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欺负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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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60多岁的退休老医生，疫情期间被医院召回，和年轻人一起坐门诊值班。一个多月下来，最后发了两袋米。

这是湖南的事，那位老医生是我一位朋友的母亲。但是，“我妈也并不愤懑，她只是回家来当个笑话一样讲给我们听。她在医院待了一辈子，对医护的待遇问题已经完全看开了，不然医院让她回去她也不会去了。”而这两袋米，事后发现还是金健集团捐的，其实医院没有拿出一分钱。

怎么说呢，听完了感受复杂。疫情之下，医院两个月没收入了，也确实很难，但如果真心想给，哪怕说欠着也行啊！当然，也有人疑惑说，国难当前，为什么不能说这是医护人员不计回报的牺牲奉献精神？像纽约也有多达52,000名医护人员不要求任何报酬就回到一线工作，似乎相比起来，有两袋米总比没有好。

这两件事乍看确实不无相似，但背后所表露的精神却判然有别：中国讲的是牺牲奉献，而美国倡导的则是爱的精神。简单来说，这两者的区别就在四个字：知情、自愿。

换言之，这里的根本之处，在于是否尊重医护人员的主体性：这么做，你是否充分了解危险之高、回报之低，在此情况下，是否仍然自愿加入？这个“自愿”是否由你自主决定？

“奉献精神”乍看也是自主的，但实际上却要求彻底的无私（意味着不考虑任何个人利益），这等于是将集体的要求内化了。当然，爱的精神也可能是受外界力量左右，但强制性没有那么严重，毕竟没有人能强制你给予爱。简言之，可以选择吗？可以选择就是爱。

显然，在湖南的这件事中，老医生或许“自愿”，但并不“知情”，她只是事先并没有计较回报，被征召就去了，然而“两袋米”显然也低于她的预期，所以她才觉得这像是个笑话。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院方不索性事先讲清楚呢？这当然有可能是忘了，也可能没当回事，但还有一个可能是：如果讲清楚了，那还会有多少人自愿？

中国社会在动员时，很少诉诸自愿，一个很重要、但常常被人忽视的原因就在于：“自愿”就意味着不可控。请100人回来，如果大半都不愿意怎么办？而如果是强制性的，那结果就可控得多：别废话，都给我回来。

这也暗示着，相比起质量（自愿带来更高投入的主动产出），中国社会更在意数量；但这是个恶性循环，越想要可控性，就越诉诸强制，而越诉诸强制，自愿就越低，最后等而下之，就变成了抓壮丁式的强行摊派。

张文宏医生曾说：“不能欺负老实人。”为什么这样一句看似平实的话会打动无数中国人？因为我们实在太清楚其中所蕴含的沉重意味了——这正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老实人奉献多、计较少，但却也因此而常被欺负。

所谓“老实”，是指“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违拗、听话、顺从，但这其实隐含着一个契约，即不能亏待老实人，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否则，一如我老家的俗话说的，“好人发火，恶人吃苦”——一个惯常忍让的人，如果底线被突破，发现自己的忍让并未换来善待，最终爆发出来，将会非常可怕。

都说中国老实人多，但“老实”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个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事实上是一套社会机制所筛选、形塑的。在中国，学校、医院这两个地方最常讲奉献，业务技术过硬的被压榨的多，凭良心做事，被夸一句懂得奉献就感动落泪的，不在少数。这固然也有行业特殊性（“师德”和“医德”讲得特别多），但恐怕也是因为教育和医疗是改开时代仅有的未被改革深层次触动的两个领域。

事实上，在医院里不那么“老实听话”的，要么早就辞职走人，要么找门路调到行政后勤岗位，根本就不会待在临床这种流汗、流泪、流血的地方了。在临床医学这块，如果反抗，结果很可能就是断送自己的职业前途。很多人都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个体可以对抗的力量。

其结果，是一方面鼓吹“奉献牺牲”，一方面又利用这种奉献牺牲。由于这种奉献精神常常还是无条件的，更加显得当事人似乎不该为自己提条件。就像有人嘲讽的，这是“表面上的英雄主义，实际中的空手套白狼”，“浑身都是宝，你的体力，你的健康，你的专业知识技术，你的慈悲，你的道德，你的热情，你的知识分子清高架子，都可以用来剥削，变现，牺牲”。

在这次疫情中，已经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事：3月初，陕西安康市中心医院公示抗疫一线补助，结果许多领导和行政人员拿到的，比许多援鄂一线医护人员拿到的多得多；很多局机关搞摸排、封锁工作，两个多月无休，最初承诺200元一天，现在改口一分没有；湖南岳阳司机李师傅受网约车平台委托，每天接送疫情医院医务人员上下班，39天无任何差错，但任务完成后，发现工资才发3220元，超时的152小时没结算，当他向领导询问后，随后就被开除了。

这并不是现在才这样，2003年SARS时就有这样的事：医生到医院轮班半个月，回来以后发了十提粉色的手纸，一个奖牌，没别的了；而那时医院楼道里堆满了捐助的各种物资，但这些最后也没到一线人员手里。

在这次疫情中所暴露的种种现象，如红十字会之糜烂、鄂州官员冒领大批捐赠物资、荆州等地传出捐赠蔬菜烂掉、武汉人生活物资供应艰难却还只能从官方指定的国有超市买菜，以及抗疫一线医生奖金居然还不如后方的领导拿得多，其症结根由，一言以蔽之，即权力坚持什么都要由他们来分配。其结果，一是排斥市场化和社会力量，二是不能透明化，以至于出现种种贪腐、浪费、低效无能的现象，权力把好处分配给了自己人，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来分配，才能保证他们能拿到大头。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对这些权利的认定也大有不同。日前就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从过年开始，规培医生都是被医院安排在一线，一直上班，近期医院却通知，奖金只有正常的1/4，请他们理解。问题在于，规培医生的奖金是国家统一发放的，每月固定，与绩效无关，本不应受疫情影响。但且不说院方，甚至家人都不理解这种委屈，说“你又不缺这几千块”——缺的确实不是钱，而是这背后应得的权利与尊重。

在这样的困局中，“老实人”又不能用脚投票，最终唯一的抗争资本就是道德资本：全社会都觉得，欺负老实人不应该。然而，这样的诉求并未打破历史的循环，因为这只是要求改变“欺负”，但现实中如果是老实人，就会被欺负，因而应当改变的是权力结构，而这首先就不能做老实人。在“按闹分配”的权力博弈逻辑下，最终的结果就是“老实人”被迫成为“刁民”，以更激烈的手段为自己争取利益。

我的朋友刘文楠说：“就欺负老实人吧，到最后就没有老实人了。”——她是历史学者，想必深知，这就是中国历史始终未能摆脱的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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