恰相反。

比如我妈，二十多年先进红旗手，脏活累活抢着干，一个人管几百人的车间。工资还没有同年进厂的普通工人高。

我妈自认是被教育傻了，她之前从来没在乎过收入的问题，事事以别人为先。倒是退休了，才开始抱怨为什么退休金这么少。

为什么我妈之前不抱怨呢？因为老厂长为了工厂发展，偷偷私下留了十几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万）给工厂做技术改造，同样一分钱好处没拿着，还因为此事被提前拿下了。

那么大多数人，为什么积极性不高呢？

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天天玩命干，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工资和天天偷懒休病假的人，一分钱都不差。

就好像你智商 145，天天玩命学习，考试无论答题多好，最后你和大家一样都是 30 分。

而且这种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是一晃半辈子就过去了。

傻子才会持之以恒的输出。比如我妈。现在后悔的不得了，倒不是后悔自己付出了，而是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傻要去骂那些偷奸耍懒的人。

如果这种都能吹嘘成公平，那还真不知道什么叫不公平。

怀念这种日子的人，要么是不知道无论多努力都得不到回报的痛苦，要么是不知道明明雄心壮志却只能无谓地消磨的残忍。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玩命干？

因为时不我待啊！

有的人已经在这种 “公平” 下面浪费了数十年的青春，他们实在是做梦都盼望一个自己可以一份付出一份收获的公平。

这种喷薄而出的奋斗精神，才是我们现在富足的基础。

知乎用户 呵呵 发表

和苏联缘由类似: 在当时权力代表人民又脱离人民，但是权力毕竟不能代替人民，因为权力本身就是人民的产物。

说白了就是，当时的人民公社除了最开始的时候，很快就在三类人的运营下变得既不人民也不公社，农民只是从给地方私人垄断地租势力卖力气的旧社会农奴变成了给国家寡头垄断地租势力卖力气的同性质农奴。而农奴的积极性自然是受到实际奴役的限制的。

一句话总结: 农奴是由地租势力作为掠夺代价产生的次等公民，跟地区，时代，文化，地租势力群体类别完全无关。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香港鸽子笼居住者身上。

更新:

问题和回答都分成主观描述和客观描述。

我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我看别人没有 “主观描述”。鉴于我不是穿越过来的，我觉得这种强行自我审查也太坏习惯了。。。

总之，别人的答案基本是描述事情应该怎么样的，我是回答事情怎么变成这样的。这很主观不假，但是问题是历史进程决定的只有死者和死法，为了从历史中学习原因不深究根源是不祥的。

地租剥削者问题是自古以来非常多变但本质相同的反动势力反社会现象。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或者其他的非常古典的主体种族 / 主体性别 / 奴隶主 / 资本家共和制本质都是相同的:

以自说自话的社会规则为借口，以能力有限但需求无限制地随意施行的暴力为实际凭借，以阶层甚至个人为单位垄断所有土地，工厂，生产资料来剥削工农，并且限制其流转能力和教育效果来将其控制在低素质状态，从而变相将其压迫在基础生产上，并通过垄断物的强行租借剥削工农至无法离开岗位也几乎不可能地位上升的地步。

甚至反动原因也是相同的:

此类泛人类社会关系中，工农会被有效限制在一个非常低的劳动力质量水平下。而剥削者不可能劳动，因此这个社会只要完成了地租势力的构架就会只剩下素质十分之低又与所有人离心离德的劳动者从事一切岗位或者基础官员。（用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这种社会中必然高效淘汰自然人以外的个体，而自然人没有构成社会的能力，换句话说这种社会必然是会逐渐解体的，就算没有外敌也会自我消耗最终自我分裂）这样的社会必然对很多社会危机缺少应对能力和应对动机。。。甚至超级大国也会因此变得不堪一击（具体可以参考美国和明末）。

至于是地主还是官老爷还是奴隶主还是房东还是所谓的_人民公社，_不过换汤不换药罢了。

知乎用户 zhiser 发表

我父亲曾经参加过人民公社，我问过他人民公社怎么分配劳动成果的。

他说，每个人都出工分，按年龄记工分，不管你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成果，只要出了工，就记劳动工分。大家以工分分配粮票、布票和钱，凭票和钱去公社的合作社领物资。

有什么问题呢？

很多人聚在一起玩，聊天，没事干也在一起混，反正有工分，干得好干不好，只要出了工都有工分，工作效率在那块地里也区分不了，哪怕做做样子混一天，也是那么多工分。所以，很多人都混。

每天背语录的、喊口号的也有工分；每天戴个红卫兵的袖套，全国游行的，也有工分。红卫兵有特权，游到哪里，吃到哪里，都不要钱。

结果呢，大家到年底，领不了多少粮食，因为总产出就那么多，好多人饿肚子，有些人扛不住饥饿，吃米糠和树叶、树皮充饥，饿死不少人。这个场景，在《活着》这本书里有生动的描写。

其实，不只我们一个公社如此，全国的公社都是如此，都没多少物资可领，物资匮乏，因为产出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人民公社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本家，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只可惜，人民公社的试验失败了，因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落后的，不适应经济的。

所以，设计师一上台，着手废除人民公社，搞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护私有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平等，但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大家不用饿肚子了。

现实问题就是：要平等还是要吃饱肚子，二者不能兼得啊。

我想，现在没几个人再愿意回到人民公社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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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世界的愚者 发表

所谓 “积极性不高”，是以小农视角来臆测的。

以 “农业产业工人” 角度考虑，有足够多的办法解决 “积极性” 问题。绩效考核呗～

集体农庄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干。“积极性”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洪水猛兽。

当时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瞎指挥，本质上是以政治斗争为纲领指导经济的问题。早期经常误事，什么收割时期去搞运动了、什么收集农具大炼钢铁了，这才是问题。

后期虽然有所改善，但以政治为纲，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 “赫鲁晓夫苞米”～产能配置有问题。

加上建国初期工业化水平过低，缺乏足够的农药、化肥、农机，亩产本身较低。传统农耕手段并不是特别适应大农场。

之后分产到户，本质上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上从集体主义向自由派妥协。全面的公有制经济向混合所有制经济蜕变。

至于所谓改革后 “产量提升”～那是因为前面那些五年计划建设好工厂，使得农药化肥农机普及。

而所谓改革后的 “高积极性”，不到一代人时间就又成了“不愿意务农” 了。

现代的农村，人均耕地稀缺，且地块分散。务农人口难以从事副业，但务农收入过低。为了能让农民活命，国家就不得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我国农产品价格非常虚高。

而农民由于只能勉强活命，且缺乏农业组织核心，公社时期大规模改善的农田水利往往年久失修。

同时，由于当初从大农场倒退回小农经济，抑制了早期城市化，导致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网络化的宅基地与道路。农田非常碎片化，无法转变为机械化作业。同时，也导致本该平均分布在从 80 年代到今天的为期 40 年的城镇化过程压缩到了 20 年。从侧面增加了当前地产的价格虚高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几万亿能解决的。涉及人口过多。

这个 “分产到户”，长期来看，给当前中国制造了非常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我们实际上是矫枉过正了。

当时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纲是对的，但推倒集体农场，以历史和实践角度看，并不是正确的。

政治语境一变化，人们就容易一边倒的非黑即白。这并不理性。

知乎用户 入世出尘 发表

坐标内蒙古鄂尔多斯，2001 年前叫伊克昭盟，我妈说她小时候全家 7 口人，全年分配人均 2 斤 8 两粮食，剩下的自己筹，玉米面，野菜，城市返回来的超级硬的红薯干，就这些，种多少就这些，后来迁到黄河沿岸，第一年分的麦子没吃第二年全部种了，才吃上白面，据考证我这边一个村子才是包产到户全国第一，只不过内蒙古相对闭塞没的宣传，都是在生存线上挣扎，这也没什么比的意义。感谢小平同志。

知乎用户 Land Bright 发表

小时候农忙期帮家里在地里干活，累得充满怨念时，问过父母生产队时期劳作状态。

地头磨洋工，可不是有些答主说的工厂里上工后聚一块打牌那么明晃晃。生产队干活，时间远比后来包产到户后要长。福建二季稻，现在秋收一般十月份就忙完了，生产队时可以一直干到十二月，而且是每天早晨四五点天不亮起床出工，一直到天黑，中午地头吃饭不休。看起来都很勤劳，但效率低下，一组人三天干不完一亩地。但同时，大家又都没歇着，终年田间地头，比后来一家人集中时间一口气干完自家活累多了。

没有积极性？这可真委屈了大部分经历过来的农民，每天天黑干到天黑，除了地里的活，还得搞水利，一年难得几天休息，还要参与各种学习、宣传、集体活动。

但要说积极性不高，那也是真不高。

一是真饿，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青黄不接时番薯代粮食，一年到头不停歇，打鸡血也撑不住，何况是半饿着肚子。下过地的人才清楚，饿着肚子干重体力活有多么的难受。

二是那时人不是人，叫劳力，成人是全劳力，半大小孩是半劳力。劳力是取得工分的基础，家里劳力多，工分就多，只要上工，就能拿到工分。家里过得好不好，取决于劳力多少，跟勤快不勤快关系不大。

三是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纯手作农业时代，土地和种子才是产出的决定因素，把十月份就能收完的粮食拖到十二月，并不能增加一粒谷子。更何况，丰产与否，粮食首先是国家的，留给大队的永远不会足够到大家敞开吃。

当然也有奖惩机制，有评劳模，评先进，也有扣减工分。大队计工分的人掌握着大权，可以对偷奸耍滑的人扣减工分，但这项权力往往变为打击私仇和腐败的工具，同时计工分的人自己也要干活，不可能同时盯着所有的人。

农业给工业和国防输血，不管是不是正当必须的阳谋，彼时饿着肚子的农民既不知道，也不可能理解。从历史的角度不过一瞬，从大局来看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但对于个体，那就是大半生。喜欢宏观叙事，以为自己站在山顶上俯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知乎用户 田锋 发表

68 年粮食产量 2 亿吨 平均亩产 240 斤 78 年粮食产量 3 亿吨 平均亩产 340 斤

10 年内在化肥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产量增长 50% 平均亩产增长 40% 以上

积极性就算谈不上多高，但绝对不算低不是吗

知乎用户 秦风白 发表

⒈在工业化早期，（真正的）农民不可能有多高的积极性，因为绝大多数小农和农村必然在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廉价劳动力与资源的过程中走向绝路；

⒉dang 的工作重心此时已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点他们在 1945 年开会时就定好了），对农村的控制力下降；

⒊五六十年代曾经两次下放财权与事权；

⒋公社在实际运行中具有极大的自主性，给了公社管理人员大量的操作空间；

⒌二、三、四共同作用造成了一种很多人极度痛恨的现象；

⒍从国内外的历史来看，公社失败，是因为它试图用行政力量挽救无数农民与农村必死的命运，而这在经济账上是极不划算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上述几点在公社解散以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并且酿成了至今无法解决的后果。

中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很漫长。

知乎用户 石头 发表

因为中国人是从小农社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发展。

毛子虽然落后，但好歹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他只是落后，而不是胡搞。斯大林抓经济就很简单一条，干部加专业化。

可以看看当年中苏论战，苏方的评论，很多都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只是中国人好面子，不肯承认罢了。

知乎用户 nnnnk 发表

在 53 体制下，农业被定义为单一的耕作业，因此提取剩余用于工业化的是粮食这一个单项，实际上农村的资源远不止粮食，但是没办法，接受苏联式上层建筑，就是要接受其的一切。在不能缴纳其它实物作为粮食替代物的情况下，过量提取剩余就发生了。在挣扎求生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什么积极性。

有人用人民公社对标日本综合农协，然后得出结论 x 时代好，这是谬论。人民公社高度政社合一，跟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同样属于政治机构延伸到乡村，直接拉高了治理成本，具体情况参见《王保长》，只要缺财政它就劣化，因为本质上它是庞大官僚机构的末梢。这时候只能看该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干部觉悟了。不然，到你家吃吃喝喝什么的，根本遭不住，还不如王保长。国共一家啊。

综合农协是未曾设想的道路。在上世纪日本泡沫崩溃的时候，因为综合农协的支撑才不至于陷入大规模动荡，并最终得以调整金融机关。根据《日本经济史》的描述，在六大财阀 “休克” 的状态下，只有农协下的金融组合为日本经济输血，直到 98 年因坏账倒闭。可以说，正是由于自民党政权善待农民，让出权力，财政补贴，允许农民经营多种产业，日本在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下不至于跌的太惨。

所以不要拿人民公社侮辱农协了，我不懂什么进步主义，但我知道官僚机构只能带来分化控制，带不来真正的集体经济。另外，国家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它在原始积累阶段的恶也是恶，无论给自己套了一个多么鲜艳的红色的壳子，这都是事实。

我不针对公社里辛苦劳作的一个个人，我只针对作恶的人。

知乎用户 林先生 发表

在初期的时候，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他的整个逻辑是这样，

如果要强行解体小农经济 —- 是无法依靠农村自发解体的（从表面上这是进步，从结果来看，这是严重的倒退）。所以他主张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因此，这就需要运用政治强行解体小农经济（从 1962 年起全国开始按照 “农业六十条” 完善人民公社制度），可是一旦运用政治手段，导致两个问题

其一、官僚集团的膨胀，官僚集团的膨胀，必然会带来严重的腐败现象

@黄星翰

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及生产小队四级基层管理者是当时乡村基层的 “官员” 与“准官员”。关于他们的总人数，凌志军有个估算，“每个公社有干部 30 人以上，生产大队大致为 10 人，生产队则为 5 人”，“占了农村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22] 这一估计是相当保守的。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准干部的总数接近 7，000 万，大约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以上。由此可见人民公社体制行政管理队伍的规模非常庞大，而广大社员的负担又是何等之重! 这个日益膨胀的乡村干部队伍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不断开展各种形式主义的 “活动”，如“检查评比”、“推广新生事物” 等

其二、消解了现代化的机制，完全依赖于政权的力量

凌志军指出，当时 “国家全部政治的着眼点，也就是希望以一个统一的官员体系，来与亿万分散的家庭相抗衡，以使整个农村皈依‘大同’理想”; 而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中的大多数，“在身份上(虽然) 仍然属于农民，但却具有地方行政官员的全部职能。他们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用以统一亿万农民的意志和行动。其具体操作则事无巨细，统揽无遗。诸如百业兴废、田间种植、劳务派遣以及收入分配，自是不在话下……。一件典型的事实是，官员们常常率领乡村民兵，身负刀枪棍棒闯进农宅，将政府加以限制而有的农家偷偷饲养的鸡鸭鹅兔，一律擒获宰杀。所以那时乡村中间无论老幼，人人都能描述鸡飞狗跳、血溅当堂的故事。”

所以，这种官僚集团的膨胀和现代化的机制的丧失，以及为了反哺工业，农村的资源被榨干，又逼迫着农村变得萧条。最终对于工业本身就是一个损失，换言之，这种反哺工业的情况，从根本上是零和博弈，而不是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并且这种折腾，当然使得农民积极性逐步丧失，他的自由完全丧失，怎么可能还会提高生产力呢？

知乎用户 林欣浩 发表

怀念人民公社不是因为你体验过公社的好，而是因为你吃了资本主义的苦。

想体验人民公社的好吗？去读一遍阿城的《棋王》，不长，重点是吃的部分和送象棋那段。注意，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是普遍现象。

哪里都有不公平，哪里都有人欺负人，但是别忘了，用金钱欺负人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你想不理他就可以不理他，把网络一关，眼不见心不烦，起码能保证自己的温饱和安全。但是村干部想睡女知青的时候，可不是说你关上门就能保护自己的。

别因为没吃过屎，就幻想屎还挺好吃的。

知乎用户 迟飞 发表

农业方面没有大规模机械化的情况下进行集约化管理，本身必然效率低下。

这绩效不好考核，质量不好把关。非机械化的农业分工协作也并无必要维持公社这么大的组织。分工协作是次要的，这在兴修水利上有优势。农业生产中各负其责的小农模式才是最有效的。

这管理费用必然是极大的成本，而且此前均无管理经验。犹如连长升任师长，面临的问题就不一样。绝大多数是管不好的。而官僚层级多了，也会自发膨胀——给自己安排下属，以体验权力。他们内部矛盾也多，执行大打折扣。

劳动积极性得全凭农民自觉，打算怎么奖赏他们呢？

股份制，股权激励可能是不错的。谁占股多谁劳动积极。不过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的苗么？

想想流水线的工人，怎么就有积极性？因为不得不有，流水线速率一定，工人就不得不跟着机器节奏干活。谁没干整个流水线的影响立竿见影，相当于连坐。老板只需要规定合理的进度，泰勒制，优化操作，提高效率。

人民公社，不是围绕机器运转，人们更不能被机器带节奏。泰勒制这种简单粗暴的提高工作效率的东西都难应用，因为人力无法标准化。哪怕这能够标准化，也得长时间训练，以及严苛的纪律 不亚于训练百战精兵——时至今日，这也只是流水线加持的富士康办到了。

所以，人民公社提出并应用，实则是超出当时客观生产力需要的。它最大的贡献可能是兴修水利，但其他方面，建树不多，而且大大消耗人力，效率也是递减的。最后一个 “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人民公社瓦解，是必然的。

公社这种组织方式，俄国，印度有 “村社”，中国有 “宗法家族”，其实都是部落公社的延续。组织规模远没有人民公社大，而且是高度自治的。人民公社则更多是基层单位，这就完全不同了。

组织规模太大，就得知道放权。比如人体组织够大，人脑也不是 “人体一盘棋”，直接管到细胞。人脑是放权的，精微结构的控制与管理，是自动自发，你的自我意识无权介入的。但人民公社都是全国一盘棋，管了太多不该管的底层事务，效率低下是必然的。

你要说巴黎公社？那相当于是个 “城邦”，人民公社相当于乡镇政府，组织力度直接贯彻到底。它当然也不是商业城邦。所以它是四不像，一个尴尬的历史存在。集中代表的是“农民社会主义” 的一厢情愿。这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毕竟农民革命起家，一种严重脱离现实的小农理想。

当代马克思：eziv587

知乎用户 阳玉 发表

后来 8、90 年代也要交公粮。爷爷用小推车装上满满几麻袋小麦，推 10 里路去镇粮所。这并不影响积极性，种地时全家上阵，挑着个塑料油桶装开水，带馒头咸菜，按时吃饭接着干。渴了就用大碗喝塑料味的温水。我在地里逮蚂蚱，有的像小麻雀一样大，腿上像狼牙棒一样的利刺，一蹬能划破手，一飞三十米起步。

东山一亩种地瓜，南崖一亩种西瓜，北坡一亩种玉米，西地一块种花生。为啥要在山上种，修水库搬迁到山坡上了。方圆三公里内，抡起镢头，几亿次，顽强地对抗地心引力。

当年生产队的老牛，一些小孩子总是打它，怎么还不死啊？终于它倒下了，家家分到了牛下水。

知乎用户 明王 发表

一方面，初始工业化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人民公社的大集体能够将工农业剪刀差最大化，征收成本却要远远低于面向农民个体收税。

另一方面，初始工业化需要一个稳定消化工业品的消费市场，而单个农民家庭没有这种购买力和需求，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将农民群体的购买力集中起来来消化价高质次的初代工业品，这种实际购买又能推动工业化的不断进化升级正向循环。

改开以来，人民公社解散，社员单干，工业化一方面减少了来自农村的大额资本投入，同时也失去了消化工业品的农村市场，农户的购买力凭空消失，城市的需求不足以及来自国外工业品的冲击，这也造就了八九十年代的国企破产和大下岗。

失去了人民公社的庇护，在政府失去国企的财政来源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城市转向农村，三统五提等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直到分税制之后，土地财政饮鸩止渴，农村的状况才有所缓解。

人民公社一方面从农民身上集中剩余劳动价值，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农民，避免直接面对上一层的盘剥，同时也集中力量通过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等等形式从政府获取资金改造农业生产环境。八九十年代之后，人民公社解体，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直线滑坡。

工业化的进程直接宣判了农业的末路，不论是小农经济还是人民公社，都不能产生有效积累。

金融化和地产化的推进也宣布了工业化的末路，世界工厂向上攀登技术树与其靠自我进化不如指望对手一天天烂下去一天天老去。

人民公社的积极性不高实属正常现象，积极性很高反而不正常了。

小农经济也是一样，农民不愿意种地才是正常现象，农民要是热爱土地那就可能是被毒太阳给晒昏头了。

不论是土改，人民公社，小岗村分田单干，一开始可能会兴奋，但是很快就会触碰到天花板，这是土地这个生产资料的天花板限制，非人力能作为的。

一句话，自解放战争之后，农业、农村、农民从左右天平的重要砝码直接沦为政府的经济包袱和政治负担，城市、工业、工人直接取代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地位，农业死了，农民的实际利益不断受损，农村工作也成了大人物浅尝辄止树标杆打红旗的政治风口。

GC 主义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一系列理论非常贴合工业社会的需要，更加上以苏联前车为师，这使得发展工业在政治上更正确，而小农经济如何进入 GC 主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阐述，因此苏联和中国各自摸索，寻找如何在较小损失之下进入 GC 主义的道路。

人民公社的实质是仿照工业生产模式来管理农民，应该可以算是这个工人替代农民，工业替代农业，城市替代农村进程中的一次自我救赎吧，虽然最终难敌大势，但还算得上是针对农业农村农民未来命运的一次探索。

上一句说人民公社的实质是仿照工业生产模式来管理农民，其实不只是农民积极性不高，就是企业中的工人，积极性也不高，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初期热火朝天，偶尔还能有几个先进积极分子，下面就没了。这种问题不止 GC 主义，资本主义也存在，这要么是理论的问题，要么就是实践的问题，要么就是世界的问题，反正现状如此。

最终，国企的工人和人民公社的农民都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劳动的积极性，也是大哥莫说二哥，都是一个葫芦两个瓢的问题。

即使进入现代社会，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分配问题。

别看 “入关学” 炒得火热，解决不了分配问题，你连省界国门都出不去。

解决得了分配问题，别说一座小小的山海关，就是星辰大海也给你打下来。

知乎用户 老羊 发表

高不了，有信仰是好，可信仰也架不住蹂躏。

就提一条：你在专心大汗淋漓的高生产，旁边好几个划水的，“不许饿死人” 政策下你还玩命做事吗？掐死划水的人的心都有。

后来改公分了，稍微有点改善，但是没有私有化这个催化剂仍然还是不高，存不下.. 手法也是问题，同样的分含金量不同。

怎么高呢？

网上种地的农民发声的少，但是种地和打工不一样，种地属于自给自足，打工怎么都有个 “领导”。奋斗逼就适合 “种地”（自由职业），鼓吹公有制无敌的二傻子适合 “大锅饭”。

划水是天性，自然界有跑得慢被吃掉的末端淘汰，但是这个末端淘汰一旦用到企业，就会被印上剥削。

所以，代表群众的 “共有” 与代表精英的 “私有” 属于天然对立又无法相互消灭的平衡。

鼓吹共有无敌的人，不是废物就是没挨过饿；鼓吹完全走西方精英路线的大多为 XX。

社会主义才是正解。

平衡。给混吃等死的人一些空间防止动乱；给平庸的人一些空间以保证根基；给精英一些空间防止掉队。

所以致敬那些鼓吹共有无敌的人，那个庄什么的二货，太无知了。

精英主义也不好，太丛林。

平衡是大智慧。

知乎用户 我凌 发表

有一说一，现在可以搞公社了。

1. 生产力比较发达，适合大农场作业

2. 农村社会萎缩，靠集体组织可以改变目前的农村无组织面貌

3. 基层政府有动力冲破行政管理领域的最后五十米——公社相当于村政府，能够真正的解决乡镇毫无财政自主权的问题

4. 在承包的基础上，以承包权入股公社，可以保证农村的基本公平，而以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公社，可以实现市场经济下基本的生产效率

5. 互联网时代，透明化管理的公社反而会变相削弱村霸

6. 在某些地区先搞公社，可以解决一些长期的基层治理问题。为解决三种势力提供新答案。

知乎用户 陈必红 发表

一个流传已久的逻辑矛盾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导致剥削过重。来来来，你来当资本家，给你一百个或者一万个工人，你给他们月薪都一个样，都是每月 5000 元或者两千元，随你给，反正＂一个样＂，然后你让他们干多干少随意，最后你从他们那得到最大的剥削值？那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来向你学习全新的剥削法了。客观地逻辑正确的讲法，事实上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导致了剥削过少，少到象小岗村二十三年未向国家缴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这个剥削值都成了负数，怎么会和农民受到剥削有关系？

知乎用户 夏木 发表

这个 “积极性不高”，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了。

我们那以前都是盐碱地，是不长庄稼的，而且夏天一下大雨，一大片都是腰深的水。所以那也没几户人家，我们家当年听说有一百多亩地，但最后评的也是中农，而不是地主或富农，因为实在不是什么好地。

当年一到冬天农闲，就组织村民挖河，修水利，修马路，经过多年，把河里的黑淤泥翻上来，弄到田里去，后来田里终于能长出庄稼了，长好庄稼了。

然后是七十年代末期，我们那闹过笑话，这种笑话应该全国各地都有，就是以前都是上粪肥，后来有化肥了，当时是碳酸铵，味道特别大，公社免费分到下边的村组，村民不懂，一闻这啥味道，挺吓人的，不敢用。

咱中国人也聪明，是吧，然后就先试一下，把一袋肥料倒一棵树下边，然后肥料太多树就死了，于是进一步得到证实，这肥料不能用。

只到后来搞懂了，然后用上化肥了，产量也就进一步提升了，我们那听上一辈说基本七十年代后期就能吃饱肚子了。当然，再后来就是用尿素，没那么大味了。

想想其实是有些后怕的，如果不是当年能组织人力物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修好水利，建好化肥厂，哪有后来的吃饱肚子。

分田之后的积极性为的是自己，但是组织这些大工程没看出来有多大优势。九十年代我们那水利已经退化了，后来 2000 年以后又慢慢好起来的，那个时候是靠挖掘机挖的，不再靠人力。

知乎用户 Ku Kl 发表

这个当初，看是指什么时候，刚开始成立公社的时候，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因为一开始的描绘是很好的……… 公社买设备，大家的田就可以用机器一起耕………

后来就发现，公社开始走偏了，不考虑怎么种田，倒想着怎么成为积极分子，天天不干正事，名誉少数人担，出了问题，整个公社的人受罪………

知乎用户 观澜 发表

大锅饭呗。改革开放前期，有个词叫打破大锅饭。

干多干少都一样，干一份活和十份拿的钱没什么区别。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多干。

知乎用户 包不同 发表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农民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就算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电影《活着》总看过吧，大炼钢铁的时候积极性多高啊~

这是 “积极性不高” 的问题吗？

米塞斯在 1922 年写的《社会主义》里面就指出了问题的关键：社会主义认为可以用实物核算代替货币核算的设想，是一种天方夜谭。社会一旦放弃生产性产品的自由定价制度，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生产。每当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使用货币核算脱离一步，就离合理的生产远了一步。（1922 年哦~，真的不是故意在针对谁）

大炼钢铁就是典型的 “不合理生产”，饥荒年代把能救命的粮食拿去酿酒，也是 “不合理的生产”——这甚至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早早已经论证清楚的事情。（斯密说灾荒年粮价涨得有道理！痛苦是灾荒造成的，不是粮商造成的，涨价有利于合理地消费粮食，减轻灾荒的痛苦。不涨价就会有不合理的消费，就会饿死更多的穷人。穷人把痛苦的原因归结到粮商头上，是哭错了坟头，搬石砸自脚）

之所以有这么多 “不合理的生产”，就是因为没有让市场价格体系发挥作用。如果锅价贵过铁价，你会去砸锅练铁吗？如果米价贵过酒价，你会拿米去酿酒吗？

社会主义者指责资本主义为利润而生产，这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优点而非缺点。失去价格和利润的指引，生产只会陷入混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搞出两弹一星，但就是无法 “经济” 地生产出一种 “代价足够小” 的彩电、冰箱、汽车……

米塞斯《社会主义》

知乎用户 老甜 发表

不是当初不高，而是永远不高。

所有所有权不明晰的资产效率都不高。

这么说是为了防止被删除答案。

知乎用户 周正阳 发表

凭老人回忆和个人印象回答一点：

人民公社 “积极性” 不高这种说法，是把集体劳动中存在的个别摸鱼和偷懒现象过度放大了。

事实上，观察老一辈人的言行和作息，我有一个感觉，整体而言，老一辈（特指 30-50 后）这批人，大多比在市场化环境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80、90 后）更勤劳、更律己，更有 “积极性”（你说个别偷懒散漫摸狗的老人有没有，有。但不是主流现象）。

哪怕是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很多从那个时代中走过来的老人，依然保持着集体化时代的劳动习惯，在家务和社区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我认识的居委会大妈、大叔们，嘴巴非常碎，喜欢闲言碎语，不太尊重年轻人的隐私和个人空间，晚上也喜欢占据年轻人的球场跳广场舞制造噪音，但他们干起活来却毫不含糊，经常会组织义务劳动，把小区里的卫生死角清扫得干干净净，帮左邻右舍的工薪族看顾放学的孩子等等。老人们有没有缺点？当然有，但以此借题发挥说什么 “坏人变坏了”、“xx 余孽还在” 就是借题发挥、罔顾事实了。

没有老一代人的‘积极性’，红旗渠、苏北灌溉总渠这些堪比天堑的工程，在科技落后的时代里，是怎么凭着简陋的人手，一点点地 “挖” 出来？没有老一代人的“积极性”，为什么当时会有很多劳动人民，仅凭一腔热血的个人理想和报国之情，就从相对优渥的沿海城市跑到了三线山区开山拓荒，并且把整个青春都留在了他乡？没有老一辈人的“积极性”，那个年代的恶性传染病——如血吸虫病等，又怎能凭借集体化的力量根除和灭绝？人均寿命又怎会骤然提升了十几二十多岁？没有老一辈人的“积极性”，那些铺天盖地的水利工程，又怎能拔地而起？

那个年代就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也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在荒蛮的农业时代里，奠定了让大多数人 “能够活下去” 的条件和基础——那时的人们，食物并不算饱足，但已经有了可以让全家 “活下去” 的口粮，由基层赤脚医生组织起来的卫生条件也可以让大多数人免于大型传染病的困扰…… 中国人民在国际形势、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时代，实现了 “站起来”、“活下来” 的两步飞跃。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 21 世纪这个 “富裕” 的年代，中国基层依然有许多老人怀念那个 “吃不太饱” 的时期；为什么还有热心大娘打电话给央视记者辩论 “毛主席年代的贡献”——而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对比过“公有制” 时期和 “后公有制” 时期的异同，他们知道蛋糕是怎么来的。

对比一下和我们建国条件相似的印度，21 世纪已经过了 20 年，印度至少还有数亿人民不聊生，人均粮食产量不如朝鲜，人均寿命大致相当于我国 80 年代初——然而，吊诡的是，印度这个国家的 “大师” 比我国民国时代的 “大师” 还要多的多，诺贝尔奖人数多达 13 人；印度在硅谷的 “高管” 人数比中国多得多；印度宝莱坞电影，国际影响力比中国电影强得多——但印度精英的个别成就，根本改变不了国家的整体现状。

这个事实雄辩地验证了，指望国家的少数精英 “救国” 是不现实的，一个国家要崛起的前提是平民的觉醒，人民的自救，以及开天辟地的革命。

那或许有人会问了，为什么 “那个年代吃不饱，现在就能吃饱了？”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讨论一下：

1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次 “大蛋糕” 是这样来的——分别是苏联援助的 156 工程；以及 70 年代毛主席与尼克松握手之后，欧美日对中国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其中又以四三方案；改开后的日本 ODA 等为代表）；这两个 “大蛋糕” 都不是凭空而来，都是以一定的政治条件为交易代价，这是当时的国家高层在地缘政治上的高超艺术，在美苏两大阵营中纵横捭阖，最终战略性地抓住了两个时代的重要时间窗口——这就相当于一个创业公司，通过艰辛的摸索与求存，终于在关键时刻拿到了两笔非常重要的风投。我们 “日子逐渐过好” 的最大蛋糕是由于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后，风投输血带来的，并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带来的。

2 四三方案后农业技术的升级 1973 年的 “四三方案”，是中国与美国阵营进行贸易往来的“破冰” 尝试，究其过程也不能算尽善尽美（后来又出现了洋跃进等事件），但毕竟使得中国农业生产的工业化、机械化进程迎来了跨越式突破。化肥、良种的投入使用促进了产量的飞跃式增长。另外，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破冰，使得美国阵营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中国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粮食交易，自然使得粮食供应弥补了自给率不足的部分，才让人民有了 “吃饱” 的感觉——这一时期的经济和外交收获，也与 “联美抗苏” 的重大地缘政治博弈有关。

3 **以利润、私欲为驱动力的生产关系，是否真的提高了 “积极性”？**个人认为，提高了 “局部”、降低了“整体”——很多人说效率与公平不能兼得；但从我个人经验看，“公平” 恰恰才是保证长远效率最关键的基石，可能在一个讲究公平的社会里，是会有个别人员偷懒磨洋工，会滋生个别干部的官僚主义（甚至某些地方怠工现象、小团体特权现象还体现得比较严重），但这种整体而言差距不大的团队和集体，虽说一时可能“效率不高”，但长远而言并未放弃每一个成员，可以在相对宽容的环境下等待和帮助落后成员的成长，弥补“木桶效应”，最终促进共同成长和共同造富；

倘若以私欲和利润为生产动力，虽说一时间可能选拔出生产力更高一些的 “精英”，但长远而言是以“淘汰大多数普通人” 为代价；马太效应使得少数人富可敌国之后，更多的人会因此而 “躺平” 而不是更有 “积极性”，事实上，在当今“市场化” 的各大企业中，摸鱼者和滥竽充数者也并不是少数，“6 亿人月入 1000”的数据更令人惊诧。

4 **文化水平低，导致了公有制时代试错成本过高。**不可否认的是，那个年代的公有制实践并不完美。但究其本质原因，可能更多缘于文化水平的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深入基层推行了大量的扫盲教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直到 “三年困难时期” 的 60 年代初，我国仍有 50% 的人口属于文盲人口——这样的文化素质状况，苛求那个年代的劳动者严格遵循科学规律来发展工业化，实在也是 “何不食肉糜”。当时以“产量” 为挂帅、以 “工分” 为标准的评核机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极其不科学、不精确，滋生了浪费与浮夸现象，导致了不合格产品的泛滥，导致了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但这恰恰是当时基层工作得以推进，行之有效的一套方针，也是大多数基层劳动者能够理解的一套简明机制。一个文盲过半的农业国，在同时交恶美苏，缺乏外援输血和科学指导的困境下，不断以 “试错” 的方式生产 “不合格” 产品，从而学习和提升技术，这恰恰是代价巨大而又无法逾越的、艰辛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也正是这样 “不断实践试错” 的训练，“劳动最光荣”的国家文化，才让中国得以在改开之前，培养出一大批可贵的、具备基本工业化素质的熟手工人和劳动力。

5 今天我们 “吃饱了” 的日子能否持续下去？ 不少年轻人从物质较为丰裕的年代成长起来，对饥饿没有记忆，认为现今的生产力水平足以让绝大多数国人衣食无忧了——但恰恰是对地缘政治缺乏深层认知的一种肤浅理解。须知，按照官方数据，我国粮食自给率只有 95% 左右，温铁军等学者奔走疾呼 “保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这实际上都间接道出了我国粮食问题的隐忧。当国际形势剧变，冷战铁幕重启时，若是国际粮食贸易环境滋生变数，以我国本土的粮食生产链（种子、化肥、耕地、耕地机械和农机能源）能否满足大多数人的温饱，其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知乎用户 请宝贝转身 发表

权责利不平衡的结构，官僚和腐败会更加严重，扼杀的何止是积极性，还有创造力。

知乎用户 Louis 发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承认了产出归自己所有。

工作积极性不大只是因为自己付出劳动的边际收益太小了。不仅仅要把自己的劳动和其他社员分享，更重要的是拿出来和其他社员分享的那部分产出是很少的。大头被国家拿走，比如税和统购统销等手段。

就像，李云龙缴获了一个骑兵营，旅长打来电话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送到旅部来。

这时李云龙还能有一个连，还能接着去搞枪。

如果旅长说：你留下一个班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送到旅部来，我这边留下一个排给全旅分一分剩下的统统上交八路军总部。

李云龙他又不敢跟旅长干一架，那就以后不搞枪了呗。

知乎用户 执枪人 发表

超出历史阶段了，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两弹一星，工业建设。同志们，原子弹不是喊口号喊来的，你要给钱，给大把大把的钱啊，钱从哪来？农民手里来啊。

那农民当然苦，辛苦工作，到头来很多不是自己的，跟你上班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工业化要不要搞？要的，必须要的，所以我们说那一代人吃两代人的苦。

你以为不喜欢人民公社就是不喜欢公有制吗？那你喜欢让你 996 的私有制吗？什么公的私的，你喜欢的是多数劳动成果归自己罢了。你看这些想回到过去的，真想回去公社给生产队干活？不，是想去那时候的厂里当工人，那时候工人是真的主人。

好了，现在的农民肯定不想回去（但依然很苦），996 的工人肯定想回去，不要扯什么公好私好，两者团结起来改善生活最重要。农民你应该要求更大的产量，更轻松的技术和更高的收入，工人你应该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短的工时。你工人农民之间再怎么窝里斗都没用，只有你的老板决定发多少工资。

这两个不团结起来向前看，咱们中国人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知乎用户 vczh 发表

除了大锅饭没有激励以外以外，当时农民日子过的惨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农民们脑子里的好日子，就是晒屌也能吃饭（逃

知乎用户 张祈零 发表

我以前见过一个四零后，沈阳那边一个航空学校（中专或者大专）毕业的老工程师。

他说：在沈阳上学的时候恰逢大跃进，他们这些学生要去乡下帮忙收割，因为交的粮太多、农民拿不到食物干脆就不收割了，想吃的时候直接下地里拿红薯。

知乎用户 刘强强 发表

公社化是不搞不行的。

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存在，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自从明清时代一直到民国共和国都很明显。

农村是小农社会，百分之六十的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少量土地，因为地主往往都是经营性的地主，他们的收获会投入到商业贸易里面去，而佃农或者雇农则会进入城镇提供劳动力。

但是土改之后，农村社会虽然还是小农社会，但是大部分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了。小农生产效率低，对外没有需求，进入流通环节的农业剩余还是少了。

国民党当年之所以丢了江山，就是国统区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农业剩余进不到城市里面去稳定物价，法币通货严重膨胀。

要搞工业反哺农业，至少要先有工业，搞工业就要有投资，投资从哪里来？指望小农吗？

说白了，当年打天下用的那一套不能用来坐天下。

分地之后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进入流通市场的工业剩余少了，以前这些都是地主从农民嘴里刮下来的，现在农民自己吃了。

市民们怎么办？工业怎么办？

几个大队书记能吃几个钱？

公社化的结果就是公社的农民能从公社里面得不到什么好处，大量的农业剩余被转移给城市了。

崇祯年间，浙江有个叫张履祥的地主写了一本《补农书》，他说在明末清初时代，每年各种摊派克扣税收占他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假如你生产队里面一半的收获都被征收，你是农民你怎么想？

人民公社当然是好的，他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小农的经营模式，扩大了机械在农业中的使用范围。

我觉得唯一的坏处就是公权力管不住自己的手。

不受限制的公权力不仅对平民是一种伤害，他伤害起来国有利益、集体利益比伤害私有利益更甚。

以 70 年代苏南无锡华三房村为例，73 年该村生产稻豆 134324 斤，实际完成 “国家任务”25228 斤，征收比率接近 19％，相去张履祥的崇祯年粗略估计的 20％并不算远。

我必须提到苏南的人民公社在全国都是模范生，各村都有一定的村办企业，大量社员有做工获得现金收入的情况存在，这个模式已经是全国人民公社中情况最好的了。

换句话说，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的人民公社会怎样呢?

各级官僚涸泽而渔，一边浮夸风，一边加大征收比例，才是人民公社崩溃的原因。

我反正是不信多几个贪官和懒鬼就能拖死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内存在 “按劳分配” 的“按劳粮”，在刚刚那个公社中，“按劳粮”占总粮食比率的 17％，激励效应是存在的。8 岁以上的社员粮食分配 513 斤，这跟现在人均粮食消费量 960 斤当然是没法比的。

但我相信这个差距绝对不是差在几个懒汉或者说是贪官身上的。

懒鬼一直是懒鬼，包产到户之后懒汉少了吗？高征收和政策性的高剪刀差才是问题。

事实上的高额剪刀差以及高征收比例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知乎用户 龚赫韡 发表

问题是：真的不高吗？

出处：韩丁《深翻》

知乎用户 立党 发表

人民公社相当于一个公司，村子里 100 人，CEO 画了个大饼，说 “全民持股，每个人可以拿总利润的 1% 当分红”，大家当然非常高兴。

结果干了一年才知道，你的 1% 只有分红权，没有决策权，而决策权都是 CEO 的。

而公社 CEO 的 KPI 是总公司定的，而不是根据本公司来制定的，因此公社 CEO 做出了选择：把养出来的牛羊以极低的价格转手给百京的总公司贝勒们，自己村子里的 100 名股东每个人平均分配 1% 的高粱玉米红薯。

这时候就要引用下面这个图了——

知乎用户 杨谢 发表

人民公社主要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很多答主已经提到了，就是这种集体化有利于工业生产的原始积累。

很多答主讲当时人民公社基本上要上交很大一部分给国家，所以大家没有积极性。但这正是反映了当时为了搞工业化，高积累低消费的事实。我们中国不能学习帝国主义国家搞殖民剥削第三世界国家搞工业化的话，就只能通过内部的高积累搞工业化。所谓先苦后甜，没有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勒紧裤腰带支援工业建设，就没有改革开放后中国完整扎实的工业基础所带来的经济腾飞。

但是毛主席当初搞人民公社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这个，这只是附带完成的事情。毛主席更担心的，是当初土地革命分下去的田地，在短短几十年内，又出现不平等，又出现了地主，又出现了佃农。这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几千的封建历史，就是旧的地主阶级灭亡，新的地主阶级诞生的过程。毛主席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状况，不希望又有新的地主出现，土地又一次开始集中，所以就搞集体化，土地归集体。

人民公社本身，当然问题很多。不管是物质水平，还是思想准备，还是公社干部的管理水平，都有着非常大的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人民公社有效的避免了土地的集中，把新的地主阶级诞生的火苗直接掐死了。

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只要生产力提高了，哪怕有一些不平等，也没关系，因为整体的生活条件都大幅提高了。但是显而易见，地主阶级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2000 多年，从战国到民国，想要彻底的消灭地主阶级，从物质到精神上，是非常困难的。从土地革命之后到改革开放，几十年时间，我们在经济基础上彻底消灭了新兴地主阶级诞生的任何土壤，让地主阶级没有任何复辟的可能。所以哪怕是包产到户之后，土地再次集中，也没有诞生新的地主阶级，而是用更加先进的资本家取代了旧的地主阶级。农业公司的雇佣员工代替了之前的佃农。从这一点来讲，人民公社还是很有意义的。没有几十年的农业集体化，那么很有可能在 10 年内，又会出现新的地主阶级，中国现在可能就是个大号的印度。（是的，印度还有这庞大的地主阶级）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过去 30 年的主要任务是彻底的掐死了封建地主阶级，把封建地主阶级彻底埋葬了。在物质上搞集体化，在思想上批孔。同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消灭了旧的封建地主，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新兴资本的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否则资本主义还要先消灭地主阶级之后，才能发展，再来次羊吃人运动。）

所以和这些更重要的问题相比，人民公社的劳动积极性高不高这个问题就无足轻重了。这就是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一旦土地革命后又诞生了新的地主阶级，那么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非常困难，还要解放劳动力，还要和旧有的封建主义思想作斗争，让资本主义的思想取代封建主义的思想。

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旧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清末到民国，而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因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阻挠，而发展缓慢。而中国 gcd 发动了解放战争，消灭了买办阶级，赶跑了帝国主义，又进行土地革命消灭了地主阶级，可以说是扫清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花了 30 年的时间，建立起了自己扎实的工业，不再害怕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了，这也就不难解释改开之后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了。一切都好像是为之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做好了铺垫，所以我们才能在短短 40 年走过欧美国家百年甚至更长的道路，从原始的资本主义积累迅速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出了康采恩这种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典型的阿里和腾讯，横跨社交、移动支付、游戏等等几乎互联网上的各个领域）

所以，就不要纠结人民公社到底有多坏了。没有人民公社帮资本家掐死了在襁褓中的新兴地主阶级，哪有现在资本家的幸福生活？咋们可不能忘本（手动狗头）

知乎用户 进击的基洛夫飞艇 发表

土地改革可以消灭地主阶级，农村合作社可以消灭富农阶级，而人民公社没办法消灭中农阶级。

很明显的一个事实，中国的前三十年城市化进程（准确的说是从苏联撤资的 1959 年到三中全会左右的 1978 年），非但不能吸纳农村劳动力，反而只能动用政治运动的手段，把城市人弄到农村去。

为数不多的资本主要投入到了军工业重化工业等国家安全相关的部分里面了，可以和农村交换剩余的轻工业得到的投入一直有限，最后农村只得 “自己动手”，利用十分廉价的本村劳动力和为数不多的农村积累开办了以经营生活资料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

结果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占有的工业增加值一度达到了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40%，提供了绝大多数的新增就业。也难怪温铁军等学者认为 “中国的未来在于“最短距离就业” 的乡镇企业了”。

但是，乡镇企业发展到九十年代，遭遇了巨大的瓶颈。原因就是国家的信贷优先提供给了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很多乡镇企业求爷爷告奶奶也得不到信贷支持。最后只得选择关门大吉。

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国家最优先支持的都是 “重化工业”，至少信贷方面如此。乡村也好，乡镇也好，无论什么时候得到国家贷款的机会都很有限。

知乎用户 张学而 发表

人民公社分为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否需要集体化？

答案是非常需要。如果现在有人说富士康流水线不好，我们改为家庭计件工资好不好？一定有人把他当傻子。农业其实也是一回事，种田除了庄稼本身，是需要大量其他劳动的，集约农业肯定比个体手工农业高的多。

现在农村已经有一些底子了，可能大家感觉不出来，但是六十年代农业不搞集体化，八十年代联产承包只会是比公社更大的笑话。六十年代初，是没有水利，没有道路，没有技术，没有良种…… 一句话，没有现代农业的一切。粮食产量提高比例，六零到七六，是超过四九后，也超过七六到八四的。

农村要不要搞集体水利抗旱涝？这不废话？农村要不要普及义务教育？要不要农业技术员？要不要赤脚医生？你要搞，钱如何分摊？

如果不搞集体化，农村现在不就和国号去掉人共和差不多。纯个体手工农业，是无法支持工业化转变的。

当然，能上知乎的没几个真干过农活，真农民也没几个算过劳动天数的。反正平时总怀疑 zf 的，这个时候突然就都傻白甜了。

第二：

集体化应该如何搞法？是循序渐进，还是放卫星？公社食堂是不是公社的必需品？

这个还用想吗？人民公社被强行推广，就是为了更好的压榨余粮。和苏联闹翻，一大摊工业要维持。彭总说不要这么干，那么工业怎么办？彭总的意思不就是那就向苏联服软呗。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分田到户，看起来和人民公社，亩产万斤相反，其实目的是一样的，是在短期内压榨余粮。而且还是同一批人干的，手法完全一样。

批这个放卫星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七十年代洋跃进失败，并不妨碍八十年代改开。八十年代后半的瞎搞行为，并不妨碍南巡继续开放。

大部分大城市的人，肯定想象不到，南巡后的政策，底层反对声音，那是比公社大得多的。毕竟吃亏的不是自己啊

知乎用户 宇航 发表

相声大师马三立和儿子相声大师马志明当时因为划为右派被下放到天津农村，白天干活，晚上负责看生产队的粮食。

鲁豫问：啊？还有人偷粮食？

马志明：也没什么人偷，就生产队队长来偷，我们也不敢管。

知乎用户 流木 发表

1. 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吃，工分很多情况下不代表出力多少。

2. 工农业剪刀差，剪得太狠，历史上农业赋税低的时候三十抽一到十抽一，高的时候也顶多十抽三，十抽三都要 zao fan 了。好家伙，这剪刀直接抽一半，腰斩了

3. 普遍没有其他生计的门路，做生意是投机倒把，眼界低，浑浑噩噩的混吃等死不行么

基本上年龄 35 岁以上农村长大的人，都有交公粮的记忆吧，哪怕你没吃的，公粮该交也得交，晒的不干的拉回家重新晒！

知乎用户 脚丫​ 发表

一群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怠工，忙着在沙滩过摔跤都不努力干活，因为他们明白再怎么高产，再怎么拼命，积到的工分照样吃不饱饭！

村小组过年意外的弄到了 5 斤的生猪肉，然而一个十多岁的半大小伙趁众人开会研究怎么分的那点时间把猪肉吃完了~

我家上一代叔伯堂叔伯全在体制内，他们认为不在体制内就吃不饱，进体制就得想办法拉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于是能读多少年书就拼命熬着去读。

积极性高有什么用？

饭都吃不上了，你还拼命怼体力活？

真以为是只消耗水的永动机吗？

每年种花生用来榨油，榨出来的油是要上交的，而余下的残渣是不用上交的，那个时候的花生出油率低得令人发指，生产队的人把榨油机的压榨间隙调大了，残渣含油率非常高，就指望那点残渣才能吃上油~

换现在的榨油机，榨油之后的残渣猪都不爱吃！

后来有幸进了国企当临时工，照样是大锅饭，没人担心绩效考核，大家工资都一样，于是两个人一上午能干完的活，四个人围着转一天。

大家都在磨时间，谁要是猛干苦干把自己累坏了，后果自负~

对了，国企不承认不住院的病假与工伤……

知乎用户 东北亚奇行种观察 发表

东北亚无产阶级几乎没有任何传承，昨天科学发展观，今天八荣八耻，后来又新时代中国特色，他们的认知结构早就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问问家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为啥在公社干活能偷懒就偷懒，能私藏粮食就私藏粮食，能搞点自留地就搞点自留地。

聊完了就明白了。这种问题在知乎问，一定会引来做题家出身的康米。

他们会把传统社会的宗族公社、血缘共同体跟人民公社划等号。说你看古代农民也是有互助合作的。

这暴露了他们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们一定没有生活在一个宗族文化发达的地方，他们从小到大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做题家。

宗族公社是有效率的，因为这是自发秩序。充分博弈，信息对称是小共同体的特征。

人民公社是先将宗族社会击碎，把人变为原子化的个人，然后再整合起来的。

这就是一个恐怖的囚徒困境，只要一个人偷懒，那肯干活的人就太亏了。于是这样博弈下去，所有人都挣扎在温饱线上。

知乎用户 祥子 发表

我想分享个题外话，完整版的 66 年版毛选中于 79 年被删掉的关于知识分子阶级的描述如下。

“知识分子于中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也是必须严格注意点。要谨防部分知识分子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变成师夷之长制以制我。在第二次下乡运动中，已经出现了这一类问题。当广大农民和学生，迫于城市没有就业的情况下进入集体工地大兴水利基本建设时，出现了大批不愿劳作，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固有的人上人的思维，认为农田与工程，应该是低人一等的农工完成，这是不对的。在当时，各部门着眼于军工武器建设，忙于外交，忙于应对美苏封锁，但眼下我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核武爆炸计划，是时候回过头来整顿知识分子中蔓延开的问题。我看，最要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部分知识分子对民族与国家并无感情，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眼下的利益，知识于他们不是修养也不是报国之技巧，而是用于获利及洗脑民众欺瞒民众的工具。二是部分知识分子并不真的懂的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是非，他们秉持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利益凌驾于国家与人民自由幸福之上。为达个人目的，他们可以编造，扭曲，传播与真实情况相悖的东西。这件事尤其发生在报纸与书刊，要严加注意防范。三是一批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旗呐喊。他们往往身居要职，对此三类现象要不惜一切代价尽早发现尽早处理。以免使国民思想受人操控，舆论伤国大体。”

知乎用户 深海 发表

见评论区

知乎用户 十一狼 发表

因为没有了竞争。

没有了竞争就没有积极性。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当年搞人民公社是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上的，就是所谓的公有制经济下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八个字看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

实际呢？

没有竞争导致扼杀了生产积极性。

因为人是有差异的。忽视了人这个重要因素。

打个比方一个公社下几个生产队大家分组去种地。假设分到的地是一样的肥沃度一样的面积，但是不是就能保证他们的生产成果最终是一样的？显然不能。

这就好比大家都在学校上课，同一个老师一样的授课时间，最后教出来的学生成绩肯定是差异化的。我们再忽略懒惰，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假设所有人一样勤奋，那么是不是勤奋就能代表大家都能考一样的分数？

显然不能。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人的差异化导致最终结果的差异化。

但按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

那么我们所有人只要工作时间一致的情况下，所得就是应该一样的。

因为劳动时间一样。

这时候不公就产生了。一样的八小时劳作，我组创造的价值高于别的组，最终分配劳动成果的时候是均分。

而不是通过竞争来分配劳动成果。

这就导致积极性丧失。

这就是跟高考北大清华不是按成绩高低录取，按平均成绩摇号录取。那还有啥读书的积极性。

所以遏制了人的差异性竞争能力就会导致丧失劳动积极性，创新性。

人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下才能有创造性和积极性。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题主说为什么人民公社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首先要阐明公有制下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就得先驳倒 “大锅饭、养懒汉”、“公有制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1．拆穿谎言——“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这是 “改革精英” 的“改革基本理论”，也是他们很蛊惑人心的弥天大谎。这句大谎里套了一大堆小谎：

第一，“干活卖力”与 “劳动积极性” 不是一回事。

　　不能把 “卖力” 与“积极性”混为一谈。对做某事 “卖力” 不等于对做某事有“积极性”。

　　“卖力” 可以出于主动，也可以出于被动，甚至可以出于强迫。被迫卖力，就离不开监督监管和暴力驱使。稍有机会立刻就不卖力了。

“积极性” 则必出于主动，出于自愿——不需要督促、不需要监管，自己就想做某事，至少不想故意把某事做坏。

如果把 “卖力” 作为衡量 “积极性” 的标准，那结论就只能是奴隶制，因为让人干活卖力最有效的办法是奴隶制——奴隶干活必定比自由人卖力，因为奴隶不得不卖力，否则就活不成。

第二，“劳动积极性”与 “赚钱积极性” 不是一回事。

　　要说 “劳动积极性”，就得先弄清劳动的目的——没有目的的劳动属于 “多动症”，毫无意义。

　　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劳动”意味着 “创造财富”。也就是说，“劳动” 的目的是创造财富。

**公有制下的 “劳动” 的目的很明确：为社会创造财富。**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劳动者自己有份，劳动的目的与劳动的结果不矛盾。这就决定劳动者对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结果不反感、不排斥。这也决定劳动者主观上不想把事情做坏——劳动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出废品，但不会故意出废品、永远出废品，更不会故意制造假冒伪劣、有毒有害的产品。这就是最基本的劳动积极性。这就是说，就整体而言，公有制下劳动者对劳动天然是积极的，只有程度区别。

　　私有制下虽然仍然可以把 “劳动” 定义为创造财富，但此时已不能简单用 “劳动” 一词来描述人的活动。人的一切活动——不管是不是劳动——目标只有一个：赚钱，而且是怎么来钱快怎么干，怎么来钱多怎么干，怎么来钱容易怎么干。

　　既然私有制下人只对赚钱有积极性，那只有 “劳动创造财富” 与赚钱的目标完全一致时人才会对劳动有积极性——把劳动作为赚钱的手段，为赚钱而劳动，靠劳动去赚钱。

　　但这种积极性非常不稳定：只要劳动与赚钱的目的不完全一致，体现在劳动上的积极性立刻就没了——私有制下人只有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劳动才能赚钱时才肯去劳动。一旦有更简单更省事的办法赚钱，那就决不会去劳动。此时不存在 “劳动积极性”，只存在 “不劳动积极性”。

　　私有制下靠劳动赚钱是不得已，规规矩矩生产产品创造财富是不得已，并非真有积极性。只要有空子可钻，立刻就会搞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因为这更赚钱。既然 “劳动” 的定义是创造财富，那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就是“反劳动积极性”——不但不创造财富，反而破坏财富、毁灭财富。这是公有制下绝对不会发生的事。

由此可见，“私有制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的说法至少非常片面，因为实际情况有三种：

　　①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完全一致，劳动致富——“劳动积极性”;

　　②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不完全一致，用其他不劳而获的手段掠夺财富才赚钱——“不劳动积极性”;

　　③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完全矛盾，用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破坏财富的手段才赚钱——“反劳动积极性”。

　　“私有制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这种说法对三种可能的实际情况只说一种 (而且是最稀罕、最不稳定的那一种)，完全隐瞒了“劳动创造财富” 与赚钱目的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时的情况，可见是诡辩。

　　实际情况还不止于此。中国的 “特色私有制” 已经使 “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完全一致” 几乎成为不可能。如今在中国普通老百姓靠劳动不能致富，而且实际已经无法正常生存。——此文节选《拆穿一个谎言，破除一个迷信》木子文哥 01

知乎用户 肖克罗斯削克罗斯 发表

左翼经济学者陈平：我在温格时调查太原重机厂，然后发现所谓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原因其实是没有国际市场的规模效应，而没有规模效应的原因是西方对中国进行技术和贸易封锁。

真正问题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章讲到的，就是 “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我（指陈平）认为这是亚当斯密最重要的发现

私有经济的 “优势” 在于，他们可以将十个员工裁掉七八个，剩下的包袱扔给公共部门，让公共部门养着。

这样一来，原本七八个人吃的饭，现在交给两三个人来吃，自然绰绰有余。人们只会看到企业的巨额盈利，只会看到那两三个人的收入略有提高，但却看不到那七八个人的处境和飞涨的公共财政负担。

所以在这个意义讲，欧洲的福利危机，并非 “过度左倾” 的问题。相反，这恰恰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无可调解的内在矛盾的例证。

知乎用户 我的眼里都是你 发表

用我爷爷四兄弟的一生来给大家讲述一下公有制经济下四个人的命运。

四兄弟，我爷爷排老二，最吃苦耐劳，被公社选为劳模。我大爷爷和四爷爷一般。三爷爷最好吃懒做，偷奸耍滑。

有一次，附近修公路的工程队到村里选壮丁，那时候修路机械化不多，都是用人上。公社决定把最不听话的几人送到工程队去。省得烦心。于是我三爷爷就被选中了！

这里我主要讲我爷爷和我三爷爷的命运了！

我爷爷在生产队一直都是好口碑，也有些虚名。虽然没有实权，但温饱也不是问题。

我三爷爷就在工程队混日子，有活干活，下雨就偷偷回家送粮票。我三奶奶在家带孩子。

十年以后，国家全面搞土地承包，我爷爷为家里争取了很多土地和林地。

由于我三爷爷是工人身份，没有土地，我爷爷还把开垦的自留地给了他们家。

这样又过了五年。

三爷爷在工地上帮助别人偷煤块，被砸伤了腿，然后就转回原籍医院治疗。没过多久，单位就让他退休了！这个时候他 45 岁左右。

从此，两人的命运就开始逆转了！

我爷爷依然是那个勤劳的爷爷。

我三爷爷依然是那个好吃懒做的三爷爷。

不同的是，我三爷爷开始领退休金了！每月都领。

退休金跟当地的教师工资水平差不多。从最开始的几十元到他去世的时候五千元。

一直领到了七十多岁。领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他几乎都不干活，偶尔种点菜，果树什么的。家里和院子都收拾地挺整洁的。

刚开始的十年，国内粮食价格还是可以的，我爷爷因为勤劳也能过的不错，十年以后，粮食价格下跌，而我三爷爷的退休金却一直在涨，真的，几乎每年都涨点。

这个时候，我三爷爷的大儿子去原单位接了班，也有了工人身份。

而我爸爸，就只能去工地上当农民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爷爷也没以前那么能干了，家里收入下降，我奶奶也生病了，没过几年就病逝了。四爷爷家里最先垮掉，主要就是疾病，没钱治。

我三爷爷依然是好吃懒做，修了新房子，还经常去街上下馆子，找小姐。没错，年纪大了也好这口。

小时候去三爷爷家的阁楼上玩，发现好多张崭新的粮票压在箱底，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感慨万千，他们家过的那么好，为什么不帮助一下四爷爷家？

现在想想，人都是自私的，有钱又如何，宁愿让粮票变成废纸，也不会施舍一点给自己的亲弟弟。以至于四爷爷家很早很早就没了。

这就是公有制经济下，四兄弟四个家庭的情况。虽然后面有了改革开放，但是我认为对他们影响不大。你必须承认，我三爷爷是公有制经济下的受益者，而其他三人，只能听天由命，我爷爷那么努力，一辈子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后来我爸在工地上努力挣钱，我们家里情况才有所改善。我爸一直坚持让我读书，可我爷爷觉得读书没用。后来事实证明，只有读书这一条出路。

如果现在依然是公有制经济，我可能还在农村某个角落耕种，因为我的出身就限制了我的发展。(这里有人质疑，那是因为你现在过得太安逸了。如果有一天，你买块肥皂被要求出具单位介绍信，我估计你会疯的。)

现在有人鼓吹公有制经济好，觉得现在生产力上来了，工业化也完成了，大家不愁吃穿了！可是你要想清楚，生产力上来了也可以下去，为什么会下去？因为大家都好吃懒做，安于现状，怎么可能保持现在这么高的增长率？

短期以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十年二十年以后，就会发现跟超级大国在各个领域都有明显的差距。落后就要挨打，你不想欺负别人，别人总惦记着你呀，没事就找你麻烦，找你的弱点突破你，很是被动！

到时候失业率上升，城里养不活这么多人的时候，又一轮上山下乡就开始了，全给我滚回农村种地去。

其实我爷爷四兄弟的命运，就是这个国家的缩影，只能保证四分一的人过上好日子，剩下四分之三的人，就只能听天由命吧。

现在大家都想成为那四分之一，可是你又不是先知。那个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选。等你好不容易挤进这四分之一的时候，国家政策又变了，照顾另外四分之一了。因为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力低下，只能顾上四分之一。总会有人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现在市场经济下，虽有腐败存在，但是你要搞清楚，公有制经济下，腐败也一样存在。你家好不容易养肥一头猪，公社的人要拿走一半。你愿意不？不愿意就给你扣帽子。

生产力低下，社会资源就有限的时候，在收入分配的时候，就有心无力了，怎么分都不能让所有人满意，那怎么办？那就先让自己的人满意再说，保证自己的人团结，至于下面的人，就管不着了。

知乎用户 谁看看白白 发表

很简单。我大爷是队长，庄稼里手，就是能手。干一天 10 工分。8 岁的女娃娃跨个土篮子采菜，一天也是 10 工分。

当初包产到户取消公社，我们这叫大帮哄，反对的都是村里的懒汉。

公社效率严重低下，有个现象，谁家在公社干的最多，谁家欠的粮票就越多，后期精明得都是自己开块地，自己干自己的。请假不去公社，宁可扣工分。

知乎用户 文圣​ 发表

对比当时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什么受压榨的劳动人民的生产效率和积极性还普遍高于社会主义的工分制度（也包括了工资分级制度）？

从根源上来深挖一下吧：

因为当时社会主义指导劳动报酬的马克思理论中 “一般劳动时间” 只是一个哲学思辨的空中楼阁，而不是一个实验科学中能够得到验证的经济学指标。它类似于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所针对的 “先验幻觉”，对标的是“上帝”、“自由意志” 等概念。

在康德看来，作为一个能用于指导实践的科学知识，它的概念必然要能被具体的人类经验所感知和验证，只有在现实中能够被证实或者 “证伪” 的理念才能被当做“知识”，才能被应用到社会生产。

回到一般劳动时间这个《资本论》理论构建的基石，它是从具体行业、各种不同劳动技能、不同技术水平的现实生产生活中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抽象，最终提炼出来的一个 “虚幻” 概念，根本无法在实际社会中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也无法在千差万别的实况中进行数量的比较和等级的划分。后继的经济学基本都放弃了这么一个看起来不明觉厉的概念，就是因为它不具备实操性，虽然它在哲学描述中具有比较好的概括性和清晰性，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上的剩余价值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就简单提问一下：管理人员的劳力劳动和蓝领工人的体力劳动，到底两者的数量比例如何确定？一个优秀的管理人员能把一个企业起死回生，他的劳动价值又如何用一般劳动时间来量化？

回到题目本身，当初的人民公社中，对管理干部的工分认定就遭到了几乎全部下地干活农民的一致反对：凭什么你们坐在田边监督一下，就可以拿到比大多数人都高的工分？而作为制定工分标准的干部，必然会过分拔高自己的作用来获取更高的工分和享受，这是一个无解的死结。

资本主义社会中，用金钱来衡量贡献，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具有现实可靠性的指标，能真正解决 “多劳多得” 的实操要求，从而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也同样导致了我国在改开之后的市场经济转型。

当然，总结一句，以资为本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必然会存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正确衡量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的实际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 “度” 才是政府所要考虑的大问题。

知乎用户 普通的柒月初叁 发表

郭德纲说，相声界有个优良传统：谁也别好了。凭嘛你就好了？不把你弄死我睡不着觉。

古人也会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其实，片面追求效率和片面追求公平，都是很蛋疼的事情。

片面追求效率结果是啥？就是现在遍地被割的 996 的后浪们。

片面追求公平？跟你说，体制内基本上已经做到相当程度的公平了，“基本上” 是因为国家太大，还有区域差异，南方的公务员据说一年正常开资都能开到十万，我们这公务员一年下来顶天 6 万。

但是一个区域内的工资水平基本都是大差不差的，算是比较公平吧。结果呢？别说体制外，就体制内的人都清楚知道，我们自己的工作，根本谈不上什么效率。

干多干少都是那些钱，干好干坏还是那些钱，谈什么积极性？也不是一点积极性都没有，毕竟体制内还有提拔，所以有希望进入领导阶层的那些干部，也就是所谓的官，积极性是相当高的，但是绝大部分体制内都是吏，他们要积极性做什么？

而且这还是往好了想，实际上呢？你什么都不干，当然前途算是废了，可是却不会犯什么大错误，反而干的多的，领导不满意倒是小事，一不小心犯错误，最后还不是怪自己。做得多错得多嘛。

我们副书记去年挨了一个处分，因为去年发展党员的时候有个村支书涉嫌涉黑涉恶，恩，只是涉嫌，然后那个村支书被关了一年多，最后也没调查出来什么东西。不过副书记在那个村支书刚被关起来的时候就挨了个处分。村支书没事儿了，副书记的处分可没撤销，连带着一起挨处分的还有党口管组织的一个干事，这个干事就是纯粹的躺枪了，因为什么决定都是上级在做，干事只是按照程序做登记发文件。

别谈什么情怀了，我相信，有情怀的人是存在的，但是当你精准扶贫，本来看见困难户家里的惨样，激起你的情怀，最后却在上级无休无止的填表填表中 “落实” 了下来，什么情怀都没了。困难户倒是脱贫了，但是人家不领你的情，上级没事儿“回头看”，一个数字不对就要整张表重做，重做一次就要跑一边山里的勾勾叉叉。来回折腾你个四五次，什么情怀都没了。

当我各个试验田里采集数据、指导技术，还没人管车，要么自己腿着，要么自己掏钱烧油（我事业编，没车补）各村地头的跑了一天，回到办公室，看到刷了一天抖音的同事心安理得的又玩起了王者荣耀。

我觉得我 TM 好 “积极”。

我又为什么 “积极” 呢？

因为这是我最后想要的一点脸面了，这根本谈不上什么情怀，只是真的没有人家那么厚的脸皮，一个月工资照领，就是什么都不干。

知乎用户 公孙央 发表

公社你以为是公平？其实是严重不公平，我就懒得说什么出工不出力，偷懒的和勤奋的是拿一样的工钱这些情况了。根本问题是剥削农民！你们可能很诧异，我们是工农红军起家，怎么会剥削农民？

可惜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确实是剥削。因为那时候新中国急需要发展工业，但工业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工人们不可能饿肚子去发展工业吧，因此除了苏联援助，本国需要自力更生。所以当时是农民产出的粮食（也就是农业 GDP）是不能反馈给农民的，必须全部集中起来上交国家去支援工业建设。也就是给那些国企工厂，当然，这里有造军工甚至原子弹的工业项目，也有充斥些一些频临倒闭的垃圾国营厂。

总之农民自己是不能留 “私房钱（私粮）”，农民自己幸幸苦苦种的粮食，除了一日三餐吃的大锅饭外，都得无条件被拿走，这特么是公平？这就是剥削好么？

大家想想为啥那时候在国营厂上班待遇比政府机关还好？在国有工厂改制前，有些转业的宁可去国有企业厂里，也不想去政府部门。所以我丝毫不同情那些下岗的工人，特别是东北国企的下岗工人，因为 60 年代的东北工业发展，与其说是离苏联近，得到的援助，不如说是压榨了全中国农民得到的待遇，而他们的这些待遇，就是千千万万的底层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实实在在的用农业 GDP 去供给的。最搞笑的是当时的工业产品价格极贵！侧面原因是工业产品资源少，计划经济时代还得凭票，但不管怎样都是价格非常昂贵。

大家想想当年你们村里第一台电视机是不是天价买到的？？？农民要无条件供给上面的工业发展，而自己温饱都解决不了，上面制造出来的工业产品呢，农民又无福享受，那些工业产品，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电视，农民想得到，那就得花巨大的代价和金钱才能买到，这特么还不算剥削？

一直到 90 年代末，哪怕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农村人还在交所谓的农业税，我这里叫 “提留”。结果他们还看不起农村人，还一个劲的给中央哭穷，说亏待了下岗工人，真是可笑。合着工人是人，农民就不是人了？

知乎用户 Milton 发表

初始的 “公社” 积极作用大于消极，最原始的集体化甚至是自发的。后期的最主要问题在于误以为无限度扩大就是好的，而没有意识到严重的 “搭便车” 和激励不匹配带来的负面效应。当然，不能忽略其他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和当时的整体经济目标背景。

从硬币的正反两面来看，这也基本体现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早期体现的是规模经济的正面效应。农业本身是容易产生规模经济的例子。一个情况是，刚拿到地的农户极度缺乏生产资料（耕牛甚至镰刀），而如果能组织到一起，今天你用明天我用，今天集合到你家抢收明天集合到我家抢收，就极大的提高了人、畜和工具的利用率。这就是原始的扩大组织规模使得人均的产出增加的现象。和一般印象不同，最最原始的合作化甚至是自发的，1953 年前后推广的 “互助组” 以及 1954 年后的初级合作社，是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就在于此。

但之后规模的扩大是使情况反转的原因之一。原始的互助组在 3-5 户左右，而初始的合作社规模普遍在二三十户左右，但 1956 年以后的高级社，达到了 200 户左右。而规模扩大导致负面效应超过正面。

其一，农业上的规模经济不是无限的，单位产出不会无限扩张，所以正面效应在消退。

其二，激励和个人行为脱钩。一般都知道的情况：就是我干你干都一样，我干多干少都一样，所以我不干，所以我当然选择当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这一点还是和规模有关。三五户的规模时基本是邻里关系，原始的二三十户的小规模下，基本仍然是同一个村社的，仍然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际关系作为背书。而更大规模，农场作业和工厂作业不同，一个人在农田里有没有好好干活是无法监督的。

另外，早期提供生产资料是提供分红的，后期改为完全按劳分配。激励进一步和个人真实贡献脱钩。

林毅夫特别强调了一点叫做 “退出权假设”。就是从博弈论和囚徒困境的分析出发，认为早期社员有 “退社自由”，因而能对不努力或偷懒的其他社员形成威胁。因为一旦高效率社员威胁要退出，只靠偷懒的社员组织成的集体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无法分享到高效率社员所提高的平均收益，因而这种退社威胁能够构成一种效率上的激励。

而后期人民公社时期取消了退出自由。在没有退出权的情况下，效率高的人也无法形成退出威胁，不努力干活成了所有人的理性选择。

当然说了这么多微观层面的情况，大背景上，这是农业补贴工业、一切为了尽快建成工业体系的时期。无论农业创造了多少价值，都是不会留存在农村的。而是以统购统销、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形式，将价值转移到工业体系建设中去。

知乎用户 红色共济 发表

好吧，人民公社积极性不高。

生产队天天睡大觉。

国企从来没有生产力。

计划经济一无是处。

以下省略几百条

……

这让我想起了六小龄童章老师下半年在美国开拍的《真假美猴王》，对章承恩老师的西游记进行了很大的改编，蟠桃盛会他参加了，西天取经也是他指挥的。真假美猴王都是他演的，坏事还都是假猴王干的，他还说周星驰演得不好，要恶搞、改编的人向全国人民谢罪

知乎用户 边际安全 发表

因为人民公社缺乏一个博弈的过程，50 年代末建立人民公社是一个强制性的行为，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农民都得进入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想退出都不行，这就导致了国家的监管成本大大提高，在生产效益大于监管成本的时候，人民公社是能维持下去的，当生产效益小于监管成本的时候，人民公社就难以维持，这个时候假如农民能够退出单干，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将提高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从而再次吸引农民加入。

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尤其工业化背景，也就是通过集体化，间接地向农民收取重税以进行剪刀差从而支持工业化，我们应该向我们这些父辈的农民们致敬，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强大！

知乎用户 轮回 发表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吃大锅饭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原因。上面收的份额太高了。

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收缴 6 到 7 成。

历朝历代执政者或者地主老财也没这么干的。特别是地主老财，因为宗族乡绅关系，往往收的地租低于 2 成。

其实在公社时期，农民种私田的事情就没断过。后来的凤阳事件只是大规模的爆发盖不住了而已，后来把故事改编为包产到户试点典型。

为什么积极性不高？干多干少差不多，干出成果都是所谓国家的。干不干都挨饿。那为什么要干？

农民只是无知，他又不傻。

人除了是感性的外，也有理性因素。

看似一些你理解不了的东西，实质上必然有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比如这里说的农民偷懒，其实对他来说是最优解。

现在很多单位，公司，也套用得上。

当一个社会人们怎么干都白搭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磨洋工或者他们所说的不思进取的人。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其实磨洋工才是最优解。比如你们理解不了的三和大神和偷车哥。

不是他们病了，是 XX 病了。

脑 X 僵尸实在太多，干脆关评论了。

竟然有人不相信民清时期普遍地主实收地租只占收成的两成左右。

而且我还告诉你，在有些地方你如果种有些作物，是被当成副产品不收租的。比如你小麦水稻都种，小麦在有些地方就不用交。

更有意思的是做黄世仁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民赖租是普遍现象，你还拿他没办法。

这很难吗？自己去查呀，资料那么多，还能难到你？

我告诉你，不仅普遍实收两成，而且地主所占土地从来都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多，大部分都是自耕农。

还有脑 X 僵尸给我扣为地主翻案的帽子。干 XX。

多读点书会死？自己不会查资料？

至少一百多个人私信我说查不到资料……

贴一个比较易懂的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24443316

知乎用户 圆无缺 发表

劳动成果分配模式无法调动农民积极性，同时号召人多力量大，鼓励多生孩子。按照人七劳三的分配模式相当于替别人养孩子，追求公平就得牺牲效率。在这种分配制度下，做的贡献大，相当于为集体做贡献，一切为了人民，因此也是盛产英雄的时代，所谓英雄就是为了集体利益而做自我牺牲。

当然这种分配制度，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做精神支柱，封建思想文化是无法适应这种分配制度的（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是封建文化的分配制度衍生品即权九劳一分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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