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没有主编，这部教科书却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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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没有主编，这部教科书却成为经典

记者：孙滔 王兆昱

2023年是享誉国际的教科书《细胞分子生物学》出版40周年。

从1983年第一版到2022年第七版一直坚守的两位主要作者Bruce Alberts和Keith Roberts于近期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

我们想知道40多年前他们是怎么写作的？40年后作者又如何看待这本书？他们如何对待每次修订？如何选择新的作者？我们还想知道ChatGPT是否会对教科书写作带来挑战，以及Alberts终其一生憎恨的烹饪式教学（cooking class）如今改变了多少。

Alberts已经84岁，Roberts也有78岁了。本来我们约访一个小时，实际采访长达80多分钟，两位老人谈起这部书就像谈论自己的孩子停不下来。在采访中，他们把《细胞分子生物学》亲切地称为大书（big book），而该书的简写本《细胞生物学精要》则被称作小书（small book），宛若称呼他们所育孩子的小名。

Alberts，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科学与教育工作组校长领导团主席，致力于改善科学和数学教育。他一直关注科学教育，在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科学》杂志主编亦如此。

Roberts曾任顶尖研究机构英国John Innes Centre的副主任，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名誉教授。

以下为采访文字整理（有删节）。

教科书要写入真正重要的内容

《中国科学报》：首先谈谈人工智能，它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你们如何看待ChatGPT？它会给教科书写作带来帮助或挑战吗？

Bruce Alberts：　　你知道，科学家并不真正了解时尚。ChatGPT是一个巨大的时髦和新闻宠儿，但我甚至没有尝试使用过它。制作一本教科书需要通过大量的人类思考，找到真正重要的、值得写入教科书的内容，而人工智能无法判断某个关于内质网的新事实是否比某个关于DNA复制的新事实更重要。

编写教科书最难的是找到真正关键的、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而我看不出ChatGPT可以做到这一点。

Keith Roberts：　　完全同意。我不认为人工智能会对教科书作者有帮助，它依赖的是一个庞大的知识数据库，但教科书是你作为一个人来决定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学生需要学习的。

在第一版之前，没有一本真正的细胞生物学教科书，我们需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学生需要的关键概念框架，以便他们进一步阅读文献、理解细胞生物学。我知道ChatGPT很时髦，很多人对它非常兴奋，但它并不能帮助我们这些作者。

Bruce Alberts：　　生物学中有无数个事实，远多于我们认为学生所需的重点。如果你试图给学生太多，他们将不会学到任何东西。教科书的意义在于将一些东西梳理下来，使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如果你去网上搜索，你可以得到所有的知识，ChatGPT也可以提供更多的知识，但这会使人困惑，因为你无法记住所有的知识，“教育即记忆”的理念是行不通的。

你若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就必须在脑子里建立一个区分“重要内容”和“其他内容”的框架。比如，翻阅文献时，我可以立即从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中分辨出什么是我应该读的，什么是我不需要读的，每期只有很少几篇文章（值得读）。科学家必须在他们的头脑中建立这种结构，而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为了帮助启动这个过程。

《中国科学报》：一本好的教科书和一位好教授，哪个对大学生来说更重要？

Bruce Alberts：　　我认为两者都非常重要，但教授显然更重要。当然，我们的教科书有助于教授的课程设计和教学，在编写教科书时，我们努力让它对设计课程有帮助。但老师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不同的人。有些学生可以完全通过课本自学，不需要老师，但大多数学生需要人性化的指导。Keith，你怎么看？

Keith Roberts：　　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另外，所有“大书”的原始版本都附有另一本书，叫做《问题集》（The Problems Book），里面有一系列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其中很多涉及计算，是由诺贝尔奖得主Tim Hunt（注：2001年因细胞周期调控研究获诺奖）和他的同事John Wilson设计的，我认为这对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所读的内容非常重要。如今在电子版中，当学生尝试回答问题时，它会给出提示，如果回答错了，会给出反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学资源，你可以作为一个学生来完成。但Bruce是对的，一个好的老师是无价之宝，不过一个好的老师如果用一本糟糕的教科书，也会陷入困境。

Bruce Alberts：　　什么是糟糕的教科书？一本糟糕的教科书只是大量灌输事实，而你会迷失方向。在美国有很多糟糕的教科书，特别是高中或更低年级的教科书，全部是事实，而你能做的就是背诵，这毫无意义。

一部好教科书是怎样炼成的？

《中国科学报》：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有什么特点？

Bruce Alberts：　　插画是我们的教科书脱颖而出的一个主要原因。Keith是这一切的开发者。我们其他人负责画草图，画出来非常难看的东西交给他，他把它们呈现出来，非常漂亮。Keith的基本理念是，如果你不能在3秒钟理解一个插画，那它就太复杂了。我们这套插画真的与其他人的非常不同。

Keith Roberts：　　直到《基因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和“大书”出来时，教科书还没有一个协调的艺术体系来为书制作插图。之前的教科书编写者通常会直接使用科学出版物中的插画，这些插画里面经常有一些学生并不需要的标签和信息，而且很混乱：有些信息被插画冗余地呈现，或被粗略地重新绘制；插画的比例、字体和颜色都是不统一的；一个图中某个事物的颜色在下一个图中就换了颜色，等等。

而我们的想法是创造一个完全统一的插画体系，所有的图像、数字都是在讲同一个故事——只讲一个故事，没有无关信息。代表某种事物的图标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绘制，例如在我们的书中，RNA总是蓝色的，DNA通常是红色或橙色的，蛋白质通常是绿色的，ATP是一个红色的小盒子，其中是“ATP”这3个字母。这些约定意味着有一个统一的插图系统。

在理想情况下，学生翻开一章，按顺序看完其中的插画，不用阅读实际内容，就能对这一章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这些插画几乎就是一本平行的书。

Bruce Alberts：　　我认为，不是所有一起工作的作者都能产生化学反应。

写一本我们这样的书，需要作者们摆脱自我、相互信任。当时，我写生物化学的章节，Martin Raff写免疫学的章节，他不懂生物化学，我不懂免疫学，但我们来来回回，互相修改对方的章节，这需要很大的耐心。这为后面的合作树立了榜样——每一章都由至少两名作者来写，有人先起草，随后让下一个作者直接修改内容。

这是一个寻找合适的人与之工作的过程，需要大量共处的时间。我们超过365天、每天16小时都待在一起，经常有书会（book meetings）。

Watson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的写作很美，当时他正尝试写绪论，然后我被指派重写他的那一章。他不愿意别人重写他的章节，却又无法更改这个规则，于是他半途撤了。

Keith Roberts：　　但Watson的远见对这本书非常重要。他知道有很大的必要出版这样一本书，从科学家的日常工作中抽出时间来。正如Bruce所说，考虑科学的后代也同样重要，科学教育应该像研究一样受到机构的重视。我们都很幸运，我们的机构允许我们花很多年来写这本书。

Bruce Alberts：　　我应该强调，第一版是在书会（book meetings）上完成的。我们只在在一起的时候写。不开书会时，我们都很难从日常工作、科研和教学中抽出时间，因此我们写这本书用时超过365天。

Keith Roberts：　　从1978年到1983年有累计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在同一所房子或大楼里，从早到晚一起写作，每两三个星期一起工作一次。

这本书没有主编

《中国科学报》：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作者，我想知道找到这些不同作者的标准是什么？

Bruce Alberts：　　原来的作者都变老了，Martin Raff已经不再是作者了，我也将不再是作者，必须找到更年轻的人取代我们。

我们寻找新人的方式是做实验，让新人与我们一起工作。每一版两到三个人，我们付钱让他们改写其中一章，擅长改写的人成为新的作者，这就是Alexander Johnson（注：美国生物化学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和Peter Walter（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研究蛋白质折叠和信号识别颗粒）成为作者的方式，他们每个人都改写了一个章节，做得非常好，而且在书会上与我们合作得非常好。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想用一生来写一本教科书，所以有些人离开了。

Keith Roberts：　　我们还找到了David Morgan（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研究副院长兼教授），他是最新第七版的作者，曾经为之前的版本写过章节草稿。然后是Rebecca Heald，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现在她是“大书”和新版“小书”的正式作者。还有一位印裔科学家Ramanujan Hegde，他在英国剑桥工作，重写了几个细胞膜的章节，将成为下一版本的正式作者。

Bruce Alberts：　　现在Keith正在寻找取代我的人，他们正在招募人阅读我写的章节。还有关于主编的问题，这本书没有主编。我的名字以A开头，所以排在第一位，这本书是一个团队的努力。

Keith Roberts：　　我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编写第八版的“大书”。但我们正准备编写下一版的“小书”，将在夏天开始。

我们现在的人员组成更好了，有一个印度科学家，还有一个女科学家在我们的团队里。

我注意到你问及这本书是否有华裔科学家的贡献者。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华裔同事骆利群，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他在神经生物学材料方面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在书会上工作。他自己写了一本教科书，叫做《神经生物学原理》，我认为是最好的神经生物学教科书。但他的领域在我们的细胞生物学书中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领域，我们的书中涉及神经生物学并不多。

《中国科学报》：你们为什么没有主编？

Keith Roberts：　　我们是一个平等的作者群体，但从法律上讲，在与出版商的协议中，必须有一个作者可以代表其他作者作出决定，比如版税支付问题。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就我们与出版商的合同而言，“作者头头”是Bruce，但他不是主编。

Bruce Alberts：　　比如，Martin Raff不想要他的全部工作报酬，他觉得他上次做得不是很好，而我坚持让他得到全部报酬，这是我的决定。

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中国科学报》：这两本书已经更新了多个版本，你们认为何时有必要写作、出版新版本？

Bruce Alberts：　　事实上这是由商业市场驱动的，由出版商决定。对于“小书”，如果不能做到每4年更新一次，你会失去销量。市场上的书都在喊着“我们是新的版本，其他的书是过时的，它们是旧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商业市场使得出版商想要连续推出新的版本，而一些书的新版本几乎没有变化，他们只是假装是新的。

Keith Roberts：　　但我们对每一个新版本都相当认真。几乎每4年就会有一本新的“小书”，每6、7年就有一本新的“大书”。我们会认真核查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概念标题，仔细考虑添加什么新材料，删除什么材料以腾出空间，纳入所有来自读者、教授及大众的修正和评论。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进去。还有那些你不经常看到的东西，与电子书一起的辅助材料。电子书现在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有几百个视频与之配套。现在有40个小的GIF动画，还有所有的问题和答案，所有的材料都要更新。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

并且，每一版还会至少增加一到两个主要的新内容，例如，在2001年前后增加了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发表，丰富了许多材料。再比如，最新的版本有新冠病毒及其相关的细胞生物学方面的内容都分布在不同的章节里。所以我们需要突出这些新的概念，并确保它们是可见的，是每个新版本的卖点。

Bruce Alberts：　　我们还要把一些东西去掉，因为我们页数不够。

Keith Roberts：　　是的，把一些东西拿掉，比如细菌的内容。我认为你仍然要决定什么是学生需要知道的关键概念材料，不要让他们负担过重。

《中国科学报》：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你们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是否获得了很多金钱的报酬？

Keith Roberts：　　不，按小时计算的话，甚至低于每小时最低工资。

Bruce Alberts：　　如果没有版税，就更难招募作者了。但这些报酬并不是我们做这件事的原因，我们做别的事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你认为我们赚多少钱，每小时10美元或还是多少？

Keith Roberts：　　我怀疑少于这个数字。

这就是教科书的精髓所在

《中国科学报》：我注意到，Alberts一直憎恨“烹饪教学”，可以谈谈在美国“烹饪教学”的现状吗？

Bruce Alberts：　　我们正在取得进步，但很慢。烹饪教学喻指大学的实验课中，学生只需按照指示（菜谱）进行操作，并期待得到特定答案（菜品）。我们正在试图用创新的课程取代那些简单的、复制式的研究，即使对大一新生。比如有个叫“小地球”（Tiny Earth）的项目（Google搜索就能看到），孩子们可以去他们的地区收集土壤细菌，调查它们，做真正的研究。我们正试图用这些实验室取代那些烹饪实验室（cooking labs），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地方仍然有烹饪实验室和烹饪课程，只是将知识展示在PPT上，学生只需要记住事实，而不用思考，不被要求解释事情是如何运作的，就可以准备考试。

《中国科学报》：你们如何从数百万篇论文中选择论文来写教科书，以及是如何选择图片、插画和练习题的。

Keith Roberts：　　我们尽可能选择可以讲述一个简单故事的图片，并将图片与特定概念的文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图片可能来自各处，比如有人参加研讨会，看到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展示了一张非常有趣的幻灯片，展示了非常漂亮的东西，我们会写信给他们，争取拿到幻灯片。

有时我们要使用已发表的图片，会有一些问题。例如，发表在爱思唯尔期刊上的图片，要获得许可就非常昂贵，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它们。我们可能会写信给文章作者：“看，这是一张很棒的图片，我们没钱用它，但你有没有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在你已发表的论文里？”也许他或她会允许我们使用它。

我们也会自己拍照片，包括一些显微照片。有时为了某个目的，拍摄特定的照片更容易。有一个章节是关于如何从食物中产生能量的，我们就去了商店，买了一些肉、一些奶酪和一个面包，并拍了一张照片。我们不用为这张照片给其他人付钱。

所以图的来源非常广泛，但关键是尽量使它们具有相关性，尽可能简洁，没有多余的标签。

Bruce Alberts：　　学生们可以在网上获得无穷的信息，有数百万篇论文，这就是为什么教科书是有价值的，教科书不应该超过一定体量，作者需要真正思考什么最重要。我们一生都在细胞生物学和科学领域工作，我们作出了所有这些判断。

比如，我要写关于染色质、细胞核和DNA的章节，每年都有这么多新信息，我要向专家咨询，并努力思考什么是最核心的材料，这是教科书的精髓所在，也是最难的部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你如何把它们组织起来，并让学生明白，所以我们总是要考虑重新排列。当你写了一些东西不去改变它的时候，就会有惰性。我们必须克服这一点。

Keith Roberts：　　我们正在做新版“小书”的封面，由我们专业插画师Nigel的女儿制作。把彩纸旋转，然后粘在一块板上，这被称为卷纸（quilling），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技术，做起来很难。而书的背面有一系列的东西，比如一只青蛙，一朵花，每一个都对应一个作者。

Bruce Alberts：　　我对应的是细菌，哈哈。

Keith Roberts：　　我过去常常处理植物和花卉，所以我在后封上是一朵花。所以这是一种微妙的方式，每位作者都在书的后封。

(XYS2023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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