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前世和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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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28年，时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的刘瑞恒，出任国民政府第一届卫生部副部长，开启了中医药存废之争的元年。

20世纪初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一场传统与科学的大讨论，医疗作为民生行业之一，中国传统理论和西方医学争辩之激烈程度不亚于现在。严复、鲁迅、胡适、梁启超、陈独秀之流纷纷高调为后者站台，而有过留美经历、“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刘瑞恒，自然也是一名妥妥的中医黑。

次年，刘瑞恒主导了南京政府第一节中央卫生委员会，与会17人中没有一名中医。于是当“中医黑第一人”余云岫在会上提出了四项废止中医的法案，自然是全票通过。

此前的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第一次上升到了国家意志层面。

虽然彼时刘瑞恒只是副部长，但卫生部长由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兼任。

当刘瑞恒把会议决议拿给部长薛笃弼看时，薛只说了一句：“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公布吧。”就这样，南京政府正式激起了新文化运动以来长达12年的两大医学派系的集体斗争。

因涉及到生死存亡，1929年3月17日，来自131个团体的262位传统医学代表在上海总商会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大会，希望将传统中医转变成一个国家的实体组织，2000名中医执业者关闭了半天的诊所来支持这次行动[1]。

在“中国医药万岁”、“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的震天口号下[2]，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三年内该联合会会员由原来的200多人翻了两倍多，一直辐射到了香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地。

余云岫的反中医运动让中医行医者形成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国际化网络机构，彼时国民政府中不少高层的表现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秘书长叶楚伧亲自出席中医代表接待会，行政院长谭延闿在接见代表团时当场让中医为其把脉。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废止中医的国策” 仍然顺利实施。

医药联合会这才意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便把重心转向中医药管理权的工作上。

1931年，在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等高级别“中医粉”的努力下，国民政府建立起中央国医馆，这成为中医工作者主要战斗阵地。

虽然在参照西方社会制度的国民政府里，为一项传统事业奔走相告本就不是一件易事，再加上国民政府积弊甚深，国医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的各种动作，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以中医体系化不了了之为故事结尾。

但这个机构的成立让中医工作者们有了一个自己运行的官方国家机构，更大意义在于为后续中医体系化做出铺垫。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西医之争全面让步于民族救亡运动中——只要有“医”就行，甭管中与西。

02

新文化运动中虽然有一批中医的反对者，但其中却有一位进步人士后来扭转了整个中国的中医药发展走向。

早在抗战前的井冈山时期，缺医少药的部队生涯就让他把目光放到了“能够从土地中获得”的中草药，抗战时期这一行为再次被强化。

到新中国解放时，“拯救过千万军民”的中医药，自然成为“开国功臣”之一。

但是，人们对待中药的态度却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马上转变。

彼时刚成立的中国卫生部中，部长李德全、副部长王斌、贺诚纷纷站队中医黑，他们认为中医应当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摒弃。

虽然刚建国他就强调过团结中西医，但是以西医居多的卫生部毕竟掌管整个共和国的医疗体系，中西医结合便成了中医向西医同化。

对此，余云岫之流一度感到反中医之路前途一片光明，他在日记中写到：新时代是坚固地把握辩证法唯物论的，绝不会把庸俗的经验论旧医庇护起来[3]。余显然是有些too simple&naive。

1953年，公费医疗引起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卫生部门成为问题的主要矛头，这位进步人士借此机会提出“没有能够成功实施团结中西医政策的部门将被解散”，副部长贺诚为此引咎辞职。西医主导医疗体系的局面被现实打破。

而同一年，他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再次提到“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就是中医……”

这句话一直被后来的中医支持者们奉为圭臬。但其实这句话的后半句却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

将中医和麻将一同列为“对世界的贡献”有些耐人寻味，但是相比于“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顶层对中医的赞誉显然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于是1954年，卫生部成立中医司，中医药管理机构由原来的的科级单位直接跃迁至卫生部中核心职能部门之一，中医药诊疗也被纳入了公费医疗体系中。

而这一年，在鼓励大力发展中医的机构中，文化部也参与了进来。

在顶层设计下，1955年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顺势成立，这标志着中医在新中国正式有了自己的行政和学术地位。

庙堂之上，通过行政手段强化了中医地位，强调实践和能够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科学”。放眼更广阔的江湖，彻底改变全国百姓对中医药感知度的还是50万会号脉的医生。

“除四旧”活动破坏了大量中医的基础设施——古籍典藏和刚形成不久的中医行政体制——大量中医教育和研究机构被停办，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将无数医疗资源带到了农村，依靠中医、西医和民间偏方组建的赤脚医生体系担负了六亿人的卫生保健工作。

这些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的中医团队宣传画一直传到了世卫组织，毕竟花最少的钱解决了最严重之一的社会问题看起来不怎么符合经济学定律。

国家在“有免费、无医疗”的卫生保健体系下，让全国人民都享受到了基本的医疗服务。于是，相比于西医的遥不可及，针灸和草药的唾手可得进一步强化了五千年传统医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但即使再怎么强调“实践”，煎中药用的文火到底是多少摄氏度，湿气达到多少百分点才算重，败毒败的又是什么样的化合物……光靠阴阳五行来解释这些难免有些说服力不够。

毕竟动物也是会生病的，拿“天人合一”的理论放在动物身上，貌似有些不合适。

于是，“中医科学化”的口号，成功走上台前。

但一直以来这句口号并没有很好地实现。

03

中医科学化的巅峰不在中国，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基辛格来华提前铺路，随行人员中有一名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这位赖斯顿一到北京就染上了急性阑尾炎，彼时恰逢国内将针刺麻醉作为“文化大运动丰硕成果的重要部分”广泛推广，术后恢复中的赖斯顿出现腹部胀痛，但在中医的帮助下一下子“针到病除”。

赖斯顿将这段经历发表在了《纽约时报》的头条，基辛格对此也颇有兴趣的发表一系列评论，一度传为他也接受了针灸治疗；而随后赶到的尼克松，更是将中医热在美国掀到了高潮。之后的六个月中，关于针灸的报道盖过了其他医学文章的总和[4]。

虽然随后关于“中医需要西医指导”一系列抵制的法律让美国这场中医热只持续了“三分钟”，但这件事让中医在美利坚土地上埋下了一颗种子，在20年后的美国再一次开出了花。

1995年美国FDA将针灸列为医疗器械，两年后国家卫生研究院举办了超过1000人的听证会，专门讨论针灸的利与弊[5]。

针灸热在国内随着文化运动的结束逐渐淡出主流视野，只剩下中国针灸学会等小众人士独自钻研，真正拉到台面上进行大规模科学化讨论的反倒是在美国。

而在国内，1982年“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的词句被写进了宪法，中医虽然再没有废止一说，但在农工科等“四个现代化”下，中医仍无法避免要往现代化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要把中医药卖到欧美去。但让英语国家的人听懂五行八卦，大量推广《易经》显然不是靠谱的路子，中医全球化需要一套让人听得懂的规范标准。

于是，标准化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和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便在中医里火了起来。但把中草药和单质化合物放到同一个评价体系中，失去五行理论的加成后自然不是西药的对手。科研资源有限，所以科学工作者们认为探索“大自然的馈赠”太过于浪费，对此不屑一顾，不料却被15年的诺贝尔奖狠狠打脸。

不过，在几十年的中医现代化之路中，有不少观点认为在城市已经找不到“真正”的中医，把中医药放到试管里和电脑中是丢失了“中医的传统”，它只能存在与望闻问切中。大概连中医黑们也没想到，真正反对“中医科学化”其实是中医本身。

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医大夫们开启了“寻根热”，他们投身到古典医学的回归中去。著名养生专家曲黎敏，一连出了三本书，告诉人们如何利用古老的医学经典为自己修生养性。

到底是中文系出身，写的书比每年医学生用的《临床医学概论》销量还要高[6]。

当然这只是少数派，真正的老中医们或隐于野，或隐于市。当中医标准化后，个人的技能便显得无足轻重，所以他们才要去山中寻找答案。

不过在“真正的中医都难觅影踪”后，中医们还面临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国内的现代药品体系迎来了飞速发展。

当规模化生产带来的西药也普及到十八线山村里后，原来能就地取材的中草药还有多少优势和生存空间？

于是，当中医走科学化道路难敌西医体系，走传统路线也失去了群众根基，仅有“天人合一”的理论优势。中医再一次陷入被动局面。

但和上世纪初不同的是，一百年来中医已经形成一套稳固的社会体系，一旦出现威胁中医存在的攻势，他们会展现出历久弥新而无处不在的张力。

2006年湖南省西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主任张功耀，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一篇“告别中医药”的文章，一时间社会上下万人响应。而当这些人提出将中医从卫生体制中去除的请愿时，仅仅十天政府就拒绝了这个提议，并宣布无条件支持中医[1]。中医经过民国和当代后存活了下来。

因此，即便中医原来的实用属性一步步失去后，它会在“优秀传统文化”属性上找到生长空间，以至于其需要更多的行政手段来保护。

04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虽然西医执业者要求全面废止中医，但是仍没挡住其对中草药的研究兴趣。

第一批留学归来的医学高材生、协和药理系助教陈克恢就和美国人一起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碱，该论文最早发表在1924年，一度让麻黄的研究成为一个小型产业，此后对于麻黄的研究更是登上1930年的《美国医学杂志》。

无独有偶的是，当1971年屠呦呦用乙醚提取出的青蒿素对疟原虫达到100%抑制率时，时隔四十四年后的2015年，科学界再一次展示了其包容性。

当我们科学地认为，把中医装进试管里，应该是一条很好的中医和西医共生的道路。

但2020抗击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中药参与率达到90%以上的种种表现，不禁印证了42年前那句老话：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医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历史的轮回，何其相似。

中西医之争的一个阶段性结论就此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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