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拿到毕业证,他们来到电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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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用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生活费,抽二十五块钱一包的香烟,到电子厂怎么看都是纡尊降贵。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91个故事—

5月中旬,包括我们4号厂房在内,3-7号厂房全部停线,原流水线上工作超过6个月的老员工被拆分。

一些女工友被分到纪检组,另一些男工友被分到仓库管理。对我们驻扎在流水线上的老工来说,这两个工位都是梦寐以求的好工作。

纪检组可以携带手机,巡视良品率和监督员工有无规定作业;仓库管理则完全脱离了流水线,工作是补货和签到。

我早前跟秦小军去仓库帮过忙,管理员正用电脑看小说,桌子旁边摆着水果和饮料,像是喧嚣之外的世外桃源。和管理员对谈两句,他告诉我,到后半夜不忙的时候,甚至可以偷懒睡觉,把我羡慕得泪都要流出来。

而剩余继续留在线上的,均得到了不同职位的升迁。

我们原先的线长成为了组长,管理1-3条线;原先的全能工升到了线长,干了一年手机升级还会出错的秦小军成为了全能工;我很幸运地被分到技术部,负责机器维护等问题。

厂内职称结构错综复杂,我归属技术部,同部门上面有组长,组长上面有班长。另还有纪检部、测试部、管理部、保安部等等,一个厂房内大大小小的领导就不下三十位。

我与另一个技术部的老员工陈哥负责3号线,秦小军也在这条线。之后的几天,我们没有任务,偶尔被拉去培训。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着重强调了保密协议,即是工资和合同的泄露问题。

对于这种异常,我们早已听到风声。

每当临近假期,就会有各个中专的学生前来实习,人手不够,我们这些老员工就会成为管理者。

秦小军之前换过一次线,和学生一起共事过,他分享经验,选学校也需要运气。

有学校爱惜学生,尽量减少工作量,为学生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而有的学校宁愿学生加班加到凌晨也不说一句话,甚至以拒发毕业证相威胁。

学生的工作量跟学校的收益挂钩,学生干得多学校就挣得多,所以学校类型多数为后者。

秦小军神秘一笑:“祖国的花朵都成廉价劳动力了。”

果不其然,几天后,厂内开始涌入各地牌照的大型客车。

连着好几天,从早至晚,狭小的停车场成了一个集散中心。不同地方的方言从中穿梭,一群学生排排站在车头前,男女皆有,皱着眉头,看起来很不情愿。

学生们穿着打扮十分时尚,干净得一尘不染,说实习不如说旅游恰当。据秦小军提醒,个别学生的鞋子甚至赶得上我们两个月的工资。

停车场的对面就是食堂,秦小军和我经常坐在食堂的窗前打量。有次他指了指面前一个染了黄色头发的男生,说凡是打扮得花里胡哨、特别洋气的千万不要挑。

我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学生能够染头,说明这学生脾气硬,对学校的规矩不在乎。没有人想来电子厂,更何况还是一个穿一身名牌、烫头发的学生,但学生既然来了,就说明学校有手段。学校能让学生来,也就能让他没有好日子过。”

班级轮不到我们来选择。学校先进行宿舍分配,再进行集中培训、体检,最后通过上级分配到岗。这几天内我们没有任务,不开线,但照常打卡上班,中间可以出去活动。秦小军说这是工厂给我们的“补贴”。

分到我们线上的是一个来自四川某个县的学校,一行五十多人,学生平均年龄17岁,即将中专毕业。除去两个物料员、一个前端全能工正好坐满整条线。

新上任的线长之前做全能工,经历过某些工位上的打击,分配岗位很人性化。女生负责较为轻松的工位,有些极难操作或对身体有损伤的则负责两名同学上手。

实习前的工厂培训 | 作者供图

第一天开线,是之前我们做过的手机产品,为了使同学们循序渐进地上手,产量仅设定在了300个。

一条线上一个新手或两个新手对效率不会太影响,但一条线上全部都是新手,就看出差距了。开线30分钟,第一部手机还没流到中间位置。

线上的机器大多都在后面,陈哥比我有经验,负责整条线溜达,我就留守后线。

实际上说是技术部,我们做的工作却与“技术”相差甚远,电脑出现问题,关机重启,重启不行拔网线,再不济更换一块显示屏,再处理不好就要召唤组长了。

我对之前我坐的工位情深意切,便搬把板凳在旁边坐立。工位上是个男生,很高,一米七八左右,梳了个中分。为了露出中分,他把防尘帽抬得很高,往上翘着,还时不时对着电脑屏幕扒拉一下头发。

我踹了他一脚,这一脚现在想来也有点奇怪,之前我被线长骂,受委屈,加班,满脑子想的都是民主和人道主义复兴之类的话,想着建造个美丽新世界,想着人人平等……然后这一脚不知不觉地踹过去,踹过去后就感到一阵痛快。

男生“蹭”一下站起身来,恼怒地瞪着我,看清人,又悻悻坐下了,嘴里还在嘟囔着脏话。

我没得寸进尺,慢慢跟他聊了起来。男生姓王,聊的过程中得知他们这一整个班,或者说来工厂的所有学生,都不愿意来。

“没意思,一白天一黑夜,啥也没干就过去了。”

他们在中专学的专业是电子商务,高二实习,班里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进哪个大厂坐哪间办公室,认为最次也得是中兴、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后来班主任宣布实习定在了我们这家企业,避重就轻说的全称,同学们觉得差强人意,“还挺诱人。”

得益于互联网的好处,有同学上网搜索才发现是电子厂,立马傻眼了。电子商务跟电子厂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有同学闹,不去,继而抗拒辐射到整个班级。最终班主任拿出杀手锏——“不去不给毕业证”,同学们这才接受了实习分配。

小王到了厂子后,认识了其他学校的学生,发现只要学的专业里面有个电字,或者学的专业用得到电,都被分配到了电子厂。他觉得难以接受,学校说野鸡也不野鸡,去年刚修了一栋教学楼,很气派,往大点说也是国家扶持,“怎么就这么缺钱呢?”

小王觉得自己有选择,他用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生活费,抽二十五块钱一包的香烟,到电子厂怎么看都是纡尊降贵。即使没其他选择,他也宁愿饿死都不来电子厂。

可恨的是毕业证把他锢住了。

我翻了一下白眼,笑了笑。他看见了,也嘲讽地笑了笑:“哥,说实话,你们电子厂里面的看不起我们,我们看不起你们,不都是这样吗?”

工作随着天数慢慢增加产量,300,500,800,1000,1500,2000……工作时间也跟着延长,全线开始变得手忙脚乱。

不良品多到处理不及时,空闲的时候越来越少,上线就是连轴转。学生忙不过来,全能工就要帮扶一手,秦小军干了两天,整条线的工位都帮了一遍,比孙子还累。

全体同学的抗拒心理进一步加剧,几个同学要求线上将产量降低,被线长拒绝后选择停线示威。

线长上报组长,组长请来老师,老师气势汹汹地赶来,将几位同学带走,没多久,那几位同学又双眼通红地回到线上。

示威的同学里面有小王,他回到线上,手里急速地摆弄着手机,眼泪扑簌扑簌地掉。

我看着感到心疼,又觉好笑,过去跟他搭话。他看清是我,又转头摆弄手机,说了句“滚”。

我愣了愣,想到那句“看不起”,什么话也没说,转身离开了。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来到这里,他们跟我们玩,跟我们聊天,跟我们喝酒,他们俨然不变的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我们都知道他们不是这里的人,即使现在他们跟这一切息息相关,但在这里做我们已经归于生活刻度的事情是纯属无奈,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

跟工厂,跟我们,跟流水线,这种存在是磨砺的存在。

在流水线的打击面前,毕业证的威胁力度也没那么高了。头天上线第二天走的学生不在少数,上线几天突然不见踪影的也有发生。

有位同学感冒,发烧烧到39度。向线长请假,线长没权利批复,上报给了组长,组长又上报给了老师。老师以学生撒谎为由,要求同学出示病例证明。

那天是夜班,大晚上小诊所都关了门,大医院又很远,好不容易找到一所医院,挂号开证明,给线长发去,线长再转手两站发给老师,老师又说中医院开的证明不管用。

同学前前后后跑了一整夜,病假还被克扣成事假,同学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就离开了电子厂。

听小王说,同学到家后父母就把学校告了,但没有了后续。

产量计划增加后,加班也随之而来。按照正式工的规章制度,早七点半到晚六点半是正常上班时间,其余加班会补偿双倍加班费。

但学生所签的协议直接将时间制抹去,而是以产量计划作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当天产量出不完不准下班,之后不管加班两个小时、十个小时,还是一天一夜,都没有加班费。

而对临时工都免费开放的宿舍,每月要收取同学600元的费用;临时工的时薪达到32元一小时,将学生工的月薪折算成时薪,每小时仅有6-7元。

同学们对差距明显的对比早有认识,这需要追根溯源。合同的签署地在学校,且签的合同也是“委托学校为自己安排实习事宜”,中间再掺杂着中介,他们连丁方都算不上。

“工资自然被甲乙丙抽完了。”

虽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但通过“关照”和“抽烟偷懒”,小王跟我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他亲切地叫我“刘哥”,对我“技术部”的工作嘲讽有加。他跟我学了几句青岛话,见我过来,操着僵硬的儿化音:“那个小哥儿,过来给我重启一下电脑。”

他和最初的我一样,每当凌晨时分就开始暴躁,骂流水线、骂学校,对看见的一切发泄不满,怨声载道。

有时他故意将一部手机扔在地下,伸手去捡,假装没站稳,又一脚踩在了上面。他咬着牙对我说:“真他妈傻X,学校的新楼都是我们的血汗钱!这狗X学校,这狗X电子厂!”

抗拒也并非旷日持久。

一个星期后,学生对于电子厂的抱怨变成了对产量计划的抱怨;两个星期后,学生对于产量计划的抱怨变成前方传达手机太慢的抱怨,因为这会导致下班时间更晚一些。

机器出现故障导致停线,从刚来时的喜悦变成焦急;后方的男同学有时甚至会挤到前面有堆积的岗位帮忙。他们仍然保留着逃离的信念。但在形式上有了转变——离开电子厂成了准点下班。

第一个月异常难熬,因产量变化,我们所跟的这一条线连着一个月都没有休息。同学们的期盼也发生了改变,咬牙紧追产量,速度越来越快,早一天产完计划,就能早一天休息。

在线人员慢慢稳定,消极情绪也慢慢消失。

工厂休息区的篮球场 | 作者供图

流水线前方按压主板的男同学原先是反抗最为剧烈的一员,有一次跟线长闹了矛盾,被调到仓库拉了两天的配料。茧子磨烂又覆盖,贴了三层创口贴,血仍从缝隙里渗出来。

不知是什么原因,工作时间一长,这小子在潜移默化中,居然对流水线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荣耀感。

每到整点,流水线头部的显示屏就会刷新一遍产量,他就会找个间隙蹿过去看一眼,再跑到其他线上比较一番。

若是赢了,他的步伐放慢,走路甩八字,昂头挺胸,眼睛眯成一条缝,两只手晃晃悠悠,对对面工位上的同学作一个抹脖的手势,嘲笑地说道:“都是弟弟,一群弟弟……”

若是输了,他急匆匆地往线上赶,一路小跑到最后,夸张地大声喊道:“干快一点,再快一点!我家狗干得都比你们快!”

因为这事,小王跟他吵了不下二十次架。

我之所以跟小王走得亲近,是因为在某个方面我们惺惺相惜。他刚开工时脾气很好,说话有趣,两句话、一个动作就能逗得女同学哈哈大笑;他干活很有效率,负责后线最难的岗位也从不堆积。

但每到凌晨3点-4点,他仿佛变了一副模样。脾气很差,极难控制,全程自言自语,所有脏话全部抛到电子厂和学校身上。

后来我开特权,让他在凌晨五点去抽根烟,效果果然有好转。

他变得极少暴怒,凌晨对他和身边的同学来说都不再是一个禁区,尽管偶尔出现发火的情况,我到了现场他就会乖乖听话,嬉皮笑脸地和我聊天。

我抽的烟是十块钱一包的红塔山,软盒,烟丝像是潮的,抽起来辣嗓子。在电子厂外面,小王对这烟不屑一顾。但仅仅步入一扇门之后,这根烟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值得欣慰的是,流水线的计划终于在月底产出完毕,整条线久违地放了一天假。放假前一天,这群学生展现出惊人的效率。

定在2800部手机的计划产量,我们这些老员工马不停蹄也得压着下班点做完,而仅仅在凌晨4点半,全部手机就产出完毕。一小时最高产量达350台,不良品仅有十多个。

下班后小王硬要拉我去喝酒,我不好拒绝,也拉来了秦小军陪同。

小王酒量差,摆脱了电子厂,骨子里的高傲又体现出来。为了证明跟我们不一样,或是证明比我们强,一连干了三杯白酒。

秦小军也在其他同学的撺掇下连喝了几杯,酒过三巡,情绪一催发,秦小军和小王抱头痛哭起来。

那天酒喝得很尽兴,一直到半夜三点。我喝得也有些多,打开心扉和小王说起悄悄话。他对我的事情不感兴趣,满脸厌烦,一直打断我,过程有些不愉快。

直至说到我之前在电子厂的悲惨遭遇,他默不作声听了很久,并在一个节点结束时表示赞头地点点头。

他说他很感激我把后半夜本属于自己的烟赠给他,他真诚地对我说:“真的,有希望就会好熬一点。”

来到电子厂的学校有一个共通性,都是相对偏僻、并不发达的小县城或乡镇的中专学校。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允许拍摄外传,晚自习时签好就立马交上去,没个过眼的机会,连个屁也没看到。导致小王包括其他同学都不清楚劳动细则。

学校、中介、工厂三方运转,美名其曰扣除了很多本不存在或高额的费用,如督查费、住宿费、培训费、工服费,甚至连工厂唯一的福利,体检费都收取了300元的费用。

第一个月连轴转,加班不计其数,小王只发放了3200元的工资。如果按照我们正式工的合同标准,这一个月到手最起码8000元,差了一半还要多。

小王对这种状况没感到意外,学生们的贡献有目共睹,学校不会好心做慈善,被扣掉的钱进了谁的口袋他们心知肚明。他递给我一个槟榔,老气横秋地说:“社会变了,我们连廉价劳动力都算不上,说是工具,还他妈是一次性的!”他语气一转,又很无力,“熬吧,熬过去就好了。”

我站在小王身旁,放眼望去,OTG机器持续运转,螺丝机的轰鸣片刻不停,每部手机留在一个工位的时间不超过5秒。从前到后,坐或站、笑或没有表情,挨门逐户共有54人。他们的面孔隐藏在蓝白口罩下,看不出任何情绪。但我觉得,他们已经接受了一些东西。

实际上,电子厂对于他们也并非完全压抑,小王的很多同学在这里有了第一次性行为,小王也如愿以偿和女朋友睡在了一个被窝。

第二个月,小王胆子大了很多,上班途中跟着我前后脚出门,到厕所后,从工服夹袖里掏出两根软趴趴的玉溪。

秦小军是全能工,小王去厕所自然他来顶岗。有着我的施压,再加上他俩抱头痛哭过的关系,秦小军顶岗最长时间达到了半小时。

我和小王在厕所基本上没什么话讲。抽烟最常见的伪装是脱了裤子装上厕所,我俩蹲个十分钟,抽两根烟,嚼着口香糖再回到线上。

有一次上大夜班,下午五点上到次天8点,凌晨时所有人都困得不行。我和小王跑到3号厂房的厕所,厕所没什么人,我们什么话也没说,眯着眼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隔着木制挡板,他往上吐了口烟雾,忽然说:“哥,没意思。”

我强打着精神:“啥有意思没意思的,熬过去就完了,快结束了。”

“就是熬着没意思,活着没意思,每天一到线上就感觉刚刚才来过,好像只休息了十五分钟,不如死了算求。”

我没再说话,这种情况我也经历过,任何安慰都无法改变正在发生的事。

从厕所出来,我给他指了指3号厂房的门,告诉他从这里下去就可以跑。他感到不可置信,连问了三四遍路线,接着激动地道谢,沿着楼梯头也不回跑下去。

我还没走到4号厂房,小王又一溜小跑到我身边,满脸沮丧。他熟练地解开腰带、掏空口袋,将物品放在帽子里,淡定地过安检通道。我悄声问他:“被抓住啦?”

他摇摇头,将腰带重新穿进裤子,戴上帽子,一脸苦笑地看着我:“熬吧。”

7月底,新冠变异毒株卷土重来,抗疫再次拉响警报。

我们周边邻市出现了感染者,学生们没有紧张恐惧的情绪,相反在某一角度还为疫情“造势”,甚至希望我们本地也能出现疫情。

学校组织开了两次会,开始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结束后不准出寝、不准出厂、不准叫外卖,同时排查尚未接种疫苗的学生。

但疫情进一步加剧,多省多地出现感染者,人数也进一步增加。

一个周六,我们4号厂房全部流水线停线,所有学生被拉出去开了场会。会后已是中午,小王和一群同学在餐厅门口等着我和秦小军。他们换了衣服,许多同学都瘦了不少,裤腿空荡荡的,没了之前的发型,脚下名牌鞋脏得发亮。

小王见到我便激动大喊:“我要回家了!”

学校方面见疫情没有好转,怕耽误下去出现隐患,便做出提前结束实习回家的决定。但是,基于同学们签的合同,也是提前结束实习的代价,要赔偿给工厂一笔损失费。小王说得含糊其辞,但关于这赔偿,我也能算出个大概。

如果有同学不想走,可以留在厂子内继续实习,合同依然生效,但要签一个免责协议,届时毕业证会下发到联系地址。意思是继续干着正式工的工作,拿着实习生的工资,只换回一个毕业证。

小王和绝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前者,替他高兴的同时,我询问他关于赔偿一事的打算,他很豪爽地说:“熬过来都谢天谢地啦!开心比钱更重要!”

有一些同学没有选择回去,多数是女同学,那个按压主板的男同学也留了下来。他们没有再往上考学的打算,回到家也是找工作,在这里知根知底,不如待下去。

更大的原因是他们现在高二,意味着之后还要再浪费一年的时间,交一年学费。现在学校方面给了保证,只要留在电子厂就下发毕业证。在他们这个节点考虑,无论怎么对比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小王走的前一天,我和秦小军请假送行,喝得一塌糊涂,眼泪、鼻涕、尿液、呕吐物毫不保留,全排了个遍。秦小军喝丢了理智,哭中发誓,要和小王一起离开电子厂。

第二天,小王坐车离开了,我和秦小军重新组线开线,接手了另一批实习生。下班后,我询问小王旅程情况,消息发出去,得到了一个红色感叹号。

说实话这局面在我的意料之中,本不是一路人,相遇都勉强,延续也毫无意义。

我想到前一天晚上跟他喝酒,我问他回到家要干什么。他直起身子,变得激动:“打一天游戏、喝一天酒、蹦一晚上迪、每天都约炮……”他又带回了高傲,只不过这次的表述坚定得更让人信服,“饿死我也不来电子厂!”

作者来林,打工人

编辑 | 蒲末释

每周一三五 晚九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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