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性自曝的圈内互嗨，真能给社会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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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时日，朋友圈如草原牧场，不是自曝阳性的羊群分享经验，便是急于阳性的大侠生怕掉队。转瞬之间，感染成阳性似乎成了某种社会时尚，二道杠似乎成了高级舞会的入场券。尽管阳性自曝有助于缓解大众焦虑，但这种民间科普在无意之间也夹杂着某种兴奋式的娱乐感，有种高级白领在写字楼天台集体跳广场舞的错觉感。

另一方面，却能看到另一则刷屏消息《他们无耻地抢光了小县城的退烧药》：借助骑手进行异地买药。很多城里人在各大网店没能抢购到药品，便将外卖地址更改为外省乡镇县城，让骑手将该地药物抢购一空，继而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运往各大城市。由于信息的闭塞或认知的差距，边缘地方往往落后于大中城市，城市异地买药的做法，再次实现了对乡村的压榨，让未来波及的乡镇病患无药可服。我们都知道，乡镇农村基本都由于劳动力外出而成为老人小孩的留守基地，这些人恰是最需要药物的群体，何况医疗资源本身就薄弱不堪？

尽管如此言之多少有些刻薄，但围观各群阳性自曝自愈经验的盲目乐观，总让人隐约感到某种持续生疑的不安之感。暂且不说人以群分的微信群成员，往往有着共同的取向爱好或类似的身份特征；光是朋友圈便可见着不同族类的自说自话或抱团互嗨：无论是写手们之间的互转互赞，还是事件传播的信息选择，抑或防疫信息的票圈认知。哪怕是出现在同一屏幕之间，我们都能鲜明地感受到朋友圈的信息壁垒和认知茧缚。

再退回到亲友内部，更能体会这种信息隔绝：当你从苦口婆心甚至恼羞成怒般地向他们解释或科普时，他们依然会信任朋友圈那些庞大流量的虚假信息或谣言传闻；当你谈论着突发事件或社会新闻时，他们不仅会选择视而不见，甚至还会倚老卖老地让你少管。唯有当你在乡亲家属群内发红包时，才能实现难得的话语重合。尽管他们刷着抖音快手，哪怕躺在身旁坐在侧畔，刷出的内容都有云泥之别。大数据算法推送下的信息传播和认知塑造，让我们社会的人群族类变得越发分裂。

我们在朋友圈或微信群，总是能够看到网友之间的经验分享或相互告慰，不断转发着各类最新医学科普或政策宣传，或是网络段子的戏谑调侃。但是，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所谓的「自曝缓解焦虑」往往循环在本身并不焦虑的群体之中；也正因彼此之间本不焦虑的心理状态，让阳性自曝迅速滑向了娱乐精神，继而是戏谑取乐的圈内谈资。

然而，当我们谈笑风生之际，大街小巷的各大药房总能见着排队抢药而不得的发烧群体，还有如我家对面的几家诊所早已爆满而进不去，或因感冒发烧，或因阳性感染，或因其他病症，已在街道上排队候诊；第一财经就报道了中部某镇的另一重状态：「疫情已经三年，面对突然放开的疫情管控，很多人不知如何应对，不知提前预备什么药，感染后该吃什么药，这些都一无所知。」

在该报道中，记者写道：「在农村，一些青壮年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小孩，不少老人不会上网，一些老人还是文盲，不认识字，也不掌握新冠病毒的知识信息，也因此，就造成一些老人、孩子在感染新冠病毒的初期，会把头疼发热等症状误以为是受了风寒后的感冒，而老人、孩子本就免疫力相对较低，一旦耽误就诊，可能会带来令人心痛的后果。」

在异口同声的同质传播下，乡镇县城的阳性感染成为被忽视的角落。当大家在感染自嗨与自曝戏谑之下，写字楼以外的那些人成为无声的存在。这种折叠宇宙般的平行现象，恰好说明了朋友圈或微信群的阳性自曝很难实现区间渗透，信息壁垒、医疗差距和自我认知等层面都显得像是谈笑风生的圈内互嗨。

我小区所在的地方算是城乡结合的大学城，一街之隔便是族群分裂：这边是高楼矮墅，那边是拆迁安置；这边绿树成荫，那边破败杂乱；这边是高校教师、医疗职工、单位领导或鲜亮白领，那边的人群更多的是街边摆摊的中年大妈们或因拆迁分房而举日抽烟打牌的躺平大叔；对面是几家私人诊所，这边是大型医院。身处城区都能感受到这种地缘优劣，何况城乡之间的差距呢？

接下来的时日，便是由农工返乡、学生回家和春运流动组成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动物迁徙运动，由于取消查验各类符码，猜想会出现比前两年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返乡大潮带来的冲击波之前，以留守人员为主的乡镇县城难以抵挡突兀而至的感染传播。加之此前越是基层越是硬核的措施，某种程度更被强制保护起来；国家迅速放手之后，这股冲击波能否安全着陆，的确是个巨大的问号。

可想而知，当大型迁徙进行之时，真正的风暴才算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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