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患子宫肌瘤”论文背后,医护的“晋级游戏”该改了
“男性患子宫肌瘤”论文背后,医护的“晋级游戏”该改了 作者:李长青 前几天一篇关于男性子宫肌瘤患者护理的文章成为热点,据称当事人已经在本单位被处罚。这种搞笑的论文内容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曝光了,之前还有女性前列腺癌患者、大鼠生小鼠的奇葩论文。圈 …
作者:李宇琛
近来有两桩事,在舆论场上各自投下了不小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却汇流到了一处。
这两桩事,都与 “监听” 这个刺耳的词有关,主角都是:
身在北京的法律界人士。
若想看得真切,就得先细细地将它们分辨清楚,再合在一处看,才能发现那个潜藏在水面之下的、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大问题。
清华大学的劳东燕教授,是当今中国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公法学者。
她的言说,向来以理性、克制和深厚的法学素养为底色。
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最近却公开叙述了一段颇为 “不理性” 的遭遇。
起因是她手机日历上,凭空出现的一句话:
又能领报销金咯,别错过。
这句话,精准对应了她前一天与学生在办公室的私下谈话。
她推断,这背后可能涉及对她通讯的侵犯,而侵犯者,她怀疑是某个:
外地的公权部门。
于是,劳教授做了一件最符合她身份和信仰的事——报警。
然而,正是这次求助,让一个具体而微的法治困境,如标本般被呈现出来。
在派出所里,笔录做了,情况也说了。但当她索要一张天经地义的法定文书时,却遭遇了软性的、但无比坚决的阻力。
那张文书叫:
报案回执。
警方的选择题是:
要么,接受一份将 “被监听” 这一严重指控,大事化小、篡改为另一桩事的《不予立案告知书》;要么,你连证明自己来过、报过案的凭据都拿不到。
那个被篡改的案由是:
手机备忘录被人添加一句话。
劳教授争辩,说案由该据实写。那位警官告诉她,怎么写报称案由,是:
他们的权力。
这桩事,材料看似简单,但它提出的问题却一点也不简单。
它首先拷问的是程序的尊严。
当一个公民,甚至还是顶尖的法学家,连启动法律程序的第一份文件都拿不到,甚至被要求接受一个歪曲事实的官方记录时,我们所谈论的法治,它的根基又在哪里?
更深一层看,这反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权力姿态。
海淀警方为何对一张小小的回执如此忌惮?
答案恐怕就在劳教授怀疑的那个 “外地公权力” 上。
这种权力间的默契,比公然的违法行为更具腐蚀性,因为它让公民在面对跨地域的权力侵害时,陷入:
求告无门。
如果说劳教授的遭遇,是一次冷静的、理论层面的程序之问,那么北京律师刘佳佳所经历的,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残酷无比的现实风暴。
这场风暴的中心,在石家庄那座名为 “银河宾馆” 的建筑里。它的另一个名字,是:
石家庄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六年前,40 岁的刘东林被带进此地,七天后死亡。官方结论是五个字:
肺栓塞病亡。
这五个字,试图掩盖的是与他一同被 “指居” 的工友们的记忆:手摇发电机的电流声、擀面杖碾过小腿的剧痛,以及刘东林死前那声划破清晨的:
凄厉的 “啊”。
之后,一位身兼 “市政法委特聘专家” 和“市公安局法律顾问”双重身份的李海峰律师出场。在他的 “协调” 下,家属签署了一份协议,拿走了一笔钱。
那份协议的核心是:
对公安机关执法程序合法性、公正性无异议。
那笔钱的数额是:
一笔 45 万的 “救济款”。
一桩人命疑案,似乎就此尘埃落定。
刘佳佳律师,正是那位受家属委托,试图重新叩开这扇沉重大门的法律人。
然而,她的法律行动,引来的不是对旧案的重新审视,而是一张针对她自己的:
天罗地网。
石家庄警方迅速成立了 “5.11 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的业务,不是调查六年前的惨叫,而是对准了:
所有追问惨叫来源的人。
一份金贵的名单就此诞生,上面有刘佳佳律师,有四名记者,还有两位帮助家属的本地父子。他们被安上了一个时髦的罪名:
集团犯罪。
这绝非虚言。帮助家属找到证人的人士,竟被以 “妨害作证罪” 指居。
6 月 10 日,风暴逼近核心。
那位曾在《北京青年报》任职的调查记者李东,因一篇未能刊发的稿件:
被传唤后失联。
当晚,他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刘佳佳转达了石家庄警方的口信:
下一个,就是你,再下一个是新黄河调查记者刘成伟。
至此,刘佳佳律师面临的图景已无比清晰:
被立案、被监听、即将被传唤。
她向律协发出的维权申请,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因为她意识到,在这场围猎中,她也是:
被害人。
现在,我们把这两桩独立的事件放在一起。从劳东燕教授那一次温和而理性的程序之问,到刘佳佳律师所置身的那一场残酷而激烈的现实风暴。
我们看到的是,“监听” 的阴影,正以不同的形态,笼罩在法律人的上空。
它指向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
在一个号称法治的社会里,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它面对批评、质疑和调查时,是选择自我约束、接受监督,还是选择动用更强大的权力去压制这些声音?
劳教授的遭遇告诉我们,程序正义是多么脆弱。刘律师的遭遇告诉我们,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多么可怕。
这两声警报,一轻一重,一缓一急,却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它们提醒我们,守护法律人的言说自由和执业安全,不仅仅是他们一个群体的事。因为当社会的守护者自身都感到不安全时,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又由谁来保障呢?这是这两桩新闻背后,真正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的、最重要的一课。
写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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