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吊打红绿灯 | 舆论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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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至8月22日22时左右，公安部交管科学研究所才发表声明，确认几个事实：不存在2022年红绿灯新国标，17年实施的国标是现行红绿灯运作的依据；网络争议的九宫格红绿灯，是特殊组合里极特殊的一种，读秒倒数不是国标强制安装项目；孙正良未认证开设新媒体账号，未进行直播，相关直播名义系盗用冒用。

这是一份相当迟来的声明，尽管迟缓，却也为“全民吊打红绿灯”一事划上句号。

在这份声明之前，有关“红绿灯新国标”的争议甚嚣尘上。在众口铄金中，这份流言变得具体起来：一种复杂的机动车信号灯及方向灯设计——俗称的九宫格红绿灯——将被强制推行，将导致行路难。

伴随着这一传言的，是一些莫衷一是的含糊信息，其中包括：这套红绿灯的设计者孙正良在抖音直播推广它，看直播观众叫骂连天并引致大量投诉，触发抖音的审查机制，平台关闭了孙正良的直播间。

现在回头看，这当然是一典型的流言制造模式。先是在生僻的领域（交通信号灯设计）提炼出一个模糊的事实（九宫格红绿灯），击打受众的情绪爆点；在视频平台关闭话题后，微博接过了这一舆论抓手，将本身含糊的信息点带进全民舆论场的中心，利用这个中心的舆论分发能力，掀起全民关注的浪潮。

很多人好奇，并愿意打探，这样一件缺乏事实依据、看一下2016年国标文本就能确定虚假的传言风波，为什么能够卷起如此强烈的舆论声势？

在理解这一架空的舆论事件上，有没有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被忽略，或者需要注意的？以下的分析不一定准确，因为大规模的民意和社会情绪难免模糊因果关系，令逻辑的落脚点不那么稳固，甚或显得不那么真实。可它直接或间接关联到的方面，也许有值得重温和重申之处。

一个最大的导火索，也就是所谓“新国标红绿灯”的舆论制造原理，是流言的运作方向，表现为视频直播平台向“双微”舆论场的强行灌输。在总结刘学州自杀风波时，本公号注意到这个新动向，曾有这方面的论述。九宫格红绿灯风波，遵循的传播路径与刘学州自杀一事相同，证明在双微这一核心舆论场之外，某些传播势力跃跃欲试新的舆论战术。

就舆论及媒介冷热这一对指标来说，直播视频平台是典型的“热媒介+冷舆论”的组合，就是说它很热闹，直播带货动辄几千万，直播观众动辄数百万、上千万，但它的舆论影响力寥寥。媒介热度和舆论热度是视频平台无法同时实现的两个目标。

双微+新闻门户铸就的舆论场坚不可摧，一件事如果不在这里出现，就等于没发生一样。

但是，在全网影响力的诱惑下，视频操盘手在舆论意识增强后，或者越来越意识到舆论场与视频场的差别后，想要跨界博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影响力的尝试，先是一些自发的小分队袭扰，而后逐渐变成跨界的自觉，视频制造者越来越娴熟地攀爬越过横亘在两场之间的冰长城。

“2022年新版红绿灯”风波，可以看作视频场进军舆论场的又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之所以能在舆论场制造喧哗，要从“长城”内外两方面寻找原因：一是在视频平台这一边，缺乏对事实性虚假信息的打击机制，它可以筛查到，但处置链条很短，不足以向平台场域之外发布警讯——当然，也许没有发布全网警讯的动机。

那个假冒孙正良名义的直播间被关闭，但关闭的原因未被及时发布，反而强化了虚假信息的可靠性——外界认为，直播间是被正义之师举报关闭的，而不是它？假冒伪劣。

抖音关闭直播间，对原因秘而不宣，由此酿成了相当强烈的信息阅听需求，它们直接转化为抬升“九宫格红绿灯”传言的势能，为这一传言涌入舆论场制造了动力，而视频平台未澄清、未杀死的东西，在舆论场骤然做大，一时间无与争锋。

舆论场内议题竞争的结果就是，苏州和服事件热度骤降，新版红绿灯风波热度骤升。

“九宫格红绿灯”风波抵达舆论场后，这股从视频场杀入的信息前锋短时间内强大起来，因为它聪明地吸收了一些不安和惧怕心理——说是“吸收”不一定全面，更多的是现成情绪找到宿主，“附加”其上。

推测起来，这些壮大传言的情绪有多种，由具体到抽象、从个案到背景，列举如下：

一是苏州和服事件引发的，对公安部门的怒气很顺畅地迁移到交管部门，批评在寻找它的对象。

二是从各地涌现的地方政府自救诸多招数，引申出一个推测：“上马”九宫格红绿灯是为地方罚款创造条件，缓解财政压力。

三是疫情导致的，社会大众对权力束缚的反感，想象出在路权上新添了阻拦，借由此一风波发泄愤恨。

先是在视频场内搬弄是非，直播关闭也等于完成下一步投送的积累，等到话题进入舆论场后，自然而然结合现成情绪，一场舆论的龙卷风就此生成。

现在来看，这场无中生有的舆论风波，可以避免吗？答案是不可能。

一个原因正如上述，这场舆论风波难以消弭在视频场，后者采取的关闭直播，属于事后追惩，无碍于传言的流转。退一步说，关闭直播只是阻断了信息流，但对舆论流毫无办法。

截至起草部门发声明，九宫格红绿灯的传言整整传播了一天时间，舆论原理有足够时间发挥其效应，吸附情绪，凝聚情绪，渲染情绪，放大情绪。

还有一种观点是责怪机构媒体跟风，扩大了流言的影响。责怪媒体是这种观点的隐含立场。具体而言，涉及到机构媒体如何使用核查能力，以及媒体核查面临怎样的运行场景？

如果将传言的核查理解为一种信息澄清机制，就能轻易发现这个机制的运行已经“黑化”。主要表现为该机制已经改写了信息掌管部门与媒体的关系，令后者不得不亦步亦趋于前者的低效能；其次，在掌握了澄清主动权之后，政府部门陷入了完全依靠自身发布的自信陷阱，进而发展出一种迷思。这种迷思的主要做派是将信息剥离信息流、将信息流滞后于舆论场，从而在舆论的强度与进度前，只能被动承受。

单纯地责怪媒体不力，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信息澄清机制的存在，没有看到这一机制对媒体的轻视与排斥，以今日之格局，已非媒体可以自力补救。信息发布权不止建立了自外于媒体的发布机制，还建立了针对媒体打探的防御机制和惩罚措施，这让信息澄清机制在效率、共享、开放性等方面悉数落伍，舆论有动机也有机会趁机碾压这一机制。

“全民吊打红绿灯”，看似发源于一个荒诞不经的流言，但其在舆论场中的表现绝不虚妄，仍然可以映射那些坚硬的事实、所谓谨慎周全带来的残破，以及媒体核查权力的旁落。

如果要从这次舆论风波中吸取什么，可以从舆论生成的全过程理解媒介的特点、舆论上下游的情形，但至于说要讨论惩罚的事，却也不是关键，因为重要的是残缺而不是污染，是澄清机制的集权化，是媒体的有心无力。

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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