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戌源被判无期 中国足球就能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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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戌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成为历史上获刑最重的中国足协官员。

在中国足协最近五届实际掌门人中,有三人被抓。2010年掀起的反腐风暴中,谢亚龙和南勇均被判刑10年6个月,两人当时的涉案金额分别为136.38万和119.6554万元,而陈戌源此次非法收受钱款高达8103万余元(含上海港务集团任职期间),数额巨大令人咋舌。

陈戌源之所以能够上位足协主席,主要是在上海上港时期的表现得到认可。“选择陈戌源,主要考虑他政治素质强,熟悉足球发展情况,在业内有一定认可度,具有大型国企管理经验和较高的管理能力。”

用陈戌源自己的话说,从来没想过来足协工作,“是组织安排我到足协工作的,刚开始听到这样的安排很纠结。”

陈戌源早年的“上进”,也是凭借认可度。1973年,17岁的陈戌源开始在上海港务局工作,担任码头工,因为爱好文学,在单位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被领导赏识看重,23岁时调入办公室做秘书,后来又进入港务局团委,从此开始仕途。

那时候,年轻的陈戌源对足球还是一腔热爱,他喜欢踢球,主打的位置是边锋,擅长突破。

上任足协主席之初,陈戌源也想要“突破”,他表示要“成立职业联盟,形成充满活力、规范有序的职业联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甚至还表态,足协要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帮助职业联盟上路。

彼时的陈戌源,大概还有着担任俱乐部老总时的思维惯性,但根据中国历史周期律,在野者表态一旦上位权力要与民共享,但真等坐上位子,尝到权力滋味后,放权就成了空谈。

时任广州富力副董事长的黄盛华被陈戌源请到北京,出任职业联盟筹备组召集人,但他渐渐发现,中国足协并未想要放权给俱乐部,人事任免权牢牢在手,职业联盟虽然有了正式名字“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但也只是一块空招牌。

后来,失望的黄盛华通过微信向陈戌源辞行,“我们代表投资人干了几个月,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变味了,就觉得我们是足协下面的一个部门了”。直到今天,职业联盟也仍处在“筹备组”阶段,千呼万唤出不来。

按照黄盛华的想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要想真正职业,行政松绑是首要之举。“投资人能不能更好地开发市场,要看行政能不能给到更多权力。你把权限划分出来,做不好可以更换管理人员,这也是五十多家俱乐部的切身利益。他们代表最高峰的时候一年110个亿的投入,现在低谷也有30亿左右的投入,这些投入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必须形成一个抱团取暖的组织?”

那么,管理者为什么不松绑不放权?也许因为手里有权力就可以寻租,就能捞取好处。

陈戌源在2019年8月22日正式当选中国足协主席,而在前一晚,就有打探到消息的地方足协负责人来敲他房门,各自送上30万元“拜码头”费用。陈戌源回忆:“到我房间里来,把双肩包往我沙发上一放,说陈主席恭喜你、祝贺你,希望能够多关照,然后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老规矩了,我们都这样。”

办理陈戌源案的湖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罗氚也说:“中国足球管办不分,足协既监管又组织,权力过于集中,这样肯定带来很大的风险。”当监管者手握不受监督的巨大权力,那结果可想而知,按照陈戌源自己的话说:“我自己也收钱,我要是去抓贪腐,不是自己抓自己吗?”

这句话说到了根子上,自己怎么会抓自己呢?让手握权力者监督自己,就是一个笑话,于是在这一波足坛反腐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出好戏:

2023年1月19日,刘奕、陈永亮被调查,足协开会,陈戌源表示坚决拥护;

2月15日,陈戌源被调查,足协开会,杜兆才表示坚决拥护;

4月1日,杜兆才被调查……

今天坐在台上人五人六、明天牢房相聚“原来你也在这里”。

按照职业联盟筹备组的建议,作为社会组织,中国足协需要借鉴国外足协经验,做到真正的“管办分离”。

因为除了个人贪腐,决策机构如果没有多元化权力分立与监督体系,很容易形成一个领导拍脑袋、一声令下一刀切的局面。足协说什么,联赛俱乐部只能听着,只能执行。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可能导致一旦做出灾难性决策时,无人能够刹车拦阻。

比如陈戌源和足协在2021年推行的中性名改革,如今已被推翻,这个初衷虽然符合世界职业足球发展规律,但选错了时机,在疫情后的经济大形势下,最该做的是保持稳定,而不是折腾,为了改革而改革。

如果借鉴国外经验,比如在日本,这类涉及联赛和俱乐部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职业联盟(J LEAGUE)说了算,基本流程是,职业联盟中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和讨论重大决议,再由每年召开两次的“社员总会”通过或否决。

执委会的成员,均为联赛各俱乐部(J1到J3这三级别联赛)的代表,“社员总会”的参与者,除了各队代表外,再加上包括J联赛主席在内的理事会。换句话说,J联赛怎么玩,各俱乐部自己商量着来。

而日本职业联盟作为公益社团法人,和隶属于日本体育厅的足协,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足协的经费来自体育厅,J联赛不从政府行业协会拿任何经费,而J联赛自己挣到的钱,也不会给足协抽成。

就这样,把权责分清,把规则框架搭起来,把监管机制建起来,然后就放手让联赛参与者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很可惜,这类涉及到顶层设计与权力分配的深层改变,也许已不是陈戌源和足协所能持续推进的。陈戌源说:“看了改革发展方案,有一种畏难情绪,觉得这件事情,足协在我的任上,很多事情我是做不了的。”

最终,陈选择了放弃长远大局,追求个人政绩与利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巡视员崔海飞在评论陈戌源案时说:“杜兆才和陈戌源作为足协负责人……却都觉得改革难度大、见效慢,与其花精力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如一边为自己捞点好处,一边把出‘政绩’的希望押宝在豪赌世界杯上……”

历史循环往复,阎世铎当年赌进了世界杯,但取消甲A升降级等举措,沉重打击了联赛的健康发展;谢亚龙为赌国奥,提出中超南北分区赛制(后胎死腹中);韦迪也提出过“国奥打中超”,安排中超球队为国奥陪练……

一次次的折腾,一次次的伤害,付出代价的始终是中国足球。

历史往复循环。预言了国足要输越南的范志毅还说:“你说职能部门,职能部门一届一届一届换了多少个足球协会主席了,改过不啦?换汤不换药。”

清除一个陈戌源不难,更难的也许是,如何避免“陈戌源们”再次出现。

回到2010年,中国足坛上次扫黑风暴在寒风中宣判,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陆俊等一批足坛人士获刑。记者赵宇回忆:“那次宣判我也在现场,铁岭零下20多度,大家都在外边站着,很冷,我当时就想,中国足球能变好吗?中国足球在这轮肃清之后,就能走上正轨了吗?”

如今,14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在等待回答……

能吗?

(李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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