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村BA”：网红球赛背后，无法割舍的乡球与乡亲

by 薯饼饼, at 16 September 2022, tags : 篮球台盘江龙篮球赛曾雪飞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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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吃新节”篮球赛，是他们“名正言顺”回家的最好机会。即便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但村庄还在，篮球场和球赛还在，打球的同伴和看球的乡亲们还在，就是他们一定要回去的理由。

记者 | 吴淑斌

编辑 | 陈晓

摄影 | 于楚众

突然走红的球赛

台盘村的露天篮球场就在村委办公室门外。两块标准篮球场大小，水泥地面用砖红和油绿分出区域，和城里常见的社区篮球场没什么两样。两侧的看台则亮眼得多，台阶都刷成了明蓝色，涂料不算精细，浓淡不一，远看有点像微风下柔柔泛波的海水。看台也不齐整，最高一侧有21级台阶，另一侧只有6级，台阶上印着“村BA圣地”。

篮球场的一侧立着块牌匾，解释何为“村BA”：**台盘村篮球场于2016年建成，此后每年“六月六苗族吃新节”期间，在此均举办热闹的民间篮球赛，而今年的篮球赛事异常火爆，被网友盛赞为“网红篮球场”，中国“村BA”。**今年夏天，台盘村“村BA”赛事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

牌匾是刚立起来的。村里人散步时走到这里，也会饶有兴致地从头读一遍，像是看某种和自己有关联却又很遥远的稀奇事。对他们来说，**村庄里的球赛是一种流传已久的民族传统，与春耕秋种、冬藏夏耘一样平常但必需的存在。**突然通过网络引起这么大关注，出乎所有村民的意料。

一切源于一段4分15秒的篮球赛现场视频。看到视频的第一眼，很容易被人头攒动的画面所震撼，也无法将这个场面与村委会前的篮球场联系起来：看台四周全是人，层层叠叠，一丝空隙也不留，完全覆盖了明蓝色的台阶。人群里有不少老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欢呼和掌声中，还夹杂着“呜——呜——”的声音，低沉有力。这是苗族人在斗牛场上的喝彩方式。穿着蓝色、白色、黄色球衣的队员们在场上奔跑、碰撞，黝黑的臂膀被汗水湿透，仿佛涂了一层光亮的油脂。比赛从白天持续到晚上，又从晚上打到天亮，而人群始终没有减少。

“村BA”火了之后，“美丽乡村篮球交流赛”也搬到了台盘村举行，图为8月9日，顺德篮协男篮对阵台江县男篮（林安迪摄 / 视觉中国供图）

摄影师姚顺韦是这段视频的拍摄者。他在贵阳经营着自己的工作室，常年辗转于贵州各地拍摄自然风光和风俗民情。**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称“黔东南州”）的东北部，村里90%以上的村民是苗族，每年苗族的“吃新节”，各个村庄都会举办篮球、斗牛、苗歌等比赛，祈求风调雨顺，五谷收获。**其中坚持得最好、规模最大的要数台盘村。虽然周边的村庄也会在“吃新节”办篮球赛，但台盘村是唯一延续了几十年从不中断的地方，这让它成为十里八乡公认的“篮球赛举办地”。每年，其他乡镇的篮球队和观众涌向台盘村，动辄达到上万人规模。

2022年7月20号这天，姚顺韦原本在台盘村附近的一个村子协助做一场带货直播。听说台盘村的篮球赛已经到了决赛阶段，他决定去看看。从作品的角度，姚顺韦觉得这段视频没有达到预期。现场人太多了。为了占住最佳的观看地点，有人直接带着盒饭坐在看台上，姚顺韦“被挤得无法经常变换位置”——一旦离开，马上会有人“补位”。有时，他自己也看得入了迷，几乎忘了拍摄这事儿。

现场的热烈氛围，姚顺韦觉得自己“只拍出了三分”。“不管得分还是失分，球员都跑满全场，一直在投篮，场上从来没有人喝倒彩。”他从下午一直守到了第二天天亮，人群依然没有散去，“有的人都打瞌睡了，也舍不得走”。

后来发生的事情，人们都知道了。这段视频被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转发后，在网上彻底火了起来，被网友戏称为“村BA”。决赛结束前，台盘村迎来了一波巨大的人流量。村民记得，那几天村里唯一的公路被堵得水泄不通，为了穿过人墙共赏“村BA”盛况，小卖部里的梯子都被外来观众租光了。也有不少游客不是为了看球，他们循着百度地图上新建起的“村BA”地标，穿过蜿蜒山路，特意来这里打卡拍照。

8月底，我到达这块曾经容纳上万人欢呼与呐喊的球场时，“吃新节”早已结束，“村BA”的热闹也已经退去。村委正在对篮球场的看台作改造，将印刷着“村BA圣地”的6阶看台再垒高一些，这样可以容纳更多观众。其实，这个2016年建成的篮球场算得上崭新，对于只有200多户、1200多人的台盘村，也完全够用了。但台盘村的篮球比赛突然走红后，省里决定将一场省级篮球比赛搬到这里来举行。村里不得不对篮球场“扩容”，迎接9月的赛事。

“乡球”

台盘村村委办公室人来人往，一片嘈杂。“村BA”火了之后，村干部的工作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扩建看台、改造临街店铺、修缮停车场和公共厕所……一位驻村干部告诉我，从7月下旬开始，他们已经连续3周取消双休。村干部们攥着一份关于修建球场的文件，用方言讨论着如何上报方案，最后由一位乡里来的干部口述，另一位年轻小伙子往电脑里打字。其间，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想找村支书和篮球协会会长岑江龙做采访。

岑江龙今年37岁，最近五六年，都是他在牵头组织村里“吃新节”篮球赛。其实，篮球协会是今年为了方便管理和报批项目才新成立的。协会有五六十人，大多是村里一起打球的年轻人。岑江龙从小就爱打篮球，全身晒得黝黑，像个结实的庄稼人。因为年长些，球也打得好，村里年轻人“挺服他”，篮球协会成立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了会长。

近一个月来，岑江龙已经数不清接受了多少采访。他朴实，常常不知道如何接话茬，“大家老是问‘为什么篮球赛会火起来？’‘为球赛做了什么准备？’，我很想说，这就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每年都是这样办下来的，只是今年正好有媒体关注到，就火了”。后来，接受的采访多了，岑江龙也学会讲几句“乡村振兴”“全民体育”等“大词”，但村里许多人仍不习惯“村BA”这个洋气又拗口的名字，交谈中，他们习惯把球赛叫作“乡球”。

篮球协会会长岑江龙是最近几年篮球赛的牵头组织者。为了回村组织比赛，他常常需要从工厂请长假或是辞职，专程回家。

这确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乡土球赛。政府部门只是接收了赛事的报备并作审批，其他大部分工作都由村民自发组织完成。**说起球赛的组织者，岑江龙总是说“我们村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要么是放暑假的大学生，要么在附近的乡里、县城里工作，还有人在外地打工，特地请了长假甚至辞职回来打球。**台盘村的“吃新节”在农历六月六日，提前半个月，岑江龙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分工负责不同组别的报名和现场安排。从2015年开始，比赛分成5个组进行，女子组、16岁以下的少年组、37岁以上的中年组、只能由同村人组队的村村组，还有不设任何限制的公开组。少年组冠军奖金3066元，最高的公开组是20066元，零头寓意着“六月六”。岑江龙说，今年的报名队伍达到了176支——这还是提前截止报名的数据。

在我的想象里，要组织一场近200支队伍参与、上万人到场观看的篮球比赛，现场裁判员、记分员、安保等人员配置是个大难题，必须提前演练几次，才能保证不出纰漏。但台盘村用“松弛感”做出了应对。曾雪飞也参加了今年的组织工作，他就是台盘村人，25岁，大学毕业，个子高，但瘦得很，几乎能看到肩膀骨头的轮廓。当我准备记录他们的周密方案时，他十分轻快地说：**“没什么安排呀，都是比赛前临时从观众里拉个人来当裁判，只有决赛才从外面请专业裁判。”村里会打篮球的人太多了，“随便找个大叔，都打了几十年篮球，能当得了裁判”。**我有些不放心，万一一下子找不到人呢？万一那个人胜任不了呢？“那不可能的，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他肯定地回答，语气依然自信轻松。

**活动资金同样是“众筹”来的。**周边的企业捐一两千、在外打工的人捐三五百，村里的老人妇女捐5块、10块，都可以。曾雪飞今年跟着去乡里的工厂筹款，“有几家老板是外地人，来这里很多年，已经习惯了，还会主动打电话来问”。按照往年惯例，捐款500元以上的企业能挂一条横幅，写上“××企业预祝比赛圆满成功”。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还是村民。村里的公告栏上贴着今年“六月六”节日的收入和支出，18万元的总收入里，有接近13万元是村民集资款。

曾雪飞参与了今年“吃新节”篮球赛的组织。他是学艺术的，篮球场中心的“台盘”二字就是他写的。

**参加比赛的球员也是“业余”的。**在台盘村，爱打篮球的人多，但大部分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今年43岁的李正恩是台盘村的主力队员，长得结实。虽然个子只有一米七几，但李正恩的球打得好，还曾被叫作“小科比”。不过，他的球技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年轻时，李正恩因为错误的打球方式，造成双手小拇指骨折，“当时没太注意，给手上绑了胶带就继续打”。这样野路子成长的一个结果是，他的两只小拇指关节外翻十分明显。

村里没有固定的篮球队，即使是共同上场比赛的球员，也只是在比赛前两三天才从务工的地方赶回来。不过，在曾雪飞看来，有些仓促的组队并不影响场上配合。“小时候都是一起打球的，熟悉，都知道打什么位置。”他今年参加村村组比赛的队友，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也没有教练，大家休息时再商量一下，调整战术。”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做。岑江龙每年赶回村里组织“吃新节”篮球赛，都是请长假或是辞工——辞职回家打篮球，在外人看来难以想象，在台盘村却是常事。大概20岁时，岑江龙就和其他人一样，到广东的工厂打工。第一个“吃新节”之前，他找主管请假，只获批了一周假期——这在工厂里已经很难得，但对岑江龙而言远远不够。“一周时间，只能在自己村里打，不过瘾啊。”周围村子的“吃新节”时间不一，大多会举办篮球赛，岑江龙就和同伴们去各个村子比赛。后来，他干脆直接辞职回老家，花三周时间到处打球，再休息一周，重新回去找工作。为此，他曾经三次“进出同一家工厂”，还有好几次春节都没有回家，“八月回到厂里，再干几个月又过年的话，就挣不到什么钱”。

“斗牛式”篮球

傍晚7点多，结束了一天的施工，村庄终于安静下来。球场的大灯亮起，纳凉的村民三三两两坐在看台上聊天。曾雪飞和堂弟空着手出门，打算去球场打球，“那里肯定有人在打球，会带（球）的”。因为扩建看台，球场只剩下一个篮筐能正常使用，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已经围着篮筐练投篮。六个人很快分成了两队，三打三。一位带小孙子散步的大爷路过时，曾雪飞停下脚步，招呼大爷“投两个试试”。他告诉我，大爷“年轻时篮球也打得可好了”。大爷穿着拖鞋，把工字背心拉到腰上，露出有些臃肿的肚子，站在三分线外奋力把球一扔，是个“三不沾”。一位趿着粉红塑料拖鞋、穿黑色短裙、刘海烫成菊花状的年轻妈妈，放下手边的摇篮车，捡起滚落的篮球，轻松投进一个两分球。

**不需要特别的装备，不需要有太高的球技，在这个小村庄里，篮球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即使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很难说清楚，村里从何时开始有了打篮球的习惯，但每一个走进球场的人都可以随时融入这项运动中。

“旧社会时大家就在打球了。”70岁的杨文先转述父亲曾说过的话。他住在半山腰一栋40年房龄的苗族吊脚楼里，上层住人、下层养牛。因为年轻时打球伤了膝盖，杨文先如今站起来都吃力，已经很少下山。但20多岁时，他是村里篮球场上最活跃的一员。那时候的篮球场还是泥巴地，请村里木匠刨块木板，再用竹藤编成一个藤圈，固定成篮筐，就有了篮球架。至于篮球，起初是用破衣服缠着棉花做的，后来才有了橡胶球。

那时候，各村里“吃新节”篮球比赛没有奖金。收成好的年份，会给冠军发一袋大米，困难时就只能发一面锦旗甚至一张奖状。人们被一种朴素的热情驱动着——直到今天，即使公开组的比赛观赏性更强，人们依然更看重能为村庄赢得荣誉的“村村组”比赛。“整个村子拧成一条绳，去争名次，没人会说一个‘不’。”50多年前，村里不通汽车，杨文先和同伴从台盘村走到邻近的村子，最快也要两三个小时，“每人背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袋子，里面压根没有干粮，都是到了过节的村子，再吃点别人家的玉米”。

70岁的杨文先是老队员了。打了二十几年篮球，他的膝盖受了伤，行动不便，如今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带孙子。

曾雪飞打篮球就是跟着爷爷开始的。他的爷爷曾代表黔东南州参加省级比赛，还拿了一等奖，奖品是一双皮鞋。那时的皮鞋是个稀罕物，爷爷珍藏了许久，为了补贴家用，不得已才拿出去卖了。爷爷去世后，他又跟着父亲、叔叔打球。其实并没有什么“教”和“学”，长辈们只是带着曾雪飞到球场，让他“摸球”，偶尔指点个投篮的姿势——就像曾雪飞后来带着弟弟们打球一样。

**在那个物资匮乏交通也不便利的年代，生活在小山村里，人们能拥有的娱乐活动并不多。**篮球之外，苗族地区还盛行斗牛、斗鸟。摄影师姚顺韦曾在黔东南看过一次斗牛的预热现场，双方提前把牛牵出来遛圈，“看台上都是人，牛一出场大家就发出欢呼。这还不是真正的比赛，只是看牛走了一圈而已，足见当地人有多喜欢斗牛了”。

斗牛活动带着些危险性，却正是它让当地人着迷之处。在斗牛比赛现场，主人一松手，两头牛便径直对冲过去，用牛角狠撞，强对抗性让人感受到一股原始的力量。村里的许多斗牛身上都多少留有伤口，有的还带着血色。能上到赛场的牛，都得经过人的调教，这是不同生命体之间的对抗与顺服，需要技术、经验，还有情感。

曾雪飞会训牛，从六七岁开始，他就敢拉着五六百斤的水牛散步，把轮胎套到牛脖子上，锻炼牛脖子的力量。他训练过最壮的一头牛，在2014年县里的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采访的那天下午，一头水牛正在村子附近的河里泡澡，牛的犄角弯曲有型，角尖锐利，鼻环上连接的绳子一旦被拉动，牛就会从水里站起来，朝岸上的人走来。这头牛正值壮年，六七百斤的庞大身躯和敏捷的脚步，让人禁不住想往后躲到绳子的范围之外。**曾雪飞却不怕，他游到牛的身旁，用手拨水，轻轻地摩挲牛的耳朵下方，“要让它舒服，就不会有攻击性”。**但当他试着爬到牛背上时，水牛似乎还是来了脾气，开始站立起来，却也不想冲撞他。曾雪飞不得不从牛背上滑下来，再次试着抚摸牛耳朵、牛背下方，如此反复几次，才骑上牛背。

斗牛是当地一项古老的活动。曾雪飞会训牛，他家的牛还曾经在县里的斗牛比赛上得过第一名

斗牛虽然精彩，要付出的成本和精力却不菲。曾雪飞的家里曾养过五六头壮年水牛，一头体格强健的壮年水牛均价在5万元，最贵的能达到20万元以上，每年的饲养费用大约3000元。斗牛还要有专门的圆形场地，今年，台盘村就因为场地没有维修好，无法举办斗牛比赛。

**相比之下，打篮球显得“轻快”许多，一个人、一个球，能消磨一整天时间。更重要的是，作为和现代文明更接近的运动形式，篮球又包含着如斗牛般古老传统里的对抗感与生命力。人和牛之间微妙的力量冲撞与抗衡，在台盘村的篮球比赛中也能窥见端倪。**这里的篮球赛对身体对抗的宽容度，比城市里更高。一名球员告诉我，裁判一般不会对身体接触吹哨，除非故意用手肘捅了对手；如果球员在有人盯防的情况下扣篮成功，还会被奖励100元钱——这被称为“斗牛式”篮球。

从无法确认的从前开始（一个稍微确切的说法，是村书记对媒体的表态，1940年），台盘村的篮球赛一年年地办了下来。这是个默认的、不可改变的习俗，就像人要吃饭、孩童要上学一样自然，“这是老人传下来的，如果在我们手上断了，要被老人骂死的”。岑江龙回忆，五六年前，遇上了村里庄稼收成不好的年份，村民捐款的金额减少许多，镇上的企业也不愿意掏钱。有人在开会时提议，“要不今年轮空一次”。岑江龙也动了暂停的心思，但很快，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冲到他家里，喘着大气呵斥：“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没有我们当年‘雄’。要是办不下去，我们自己去找钱来办！”

岑江龙再也不敢有“暂停一年”的想法。“断了一年，就像开了个头，以后就更容易断了。”2020年疫情时，一直到“吃新节”前一周，村委还是没有拿定办球赛的主意。岑江龙着急得不行，每天到村委办公室商量，最后折中的方案是，缩小球赛的范围，只让附近村子的球队和村民来参加。“每年不到六月六，其他村的人就打电话来催问。要是不办了，怎么跟那么多人解释？”岑江龙说。

打球，意味着什么？

立秋后的浓云，从远处的青翠山头铺展开来，布满天边，使得浓云笼罩下的村庄和山野一样静谧辽阔。

这里是黔东南苗族山区。或许因为群山阻隔，这里还保持着传统村庄的气韵。两年前，姚顺韦来黔东南拍摄独木龙舟节，和同伴开车走了两个小时，“一路上全是纯净的山和水，河里有五彩斑斓的鱼游来游去，像手指那么长”。到达目的地时，村里的姑娘们正穿着民族服装，戴隆重的纯银头饰跳舞，**“打工、出嫁的人都从外地赶回来，男孩吹竹笙，女孩跳舞。一看到有外人来，就递过来一碗酒”。那种热闹而质朴的氛围，让姚顺韦感觉“回到了20年前的农村”。**他生长在贵州南部的一个县城里，虽然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但汉化程度很高，已经很少能体验到这种“原生态的感觉”。

在众多散落于山间的苗族村落中，台盘村与外界的联系相对更容易。它位于320国道旁，是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连接东部、南部乃至北部下辖县的交通节点，东至台江县城，北走镇远，西接凯里。虽然与外界连接更为紧密，台盘村依然保留着相对完好的自然景观和质朴的生活氛围。从凯里前往台盘村的路上，尽是连绵不断的青翠丘陵。山山相衔，如天梯般连绵不断，车子行驶在山脚的公路上，从车窗望出去却是另一座山的山顶。8月正是暑假，但村里很少看见捧着手机滑动手指的孩子。他们总是结伴在篮球场上打球或追逐，有时上山抓蛐蛐，即使日头最强的中午也不回家，只是偶尔去附近的小卖部花一块钱买冰棍解暑。到了傍晚，村子不远处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成了孩子聚集处，还有特地从县城赶来河边露营的人。

虽然村边接近公路的地方不少房子已经换成“新式”民居——方方正正的两三层楼房，灰色水泥浇筑的墙体上，闪着铝合金门窗的银光，但往村子深处走，还有人家住在传统的吊脚楼，木板做墙，黑瓦覆顶，墙和瓦都透出年深日久后才有的斑驳黑色，散发着时间酝酿的陈旧但温暖的气息。

**村庄生活也还有缓慢古老的韵味。**每个临街的楼房门口总有几位相熟的老人坐着聊天。苗族妇女们留着黑长的头发，在头顶挽成发髻，后脑勺上插一只半圆形的梳子，爱美的人会再插上一朵花。人们热情好客，当知道我们是特地赶来采访篮球赛时，总是挽留我们在家中吃饭。他们喜欢团聚，除了六月六“吃新节”，每年的苗年节、鼓藏节、走亲节，都是十里八乡的亲戚赶来聚会的时候。哪怕只是个周末，曾雪飞的叔叔、姑姑们也从县城、乡里赶回来，家里像过节一样，在院子里摆开两张小饭桌。

台盘村90%以上的村民是苗族，村里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苗族建筑

一天晚饭过后，曾雪飞和同伴在篮球场上三对三“斗牛”。大部分时候，曾雪飞上篮都没有用电视里球赛常见的方法，试图绕开防守的球员，而是半蹲，把手收回来贴住躯干，用背部和防守队员的胸部相撞击后，再一跃而起——穿着灰色球服的防守者比曾雪飞壮实太多了，但他的碰撞没有任何迟疑。他给我解释，“如果不敢用肌肉碰肌肉，再厉害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打到后半夜，只剩下曾雪飞和两个堂弟，三人也有些疲惫了，不再讲究章法，只是随意地轮流捡球、投篮，一直到凌晨1点。

在台盘村，打球到凌晨被称为“天亮文化”。今年“吃新节”篮球赛的参赛队伍太多了，有176支，除了决赛以外，全都使用淘汰制，一场比赛从标准的40分钟缩短到20分钟——即便这样，比赛的9天里，也总是打到凌晨才结束。那几天，曾雪飞负责维持现场秩序，都是天微亮时才踏入家门，“几乎没有正常睡过觉”。

他们在篮球里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篮球也以特殊的方式护佑着这些“山里人”。离开村庄后，曾雪飞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就和篮球有关。他原本是学美术的，在自家院子的白墙上画了一幅斗牛的场景：一位穿着蓝色苗族服装的小伙正站在两头灰色水牛面前，引导着它们向前冲。即使是外行人，从画像上也可以很容易看出作者的功力不浅。在贵阳上大学时，曾雪飞念的是环境设计专业，但毕业后却没有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难，好的工作要求太高，普通的设计工作又太压榨人”。最后，得益于从小打球的习惯，曾雪飞到了一家篮球培训机构当教练，训练4～12岁的孩子。

**和斗牛相比，篮球这项更具现代性的运动，成为生长在山村的人们和城市建立联系的纽带。**台盘村与城市是有距离的，2000年以前，从村子去趟凯里，需要在颠簸的客车上，顺着山路盘旋上山、下山，花2个小时走完不到30公里的路程。2004年公路修通后，20岁的岑江龙听说广东的工厂“每个月能挣几千块钱”，第一次走出了贵州，见到东莞遍地的工厂、公交车和商场。一切都是崭新而陌生的，岑江龙一时间有些恍惚，“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不能做得来”。

好在，这里有他熟悉的篮球。东莞的篮球氛围同样浓厚，常常会有工厂内部或是不同镇之间的比赛。面试时，岑江龙的主管问了一句“谁会打篮球”，他站出来，接过主管递过来的篮球，现场演示了上篮和投篮。因为球打得好，没有工作经验的岑江龙没有被安排到繁忙的流水线上，而是负责较为轻松的资料管理工作，以便腾出更多时间打球赛，只要晚上不上大夜班，他总是要到球场上打一场，“不打球就感觉全身没啥力气，干活也干不好”。他还跟着去招聘新人，挑选出其中球技好的求职者。

8月下旬，两个小女孩在台盘村篮球场上练习投篮

如今，岑江龙已经在许多个城市和工厂里工作生活过，但始终没有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两年。而我采访的其他几位台盘村球员，在城市里的生活也漂泊不定，从一个厂换到另一个厂，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对城市最大的感受是“孤独”。

杨铭也是台盘村的一名球员，曾经在广东、上海打工，还到东南亚做过生意。在外打工，他最大的难处是“找不到能一起喝酒打球”的人。在广东时，杨铭住的是工厂的宿舍，一个屋子住了六个人，每天加班回来已经10点，“累得倒头就睡，更没工夫打球了”。一年下来，他和室友说话最多的时机，就是中午从车间走到食堂的路上。好不容易跟着相熟的老乡出国做生意，没过几个月，老乡就撤了回来。“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就跑回家。一个人留在那里，过年时就躺在床上，用手机看春晚直播。没有配字幕，很多地方听不懂，都觉得要流眼泪了。”

**每年的“吃新节”篮球赛，是这些离家的人们“名正言顺”回家的最好机会。即便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但村庄还在，篮球场和球赛还在，打球的同伴和看球的乡亲们还在，就是他们一定要回去的理由。**身在国外的那几年，杨铭也要花许多时间和路费，千里迢迢回来打球赛。他是村里的主力队员，好几次帮着台盘村在其他村的比赛里拿了冠军——**在外，他是孤独漂泊的打工者；在村里的球场上，他却是一个村庄共同体中的重要角色。**在“村BA”的赛场上，一个优秀的球员能得到属于自己的掌声和“呜——呜——”声，还会得到解说员的特意关照。当一个球员表现特别出色时，解说员报出他的名姓之后，会颇具自豪感地追加一句：“我还认得到他！”

热闹之后

走在2022年8月的台盘村，是一种惬意舒适的感受。**村民的脸上总是挂着和善的笑，看到有陌生面孔出现时，他们并不诧异，总会热情地上前问：“是来看球的吗？你们从哪里来的？”然后主动介绍过去不久的“吃新节”篮球赛盛况，以及村里打篮球的历史。**一位婆婆说着苗话，拉着我的手去看旧球场。旧球场如今是村民晾玉米的晒坝，黄灿灿的玉米铺在地上，盖住已经褪色的篮球场标线。婆婆的家就在旧球场边。她嫁到村里已经50多年，也看了50多年球赛，许多年轻时看过的球员“已经不在了”。

村庄正在孕育着新的机会。机器的喧嚣声也一直萦绕在村庄上空：不仅篮球场在施工，村庄主干道两侧的房屋也在重新粉刷外墙，还有不少搭着脚手架的楼房正在盖着。台盘村里有十几家旅馆，原本，村子附近的公路是黔东南州唯一的驾校考点，考试的人还需要提前一天来进行模拟考。最近几年，因为新开了其他考点，分散了人流量，不少旅馆和饭店的生意萧条了不少。举办篮球赛的那几天，台盘村十几家旅馆全部爆满，在球场边摆摊的粉面馆老板收入超过5000元，是往常日子的3倍。街边的一位正在盖房的大哥说，想赶在明年的“吃新节”之前开一家旅馆。

曾雪飞也打算留在村子里“找点事情做”。离开贵阳的篮球培训机构后，他在台盘乡附近的污水处理厂工作过一段时间，签了劳动合同。因为组织今年的篮球赛，他又一次辞职回村了。不过，这次他不打算再出去打工。曾雪飞的家里本就开着一个旅馆，他听说，村里可能会筹划建一个篮球小镇，如果这个规划能落实下来，“想围绕篮球做一些周边，最好是在附近开一个篮球主题的酒吧”。在这里，篮球和啤酒是绝配——那天打球到凌晨1点，他们遇上刚刚从河里捉鱼回来的李正恩，四个人又坐到一起喝酒、吃鱼，一直到快天亮。

**一切都依托于“村BA”带来的流量。庞大的流量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岑江龙说，自己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很想说‘互联网真的很神奇’”。在他的认知里，“能在手机上聊聊天，视频看到人”，已经是几年前不敢想象的场景了，如今居然“能给一个村子拉来生意”。其实，往年的篮球赛也有县城本地的传媒公司来直播，但对接的村干部一直没有彻底搞懂，“直播是怎么回事，在哪里直播”，最后，他们只是收取了5000元，用作“吃新节”活动经费，就不再管直播的事情。

虽然对互联网不太熟知，但村里的人们隐隐感觉，“村BA”带来的“流量”，是个有些危险的东西。**随之而来太多的陌生人和事，到底会对篮球、对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村庄共同体有什么影响，还没人能看清楚，但总会有隐隐担忧。**比赛结束后，有两家大企业分别找过来，提出要投资50万元，条件是让自己冠名的球队来参加比赛，村干部拒绝了；要修缮球场、改造摆摊的平台，要先把村民召集起来讨论，举手表决通过；网上传言比赛现场的梯子“坐地起价”，要赶紧发新闻回应澄清；比赛中有两个篮筐因为扣球而变形，一家贵阳的体育器材商主动联系，想要赠送一套篮球架，村里干部也聚在一起讨论，“能不能接受企业送的东西”……

有些共识倒是确定了：**篮球场要一直露天开放，不收取门票，不做商业外租。**目前接受的，也只是政府部门安排的赛事。村委会门口张贴着红底黄字的《台盘“村BA”修缮工作公告》，最后一条写着“严禁资本介入和恶意炒作”。

_（本文源自__三联数字刊_2022年第38期）

排版：耿耿/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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