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乔治 · 奥威尔为乌克兰文版《动物农场》所写的序？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知乎用户 龚义哲 发表

要正确地理解这些问题，必须仔细看完《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当然也少不了《保卫马克思主义》：
http://www.marxistsfr.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index.htm

知乎用户 huage wu 发表

因为，党变了。

一，民主去哪了？

到底什么才是民主集中制？托洛茨基在 23 年论述苏联政治体制的一本小册子这样阐明：

…… 要使青年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把他化为血肉，培养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和面貌，并能够拿出有真诚的信念和独立的性格而产生的勇敢精神为自己的见解奋斗。消极听从，机械地顺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奉承，升官发财，——所有这些人都应当清除出党！布尔什维克不只是遵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的人，他埋头钻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坚定的见解，他不仅是在对敌作战时而且在自己的组织内勇敢而独立地捍卫自己的见解……

这当然不是说他是错的。他也许只是比别人更早地看到或了解新的任务或者转变的必要。他坚持不懈新的任务或完成必要的转变不至于遭到组织上的震动和派别的痉挛。

——《给党的会议的信》1923 年

还记得十二项可以吗？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本身就早已确定了。

可以做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决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可以按纲领选举党代表；

可以将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评他；

可以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

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做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同意也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可以宽容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不因一人，一时所做之事而定论；

在可能发生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信任与不信任中央的表决；

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好吧明明是各种会议）递条子，提问题、质询领袖；

……{比如飞机是怎么打下来的？}

普通党员可以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观点；

可以由党代表大会选举出专门的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会的的财务收支；

可以检查党的最高机关与高层领袖。

而当时的局势是，列宁所说的 “一切苏维埃干部均由选举产生” 已经成为过往云烟，花名册干部的出现使党内出现了新的形势。

“即使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党的委任制度也占不到他现已达到的程度的十分之一。这一制度是被任命的书记独立于地方党机关。党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较多的个人意见，或者任何时候都不说出个人意见，而是提前同意 “书记层” 的意见，这一层决议总是以命令的形式下达给普通党员。”

——《新方针》托洛茨基 1923 年

短短的 5 年之内，这个党开始了飞速的转变，苏联像第二国际的 “老近卫军” 们一样，无可避免的腐化了。

“这个集团主张，安安静静，关心事务，而最主要的是不准讨论，正是这个集团自满的宣布，有时是真正的认为，我们已经快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 9/10 已经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视全党，更加高高在上的俯视工人与雇农。”

15 年以后，派别活动成为分裂党的专属名词，成为打倒政敌的通用手段。

恰恰相反，派别活动分裂了党，那么什么又产生了派别？

“…… 派别活动产生极重要的原因正是机关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提出批评或警告的人戴上一顶派别活动的帽子。机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别活动来补充。 ——《论结合》托洛茨基 1923 年

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压制在 1924 年，新反对派（布哈林）压制在 1930 年，从这之后的几年中，又有谁有胆量公然提出反对意见呢？

二、特权回来了

翻开列宁全集，最后几篇作品或多或少体现出列宁对于官僚主义的担忧，他痛心的承认，苏联已经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还不很久，却已积攒了这样形形色色的渣滓。”

——《列宁全集》43 卷，385 页

斯大林罗列的罪名真是离奇……

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异己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混进党内的分子、自私自利分子和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自己职责的分子、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半雅斯尼科夫（斯尼科夫？）分子、民集派分子…… 好吧我不想找了…… 太多了

这些稀奇古怪的罪名导致了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在 17 届中央委员会之内，选举出的 284 人，1939 年只剩下 43 人在世，188 人死亡或在监禁中（非正常死亡），在领导岗位上的只有 21 人。

这已经不是那个党了…… 恶龙杀死了英雄，然后自己称自己为英雄。

脱产的官员占苏共比重越来越大：由 32 年的 7.7% 到 1957 年的 52.7%

——《权利学》阿夫托尔哈诺夫

（托洛茨基要求的是工人占到 2/3…… 相距甚远）

为什么说是特权呢，重新提及前文的花名册，苏联的官僚被垂直分为 14 个等级，而每个等级从周转税中得到的好处不一：

　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待遇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在高层人士的 “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棒鸡以及诸如此类……

…… 女人们手拿一块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他们拿起东西就跑。 {36 年的苏联城管？！}

——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

待遇更高，监视也更多的罗曼罗兰宁可把自己的日记尘封 50 年：他希望能够在日记出版之时，解决苏联的诸多问题，而 50 年后的苏联，已经濒临解体：

像列宁和捷尔任斯基这样的人天生具有古罗马人的性格 (我觉得，斯大林似乎也能仿效他们的榜样，但实际上他没有仿效这种榜样)，这些伟大的法律服务者拒绝一切会使他们凌驾于普通公民之上的物质特权(甚至最伟大的人也能与最不富裕的人保持平等)。可是，除了他们，不受任何良心谴责的人又有多少! 有谁会把普遍困难中的享受机会作为自己的过错，! 这太“合乎人性” 了! 此外，这实在是俄国人的弱点! 俄国人喜欢铺张浪费。只是在他一无所有时，他才安分守己。但倘若他有点什么，他就会挥霍无度。波德沃利斯基在华沙对我们承认，要是他有钱，他不可能不乱花。像高尔基这样善良和宽厚的人，也在吃饭时 (虽然自己难得碰一下吃的东西) 浪费够许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 (而且并不因此感到任何享受—对他来说，最大的快乐是伏尔加河上的搬运工工作盲)。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不了解上层布尔什维克朋友的生活。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为什么我看到了血统论？}

三、反对的危险

在苏联，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的确是一个艰难的事情。

或许这里应该有一个关于苏联官僚反对批评意见的口号集？！

23 年：“交出你的党证来！”（是不是党员？是党员怎么不团结？）

25 年：“这和党的观点没有共同之处”（苏共当然有苏共的立场，至于是什么立场，猜猜看？）

26 年：“我们要完蛋，总是叫唤我们要完蛋。”（好吧应当是叫唤你们要完蛋的人完蛋了…）

28 年：“你在布列斯特和约时候投的是反对票”（十几年前投了一张票嘛……）“所以说？”

“你投的是反对票！”

能不能把这些和历史上这些话针对的人对应起来呢？

苏共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奥尔忠尼启则，莫洛托夫，祖鲁塔克。

苏共中央会议记录里面的三大神棍：他们是怎么应对路线斗争的呢？

笑

绕

犟

有意无意的，明明是党代表，偏要作出少先队员干的事情。

那么，这样在国家会议上，绕来绕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四、传媒自由与否？

因为当时后，欧洲的无产阶级，以为苏联的传媒是这样的：

苏维埃政权不是简单地宣布了工人有集会自由，而是为工人集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等等提供了各个城市里的一切最好的大厅，所有的宫殿和剧院。苏维埃政权不是简单地宣布了工人有出版自由，而是把从原先的资本家手里征用和没收来的所有纸张、所有印刷机、和所有印刷厂都要交给工人组织使用。工人和农民组织，占用的房舍数量之多真是史无前例，苏维埃政权为劳动人民群众的真正自由和真正解放，办了多少事。

——布哈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19 年

很像今天自媒体的意味…

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自由，是这样的：

…… 这是一种掩盖着奴役的虚伪的平等。在这里，宣告了平等，但就事情的本质而论，实际上的不平等把形式上的平等变成了一纸空文。资产阶级民主给予工人的出版、新闻等自由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这方面也宣告了自由，但工人却不能实现这种自由：资本家阶级对纸张、印刷厂和机器的垄断，几乎使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化为乌有。这就像美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做法一样：他常常不是简单地查禁工人的报纸，而 “总共只不过” 是禁止邮局发行这种报纸，由此可见，形式上的“出版自由”，结果就是完全扼杀这种自由。

——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19 年

（不过我还想提一点题外话：这本书在说欧美的这一段后面还写到：

工人集会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给予工人以集会的 “权利”，但是不给工人集会的场所，而街头集会往往在维护“交通自由” 的借口下予以取缔。

维护交通自由…… 这个法规在占领华尔街时还在使用，美国工人在 20—30 年代上街，你在宪法中是合法的，但是又触犯了妨碍交通自由的法规，

额…… 这是薛定谔的合法？）

作为一个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谁呢？苏联

但是当时候苏联已经变了……

真理报上都是经院哲学…… 可以参考文章的第二条。

-—————– 未完待续 ——————–

（如果希望我继续写下去的话点个赞？）

知乎用户 砍掉重练 发表

补充一点背景知识：

一、奥威尔青年时代在缅甸的武装警察生活
他自比为如同西班牙国内警卫队和法国别动队一样。
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指的是西班牙皇家宪兵和法国别动队（不要和 GIGN 搞混了，现在的法国国家宪兵别动队是 1973 年才成立的。）。
前者是 1815 年法西战争结束以后，为了应对半岛上遍地的游击队而成立的专门镇压地方武装力量的准军事力量。（游击队虽然在法西战争中为抗击拿破仑帝国对西班牙的侵占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战后成为了地方上不安定因素）属于内务部队和秘密警察的结合体。
后者是 1848 年巴黎六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资产阶级政府组建起来镇压工人的武装力量，马克思称巴黎六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 “第一次伟大的战斗”。

二、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成为了名著诞生的土壤
引用乔治奥威尔本人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说法：
我来到西班牙，初衷是写一些新闻报道，但我几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那个时期和那种氛围下，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
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仍然处于高潮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从革命伊始就在那里的人来说，甚至在当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革命时期似乎就要结束了。但是对一个直接从英格兰前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无论何种规模的建筑都控制在工人阶级手中，屋顶上都插着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上都随意地涂画上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以及革命党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清洗过，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一帮帮工人逐一地破坏了。每间店铺和咖啡店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皮鞋的儿童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
服务员和巡视员 * 直视你的脸，把自己当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礼仪性的套话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 或者‘Don’*** 甚至是‘Usted’（您），每个人都称别人为 “同志”、“你”，说 Salud！，而非‘Buenos días’。自从普里莫 · 德里维拉 ****（Primo de Rivera）的时代以来法律就规定不允许收取小费。我对此的第一次经历是，我试图给一位电梯管理员小费，可受到了酒店经理的告诫。
没有私人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出租车，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红色和黑色。革命的海报用醒目的红色和蓝色印刷，四处张贴，贴在墙上相当抢眼。相形之下，残留在墙上的为数不多的昔日广告招贴画，就像是一些胡乱涂抹上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
在拉姆拉斯南面，宽阔的主大街上聚集了庞大的人群，人们不时地来回走动。大喇叭整天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
这些人乍看起来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灵了。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富有阶级已经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国人，这里根本没有穿着考究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所有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
**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但我立即就认为这种情景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确实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所有的资产阶级不是逃走了，被杀掉了，就是自愿地转向工人阶级阵营；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大量富裕的资产阶级潜伏着，暂时把自己装扮成无产者的模样。作者加入的民兵组织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以下简称马统工党，这是一个在内战期间被定性为托派组织，虽然不是第四国际的一部分，但是第四国际分部成员参加了 POUM 的民兵（这个分部只有 8 个人）。
即在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同时，也反对西班牙共产党，外加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1936 年纲领
……
　西班牙共产党并非我们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它服从于苏联国家的外交政策，它不得不根据常自相矛盾的苏联外交而行动，而非根据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
……
　　第六：面对战争，应当将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国内战争。不对国联这一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抱希望。
　　第七：统一了的党应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外——两者均已破产。应为新基础上的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联合而斗争。
……
在西班牙的民兵生活给奥威尔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转变。
在我刚到西班牙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政治形势既无兴趣，也不甚了解。**我只知道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但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战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而战，我的回答是 “为了人类共同的尊严”。**我赞同《新政治家报》的这一说法：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文明，反对希特勒支持的布林普斯（Blimps）上校部队的疯狂进攻。巴塞罗那的革命气氛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我并不想去理解它。
P.S.U.C.，P.O.U.M.，F.A.I.，C.N.T.，U.G.T.，J.C.I.，J.S.U.，A.I.T. 等诸如此类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各种政党和工会的名称，只是让我感到厌烦和愤怒。它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西班牙的首字母略缩语似乎正在泛滥成灾。
我只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名叫 P.O.U.M. 的组织（其实我只是加入了属于 P.O.U.M. 的民部队，并未参与他们的其他事情，因为在到达巴塞罗那时碰巧我只带着英国独立工党的一纸介绍信），但我并没有弄清它与其他政治党派之间有着严重差别。
在波切洛山，当人们指着左边的位置告诉我 “那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意思是 P.S.U.C. 的人员）时，我感到困惑不解，说道：“难道我们不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我认为，大家都是拼死战斗的人，居然还存有党派之见这太愚蠢了，我的一贯态度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停止无聊的政治争论而在战争中同心协力并肩战斗？”这当然是反法西斯的正确态度。但这也正是英国报纸正在精心散布的言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不让人们弄清斗争的真实性质。
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确地保持这种态度。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每个人迟早都要站到某一边去。因为任何一个即使对政治党派和对立 “阵线” 全然漠不关心的人，他自己的命运显然也会被无情地牵入其中。作为军人，他们一方面是反对佛朗哥的战士，但另一方面也是两种政治理论激烈斗争中的棋子。
当我在山上搜集柴草时，当我在巴塞罗那骚乱中躲避共产党人的机枪扫射时，当我最后在警察的追捕下逃离西班牙时，我总是在想，这是否就是真正的战争，还是《新政治家报》捏造出来的那种战争，——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特别，因为我是在为马统工党的部队服务，不是站在加联社党的一边。这两套大写字母看起来平常，其实却有天壤之别！左派之间的党同伐异让不明真相的小同志昏了头。。
因此，大致说来，各种政治党派力量的联盟就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全国劳工联盟、F.A.I.、马统工党和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代表工人控制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则代表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力量。
这时，大家就能明白了，为什么我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而不是马统工党的观点。共产党人有明确的行动方针，从常识来看显然是一种更好的政策，它预见到了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自然不必说，马统工党那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和他们的宣传之类，全都糟糕透顶。一切都注定了必然如此。否则他们完全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群众跟随他们。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人能够灵活适应战争的进程，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则几乎一成不变，至少在我看来就是这样。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感觉。共产党人吸引中间阶层反对革命，即获得了权力，又迅速发展了党员，在人们看来他们是唯一能够赢得胜利的政党。苏联提供的武器和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部队在马德里的顽强守卫，使共产党人成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每一架苏联飞机都是共产党人的宣传品。在我看来，马统工党的纯粹革命主义，虽然合乎逻辑，但却不会有什么结果。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
与此同时，激烈的党派斗争也在报纸、小册子、海报、书本上进行，攻击性的言辞无处不有。这时我看得最多的报纸是马统工党的报纸 La Batalla and Adelante（《战斗》和《前进》），它们对加联社党的 “反革命” 吹毛求疵、没完没了，这让我感到它们过于自以为是，令人生厌。后来，我更自信地研究了加联社党和共产党的报纸，我觉得，马统工党和他们的对手相比，几乎无可责备。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实在缺少更多的机会。与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在国外的新闻媒体上毫无立足之地，在西班牙国内也处于罕见的劣势，由于新闻审查主要为共产党人所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马统工党的报纸刊登了任何所谓有破坏性的消息，那就很容易遭到查禁或课以罚金。就马统工党而言，比较公允的评价应该是：尽管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革命、反反复复引述列宁的语录和许多不相干的言论，但他们一般并不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主要利用报纸发表文章进行论战。他们设计大幅彩色海报是为了扩大对公众的影响（海报在西班牙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人是文盲），而不是为了向自己的对手发动攻击，其内容多只是宣传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民兵们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属于这类宣传。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只想简要说明一下共产党人的进攻方针。
从表面上看，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的斗争只是一种策略之争。马统工党赞同进行直接革命，共产党人则反对这样做。在这方面，涉及双方的很多问题均需论及。共产党人认为，马统工党的宣传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加大了战争的危险。对此，我虽然始终不赞成，可仍认为这毕竟是一个好主义。但是，观测的人策略的奇特性也就显露出来了。他们开始宣称马统工党分裂政府力量并不是由于判断错误，而是故意为之。起初只是试探性地说一说，不久就大声地嚷嚷起来。马统工党被说成只不过是一帮伪装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受到佛朗哥和希特勒支持，他们的假革命政策只是支援法西斯事业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 “托洛茨基主义者” 的组织和 “佛朗哥” 的第五纵队。这就等于说，**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包括八千或一万个在前线战壕里饱尝艰辛的战士，数以百计的来到西班牙抗击法西斯主义并不惜为此牺牲生命和国籍的外国人，都只是支持敌人的叛徒。**这种蓄意编造的故事，通过海报等各种方式在西班牙各地广泛传播，并在许多国外共产党人或支持者的新闻媒体上再三出现。如果我这些都搜集起来，恐怕仅引语就会塞满好几本书。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抨击：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这令人不快，特别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这些罪名。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着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
**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线认识的加联社党民兵，我从国际纵队那里认识的观测的人，他们从没认为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对许多事情信口雌黄、妄加评论。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常习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的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完成的。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1] 我把《曼彻斯特卫报》作为一个例外来看待。在与本书有关的工作中，我查阅了许多英文报纸的档案。在我们的大报中，《曼彻斯特卫报》是唯一让我对它的诚实倍加敬仰的报纸。）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一边，即政府这一边，**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弄清其本质。**战争刚一开始，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就仿佛同时跳入同一个相互辱骂的污水坑之中。我们都记得，《每日邮报》的海报说 “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是由杀人犯、白奴贩子、瘾君子、欧洲各国的人渣组成。直到 1937 年 10 月，《新政治家》还说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乱跳的儿童筑成路障（这样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随手可取的），阿瑟 · 布赖恩特先生宣称，在忠诚的西班牙人中，要“锯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 是“一件平常事”。写这种文字的人从不参加战斗，可能他们以为写作已经足以替代战斗。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这倒有时让我感到快慰无比。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景象：一名弹片穿身的沙文主义者。
在新闻记者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喧嚣纷争。仅存的差别，是记者并不会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是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开始相互发动更厉害的文攻，而且远远超过对付法西斯主义者的激烈程度。不过，那时我并未让自己太过当真。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但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激烈争吵而已。我不相信这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认为，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革命向前发展，却无力把革命拉回来。但是，到了 1937 年 5 月，暴力似乎已经无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缴所有的武器，并决定以此建立一支 “非政治的” 武装警察部队，但不允许工会会员加入。这样做的意图很清楚。
在后来的几周，我一直在巴塞罗那，**那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战斗留下了无法根除的影响。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自己无法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种持久的模糊的危机感，我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讲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
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种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 “优秀党员” 仍然少见，“消灭”或 “清除” 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 “托洛茨基主义者” 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我时刻警惕第一声枪响。城里好象到处都是坏消息，人人都十分关注，并在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会那样相似：“这里的气氛太可怕了，就像进了精神病押。”但也许并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马观花，从旅馆到旅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大气候有什么异样。我注意到（《星期天快报》，1937 年 10 月 17 日）阿索尔伯爵夫人写道：
“我到过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 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 “正常”、“体面”，而且特别舒适，只是缺少黄油和咖啡。”
这就是英国旅游者的德性，他们不相信漂亮旅馆的外面还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能为阿索尔伯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时我住在莫兰疗养院，它是由马统工党经营的疗养院之一，坐落在提比达波（Tibidabo）郊区。提比达波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在巴塞罗那后面突兀高耸，传说撒旦正是在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国家指给耶稣卡的（这座山由此得名）。这些房屋以前属于一些富裕的资本家，在革命时期被占领。那里的大多数人要么是从前线刚送下来的伤兵，要么是因截肢而终身残废的伤员。那里也有另外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的一条腿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德 · 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核而从战壕送了回来；阿瑟 · 克林顿的左臂骨折，仍然扎着绷带吊在一种绰号叫 “飞机” 的仪器上，西班牙医院正使用这类仪器。我妻子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罗那。早上，我往往到总医院去对我的胳膊进行电疗，电疗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股针刺般的电流使全身的肌肉跳来跳去——不过，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渐有所减轻。我们俩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说话，看起来是永远也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之内还不适合去作战。我迟早得去挣钱，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没有多大意义。但我主要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围，远离到处都是武装人员的街道，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刺耳的有轨电车、不加牛奶的茶、油制品和香烟短缺——远离我所知道的与西班牙相关的几乎每一样东西。
……
我在去蒙松医院取医疗证时在那里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左眼受伤了。他待人友善，给了我几根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本会互相攻击。” 我们都笑了起来。奇怪的是，只要你来到前线附近的任何地方，整个的精神状态似乎就完全改变了。政治派别间的一切或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我属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那种事情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远离战争的地方才会发生。
……
回到巴塞罗那时天色已晚，没有出租车，也不可能回到莫兰疗养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陆饭店，在路上停下来吃了晚餐。我记得与一名慈祥侍者的谈话，我们谈起橡木水罐，包着黄铜，他们用它给客人斟酒。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去，他深表同情地说：“是的，美极了，不是吗？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有人制作，再也没人制作任何东西，这战争——真是遗憾啊！” 我们都认为战争让人感到遗憾。我又觉得自己像旅游者。侍者轻轻地问我：“喜欢西班牙吗？还会再来西班牙吗？” 哦，是的，我会再访西班牙。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段心平气和的谈话让我铭记心底。
当我到达旅馆时，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来，用一种在我看来无所谓的样子朝我走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面带甜蜜的微笑。由于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
“不要站在这儿！你必须迅速离开！”
“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半路上遇见一个法国人——我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没有丝毫关系，但当我们身处困境时，他总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他满心关怀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来这里。在他们没给警察打电话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请注意！楼梯底部与一名旅馆职员，是马统工党成员（我想，经理并不知道），他从电梯里偷偷地溜了出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立即离开。甚至到这时，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到人行道上，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被镇压。他们占据了所有建筑物，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枪杀。”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另找一个地方谈话。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馆里都是警察，但我们在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的妻子向我解释了在我离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6 月 15 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 · 宁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福尔肯饭店，并将那里所有的人逮捕起来，他们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马上变成监狱，随即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所有办公室、书报亭、疗养院和红十字救济中心等都被占领。同时，警察设法逮捕他们能抓到的和他们所知道的与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人。在一两天之内，40 名执委会成员全部或几乎全部被关进监狱。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逃走并躲了起来，但警察开始使诡计：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们的妻子抓起来当人质（交战双方在战争中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根本没有办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听说仅巴塞罗那就有 400 人被捕。我一直在想，当时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数一定更多。最优秀的人员都被抓了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警察甚至从医院里把受伤的民兵残酷地拖走。
这让人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可以理解他们对马统工党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那么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很明显，镇压马统工党引发了连锁反应，马统工党现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隶属于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一个被捕的人受到指控。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共产党的报刊则在制造所谓巨大的 “法西斯分子阴谋” 的故事，例如马统工党用收音机和敌人联系，用隐形墨水签发文件，等等。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类事情。重要的是，这些只出现在巴伦西亚的报纸上，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在任何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无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对这些事情或镇压马统工党的事情只字不提。不是从任何西班牙的报纸上，而是从一两天后到达巴塞罗那的英国报纸上，我们最先了解到了对马统工党领导人指控的真正实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政府极不负责地指控我们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一些政府成员后来也拒绝承认。我们只是隐约得知马统工党领导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经济资助，大概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监狱里的人正被秘密枪杀的谣言在四处传播，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毫无疑问，宁的事情就是这样。宁被捕后被转移到巴伦西亚，随后又转移到马德里。宁被枪杀的谣言最早在 6 月 21 日传到了巴塞罗那，后来谣言变得更真切：宁已在监狱里被警察秘密枪杀，尸体被扔在大街上。这个故事有几个来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员费德里科 · 蒙塞尼的说法。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听说过宁还活着。后来当各国代表团就此向政府提出质询时，政府遮遮掩掩，只是说，宁已经失踪，他们对他的行踪也一无所知。一些报纸为此编造说宁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盘上，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司法部长伊鲁霍后来宣称，埃斯帕涅新闻社伪造了政府公报。无论怎样，像宁这样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将来某一天宁又活着出现了，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他被暗杀在监狱里了。
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治犯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下层警察的自主权值得引起注意。许多逮捕被承认为非法，一些被警察总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口又被重新逮捕，并被转移到 “秘密监狱”，库尔特 · 兰道和他妻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在 6 月 17 日号被逮捕，兰道马上就 “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进监狱里，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进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级别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漠不关心。在事前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随时准备逮捕重要军官。大约在 6 月末，统帅第 29 师的何塞 · 罗维拉将军在前线附近的某个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队警察抓了起来。他的部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结果发现作战部和警察总长奥尔特加都没有得到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整个事件的细节，虽然可能无足轻重，但一律对前线部队实行封锁。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和前线其他人都没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消息，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救援中心等都运转如常。直到 6 月 20 日，在像离巴塞罗那仅 100 英里的莱里达这样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巴塞罗那以外的报纸对此未提只言片语（巴伦西亚的报纸编造的间谍故事，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巴塞罗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 6 月 15 日到前线去时所带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到了那里的最后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样会不为人知，因为运货的卡车等仍来来回回通过那里。毫无疑问，消息被封锁了，我已经从许多人那里得知：事情发生好几天之后，前线将士才听到风声。所有这一切的动机昭然若揭。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当局可能害怕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会拒绝作战。实际上，消息传来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间，一定有许多战死的人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正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我知道惯常的作法是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作为一种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让人参加战斗，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党派正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控叛国，他们的亲友被投入监狱，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
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里，横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缉，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所有的店铺开门都非常迟。在户外睡觉的时候，黎明的光芒总是能够按时把你唤醒，可巴塞罗那咖啡馆的大门却依然紧闭，没有一家会在九点以前开门营业。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发店的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费。公告上说：“革命已经砸开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 我很想告诉理发师，如不小心堤防的话，锁链也许很快就会重新落到他们的身上。
我信步来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经属于马统工党的建筑物的顶上，红旗已经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国旗帜迎风飘扬；大楼门口则有成群的国民自卫队士兵，怀里抱着武器，懒洋洋地斜靠在门前的墙壁上。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那里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被砸得粉碎，无事可做的警察乐此不疲。马统工党的书摊内已见不到一本书。远处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栏中张贴着一副法西斯分子的丑恶嘴脸。在拉姆拉斯大街的尽头，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从前线归来的浑身泥污、衣衫破烂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惫不堪。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真的，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他们是马统工党的民兵。他们前一天才从前线返回，并发现马统工党已遭镇压，他们的家庭也遭受牵连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们不得不露宿街头。任何这个时候从前线回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躲藏起来，要么马上被投入监狱。——对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三四个月之久的战士来说，接受这般礼遇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们正处在一种极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们在晚上是被通缉的逃犯，而在白天却可以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个藏匿马统工党及其支持者的人家，只要这样做过的——或者有可能会这样做的，都已被监视起来；旅馆或公寓里也丝毫没有例外，老板们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来到，就必须马上报告警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只能在户外过夜。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白天倒还相对安全一些。尽管国民自卫队士兵、突袭队员、马枪骑兵和普通警察满街都是，另外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无数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们不可能拦截盘查每一个过路行人，如果你看起来并非与众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须尽量避免在马统工党的建筑物附近逗留，绝对不要进入侍者认识你的那些咖啡馆和饭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里泡了很长时间的澡。我感到这是一种既可以打发时间又不惹人注意的好办法。遗憾的是，许多人都是这样去做的。结果没过几天——在我离开巴塞罗那之后——警察突袭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里逮捕了许多赤裸裸的 “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着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个来自莫兰疗养院的伤员。我们相互交换了一种他人难以察觉的眼神，这是人们在那种特殊艰难时刻所使用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悄悄地溜进一家远离大街的咖啡馆里碰面。在莫林疗养院遭到突袭时，他侥幸躲过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样被驱赶到大街上。他只穿了一件衬衫——紧急逃跑来不及穿上夹克，——而且身无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个国民自卫队士兵如何从墙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画像，然后再用皮靴将其践踏成碎片。莫林（马统工党的创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们认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遭到枪杀。
……
事实证明，我们逃跑得非常及时。我们所看到的首份报纸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间谍罪缉拿麦克奈尔的消息。西班牙当局宣布这一消息显然有点操之过急。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不可以被引渡的。
当离开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宁的土地时，我不知道应该先干哪件事。结果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到烟草店，尽量多买些雪茄和香烟，直到衣袋塞不下为止。然后我们到自助餐厅要了杯茶，这是几个月以来我所喝到的第一杯加鲜牛奶的茶。几天以前我就经常在想，到了法国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要香烟，都可以买到。可我同时又有点期待见到烟草店大门紧闭，窗口挂着 “烟草售罄” 告示的那种情景。
麦克奈尔和科特曼准备到巴黎去。我和妻子则在巴纽尔车站——这条铁路线上的第一站——下了火车，我们感到非常疲劳，必须休息一下。在知道我们来自巴塞罗那后，巴纽尔的人们并没有友好地接待我们。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们：“你来自西班牙？战争中你站在哪一边？站在政府一边？哦！”——接下来就是明显的冷落。这个小镇上的人似乎坚定地支持佛朗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有许多支持法西斯的西班牙难民经常来这里并散布影响。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馆有个侍应生就是一个坚决支持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每次给我上饮料时，他都要对我非常轻蔑地扫上一眼。然而，到了佩皮尼昂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里的人对西班牙政府的党派很不友好，但同时所有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也在进行有如巴塞罗那那样的相互倾轧和斗争。在一些咖啡馆里，只要你提到 “马统工党” 几个字，你就能够马上交到法国朋友，连侍应生都会对你笑脸相迎。
我和妻子在巴纽尔停留了三天。奇怪的是，这段时间里我们心神不宁。这是一个远离手榴弹、机关枪、购买食物的长队、宣传和密谋的偏僻宁静的海滨小城，照理说我们应该深感宽慰和满怀感恩之心。可是，我们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并没因远离而在脑海中消失。相反，那一切好象仍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比以前更加栩栩如生。我们不断地回忆、交谈，甚至梦回西班牙。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常自我安慰地设想，“等我们离开了西班牙”，我们将到地中海岸的某地过上一段安静日子，也许还会去海边钓钓鱼。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心里却又产生了某种厌烦和失望。天气很冷，一阵阵大风吹过海面，黯淡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漂浮在海面上的包裹着杂物、软木塞和鱼内脏的团团泡沫不停地拍打着岩石。说出来别人也许会以为我们有些精神错乱，我们俩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虽然这样做可能对谁也没有好处，甚至会遭遇杀身之祸，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其他人关在一起。我感到几个月来的西班牙经历对于我的特殊意义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记录了一些事件的大致概况，但我无法记录这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全部感受。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东西全都混杂在一起，简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来加以表述：战壕里的气味、山中的曙光延伸至无限的远方、子弹无情的啸叫声、炸弹爆炸的刺眼光芒和震耳回响、巴塞罗那清新寒冷的黎明、兵营里军靴踩踏的印迹、十二月人们仍然信仰革命、购买食品的长队、红黑相间的旗帜，以及西班牙民兵的面容。这些民兵——我和他们在前线相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如今在哪里，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受伤残废，有的被关进监狱——我希望他们大部分人平安、健康、好运连连；我希望他们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将所有不怀好意的德国、俄国和意大利外来者赶出西班牙。**我个人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战争只给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忆，可我还是不想与这场战争擦肩而过。**你已经看到了这样一场灾难——**虽然西班牙战争已经结束，但这场战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它所带来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这场战争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破灭或玩世不恭。奇怪的是，整个经历却让我更加坚信人类的高尚品质。**我希望我的描述不会让人们产生太多的误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这场战争完全真实地描述出来。除非亲眼目睹，你很难弄清任何事情，人人都有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像一个宗派主义者那样去描写。如果我在本书此前各章没有提及这些，那么我现在就来做个补充：请注意我的派别身份，请注意我在事实描述方面存在的错误，以及由于我仅目睹了其中部分事实难免以偏概全。当你从其他书上看到有关西班牙这场战争的任何记述时，也请你同样地注意。
尽管事实上我们无事可作，但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们提前离开了巴纽尔。随着列车向北行进，法国大地也变得越来越葱绿，越来越柔媚了。我们远离了处处都是山岗和葡萄园的地方，再次来到了处处都是绿地和榆树的国度。我去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经巴黎时，巴黎给我的印象是没落阴郁，完全不同于我八年前所见到的巴黎，那时生活费用低廉，人们对希特勒全然不知。而现在，早先我所熟悉的咖啡馆约有一半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每个人都在遭受高昂生活费用和战争恐惧的困扰，可是由于我们刚刚从贫穷的西班牙来到这里，即使巴黎给我们的印象也似乎颇为生气勃勃、繁荣昌盛。有一个大型展览会正高潮迭起，可我们却打不起精神前往参观。
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和谐的风光。在经历了漫长旅程，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逐渐缓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列车专用丝绒坐垫上，你很难相信在哪里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发生地震、中国发生饥荒、墨西哥发生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牛奶还会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新政治家报》也会照常出版。工业都市离这儿非常遥远，烟雾和穷困被掩藏在地平线下面。这里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国：被铁路分割的大地上满是野花，站在草地上的马静静地吃草，缓缓流淌的溪水，溪边的柳树，榆树上的榆钱，农舍旁的草丛，伦敦郊外寂静的原野，肮脏河面上漂浮的船只，熟识的街道，海报栏上板球赛和王室婚礼的公告，男式圆顶高礼帽，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红色的巴士，身着蓝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睡着了。英国睡意朦胧，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鸣惊醒（本文写于 1938 年）。
准确点说，奥威尔是在批判苏联走修正主义路线。
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
……
“在我们所有的和几乎所有的组织中… 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因此，必须改变党内斗争方式，由 “辩论的方法” 改用“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坚决消灭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一九三七年三月）历史往往显露其讽刺的一面，奥威尔因为身上带着斯大林这本《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而在西班牙免于被秘密警察逮捕从而逃过一劫。
在后世被封为揭露苏联大清洗罪恶的作家，却靠着一本大清洗的纲领性文件得以活命。

知乎用户 明道经纬文嘉禾 发表

一句话，转向宣言，向英帝献媚。
他表明了自己所谓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改良主义，与计划社会毫无关系——那么也就跟马经没有关系了。

当他在这篇中痛批苏联的特务统治，庆幸生于英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未来被 mi5 监视到死？

最后还是用宗文瑞的名言作结：

不错，自嘲完美。

知乎用户 zhen-liang 发表

作者：zhen-liang
链接：武侠世界争夺天下第一的狂热在现代的世界有类似对应吗？杀猪榜当然不算 - zhen-liang 的回答 - 知乎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作者：zhen-liang
链接：如何理解乔治 奥威尔为乌克兰文版《动物农场》所写的序？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作者：zhen-liang
链接：如何评价 2016 年美国大选后美国各地出现的反对川普的游行示威活动？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作者：zhen-liang
链接：如何评价唐纳德 · 特朗普（Donald J. Trump）当选第 45 任美国总统？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白刀子进 绿刀子出你会关注
希拉里支持者除了华尔街金主，被裹挟的 90 后白左是被愚弄了，历史上除了 90 年开始之后，以前的绝对主流是物质匮乏。封闭拒绝贸易交流的。现在的教育有系统隐瞒这些，让他们支持希拉里的主张，上年纪的 80 后都支持特朗普的做法，80 后小时候都有物质缺少的轻微体会，所有的家具必须家里自己做，根本没有购买到的可能性，70 后以前干脆有任何现在随时购买到的要一年排老长队才能吃一次的经历，每年到头必须吃极其单调的食品，连续吃好久，类似现在朝鲜，大山里面的孩子的生活，而现在的教育系统刻意隐瞒，让现在的学生游行抗议，和长辈投票不同，这样的教育系统早晚会崩溃，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数字技术提高的生产力一旦崩溃，就只能回到那个匮乏的时代，在殖民地全球化时代，各个殖民地相互自和母国贸易，和其他国家完全没有贸易联系的，英国海盗德雷克贩卖奴隶去西班牙殖民地几乎被杀死就这个原因，而西班牙的各个殖民地之间也不让各地总督进行私自的横向联系，必须完全通过西班牙指挥操纵下完成一切联系，80 后对必须通过外贸易局批条才能进行外贸还有点印象，和苏联阵营完全没有联系也相当有体会，可是 90 后完全对此一无所知，刻意隐瞒只能说是教育系统的恶意隐瞒，早晚为此付出代价，专门收集此类信息以备不时之需，是不是全世界第一个。做法可以作为法律标准直接执行。
特朗普说的自我封闭贸易，高关税绝对可以是未来的主流国策，那样的世界做好准备才是正途

工业品如果不能吃就是金属，而没有粮食就什么也不是，不仅仅是苏联，中国不也学校停课闹革命，美国反对越南也不上课，而民主柬埔寨干脆杀死全部知识分子读书识字人，

沙俄时代反过来了，沙俄也饿死人（据说每年冻饿而死的穷人大概有十万之众，不过那个时代这个是普遍现象，就是英国伦敦一样有很多饿殍），不过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彼得堡、莫斯科这些地方），因为农民有粮食，大不了不卖就是（沙皇没有余粮征集队），城市贫民和工人只能靠钱买。
但是相比之下苏联新社会的效率显然更高，而且饿死的主要是农夫（余粮征集队不是白给的）
沙皇俄国是欧洲重要的粮食出口国，而苏联为何却一直无法解决粮食供应？ - 57 神针的回答 - 知乎
本世纪前，农村冷兵器辗压城市，现在的飞机坦克让城市掠夺农村，本世纪和以前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中国从古至今典型家庭环境是
门对千竿竹
家藏万卷书
，现在只有乡村才有那么空旷的地形，结合前面俄罗斯城市饿死人的看只能是全世界进城市的全部饿死了才能如此持续情况，古代俄罗斯规定多少俄罗斯亩一定出一个士兵，完全是写给俄罗斯乡下地主看的，对城市居民完全无效，城市人不能去乡下抢劫粮食只能反复饿死，苏联强调城市人利益抢劫粮食这是最大区别，
什么主义都是假的，明天吃的去那里拿，用什么武器去拿才是最重要问题

综合上面的介绍在以前城市人口其实恒定不变，其实去城市的人如果打不过城市生产的武器就会被杀死，饿死，最理想的是强壮的配合城市的武器盔甲成为骑士武士阶层，苏联老红军写回忆录提到，一个地主主动要求自己娶他的女儿，在古典故事里面杀死恶龙，邪恶势力之后的英雄娶领主的女儿成为土地士兵名额拥有人守护者，无非就这个套路，苏联的做法中断这个工程，把乡下定义为富农，地主全部消灭掉，利用热兵器，坦克汽车的配合，碾压了农民这个阶层的利益，中断了古典时代以来的规则，所以这样的做法无法持久，从来没有任何道德规范允许这个行为的实施。欧洲视武力为美德，但是进行阶层化的迫害，古老的传说都不曾有表示过对这类行为的支持，
，如上说古代世界的城市从来不能进行人口，职业的扩张，到本世纪才突然解决粮食和工厂的技术突破城市生活突然成为社会活动的主流地位，问题是能持续多久无人得知。在古典世界天下第一的名号可以方便取得土地守护武力的名额，自然人人视为正途，其他职业属于偏门在食物供应不足时代全部饿死，城市首当其冲，来多少饿死多少自然保持人口不变

作者：zhen-liang
链接：沙皇俄国是欧洲重要的粮食出口国，而苏联为何却一直无法解决粮食供应？ - zhen-liang 的回答 - 知乎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知乎用户 自画像 发表

1. 自从 1930 年以后我很少看到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在向我们可以真的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斯大林掌握政权以后通过剥削农民的方式推行重工业，逼迫这一代人为将来的好日子付出，这毫无疑问是违背社会主义道路的。

2. 我对它转变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明显迹象感到吃惊。 斯大林在掌握政权后，苏共很快就成为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组织。斯大林在大清洗后成为了半神，斯大林的身边都是亲信，而普通人在党员面前连人权都得不到保障。

3. 他们（指英国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习惯于公共生活中的比较自由和节制的环境。 英国普通人在 1930 年代的日常生活确实如此，他们一定会反对集权统治。

4. 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 挖坑，回头填。

5. 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 苏联内务部门进行意识形态控制这件事情，对苏联普通人而言无非是今天我会不会被抓、今天对门伊万会不会被抓，对苏共高层的政治权力斗争缺乏认识。

6. 他所读到的关于苏联这种国家的报道都自动地化为英国概念了。 英国人看到的有关苏联的报道，当然是英国概念下的啦。

7. 到 1939 年为止，甚至在此以后，大多数英国人不能认识纳粹的真正性质。 英国人在法国被打败以前，都没有认识到德国的目的其实是征服整个欧洲，他们还在幻想德国会在通过局部战争和外交手段先后获取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后就会就此收手，殊不知被架上战车的德国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机会。

8. 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挖坑

9. 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 挖坑

10. 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的控制民主国家和开明人民的舆论。 挖坑

11. 莫斯科审判。 过程见百度百科。莫斯科审判可以说是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是对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和莫斯科阴谋组织的揭发。在这个时候，打击政敌还会通过法律手段，过了两年连法庭都不需要了。

12. 参加了某个民兵组织而非国际纵队导致在后来的清洗中受到破坏。 挖坑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