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选择了纳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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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霍斯特·穆勒 历史学人

历史学人

微信号 The_Historian

功能介绍 历史学人社，Rethinking History。

发表于

**作****者：[德]霍斯特·穆勒，译者：孙瑜 **

“是谁选择了纳粹党？”这一问题一方面是追问纳粹党选民的政治渊源，另一方面则是追问他们的社会出身。

1930年后 ，纳粹党主要在新教徒选民中取得巨大胜利，而天主教徒则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抵制。如果考虑到社会阶层，那么毫无疑问，职员（即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农业主和农业工人中——尤其是易北河东岸地区以及石勒苏盖格-荷尔斯泰因州和弗兰肯地区——投票支持纳粹党的人数占比是压倒性的。

人们有理由指出，迅速攀升的失业率和纳粹选票的大涨之间存在直接关联，然而失业率其实更多地增加了共产党而非纳粹党的选民（于尔根·W.法尔特语）。这一结果无可争议，但重点在于关联。虽然共产党更受益于失业率，但纳粹党也从中获益匪浅。

从经济角度看，因为各社会阶级遭受了相同或相似的经济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降级，可以说失业很大程度上抹平了社会阶级差异，并以此削弱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阶级政党的意义。从严格意义上说，纳粹党被视为一场全面的社会与民族的“运动”绝非巧合。它以反阶级政党，甚至可以说是反政党的形象横空出世，致力挖掘民众中社会形态迥异的抗议潜力。以此，纳粹党从魏玛共和国与日俱增的反政党效应中获得了大众心理学上的有效结果。

纳粹党一方面挑起反市民、反资本主义情绪，它暗示自己是唯一真正的人民党。另一方面，作为已经提到的政党的下属组织，纳粹党代表着“联盟原则在政治体系中的渗透”（汉斯·蒙森语）。纳粹党是“民族与社会抗议的人民党”，从党员、干部阶层、党内精英以及选民等方面看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政党。

根据现代选举研究的结果，从政治角度看，1930年纳粹党的选票首先来自至今不曾参加过选举的选民，其次来自曾经的德国民族人民党选民，再次来自曾经的德国民主党以及德国人民党选民。到了1932年，每两名选民中就有一人来自小党，每三人中有一人是自由党人或德国民族党人（J.W.法尔特语）。1932年时，纳粹党的五分之一选民之前从未参加过选举，七分之一是曾经的社民党选民。虽然也有其他党派选民流向纳粹党的情况（例如中央党、德国人民党和德国共产党），但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比例。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从未参选或刚获得选举资格的选民中的60％投票给纳粹党。在1928—1933年的数次选举中，从未参加过选举的选民阵营中总计有将近24%的人流向纳粹党。也就是说，纳粹主义的动员效果竟然从这一人群中赢得了近600万选票，同时还有来自自由党阵营、右翼保守阵营以及小型利益政党的750万选票。即便是梅泽堡这样几乎全是产业工人的共产党堡垒也出现了纳粹党支持者大幅增长的情况，这足以说明基于魏玛社会彻底的政治自由化和盲目化所带来的波动之剧烈。

另外，政治、社会、文化和信仰领域的反对声也同样振聋发聩（M.莱纳·勒皮西乌斯将其称为“社会道德领域”）。相对的，1932年7月，只有七分之一的天主教选民选择了纳粹党，而非基督教选民中则有40%支持纳粹。

至于纳粹党是“中间极端主义”政党（S.M.利普塞特语）的论点，则必须区分对待；纳粹党支持者中60%来自于信仰新教的广义中产阶级，40%来自工人阶级。除了长期因素以外，短期的政治影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1925年兴登堡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的选区在1933年的选举中也展现出对纳粹党的超高支持率。

与之相对，受天主教思想浸润的地区以及由社民党工会领导下的产业工人则再一次表现出对纳粹主义的坚定抗拒，例如纳粹党在柏林获得31.3%的选票，在科隆-亚琛地区获得30.1%的支持率，均低于平均水平。另外，如果与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结果对比，我们也可以看出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以及纳粹党的选举恐怖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在这最后一场完全自由的选举中，纳粹党在柏林只获得了22.5%的选票，在科隆-亚琛更只有17.4%。但在所有情况里，我们都必须将地域差别和地方特色纳入考量，例如为什么尤其在小地方小城市里，当地的乡绅在政治上特别有所作为。394总的来说，在1919—1933年间，特定社会文化领域的政治凝聚力在不断下降，仅仅是受工会领导的工人数量的减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919年时自由（社民党）工会组织中共计有548万工人，1922年甚至达到789万，但到了1929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仅剩491万。

抛开所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危机不谈，自世纪之交起便已存在一种暂时的“末世危机意识”（H.蒙森语），经过1914年及1918年的政治事件，这一意识不断得到新的滋养，这从艺术家、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对魏玛共和国民主制的批判中就可见一斑。同时，这一危机意识激起了人们寻求解脱的渴望，或者说在对政治领袖的渴求中达到顶  峰的民族复兴理念。在这一点上，纳粹党宣扬“人民共同体”的理念，声称自己拥有实现全社会复兴、消除阶级对立的方法。这一全面的人民共同体统一理念不仅吸收了大量市民阶层小党派以及自由选民，还或多或少包括了地方社团组织。

这一复杂的混乱局面的结果是：纳粹群众运动及其在选举中获得的成功无法用社会阶层分析的类别来解释。与之相对，必须考虑到上文提到的社会结构变化，尤其是代际更迭以及造成社会和政治迷失的特定社会团体的转型。首先是人数众多的职员阶层，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得不从曾经的法律或经济自营业者转变为职员的。这一变化未必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对他们的社会自信造成了重创。

这一多样化的结构变化导致传统规范的约束力下降。面对父辈们的社会地位，年轻一代不但觉得茫然无措，地位可危，还常感到未来的一切可能性皆是虚空。这一局面为社会仇恨和政治抗议提供了格外有利的土壤。

1932年冯·帕彭发动普鲁士政变后，一部分在1918—1919年被取代的权力精英实现复辟。直到1933年的纳粹革命才诞生出意识形态上的新政党精英，这些政党精英尽是些失去了社会及职业根基或是社会地位降级的官员。矛盾的是，如今纳粹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官员取代了他们所反对的议会民主制。纳粹领导层表现出明显的小市民、无产阶级以及农民气质，并在1933年取代了短暂复辟的旧统治阶层以及议会民主派精英们。后者除了在普鲁士自由州得以施展拳脚以外，几乎从未能彻底贯彻自己的理念。

纳粹党人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纯粹以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为导向的等级制度。民主党派的议会及管理精英没能在1918—1933年间贯彻自己的政治力量，成为所有民众的代表，着实令人唏嘘。

纳粹党无法归入纯粹的左翼－右翼模式。尽管有许多不合时宜的错误和许多反动的想象，但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纳粹主义的崛起都意味着新事物对旧事物的胜利。

纳粹主义承诺未来，它的革命特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暗示了一个未来的图景——这是1918—1919年的革命者们不曾做到的。早在1931年，汉斯·福莱尔就以这样的句子开启他的《右翼革命》一书：“市民社会的战场上正形成一支全新阵线——来自右翼的革命。它拥有蕴含未来密码的吸引力，在说出密码前就已将来自所有阵营的最强硬、最清醒、最吃香的人收入麾下。它还在搜集，但它定会成功。它将摧毁那些旧政党，摧毁他们进退两难的纲领和陈旧死板的意识形态。”这一福莱尔笔下的“保守革命党人”和纳粹的形象并不相符——前者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特质过于强烈——但两者的敌人形象以及自信乐观则十分相近。这些“保守革命党人”首先为纳粹主义奠定了知识基础，使其得以在缺少自由激情的情况下实现其未来憧憬。与之相对，自由激情更多的是1789— 1918年间“经典革命”的标志——无论它们成功与否。这就是右翼革命者和纳粹区分于左翼革命者的特征（后者对天赋人权的理所当然的接受至今仍对革命这一概念提出着道德上的要求——即便这一要求在实践政治中多么无足轻重）。因为纳粹主义缺少这一道德元素，因为它最终野蛮残暴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血腥独裁，因此直到今日许多历史学家都无法将革命这一概念应用于纳粹分子。

但事实上，纳粹主义，或者说所谓的纳粹夺权是“革命性”的，这要从它的目的、过程和影响说起。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紧接着康拉德·海顿总结道：纳粹主义的历史是它被低估的历史。直至今日人们仍否认其在夺权时便已展现出的“革命”特质就是低估的表现之一。以下是将历史社会学的革命概念（形式概念而非价值概念）运用于纳粹夺权的关键性论点：

纳粹夺权摧毁了至今通行的法律和宪法体系，同时它也一步步以摧毁性行为建立起以专制统治为目的的独裁政权。它建立起意在实现其专制目的的各部委机构，通过关键领导岗位大招聘的方式成立了一支全新的纳粹统治精英团队，并以此大规模取代了魏玛共和国的统治阶级以及旧帝国时代残存的政治精英。

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魏玛宪法和社会体系逐渐分崩离析。若非魏玛共和国国家和社会日益动荡与瓦解，纳粹主义是绝无机会的。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化、一极化以及政治化这些所有革命都必然具备的特征对纳粹主义也不例外。这一点同样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政治一极化以及借助卡尔·施密特的敌友选项将意识形态合法化演变为对不同意见者的身体毁灭，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便已存在的政治氛围，而纳粹党则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极度加剧了这一氛围。

因统治地位而起的戏剧性冲突是所有革命的必备特征，纳粹夺权也不例外，它始于对最有影响力的部长职位的争夺，紧接着是踢走曾经的盟友，即德国民族党以及其他一些保守党派，最后在对魏玛共和国的宪法机关权力的逐步瓦解中达到高潮。颠覆成功后，所有革命都会试着从相对无计划（包括底层极端革命者在内的行动）过渡到有计划的领导及社会体系变革。纳粹夺权同样具有这一特征。与最初颠覆阶段的极端破坏不同，颠覆计划成功后，取而代之的主要是有计划的意识形态替代体系的建立和长期的变革。

历史社会学的革命模型是由形式上的定义标准而非内容前提决定的。这一误解使得想要将“革命”这一概念应用于纳粹夺权难上加难。外行们往往认为这是概念游戏，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想要理解某一历史现象，必须赋予其贴切的概念，对该历史现象的正确归类也倚赖于此。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历史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纳粹夺权是否是一场革命这一问题还有另一层维度，即司法维度。革命都是“非法的”，它们无视现有法律。不以合法形式，即宪法规定的决策程序废除宪法的行为即是革命性的。持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纳粹夺权是合法进行的，而正是这一合法性大大方便了纳粹党人的权力交接。毫无疑问，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末年就已施展的合法性策略，以及他借此在1930年9月25日莱比锡国防军诉讼中取得的巨大宣传成功，为他建立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即便不能宣称纳粹夺权是合法的，但人们至少可以像约瑟夫·英森瑟表述的那样提起某种“合法化效果”。合法性策略的这一政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纳粹夺权是在魏玛宪法的精神下合法进行的，且基于这一所谓的合法性不能被称为革命的说法仍然存在争议。事实上，纳粹建立独裁的过程恰恰伴随着一系列违背法律的行为。在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这一尚且合法的步骤之后，1933年2月28日的《国会纵火案法令》就已经是对于法律的第一次严重触犯。在这一紧急法案的基础上，紧接着“罪行法定”这一法律原则被废除。自此，惩治犯罪行为以及做出量刑标准所遵照的法律可能在犯罪行为发生时并不存在。《国会纵火案法令》的诞生致使一系列基本法被废除。1933年3月5日，最后一次相对自由的议会选举举行之日，暴力充斥着街头巷尾。这些暴力行径对选举结果有多大影响很难估算，但可以肯定的是纳粹当权者召集议会后做出的违法行为。他们逮捕了81名共产党代表和一些社民党代表，后者被禁止行使自己的代表权：这一逮捕行为违反了受宪法保护的议会代表的豁免权。而根据魏玛宪法，1933年3月23日为颁布所谓的《授权法》而召开的集会是非法的。

根据《授权法》第5条，如果现任政府下台，那么该法也相应失效。剔除胡根贝格这一最重要的联盟伙伴算得上是《授权法》失效的一个原因。但一系列严重的违法行为都表明本就不合法的《授权法》也同样被非法使用着。法律原文规定，由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得用于成立议会或帝国委员会，总统的权力不得触犯。但事实上，帝国委员会在1932年2月14日被取消，《授权法》也因此被正式废除。当然，帝国委员会这一机构早在1933年春天因为各州的解散而被剥夺了宪法政治意义。也就是说，帝国委员会失去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职能。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后，总统一职与总理合并。“元首兼总理”这一新职务的引入是对授权法的一种相当可疑的解释，但也明确保证了总统的职能。因为只有总统作为独立的宪法机构存在，这一职能的保障才有意义。根据《授权法》第2条，这恰恰是任命宪法机构的前提。

受权刊发，节选自《魏玛德国：从共和到纳粹》，[德]霍斯特·穆勒 著，孙瑜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之江文化2023年10月。

在纳粹建立独裁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几步无疑是不合法的。纳粹精通粉饰之道绝不意味着其行为就是合法的，而所谓99%的民众都支持纳粹统治这种公投宣言也绝非事实。

在1933年1月30日至1934年8月2日期间颁布了所有建立纳粹独裁所需的重要法令。其中包括1933年3月31日以及4月7日颁布的所谓各州一体化法案，包括所谓的《在编公务员重建法》（借助这一法律，希特勒得以将犹太人出身或信仰犹太教的德国人以及政治异见者排除在公务员队伍之外），还包括5月2日的工会解散以及6— 7月除了纳粹党议会的所有政党的自动解体。1933年7月1日，禁止新建政党的法律锁定了一党专政的国家形式。一系列新部门的建立，政党部门与国家机构的结合以及将所有民众纳入纳粹组织的尝试，还有借助盖世太保和特别法庭（例如，1935年4月24日建立的人民法庭）建立起的恐怖统治。这仅仅只是建立独裁的一系列步骤中的几步。同样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6月30日，对以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为核心的潜在党内反对势力的铲除，希特勒以此防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马丁·布若扎特语），使政党免于极端化以及计划外的革命行动的侵扰。随着冲锋队被清除，纳粹领导层确保了与视罗姆军为竞争对手的国防军的绝对合作。像这种政党内部对于确实存在或莫须有的敌人的血腥铲除，在革命过程中比比皆是。

也就是说，纳粹革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此起彼伏的高潮对独裁统治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过程从1933年1月30日一直持续到1934年8月2日。

纳粹政权巩固初期，基于实际抑或是表面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繁荣，其统治越来越受到民众的认可。始于1918—1919年革命的不安，以及同样始于彼时的新旧统治阶级的交替得以暂时结束。1933—1934年的纳粹革命，是从1918年开始直到1945年纳粹政权倒台这一整个革命时期的高潮和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纳粹独裁所追求并最终实现的战争终结了由1933—1934年革命开启的社会革命。这一社会革命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现代化。与此同时，所有旧时代，也即旧帝国的权力精英也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从社会出身、受教育程度、职业生涯，一句话，即社会地位和年龄来看，1933—1934年上台的纳粹统治阶级与1918年前乃至1918—1919年时的统治阶级已大相径庭。政党精英们的上升之道不再是社会出身、教育水平或是行政及司法职业生涯。这一管理层的变化与代际更替相伴相随——“纳粹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年轻一代的革命，“纳粹革命”第一次为年轻一代以及社会中下层打开了晋升通道。但没过几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这一社会、政治以及职业经济前景就被证明是虚幻的，是一条灾难性的迷途——但这一日后的历史经验在1933年显然无法预计。

真正的等级化，即在所有社会阶层引入领袖原则是一种与传统社会结构无关的等级化。就这点而言，虽然本质是反自由和反民主的，但“纳粹革命”恰恰对那些至今被排除在领导之外的社会阶层或是身怀技术创新能力而自觉在纳粹政权中能大有作为的人们有着巨大的社会吸引力。纳粹统治的反市民、反资本主义特性不容忽视，同时诸多反动及反现代目标也往往决定着纳粹党和纳粹德国的对外形象。事实上，人民共同意识形态连同众多社会政治措施使得纳粹党对国家和社会提出完全的统治要求，另外，未来的个人与政党将完全交融。这样一来，旧宪法的政治影响力便失去了根基。

如果考虑到战争对大众的动员，对军队及其社会领导结构的现代化以及由它引起的中欧人口大迁徙，那么纳粹独裁的影响是革命所无法想象的。无论从哪种角度看，纳粹独裁失败后留下的世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无论是1945年后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抑或是德国战后社会秩序的内部结构，都清晰体现出纳粹独裁留下的“革命性影响”。社会的现代化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无心为之且充满矛盾，但它确实存在。除此以外，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以及法律被有计划地破坏，并通过建立一个“人民共同体”取而代之。这一共同体应当实现人种和政治意义上的“人类培育乌托邦”，占领东欧的“生存空间”以及清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作为欧洲雅利安统治人种的纯种日耳曼人。这一类理念与“一战”前及“一战”中的泛欧洲帝国主义以及当时许多国家出现的反犹主义再无关联。但上文提到的法律和道德受到的深重冲击，以及20世纪世界大战和革命带来的价值观崩塌是纳粹独裁导致野蛮化的前提。

1918—1919年革命带来的动荡似乎在1933—1934年转稳，但“革命形势”仍在继续， 直到纳粹独裁终结。但在1918—1945年间的“革命”岁月中，1933—1934年纳粹独裁的建立仍是关键性的“革命行动”。

这种说法使用了“革命”这一概念。比起相对而言不知所谓的术语“夺权”，它更适合正确理解纳粹独裁的可怕性及其对人性、自由和民主的彻头彻尾的挑战。

此外 ，“革命 ”这一概念更准确地表达了流行于 1930—1933年间的群众运动和1933年纳粹争权间的辩证关系。纳粹运动的群众性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前提条件。到了共和国末期，纳粹党的支持率比以往任何德国政党都要多得多，其增长势头甚至可能在1933年后仍持续数年。人们常说希特勒在自由选举中从未获得过绝对多数，因为他只是在1932—1933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第二名社民党两倍多，超过其他政党数倍的议席。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和大多数革命一样，来自上层和下层，来自统治者和大众的革命推动力的相互作用是“纳粹革命”的特征。在1933年1—3月的关键阶段，虽说领导层是第一要素，但街头暴力和大众运动也不可或缺——它们正是总理希特勒在1933年3月5日议会选举公投中获胜的不二法宝。3月5日确定了1月30日的结果，大多数选民认可了德国民族党和纳粹党的“起义政府”，独裁通过公投获得了合法性。（本文选摘自“魏玛共和国的终结和1933—1934年的纳粹革命”一节，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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