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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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引数据：
　　1959、1960、1961 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 2 079 吨，其中出口 139.86 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 63、70 页），1 939 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 2 260 万斤，其中高粱 1 085 万斤，小麦 1 175 万斤。换算合计 1.13 万吨。（《仁怀县志》，第 553 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 1 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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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 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 年，贵州省政府颁布 “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 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 2 倍以上 4 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 4 倍以上 8 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 · 粮食志》，第 55 页）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 75-76 页）
　　仁怀学者徐文仲告诉我：茅台民间有个谚语叫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这个谚语，把酿酒的过程说清楚了。曲，以麦子为原料的菌母，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下沙，过去都是从重阳节这一天开始，以后分期提取与麦曲混匀后酿酒。故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 “精”，取小麦之 “魂”。
　　但是，1959 年后的几年，仁怀没有诗意，只有 “饿魂”。

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

　　当地文件记载——
　　截至 1959 年 7 月 16 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 8 384 名，其中浮肿 5 335 人，占总人口 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 9% 和 9.8%。（《大事记》第 148 页）
　　8 月 4 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 149 页）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 月 17 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 月 1 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 11 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县志》第 49 页）
　　1959 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 820 吨，比大跃进之初的 1958 年高出 197 吨，是 1953 年产量的 10 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 120 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 “闲时少吃” 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 1960 年。
　　2 月 16 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 16 864 名，其中浮肿 9 073，严重 6 141 人。1959 年 12 月下旬到 1960 年 2 月 14 日，共死亡 3 718 人（其中，路上死亡 217 人）。（参见《大事记》第 159 页，《县志》第 49—50 页）
　　6 月 29 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 150 万公斤、茅台原料 250 万公斤。
　　10 月 30 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 500 万公斤，红薯藤 1500 万公斤，荞杆子 750 万公斤，小米糠 75 万公斤，蕨巴 150 万公斤…… 共 5 000 万公斤。按 30% 的出粉率，生产 1 500 万公斤 “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 50 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参见《大事记》第 173—174 页）
　　12 月 27 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台酒原料从 1960 年底到 1961 年 6 月需要 360 万斤，饲料用粮 60 万斤。（参见《大事记》第 178 页）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 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 月 1 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 月 18 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 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 24 342 人，占总人口的 7.4%。其中，浮肿 6 399 人，干瘦病 4 939 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 6 870 人，其他 6134 人。16 日止，死亡 1 045 人。
　　1 月 24 至 27 日：统计 1 月 1 日至 27 日，共死亡 1 965 人，比上月上升 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 26 744 人。其中，最严重的有 66 个生产队，病人占 30%—50%。
　　2 月 11、12、21 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 10 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 月 4 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 30 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 2.6 万多人下降到 1.9 万多人。
　　4 月 8 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 1 131.6 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 月 26 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 8.1 两、8.3 两、8.4 两。(16 两制)
　　5 月 5 日：4 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 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 70 人左右。）
　　5 月 12 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 3 543.05 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 910.4 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 9 月完成 70%—80%。
　　7 月 20 日: 截至 7 月 15 日有病人 8 396 人，其中肿病、疳病 4 890 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以上 1961 年数据，参见《大事记》第 179—185 页；《县志》第 50—51 页）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 4 293 万斤、2 705 万斤、2 310 万斤。而且 1961 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 1963—1988 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参见《县志》第 564、565 页）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 5 132 万斤稻谷、附加税 715 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 82 斤、64.5 斤、39 斤（稻谷）。（参见《县志》第 579 页）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 1959—1961 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 2 242 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 271 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 5 斤；驮物资的马每日 4 斤；牛每日 3 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 1 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 2 两。奶牛每头 5 斤。另外，1960、1961 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参见《县志》第 554—555 页、291 页）
　　到此，我不会再感慨 “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待遇，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全省各地支援粮食，生产茅台

　　1960 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 “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 11 万斤、毕节 29 万斤、铜仁 10 万斤、黔东南 12 万斤、贵阳 7 万斤、湄潭 1 万斤、习水 10 万斤、铜梓 10 万斤、正安 1 万斤、赤水 4 万斤、务川 1 万斤、息烽 1 万斤、仁怀 20 万斤，共计 117 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 70 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 912 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 1975 年才被超过。（参见《县志》第 552—553 页）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 10 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 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 年再度成为全国 15 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 5.1 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 1959 年的 12 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参见思南县委编《思南 600 年大事集》1961 年条款；《贵州省志 · 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版，第 418 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 年 11 月开展名义为 “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 1960 年 4 月共死亡 12.2 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 20％左右。死绝户 2 938 户，离家逃荒 4 737 人，孤儿 4 735 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 1 324 人，关押死亡 200 余人，打伤致残 175 人。（《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年出版，第 111—112 页）
　　分别调出 10 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 1960 年底人口负增长 121.32‰，全县人口在 1959 至 1960 年一年间减少 41 734 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 42 624 人，死绝 499 户以上。（《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 1997 版，第 185 页；《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版，第 124 页）
　　调出 29 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 53 990 人。（《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版，第 96 页）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1961 年 1 月 10 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 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 3191 人需要安排，1 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 1965 年 10 月，全县缺衣户 4 902 户、缺被子 2 463 户、缺房子 1303 户、缺粮食 19 124 户、缺钱买粮 4 587 户。（参见《金沙县民政志》，黔新出版社 1999 版，第 40—48 页；《金沙县志》第 23 页以及人口统计部分核算）

**茅台为何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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