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最寒冷的冬天：理想主义永远是最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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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场全民参与的理想主义运动，在前期取得了暴风骤雨般的成效，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也被衬托得黯然失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人民逐渐累了、疲惫了，不想再牺牲自己的生活配合运动了。运动的执行与实践出现了种种偏差：基层组织开始层层加码、矫枉过正；利益集团开始夹带私货——有的暗中破坏运动，有的利用运动牟取钱财和权力；而在运动中忽然获得权力的普通人，有些也把持不住开始滥用权力……最终，一个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伟大实践，不得不向人性和现实主义低头。

——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运动。

反对层层加码和一刀切，恰恰是维护动态清零方针的权威——很多人都想不明白这一点。反过来看，对清零政策危害最大的，就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那群人。总体而言，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然而特权阶级就不一样了。各地层层加码、一刀切现象越来越严重，招致了越来越多群众对于封控政策的反感，这些才是真正的“高级黑”，这个道理我只看到浙江宣传讲出来过。

不说别的，“核酸贵族”们的事情，是不是一经历放开，大家都忘得七七八八了？反正我时不时会提醒提醒大家，核酸造假这么严重的事情，看看究竟会追究几个责任人，能有什么惩罚？

战胜病毒就是最高的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是很难的事情，因为需要具体的“人”去执行。

11月的时候，最危险的信号不是各地此起彼伏的数据，而是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即许多地区上级领导不愿意再为防疫政策负责了，而是一股脑地把各种任务压给基层，“既要……又要……”。

具体的种种问题我当时就详细写了一篇文章《请给基层松松绑吧》，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上级不出文件、不下指示，完全靠基层去“猜”、去“揣摩”。没有统筹规划和科学指导，最后就要么搞成层层加码，要么搞成彻底放开。

所以动态清零的权威性，从一大群不肯担责任的官僚层面，就开始动摇了，而这也仅仅是多个层面中的一个侧面。11月份的时候我就有个比喻：DOTA里有个英雄大娜迦，可以用魔法盾承受伤害。现在的情况是，蓝条已经打空了，接下来就要用血条承受伤害了。

这个“蓝条”指的就是经济、财政、动员力、基层士气、医疗资源、防疫人员疲劳程度等等；而“血条”，就是全体国民的身体健康。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体会到用“血条”硬抗的切身感受了。

不得不很悲伤地承认这一点：中国是全体人类抵御新冠的最后堡垒，如果中国扛不住了，就意味着人类彻底输了。

其实我就早就预判了这个可能的趋势，进入11月以来，各方面的零零散散的消息都是非常负面的，所以我选择及时变身为了一个【乐子人】，只要我足够【乐】，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伤不到我。

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很容易就发现了，我开始“阴阳怪气”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了，这就是一个【乐子人】的自我保护机制，调侃躺匪，也调侃封控，给层层加码编段子，也不忘嘲讽美帝欧盟日本，【乐】就完事了。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魔怔”只是你的保护色。

有些人选择积极进取一些，把精神支柱变成了嘲讽“躺匪”。虽然很多“躺匪”确实很双标很搞笑，但是这终究都是精神鸦片下的自我麻痹罢了。嘲讽躺匪有啥用呢，还不是跟躺匪得一样的病？

最关键的是，现在网上被嘲的那些算不得“真·躺匪”，顶多算是被带跑偏的人民群众，又是一出底层人互相伤害的戏码罢了。

现在都这样了，我也不管不顾说几句憋在心里的真心话。当初东南沿海某直辖市闹疫情的时候，有一位大大大大领导的孙子，承包了该直辖市某机场的免税店业务——想想也很“合理”，这种日入斗金海量现金流的生意，也只有大大大大领导的孙子揽得下来。

结果该地闹疫情，要封城。这一封机场免税店自然就木得开了，日入斗金现金流就木得了，于是领导的孙子就开始上蹿下跳，对封城方针施压。所以很多地方的防疫很难搞，盘根错节有木有。除了领导的孙子，还有那么多买办呢，还有那么多金融种呢，人家也日思夜想要跟洋人做生意么。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这类才是真·躺匪，光明正大配得上“匪”字的那种。人家正弹冠相庆呢，高呼“失去的三年”回来了。

所以说人家躺匪赢得一塌糊涂，全面胜利了属于是，还在乎你嘲两句了？咱顶多嘲一嘲网上的双标怪，真躺匪做梦都能乐出声来。还有像胡锡进这样跳梁小丑、奉旨双标，天天看他丢人现眼又无可奈何，烦死了好不好。

我说了这么多，看似挺散的，但核心还是标题里说的：理想主义太脆弱了，赢不得官僚、买办和领导的大孙子。

为啥说清零政策是理想主义呢？因为它是“人命贵”的政策——至少把人当人看。放开了之后大家也都体验过了，资本家不把工人的命当人咯，你还阳着呢就催着你复工，同一个办公室交叉感染没人管，谁复阳了家里有重症没人管，以前封控在家还有政策支持，现在好了，直接扣钱咯……

最典型的“人命贵”就是看老人和孩子的命有多“值钱”。现在老人们各听天命了，医院重症病房爆满，老弱群体死亡迎来了一个高峰，看看满屏幕的讣告最直观了。

有人说那些老人本身就八九十岁了，也该到寿命了，这不明显就是“人命贱”的观点么？认为老人家最后几年不算数，少活点就少活点吧，最恶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

最典型是胡锡进这种东西，自己能住高干病房，有配发的退烧药，然后开始装好人、慨他人之康了——健康的“康”。胡锡进还能蹦跶，就是对理想主义最大的嘲讽，就是“理想之死”最好的证明。

去年我写了两篇探讨哲学的文章《在三体的结局中，刘慈欣终于承认了“理性主义”的失败》《理性主义的溃败，是全人类注定的未来么？》，分析了为什么后现代社会中“理性”举步维艰。防疫这种事情就过于绝对理性了，不太符合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本性还是那种要么层层加码一刀切、要么躺平放开那种“二极管”模式，所以中国能坚持这么久，无愧于“人类最后的理性之光”。

我在这两个篇文章中就用了《三体》中的结局为例子，告诉大家为何理性是如此脆弱的：宇宙的神级文明们联合起来，打算重启宇宙，关一帆给程心讲解这段理论的原话是：“一个对宇宙数学之美的证据——宇宙在质量上的设计是极其精巧的，三体人已经证明，宇宙的总质量刚刚能够使宇宙坍缩，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总质量只要减少一点，宇宙就由封闭变成开放，永远膨胀下去。”来看这些用词——“数学之美”“证明”“精巧”“不多不少”——这些就是标准的理性主义符号。

然后整部《三体》就以圣母程心留下的五公斤小宇宙而结束了。对于这个结局读者们的讨论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认为这就是一个开放性结局，无论宇宙是否重启成功，这都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去纠结真正的结局没有意义，反而丧失了“余音未了”的文学艺术感。

另一派读者坚定认为，就因为圣母程心私存的这五公斤，宇宙重启失败了。他们还拿出了早年《三体》书稿的证据，证明最初结局就是重启失败后来才改成开放式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三部题目叫做《死神永生》，程心就是那个死神。

我个人的观点倾向于作者修改了结局，大家可以看上面我引用的那两个段落，其实作者就已经在暗示我们了，说明刘慈欣自己已经有倾向性了，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结局然后才这么写的。大家如果写过文章的话就会明白，创作这种事情是很费脑筋的，一个字一个字安排的情节不可能是没有用的。尤其是科幻作家，绝对都知道一个“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越增加越乱。所以刘慈欣特意安排了一个程心留下五公斤小宇宙的情节，真的就是随便写写么？

《三体》其实通篇都充斥着浪漫主义悲情色彩，也是理性主义的悲歌。罗辑最理性吧，但是“人类不感谢罗辑”；章北海最理性吧，尸骨无存；程心是个感性的大圣母，“死神永生”。刘慈欣虽然是一个“理性主义遗老”，但是他在作品中也不得不承认，理性就是打不过后现代。“程心们”的战斗力太强了，要知道程心代表的不是她自己，代表的是成千上万人的共性，人类把她选出来的。

《三体》最后的结局同样陷入了理性悖论之中：如果神级文明判断宇宙重启是可能的，那么如此众多的理性神级文明的规划，被一个圣母私藏的5kg打败了，那要理性何用？如果神级文明的理论错了，宇宙是不可测量不可用数学公式表达的，你算的宇宙重启的那些精确数字本身就是一厢情愿，那么如此多神级文明都无法探寻宇宙的终极秘密，那要理性更有何用呢？

《三体》最后的结局中揭示了理性的脆弱——众多神级文明重启宇宙的严谨规划，被一个圣母私藏的5kg所打败了。有很多朋友一定会有疑问：宇宙中那么多文明，总不可能就程心一个圣母吧？大家私藏小宇宙质量的动机也不会只有一个吧？从概率学上也说不过去啊。所以为啥要把锅都扣在程心身上呢？

其实这只是刘慈欣在理性主义注定失败的前提下，玩了一个概念性的设定。诚然，一个宇宙有一亿个程心，也必然说得过去。但是，作者就是想告诉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即便有且仅存在一个程心，就那么五公斤的物质，足以让众多神级文明的终极规划彻底失败。

科学和理性也构筑了整个现代人类世界的根基。但是，科学的根本特定就注定了它是“脆弱”，只要有一个反证，那么这个命题就是错误的。这个“脆弱”恰恰就是理性、科学先进的地方。

但是即便再先进，“脆弱”也是事实。《三体》的结尾就是刘慈欣玩了个科学哲学的概念：我不管你多少神级文明，我只需要人类一个圣母带着5kg物质，就能摧毁掉你所有的设定，一击致命。这其实就是作者对于理性、科学、文明等“现代性”更深入的反思。

我们享受了科学的伟大，就要承担理性的脆弱。

人民经历了二茬苦、二茬罪，才知道老人家当年的良苦用心，才知道老人家“我不想有一天……”是多么准确的预言。

人民得了新冠，才知道这不是什么小感冒，更不是什么“益生菌”，很快不久还要经历后遗症的教育。

很不理性，但也很真实，整个后现代的理论都是解构理性的——不是反理性，而且试图说明理性“没有用”。

谢晋和姜文那部《芙蓉镇》，虽然伤痕文学的“味儿”特别重，姜文后来提起这部片子还特别不好意思，还创作了一个“枪毙马走日”的桥段自己讽刺自己。但《芙蓉镇》有一点非常真实：就是长时间的运动也开始让人民反感了。

全民运动和全民防疫虽然天差地别，但至少有一点类似：每个人都要置身其中，全无例外。然而大多数人是不想运动的，就是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不会预期到运动失败之后的二茬苦、二茬罪，只是觉得运动影响到自己或小农或小资的生活了。

所以整个芙蓉镇大家都不想运动了，只有一个弱智天天喊“运动了！运动了！”——虽然是刻意抹黑，但也某种程度的真实，在很多群众眼中只有傻子才天天嚷嚷着要“运动”。

《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有这样一段唱词：

广莫严风刮地，这雪儿下的正好。扯絮挦绵，裁几片大如栲栳。见林间竹屋茅茨，争些儿被他压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压瘴犹嫌少。向的是兽炭红炉，穿的是绵衣絮袄。手拈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形容这雪下得大哦，很多茅屋草舍都被大雪压倒了。但是呢“富室豪家”们却嫌弃这雪下得不够大——因为他们有取暖的炉子，有厚厚的衣服，所以他们可以手拈梅花欣赏雪景，感慨“瑞雪兆丰年”，希望雪再大一些；但是他们看不见那些房子被大雪压垮的“贫民些小”。

是谁写下这段唱词呢？“高卧有幽人”——古代版本的幽人、隐士、墨客，就是现在版本的“乐子人”，学会用逃避来保护自己，通过“吟咏多诗草”来排遣与疏导。然而“幽人们”还是放不下许多东西，他们还是要说两句“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然而也就仅限于说一说，终究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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