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神圣生命」的疫区人：生命政治与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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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罂粟和记忆

本文是对旧文关于近期 Virus 的杂记或赎罪券第二部分的扩增。

作为社会之保卫的种族话语

现代以生命政治为模式运作的种族主义应放在「民族普遍性」原则的语境下来理解，正是后者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话语将自身与18世纪及以前的「种族战争」话语区分开来。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认为盛行于布兰维里耶等法国贵族的历史—政治话语——它以两个群体间动态的力量关系来讨论权力和政治，将政治视为战争的延续——随着法国大革命和第三等级的胜利而被另一种话语取代。希埃特对于第三等级的论断「什么是第三等级？全部」指向一种一元的、关于「普遍性」的话语的诞生。具体来说，随着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的建立，「唯一的」民族被建构于处在力量较量中「复数」的民族之上，从而消除了复数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只剩下「同一个人民，对所有人平等的法律，一个自由的和至高无上的民族」。

在这个语境下，「种族主义」与其按照其字面意义仅仅理解为一个种族与另一个对立、斗争或仇恨、歧视关系，不如理解为一个种族（从这个词最为广义的意思上说，它既可以指「纯净种族」，也可以指人民共同体或「正常人」社会，或者像现在最常能看见的那样，指向一个「健康」的群体）内部的自我净化。那些被称之为「种族主义」的行为，与其说是对一个外部的「敌人」发起的战争，不如说是一次****「保卫社会」的内部行动。而此时传统意义上将「种族主义」理解为种族对立就恰恰与被奉为理所当然的甚至高尚的「保卫社会」话语并行不悖，而忽视了其现代种族主义的向度。

这种种族主义「净化」指出了它「生命政治」的维度，而且是生命政治内部不可避免的「死亡」维度。仅仅「使人活」的生命政治是不可能的，既然生命政治的运作对象是「人口」，那么出于对整体人口的考虑，就需要使那部分被认定为威胁了正常与安全的人死亡。但这里的「死亡」与生命政治并不矛盾，**它相反通过「净化」成为了生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环节，缝合了抽象的「使人活」之中内在的不可能性。**此外，内在于生命政治的「死亡」的另一面就是，对不正常的、低等的或不配活下去的生命的清除内在于「保卫社会」的逻辑，因为那个被保卫的、普遍性的「社会」不可能存在，除非有另外一种生命作为其概念的外延——也就是说，**那个被保卫的社会恰恰是以「清除」的方式，通过能指的差异性运作真正建构出来的。**而在「保卫社会」的逻辑中权利宣言和它所代表的那种现代政治形式与法西斯主义也不可思议地重合了，在前者那里「出生立刻变成民族」，于是曾经与政治生命截然分开的自然生命自出生便被铭刻在了政治中，在此基础上民族普遍性的悖论将生产出赤裸生命，而「犹太人」正是后者的极端形式。

于是，在「民族普遍性」语境下与生命政治结合在一起的种族主义便与两种传统的理解区分开来。首先，它不是「一些种族对另一些种族蔑视或仇恨」，因为它既不涉及二元的种族对立也不是纯粹的情绪问题，相反它是一种与生物学、优生学、隔离等理性技术紧密相关的话语。其次福柯又指出它与意识形态和谎言没有关系，而是「与权力的技术，与权力的工艺有联系」。但此处的「意识形态」应是指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自上而下的「欺骗性谎言」，而如果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建构维度——它不是虚假的谎言，而是制造主体并在被询唤的主体那里生产「真实」——以及技术与政治摆脱了其原先的纯粹而变得无法区分这一现实，那么不得不说现代的种族主义与意识形态其实存在关系。往往并非意识形态利用了权力技术，而是技术本身成为了意识形态，因为技术本身的规范性足以生产出主体—臣民，况且生命政治中的权力技术的区隔、分割的功能也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环节，而「威胁到种族纯净性」的人就是它的产品。并且权力技术的意识形态生产现在已不仅仅作用于「健康人」，那些被认定为对整体健康构成威胁的身体也受到这种话语的召唤，自我承认自己身上「不洁」的烙印甚至于选择自我排斥。于是我们不仅看到非疫区人对疫区人从避而远之到禁闭、殴打等种种毫无限制的对待方式，而且还看到有的不幸的感染者自我结束自己「不配活下去的生命」——这就是保卫社会或族群纯净性的话语是如何运作的。一切都再次说明种族主义绝不仅仅是狭义上的「种族」和单方面的歧视的事情；导致或潜在导致一些人成为赤裸生命的话语都是当代的「集中营」。

Pieter Bruegel, The Triumph of Death

「神圣人」的诸种生命

阿甘本对于「神圣人」的探讨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发现了神圣人「既被排除在人间法之外，又被排除在神法之外」进而「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的境地，更在于指出了对神圣生命的「双重排除」与它的神圣性之间的关系。杀死一个被称之为「神圣」的人为何不构成亵渎或犯罪，而「神圣」的人又为何不能献祭给神灵，这都是其看似矛盾之处。神圣人的状态可以视作「幸存下来的献身者」，他在献祭中的幸存意味着，**对于世俗世界而言他因为神圣性的残余而变得格格不入，同时对于神圣领域而言他身上不可避免带有世俗的污浊性的残留，因为他的肉身仍存在于俗世之域。**于是，他被排除世俗世界意味着人们可以将其杀死而不犯杀人罪，而他在神圣之域的则意味着他不能被献祭，这正是「神圣」通向的命运。如阿甘本在《渎神》中所说的： 

一个属于诸神的神圣的人，已经在那将他从其他人中分隔开来的仪式中幸存了下来、并继续在他们中维持着一个明显是污浊的存在。尽管他生活在污浊的世界里，在他身体里却含有着一个无法被缩减的神圣性之残余。这将他与其同类的正常社交中移除了出来，并将他暴露在残暴死亡之可能性下，进而，并将他重新返回给他真正属于的诸神那里。而就他在神圣领域中的命运而言，他不能被祭祀，并且被从祭祀中排除了出去，那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是诸神的拥有物，并且，就该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说已幸存下来而言，它在神圣之域内引入了一种极不协调的污浊性之残留。

当人们说「人的神圣性」或为某些人「加油」时，其「神圣」究竟是指什么呢？可以说**这里的「神圣」既来自于神圣生命从中幸存下来的那场献祭，而正是因为这种「神圣性」神圣人将立即暴露在死亡面前。**同时人们所说的「神圣」又是之后的那个「巨像」（《神圣人》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古典世界传统，人们会对幸存下来的献身者的替代性巨像举行葬礼，但它「不是一个替代性葬礼，而是献祭的一个替代性举行」），颇为讽刺的是，此时「神圣人」的神圣性不在于他自身，而存在于一个「代表了那以死献祭之人的一部分」的雕像上。以上也就是说，正是其「神圣性」将神圣生命赤裸地暴露在死亡面前，并且人们还将继续强调神圣生命的「神圣性」，但这种神圣性并不指向「神圣人」本人，而是指向一个符号化的巨型塑像。也正因如此，**这种巨像中、符号中的神圣性将在最初那场并未通向死亡的献祭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神圣人」与死亡之间的联系。**甚至在一些情况下神圣人的死亡也将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种「神圣性」——「将他暴露在残暴死亡之可能性下，进而，并将他重新返回给他真正属于的诸神那里」关键就在「进而」这一因果关系上——但它绝不是以「献祭」的方式进行的，因为神圣的替代性巨像已然从神圣人被任意处置下死亡那里分离出来。

可以看到与「神圣人」相联系的至少两个生命，其一是那个赤裸地暴露在死亡面前的可以被「像虱子般」清除的生命，其二是那个存在于替代性巨像中的神圣性。这两种撕裂的生命，存在于被千万人「加油」的同时被当作瘟神驱逐的湖北和武汉人那里，以及在被支持的同时又被隔绝的中国人那里，或是被当作「不计代价」的「英雄」歌颂的同时被拒之门外的医护人员那里。他们在作为「神圣人」的问题上具有相似的结构，下文借湖北人和武汉人的例子进行分析，但应注意的是被应用于他们之上的那种模式是在许多问题上广泛存在的。

The Sacrifice of Iphigeneia

无论是疫情下的「英雄」还是「奉献」等话语都具有上文提到的那场原初献祭的功用，它使得「武汉人」成为了「神圣人」。在作为神圣生命的武汉人那里同时保留了神圣和世俗的双重残余，在「武汉加油」的话语将其令人心潮澎湃的超世俗的光辉赋予他们，于是他们获得了不以世俗为根基的神圣性，一种符号化的并且仅仅在于符号层面的神圣性，即可以说，他们成为了古典仪式中的「巨像」。而对于其他人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口号的人而言，他们在对巨像的替代性祭祀仪式中制造出神圣生命。所以此时在疫区人排斥问题上仅仅做一般价值层面的评判和呼吁——譬如我们需要齐心抗疫而不是歧视他们——是无效的，因为在很多时候「人之神圣性」就是我们的价值本身，因而这种批判可以与现实中发生的排斥并行不悖；因为对「神圣人」的驱逐不构成歧视，因为那个被排除的人是神圣的。

而另一方面，「武汉人」不可能仅仅是符号和巨像，其身体处在世俗之中，他们来自疫区的身份足以使得他们符号化的神圣性「污浊化」，「神圣人」的世俗生命便这样暴露出来。可是他们又无法完整地属于世俗，因为他们原本只是符号，其在世俗世界没有存在的根据，因而他们仅仅是突然被抹去神圣性的、「不可献祭的」非人间的来客。这意味着他们排除在「神圣」和「世俗」两者之外，于是，**最终「武汉人」既不是神圣的而又不能被人间容纳——他们什么也不是，只是可以被任意「杀死」的赤裸生命。**这便是「神圣性」的悖论、「神圣」一词的遮盖性甚至虚伪性，无论在「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还是「医护人员」那里，都可以看到「神圣」二字在口号和感动之下究竟指向什么——正是因为他们是「神圣」的，所以当他们在现实中在其他人面前出现时，他们才会被毫无愧意地唾弃、谩骂、隔绝、在门上贴上封条、在身上烙下「不洁」的侮辱性印记。可以看到，福柯所强调的权力的微观化与阿甘本的「主权者—神圣人」的划分并不矛盾，「主权者」并不一定要指向高高在上的君主，相反，如今所有没有沾染「疫区人」污名和「病毒」污名的人都处在主权者的位置上，而「疫区人」群体则降格为了神圣人，就其而言，「所有人都以主权者的方式在行动」。

而除了以上两个维度，不应忽视的是疫区人的第三种生命——而这正是他们作为「神圣人」的两种生命所没有包含进去的部分。这种生命形式既不来自某种宏大话语的建构，也不来自想象的建构，而是现实中未知的个体——正因如此，我们无权说我们充分了解他们，因而也就无权言之凿凿地言说，像言说关于前两种疫区人的那些荒谬话语那样。这意味着我们至少不能轻率地统而概之地编织关于疫区身份的命题。应当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病毒防疫与病患治疗问题，而不是地域和身份问题，而当地域问题取代了医疗问题，或者说当疾病的携带被置换为身份的污名，「病毒」就远不仅仅是自然现象，而更多成为了一个文明现象——如果对《疯癫与文明》里那句经典的关于疯癫洞见稍作改编的话。被关心的不再是究竟谁可能成为传染源，他们在某个地域内的占比以及相比其它地域属于这个地域的概率，而是地域身份本身，或者说和「带病」等价的地理身份。从这个角度说，此次对疫区人的排斥是一个「异己」参与的身份建构与认同过程，非疫区人通过将疫区人排除在外而净化自身，通过排除一个「患病」身份来维持自身的「健康」——就像通过切除变异细胞形成的肿瘤来使自身获得健康一样，仿佛的确是在通过隔离病患来保障自身的未感染一样。

Compitalia

「鼠疫」与「麻风病」的无区分性

福柯区分了两种瘟疫发生时的治理模式，分别为「排斥麻风病人的模式」和「容纳鼠疫病人的模式」。前者盛行于中世纪末期，城中的麻风病人经过「宣告其死亡」的仪式之后被放逐到城外。而「鼠疫模式」则从18世纪开始逐渐取得了麻风病模式，通过人口的分区和行政权力的层级化进行精细的控制和管理。在那里容纳和检疫隔离替代了驱逐和排斥，内部的规范和矫正替代了向外清除，也就意味着精细化的和生产性的权力技术替代了消极的镇压性权力。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模式毫不矛盾的并存甚至无区分的混合。并非一者取代了另一者，而是治疗和流放之间的并存，是微观权力对个体的最精细的渗透——如电话号码对个体的追踪和人在精细化权力技术面前的暴露——和对地域性的疫区身份最简单的驱逐或分隔限制——这种驱逐既通过个人施行，又有通过官方性的针对户籍的分隔排斥——之间的并存。而这两者难道是矛盾的吗？难道只有「鼠疫模式」是一种「规范性」的权力技术吗？「麻风病模式」的再次出现不过是最为极端的「失范」情况下最为极端的「规范化」治理，既然全部人口的「正常」和「安全」难以实现，那么就不妨通过清除「病变」来实现社会之纯净的正常状态。正如此时到来的「例外状态」与其说是一种「反常态」不如说是一种最为极端的常规，它遵循以下拓扑逻辑：它以悬置常态的方式成为常态——如本雅明的「例外状态成为常规」——并以常态之外的途径恢复常态，或者反过来说，恢复常态的需求已经迫切到了这等地步，以至于它需要以宣布例外的方式来实现。

中世纪对麻风病人的治理模式和紧急状况下开启的「例外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它们都遵循着一种划分的模式，使某一身份成为「神圣人」并被双重排除（中世纪对麻风病人的驱逐需要经过一个宣告其死亡的宗教仪式，如同一个具象化的隐喻）。**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是鼠疫治理模式这一常规化的权力技术的另一面，是极端失范情况下以「例外」的方式运作的一种规范性技术，不论这看起来多么矛盾。而这诸种吊诡的现象——无论是排斥和追踪隔离的无区分还是「例外状态」的逻辑中「常规」与「非常规」的结合——常常难以察觉的共存说明了什么？那些看似「原始」「简单」甚至「无效」的方式也被纳入到「理性」「科学」和「精细化」的模式中，对地域身份的区隔与对患者的隔离变得无法区分——正如纳粹的种族主义也被纳入到生物学等科学话语中——而那种「理性」的模式在现代拥有自证的合理性。所以对「例外状态」的批判主要并非对其本身的批判，更值得关注的是例外状态的「正常」维度：它朝向规范化和常态化的向心力，以及它与「正常状态」下的另一种权力技术的混同。

**并不是说「麻风病模式」和「鼠疫模式」孰优孰劣，这种价值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价值判断已然在当下的语境下被限定了。**当两者被过于直白地阐明时，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疑地倾向其中那个以「理性」和「科学」面貌呈现的一方，因为他们持有的是现代的「知识」而非中世纪的「知识」。甚至也不是要从结果和效用的角度来评判两种模式，因为所面对的并非一者有效而一者无效的问题（相反不得不承认两者都各有效果）。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将两种治理模式重新区分，并非因为「低劣」融入到了「有效」之中或「原始」融入到了「现代」之中，而是为了重新看到两种不同的运作模式，进而看到内在于其结构的潜在问题。否则，将「疫区人」与其它地域身份区隔、分割开的合理性将遮盖另一个并存的逻辑，即群体的「纯净」和「安全」是通过将其内部的部分排除在外而实现的，而被排除的部分很大程度是以族群安全为目的的建构，进而使「安全」本身也成为了很大程度上想象的安全。

对于「疫区人」成为神圣生命的批判也不应仅是二元种族话语层面的价值批判，否则，一方面对极端仇恨情绪的厌恶和另一方面「加油」的呼喊（这恰恰是人之神圣性的体现）只会忽视排斥以何种目的和缘由产生，人又是何以「神圣」而「神圣」又何以通向诅咒和污浊的。 /

参考文献：

[1]  阿甘本《渎神》

[2]  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3]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

[4]  福柯《不正常的人》

[5]  福柯《疯癫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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