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赌博:拼完全力的母亲与未被批准的基因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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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可佳为女儿争取的临床试验在类别上,就是 IIT 研究,即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但其实,这条路径对属于新兴技术的基因药物研究来说,其实际的规范程度和风险控制能力均被指不足。患者自身要承担临床试验和这一方式的双重风险。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丑闻直接突破了科学和医学的伦理底线,给受试者带来未知的巨大风险。这一丑闻也被不同受访者认为是 IIT 风险突变的一个极端变种。

但国内目前开展的基因药物临床研究,大多数正在以 IIT 形式开展。没有资金和资源的秦可佳,也只能走这一条路。

因为这一途径时间更快、成本更低。而国内企业对于黏多糖的基因药物开发并不感兴趣,其原因与其他罕见病一样——国内研发和支付环境让罕见病开发商业前景不佳,所以大多数企业鲜有真正投入。

IIT 研究以解决临床问题为目的、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管理,但主要由各个医院负责直接监管,具体要求和规范不尽相同。发起方一般为临床医生,批准流程相对简单,具备开展临床试验资质的医生在相应医院提交资料,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后即可开展。

以秦可佳希望女儿参加的临床试验为例,据「偶尔治愈」了解,如果按照新药注册临床试验申请的标准,「做出」这款试验基因药物的费用在 5000 万元到 1 亿元之间。其中,仅药学开发的部分平均就需要 1000 万元以上的投入,用时也将至少 18 个月。

但如果是走 IIT 这条路,一份受试者剂量的试验基因药物,在保证必要的安全性指标的前提下,费用则可以骤减至 50 万元左右,时间也只需 6 个月左右。

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是国内另一种进行基因药物临床试验的可选择路径,其以药品上市申请为最终目的、由国家药品监管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直接管理。发起方一般为企业。

两种路径开展临床试验都需要提交申报资料,以明确试验药物本身的机理和安全性。但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有一整套明确、完整的法规、技术和资料申报要求。这也意味着更大的资金和专业知识投入。

而 IIT 路径实际上并没有如此明确且硬性的要求。

具备基因药物生产专业背景的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向军向「偶尔治愈」解释了两条路径造价差异如此巨大的原因。

周向军表示,按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路径生产试验基因药品,首先要建立细胞库和病毒种子库。此两项的建立和鉴别就需要半年以上时间和上百万元的费用。而且要生产至少三批中试规模(即一次性生产 1000 人份)的试验样品来验证稳定性。三次投产的原材料造价总计在 500 万元以上。

此外,还需要专门建立产品的质量控制标准用以验证和检测,需用时半年,耗资几百万元。同时,还要完成产品稳定性研究,即相应产品需要能够存放两年以上。

但如果走 IIT ,只做单人份,只需要一个主细胞库和一个主病毒库,使用小试工艺即可,不需要使用生物反应器。针对试验药物的安全性,则是按照药典中有关注射剂的安全性标准,比如毒素含量、无菌检测、杂质等进行质量控制和检测,而不是专门设计。

一位基因治疗领域业内人士告诉「偶尔治愈」,两条路径的水平和标准「差了很多」。目前国内大多数基因药物企业的试验药物仍处在实验室生产阶段的水平。

「毒理实验、长效实验和组织分布实验,其实是大多数的 IIT 试验基因药物实际上是没有做的」这位业内人士说。而这些都是保证药物安全性的重要部分。他建议,在安全性和成药性不足的情况下,以 AAV 为载体的基因药物不要轻易应用于人体。

「 AAV 本身有一个特性,我觉得大家都忽略了。就是它在人身上的结果跟在老鼠或者实验动物身上的结果其实差距非常大,有时大到几乎无法想象。」

但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偶尔治愈」,目前国内已经有不同基因药物研发公司通过 IIT 这一途径将产品推入临床试验阶段,即已经用于人体。而其中一位受访者直言他们在「走小路」。

在美国只要涉及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不论是 IIT 还是新药临床试验,都需要经过 FDA 批准。一位业内人士对偶尔治愈表示,在美国,不申报药监局批准的 IIT 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通过新药注册临床试验的路径进行申请。但申报手续相对简单,资金也比中国充足得多。

「中国实际上是被卡死在资金上了。没有资金和资源,只能走捷径。美国 FDA 经验多,人员比中国充足上百倍不止。这就加快了进度。另外很关键的是,审批单位不担责任,公司或者发起者承担风险和法律责任,这大大降低了胡作非为的机会。」该人士说。

这意味着,拥有迫切用药诉求的罕见病患者,在参加 IIT 路径的基因药物临床试验时,可能遭遇无法预知的安全风险。

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奕鸥对「偶尔治愈」表示,患者一方是最有动力推动药物研发并从研发结果中获益的群体。但由于相关机制与环境尚不完善,很多患者要独自承担治疗手段质量不可控、疗效不确切、不良反应未知的风险。她指出,患者缺乏药物研发的基础知识,而目前不乏公司因为患者的求生欲望开发仅面向个体的治疗手段,尤其是基因治疗领域。

王奕鸥说:「作为患者组织,我们希望可以有一套在法律和伦理上都站得住脚的罕见病药物开发与患者参与准则,可以让我们以及其他所有相关方都可以遵循。这样的机制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陆麒认为,诸如基因治疗药物等前沿性、创新性、高风险的IIT研究,应该在国家卫健委层面统一管理,在国家层面进行备案,只能在技术成熟、有资质和经验的医院里,由具备专业背景的医生进行。

「如果有一个顶层的设计在,底下的医疗机构也不至于偏得太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范和保证临床研究的质量。」 

但目前,国内针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管理缺乏顶层设计。

洪明晃对「偶尔治愈」表示,现在院内开展新药临床试验的管理比较成熟,有 GCP (即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法规,还要求有监查、稽查,药监管理部门还有核查等。而 IIT 的管理,不论在法规还是监管就薄弱很多,主要是各家医院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研究的规范性和质量亟待提高。洪明晃为此一直在呼吁推动临床研究立法。

陆麒说:「实际上,我们伦理委员会业界一直在讨论基因治疗这件事情。光堵是没有用的,而是要规范起来,还是要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在他看来,目前针对基因治疗药物的 IIT 还是处于散发状态,即只有部分医疗机构正在开展。「因此落实监管还要有一点时间,国家方面也没走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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