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的「科举舞弊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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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编辑说一说鲁迅祖父科举舞弊的事情。
一、周福清的如意算盘
这桩案子发生在1893年，也就是光绪十九年。
鲁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生于1837年。他填给官府的资料少写了七岁，说自己生于1844年，目的是推迟退休之日以便多做几年官。1871年，周福清以三甲第十五名考中进士，四年后被分配去江西金豀做知县，很快又因“办事颟顸”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弹劾丢了职务。为维系官场生涯，周福清不得不出钱另捐了一个正七品的“内阁中书”，这是个没有油水的小京官，主要负责撰写翻译公文。
从1879年开始，周福清在内阁中书这个没油水的职位上，干了十余年没有挪窝，直到科举舞弊案爆发。这期间，周福清的经济状况相当窘迫，“虽然还不要用到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同乡王继香在日记里说，众人知道周福清没钱，出门是不肯坐车的，所以聚会时都不坐车，以免因分摊车钱给周福清增加压力。
改善经济上的窘境，是周福清在1893年筹划运作科举舞弊的重要动力之一。
1894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作为庆祝，清廷决定在这年开一场恩科，录取一批读书人进入体制。按制度，京城里要开恩科，地方上就得提前一年进行乡试选拔。周福清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第一，他的母亲在1893年初去世，他以丁忧的名义回家奔丧，不受日常文书工作的约束，有大量的时间用来筹划运作。第二，此次派往浙江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科场同年。
周福清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没有选择在浙江境内操办此事。他带了一名叫做陶阿顺的仆役，赶去苏州的胥门码头等候殷如璋，那里是前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寻到殷如璋的坐船后，他也没有亲自出面，而是先命陶阿顺带去了一封信。
据浙江巡抚崧骏1893年10月13日给朝廷的奏折，信中除一张周福清的名片，一张写有“外年愚弟”的帖子之外，还有两张纸。一张纸上写着贿赂的出价是“凭票洋银一万元”，另一张纸上写着舞弊受益考生的姓氏，分别是“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意即除了马、顾、陈、孙、章五人外，还有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也就是鲁迅的父亲）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要请殷如璋一并照顾——前五人是贿银的出资者。按周福清的计划，此行不但可以捎带着让儿子金榜题名，还可以在事成后从五家人那里得一笔不菲的酬劳，可谓如意算盘。
没想到的是，接到信的殷如璋，先是命人将送信的陶阿顺扣了下来，然后又把写信的周福清给告发了。
图：绍兴鲁迅故居所藏周福清像
二、烫手的贿银
殷如璋为什么要告发周福清？
有说法称，这是因为陶阿顺办事稀里糊涂，将行贿的帖子送错了。周福清计划里的行贿对象，不是主考官殷如璋，而是副主考官周锡恩。殷、周二人当时都在船上，陶阿顺误将帖子送到了殷如璋手里，“殷知道周锡恩涉嫌卖关节，好处他自己独吞；周则要撇清自己，必须装作毫不知情，于是坚持严办”，二人都要彰显自己的光明正大，周福清就只好倒霉了。
**这个说法捕风捉影，与实情相去甚远。**据官方留存档案，周福清的信内有一张“外年愚弟”的帖子，可见他的行贿对象是殷如璋没有错——周锡恩并不是周福清的科举同年。
之所以找对了行贿对象，却仍被行贿对象举报，是因为行贿被人给撞见了，而撞见者，又恰是副主考周锡恩。1894年底，周锡恩给自己的老师赵次珊写过一封私信，里面提到，自己不但是陶阿顺送信行贿的撞见者，也是揭发周福清的主张者：
“往浙路过苏州，不幸遇内阁中书周福清，函通正主考殷秋樵京卿买求关节，被恩在船遇见。其时，主议揭发者，实锡恩所为也。”
另据周作人《知堂回忆录》里讲，周福清派陶阿顺（周作人误记为徐福）去送信，“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周作人的说法或来自家中长辈，与周锡恩的私信，恰可互为佐证。
也就是说，周福清行贿被揭发，纯属操作上出现了失误，是一个偶发事件。对主考官殷如璋来说，为了一万元贿银去搞定副主考周锡恩，是一件非常不划算、且存在未知风险的事情。所以他宁愿不要这烫手的银子，而是跟周锡恩一起，将周福清给举报了。
三、又不是只有我这么干
陶阿顺被扣押后，周福清先是遁逃到上海观察形势；该案由江苏移交给浙江审理后，周福清又主动前往杭州投案。
在杭州知府衙门的公堂上，周福清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多严重的罪行。他甚至说出了**“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又不是只有我这回这样干，之前的历届考试都有人行贿舞弊）这种话。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苏州码头上的“登船行贿未遂事件”，已被苏浙官场中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迅速传开，也进入到了朝中御史们的耳朵。御史林绍年在1893年底，就把周福清“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奏折；更早一些时候，御史褚成博也在奏折里对皇帝说，苏州“登船行贿未遂事件”已在苏浙两省到处传播，正派的读书人个个惊叹愤慨，连京城里的士大夫也在传这个事。
周福清有这种认知并不奇怪。有清一代，尤其是到了中晚清，朝廷为科举舞弊制定的刑罚虽然严厉，但绝大多数的科举舞弊者并不会得到惩罚。因为他们大概率不会被揭发。今人所能知晓的中晚清时代的科举舞弊案，或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案，或是因为某些极偶然的因素而暴露——周福清“登船行贿未遂”，就是偶然因素所致。
另一个常被拿来举例的嘉庆年间“樊顺承科举舞弊案”，案发也极为偶然。岳麓书院的学生彭珴，被考场的工作人员樊顺承割了考卷，移花接木给了另一名考生傅晋贤（让后者重抄一遍）。没想到傅竟中了头名解元，考卷被公开张贴出来，于是案情曝光。即便曝了光，彭珴也曾被说动私了，若非岳麓书院院长不肯松口，案子仍会消弭于无。樊顺承在临刑前，也说了与周福清相似的话：
“彭某之事，何足异哉？前有新化戴某先生，历试八科均中式，均为我所抽换，他人卷得之，彭某仅一试，何足异哉？”
大意是：姓彭的只考了一次，只被我割了一次考卷，根本不算什么。之前新化县有一个姓戴的，考了八次都得中，八次都被我割卷换成了别人。萧穆《敬孚类稿》里说，监斩官听到他说这些话，“虑生旁案”，立即让刀斧手快快行刑。
四、奏折里的玄机
御史上奏后，光绪皇帝下了谕旨，要浙江巡抚崧骏“严切根究”，从严从重好好查一查这个事，看看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
对崧骏来说，周福清是生是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不能牵扯太广，谁的屁股都不干净，一旦往深了查，火很可能会烧到身边人甚至自己身上。周福清那句“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并不是虚言。所以，处理好此事的关键，是将案情止于周福清，不能让它蔓延到主考官殷如璋的身上——此案最直接的疑点，就是周福清与殷如璋之间是否早已存在勾结**。**
为了将主考官殷如璋从案中完全摘出来，崧骏在10月份和12月份给朝廷的两次回奏中，**完全抹去了副主考官周锡恩在案件中的角色，只字不提是周撞见了陶阿顺前来送贿信，也只字不提是周主张告发周福清。**只给皇帝留下了一个“殷如璋拿到贿信后就正气凛然告发了周福清”的光辉形象。周锡恩后来在私人信函里说，崧骏这样处理之前，曾征求过自己的意见。自己不想得罪人，于是就答应了：
“浙抚入奏时，有正考官而无副考官，实因福清私函贿正而非贿副，故直以为正考官举发；若云副考官举发，则正考官反成被告矣。此崧镇青中丞所言，且亦系锡恩意也。”
大意是：如果在奏折里写上是我撞见，然后主张揭发，那就等于将身为正考官的殷如璋推入一种“与周福清早有勾结”的嫌疑处境。崧骏和我商量这个事，我同意他这样处理。
**除了让殷如璋成功上岸，崧骏还得致力于如何不扩大案情。**在1893年10月份给朝廷的回奏里，崧骏已然发现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临时借用，然后一同来到苏州的。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他没有循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而是告诉皇帝，行贿信里的“马（官卷）”已经查出来了，因为这届考生里只有一个叫马家坛的人是官卷。周福清的的儿子周用吉也查出来了。其他顾、陈、孙、章，只有姓氏没有名字，实在没法查。得等将周福清捉拿归案，才可能有结论。
稍后，周福清主动投案自首。崧骏在1893年12月第二次给朝廷回奏案情。这一次，他完全删去了“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临时借用”这个情节，只说陶阿顺是周福清的仆人。回奏里还说，周福清去向殷如璋行贿，完全是临时起意。他从绍兴北上，本来是要去京城里探亲。走到上海听说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是乡试的主考官，就“一时糊涂”想要为自己的儿子买通关节，又想到亲友当中有马、顾、陈、孙、章五家有钱人，也都有子弟参加考试，并不和他们商量，就把他们一并写上了。反正“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这些人家都很有钱，不愁事后收不到行贿的银两，也不愁事后他们不给自己酬劳。
**这种说法，实在是鬼都难信。**不经人同意，就替人去行贿，行贿的数额又不能算小（每户二千洋银），本就不合情理。人家并不需要，或者有其他更好的舞弊渠道，都是可能。而且，人家事前不知有行贿之事，得中后认定是自己学问过硬，将跑来“报销贿银”的周福清打出门去，也是有概率发生的事。崧骏之所以审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避开一场大案，才能免去拔出萝卜带出泥。
图：崧骏等人关于周福清案的奏折
五、副主考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让副主考周锡恩没想到的是，自己主张告发周福清，结果却成了“周福清科举舞弊案”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崧骏为保殷如璋，将周锡恩的名字从奏折里略去，产生了两个后果：
（1）许多人猜疑周锡恩和周福清是同宗（注：周锡恩其实是湖北人），说周福清本来是向他行贿，只是送错了信。为了保护周锡恩，崧骏才在奏折里对他一字不提。
（2）为了不做恶人，殷如璋在江浙官场到处对人说主张告发周福清的是周锡恩；为了摆脱嫌疑，殷如璋回到京城又到处对人说主张告发周福清的是他自己。
这些后果，直接导致周锡恩被言官们风闻弹劾，要求调查他究竟有没有问题。虽然调查没有结果，但在晚清士人的笔记当中，周锡恩已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功名之人。这让他非常郁闷。
至于主犯周福清，崧骏在奏折里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理由是他行贿是临时起意，贿银也没有真的送到殷如璋手里，事后又主动投案自首。刑部不愿做恶人，表示同意崧骏的主张，“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绪皇帝很愤怒，不肯如此轻拿轻放，御批“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没人为周福清辩驳，大案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消弭，他的生死是无关紧要的。
顶着“秋后处决”的圣旨，周福清在狱中战战兢兢地熬日子。万幸的是，1895年，光绪皇帝的愤怒已经消失，没有在他的名字上打勾。五年后，作为对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之事的反思，清廷决定释放一批死刑犯，周福清也在其中。他回到家中，发现长子周用吉已经病故。
周福清活到了1904年。他的孙子鲁迅后来在自传里说，祖父的这场“科举舞弊案”，让原本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也让自己成了一个寄居在亲戚家里的“乞食者”。
参考资料
①房兆楹，《关于周福清的史料》。
②朱正，《周福清科案述略》。
③《周福清科场案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陈春生，《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的另一方——从新发现的一则资料说开去》，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⑤黄恽，《李超琼所记周福清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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