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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通常都与自己有着不小的时空距离，因而他们常常会忘记，自己所亲身经历的那些过往，并不仅仅是“记忆”，其实也在不断成为“历史”。

“历史”并不是一堆有待客体化研究的材料，仿佛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关，相反，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亲历历史。

作为当代最杰出的海外历史学者，王赓武在回忆录的开篇就提到了自己近年来意识到的这个新问题。

他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历史，然而注目的都是宏大抽象的道理，时时保持着批判的距离，近年来逐渐意识到个人层面的重要性：那些历史中的人究竟是什么感觉、有什么想法？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看来就是可取的一步。

王赓武回忆录：《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

王赓武、林娉婷 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

这听起来有点像陈寅恪在一百年前就曾说过的“理解之同情”：当现代人与“过往”已经断裂时，就尤其需要深入去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不如此，就很容易脱离历史语境，得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结论。

但这并不仅仅是对历史人物抱有一种“温情”而已，恐怕也是因为近二三十年来历史学本身的后现代转向：在1980年代后，人们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坚信通过对档案材料的“科学”研读就能真实“再现历史”，而更多地注意到了以往被遮蔽的复杂多元的声音、彼此歧异的叙述，随之“历史”本身与“记忆”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

由历史学家来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因此带有双重的意味：那既是历史，也是他个人的记忆；他既是主体，又是那个客体。也是在这样的回顾中，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理路虽然主要依循欧洲学术范式，但其实一直受儒家修身的影响。

这在他的家庭成长环境中清晰可辨：其母一遍遍地讲述家族故事，希望儿子即便在海外也深知自己的身份；而其父在南洋教书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将古典文学和儒家思想的中国文化核心传授给他，同时又深信中英文学底蕴的结合可以使他更能适应现代世界。

后来的经历证明，这对王赓武的人生和学术成就可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中西方文化交锋、碰撞、互动的那些“接触地带”（contact zone）：1930年出生于印尼，幼年随父母在马来亚生活，1947年一度入读南京的中央大学外文系，但内战爆发后，他重返马来亚，后来又去新加坡读大学、到英国和澳大利亚研究中国历史。

他发现自己“既非这个新中国想要的中国人，也非父亲所希望的致力于成为‘有为有守之公民’的中国人”，在看待包括自身经历时都有多重视角，实际上，让他最舒服的并非完全属于某一边，而是出入于两个乃至多个不同的复杂世界。

吉隆坡唐人街

在民族主义和冷战的双重挤压下，那原本是一个要求每个人必须选边站的时代，很多的悲剧都源于这一坚硬的事实。这当然并不好受，因为这可能让人产生一种没有归属感的煎熬，王赓武也并不讳言，自小在马来亚，他们一家就因为既不是本地土著，又听不懂当地华人的闽广方言，被视为“怪胎”。

但好处是：他可以摆脱身份认同带来的束缚，汲取不同文化的养分，获得精神自由，用他的话说，“我可以想想上海和伦敦，想想纳尔逊和岳飞，不分人物，不限地方，天地世人都进入可以认识的范围。我开始感到没有东西能挡在我认识万物的道路上。”

只有在那种多元文化环境下，他才最终成就了自我。到1949年他十九岁生日那天，他已有了三重身份：既是海外华人，也是后殖民地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马来公民。除了汉语之外，他还精通英语，日据时学了日语，中央大学时第二外语修德语，解法语，到新加坡后又专心学了马来语，方言则会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一共六种语言、三种方言。当然，即便是在战后的南洋，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族群关系也在恶化，正因此，像他这样跨越边界的自我认知才更带来丰富的视角。

最终，这被证明是格外有价值的：在这样复杂多元的文化交融之下，赋予了他从海外看中国时一种难得的视角。他在回忆录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视角即使只是稍微转换，短时间内也能发生巨变，一切看来迥然不同。”因为他既了解中国传统，但又身在其外——如果说外国人看中国常常不免隔膜，而中国人又无法将本国客观看待，王赓武的经历正好使他避免了这一点。法国学者夏尔•佩吉曾说，“观察法国，就要置身于法国之外”，那么对中国而言也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其经历所馈赠的礼物。这部回忆录的上卷题为“家园何处是”，下卷“心安即是家”，都落在“家”上，其中透露出其特殊的处境：一个离开了母体的华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心灵安顿。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的回忆录也题为《格格不入》（Out of Place），其成长的处境也与王赓武类似：他出生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基督徒家庭，在开罗长大，取了一个英国人的名字，成年后生活在美国，对他而言没有家园，四处都格格不入，但也正是这赋予了他在东西方之间敏锐的洞察力。

就此而言，王赓武回忆录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仅是一些个人经历与掌故，体现出那个时代华人在海外的处境，同时也折射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自我反思与转变。

不夸张地说，在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更活跃的时代，它也指明了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性，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并非只能认同一种文化身份，而多元接触不仅能丰富我们的认知，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还通向个人的精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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