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关注丰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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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宁

自1月28日以来,丰县事件已引发无数人关注,其热度之高,恐怕是近年来社会事件所罕见的。尽管总有人冷嘲“互联网没有记忆”,这事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新的热点所冲淡和淹没,但事实却是它至今仍在延烧。

部分或许是出于对这一现象的费解,有一种观点就觉得这是“有人在带节奏”。2月18日,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发了一条微博,毫不含糊地对抱有这类观点的老同学割席断交:

为什么她反应如此强烈?她第二天在微博上作出了解释:像这样的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也没有什么立场出发点,仅仅只是共情、关心!”如果你无法体会女性的不安全感,“那么至少你可以不恶意揣度别人发声的动机”。

也就是说,在她看来,这事触及到了人的底线,对此共情、关心本应是一个人自发的善,超越任何特定立场,毕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反过来,如果连这都没有,那也就可见其人,是可以绝交了。

尽管她这么说了,但在这个舆论场上,她仍然难免被人揣测动机。司马南录了一段视频《女科学家颜宁教授关注八孩母亲》,并在微博中暗示其动机不良:

同样是关注丰县,绝大多数人忧心如焚,想的是如何改进工作,解救这个可怜的女子;有人则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终于抓到了诋毁中国把事情闹大的把柄。我们心肠要热,头脑要冷,必要的警惕不可丧失。

这是一种在国内常见的诡辩术,其立论根基恰恰就是颜宁所痛批的那种心态:否认人们可以超越立场、自发共情,转而强调“只有正确的关注才应得到允许”,要警惕不怀好意的关注。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关注态度?恰好就是他本人所持有的那种。

当然,自有一票人赞同他,进而质问颜宁“是什么国籍”,骂她“怨天尤人,功利心强,与公知只差一步之遥”(我其实没看懂这逻辑),他们怎么知道颜宁“别有用心”,这我不得而知,但他们的论战术有一个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基本弱点,那就是:别人也可以“以彼之道,还彼之身”,指责他们这样才是动机不良的。

司马南这些人是“真的坏”吗?这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上,有不同的声音原本再正常不过,但我注意到一点:当很多人对丰县事件中那位受苦的女性产生共情,聚焦于“人”时,他们在意的是这“事”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而当颜宁站出来发声时,他们在意的又不是发声这件“事”本身,而是颜宁这个“人”。

关注这样一个公共事件并不需要什么资格,和人的特定身份、立场无关,因为那涉及到的是生而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只要有助于此,即便只是默默支持,都是有意义的。至于动机,那其实也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被这种动机论道德绑架,仿佛一个人做好事,首先表明自己动机纯良;尤为可笑的是,有时哪怕做下了可怕的事,但只要轻轻一句“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就能揭过去了。

日前有两位前《云南信息报》的记者,去福贡县亚谷村探寻真相,所写的《寻找小花梅》引起轰动,但文章底部却并未开赞赏,当有读者问起时,他们答:为免引发争议,就不开了。因为他们从报社离职多年,现在电商带货为生,不想让人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出于私利。

反过来,这种苛刻的道德要求对“真小人”却不损毫发,因为他已经自居“真小人”,本来就不是君子,那你就无法用君子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了。

这样,对善行的苛责和对作恶的无能,使得“做好事”的门槛变得特别高,而“做坏事”的门槛却很低——只要一个人不要脸,就拿他无可奈何。吊诡的结果是:绝对化的道德观,最终造成不道德者在丛林法则下胜出。

这种情况再三重演,不能不引起反思和警觉。且不说自证清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在生活现实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里,其实也没什么必要——因为社会的反馈链条已太长,会出现各种意料不到的情况,好心可能做坏事,私心却也可能反倒结出善果。

日前,深圳卫视打破沉默,报道了丰县事件。在官媒的万马齐喑中,这获得了不少人赞许,然而也有人讥讽这只是“为了收视率”,毕竟“现在电视都没人看了”。这是为了收视率吗?就算是,那也可以,在我看来完全没问题。

那两位勇闯丰县的女性,网上也有人说她们是“想红”——但那又怎样?她们做了这样的事,不应该让她们红吗?如果有更多人愿意像她们这样,这不好吗?

我因为近来就这个话题写了好几篇,也有人私下质问我何以“小题大做”,进而挖苦我跟着这一事件中的众多自媒体一样,反复炒作这个话题,“也掌握了流量密码”。

这话激怒了我,忍不住反讽一句:“你说对了,我就是个蹭流量的自媒体人。”见我自认“真小人”,那边大概也愣了一下,过了一阵才说:“你堕落了。”

我是不是堕落了,这可以交由大家评判,但不论如何,在这一公共事件中,我的个人道德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能为此发声。我不知道这一个月来不断谈论此事的自媒体人是不是都高尚,但即便他们真是为了“蹭流量”,那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这件事得到关注。

正如有一位读者说的:“在一个言论市场里,蹭流量才是正常的,大家都是借热点说自己的话,动不动就诛心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万马齐喑,我们媒体沦落到现在这一步,就是这些人造成的。”

我们不应苛责善行,不应让德行变得让常人不可企及。《吕氏春秋·察微》中有个故事说,鲁国之法,凡有鲁人在其它诸侯国为奴的,谁能帮忙赎回来,国家就予以奖励。孔子的弟子子贡赎买了鲁人回来,但为显示自己高洁,“不取其金”,孔子叹息说,你这么做就错了,“自此以往,鲁人不赎人矣”。

就算是有私利的动机,但产生了善,那就是好的。前些天,一些金融业者开始自发抵制丰县的城投债,也有人讥讽这种“资本的正义”其实只是自己避险,却粉饰得那么高尚。是否如此且不论,但我想说,投资不确定性带来的避险,对于推动现状改变来说,可能比正义感更有效。

昨晚有一位读者的留言让我深有所感:“我们关注锁链女,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高尚和正义,而正是因为出于自保的自私。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勇敢,而恰恰是我们心怀害怕被链锁的恐惧,仅仅是感同身受而已。”

是这样,关注此事,就是关切我们自己,由此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有望变得好一点。在此,我们值得重温鲁迅一百年前说过的话:

我时常害怕,愿中国的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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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事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她有自己的名字:小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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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事件带来的觉醒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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